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回归”与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中亚论文,极端主义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820（2007）05-0109-07
原苏联的解体带来了中亚国家的独立。曾经被认为是原苏联最容易出现分离倾向的中亚却被迫接受独立的现实，这多少有点儿出人意料。因此，对于那里伊斯兰文明可能对国家未来发展产生的影响，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强压之下的反弹与如火如荼的爆发。前者展示了独立后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回归”的现实，后者却预言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给整个地区带来的冲突。
一、“回归”
中亚国家的独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通过某种意识形态团结在一起进行革命运动的结果。相反，这些新独立国家是原苏联体制时期，冲破该地区重要的部落和语言集团传统，实现某种“民族主义”国家的结果。因此，从中亚国家独立后的情况看，伊斯兰教成为中亚几乎所有政治精英的重要特征似乎并不奇怪。这种“回归伊斯兰”的情况在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表现最为突出。这两个国家的新任总统尼亚佐夫和卡里莫夫都是朝觐过的哈吉。尼亚佐夫更是通过总统令的方式在全国各地建立多座清真寺和经学院，其中还有很多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乌兹别克斯坦，尽管面临着严重的宗教极端主义的压力，总统卡里莫夫还是在总统宣誓时将手放在了古兰经上。而在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多次公开赞美伊斯兰在国家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中的贡献，并曾多次参加一些具有宗教特色的仪式活动。
政治领导层的行为是一段时期以来情势发展的结果。早在独立之前的十年甚至更久以前，伴随俄罗斯出现的民族主义兴起浪潮，人们开始在其它意识形态或宗教领域寻找能够替代苏联式生活方式的东西。这种所谓的“寻根”活动在中亚表现为伊斯兰对人们社会生活影响的急剧增加，许多人将其看作是自己民族特征的重要组成。在这一背景条件下，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政策又开始要求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通过议会和公民选举方式产生，这迫使很多政治精英开始重视宗教在树立个人权威和影响力方面的巨大作用。
当然这其中也有矛盾，即“回归”与世俗化间的抉择。对中亚新独立国家而言，西欧的民主国家模式和价值观念是他们所崇尚的。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穆斯林信仰者是顽固的、狂热的，甚至根本上可以说是危险的①。这种观点迫使新的半宗教化的中亚国家领导人不得不在为国内的伊斯兰皈依者提供足够的空间的同时，也限定了伊斯兰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在这一点上，早在苏联统治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就建立了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穆斯林宗教事务管理委员会（SADUM）。当时该理事会的授权必须经过莫斯科，其工作主要是从事宗教教育、训练和礼拜活动，同时也煞费苦心地管理着苏联公民有限的伊斯兰活动。尽管这些领导人的任命是莫斯科方面亲自作出的，但原苏联中央还是对这些宗教领导人持怀疑态度，毕竟他们明白，伊斯兰教育可能成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各种限定性措施下，当时的宗教界领导人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解释苏联法律如何与伊斯兰道德和社会教育模式不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原苏联法律可以比伊斯兰法律更为优越。
在对待伊斯兰教的态度上，政治家之间也有所区别。一种只是将伊斯兰作为民族传统的一部分，而另一种则主张生活在伊斯兰宗教社会中。这两种人代表着在中亚同时出现的两种复兴方式。其一是大众广泛回归伊斯兰传统的现实，其二则是少部分人试图建立伊斯兰国家，或至少减少公共行为与伊斯兰教义之间的差距。1990年前，这两种复兴运动之间的联系是很少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运动日益出现重叠迹象。
中亚国家对待宗教问题是十分谨慎的。1991年7月2日乌兹别克斯坦以立法形式通过了《信仰自由与宗教组织法》后，特别是在塔吉克斯坦带有宗教色彩的内乱后，中亚其他国家也陆续出台了类似法律。从这些法律文件中可以看出，这些国家处理宗教事务的指导思想是：保障宗教徒的合法权益，支持合法宗教活动，打击宗教极端势力，维护社会安定。各国宪法都有坚持政教分离、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保证公民信仰自由、宗教组织合法活动自由和禁止宗教行使国家职能、禁止组建宗教政党、对境内外国人的宗教活动进行严格限制等内容[1]。
中亚曾经有过辉煌的伊斯兰信仰历史。独立后，当地一批伊斯兰宗教场所得到开放，其中半数在乌兹别克斯坦。来自国外的国家和个人捐款以及政府性的资金支持为中亚各国宗教场所的建设提供了大量资金保障。一些中亚学生还被派往国外接受伊斯兰培训，中亚的伊斯兰学校也传授包括阿拉伯语、沙里亚法、伊斯兰历史和文明史、伊斯兰文化等在内的多门课程。但缺乏专业教师、相关课本读物以及社会对伊斯兰教职人员的需求迫切等，都造成这些独立初期的教育活动有些粗糙。
民众在日常礼仪方面的转变也显示出伊斯兰复兴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割礼、婚礼、葬礼等方面，穆斯林朝觐者人数也开始有所增加。各国还制定了相应的与宗教组织有关的法律条文和管理机构，设置自己的伊斯兰高等教育机构等，来加强对伊斯兰复兴的总体调控，这种情况从表1可见②。
二、冲突
早期的冲突出现于苏联统治末期，当时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出现部分宗教传统派与改革派之间的争斗，并引发严重的社会、政治、民族宗教冲突。一些人进而试图将政治诉求与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出现了所谓政治化的“瓦哈比主义者”。这些人主张采取政治行动，“保护伊斯兰免受敌人的侵犯”，并计划以斗争方式获取必要政治地位。一开始，他们的方式是试图建立联合各派的宗教政党，但政府的敏感态度与国内神学家的狐疑使得这种联盟政策总体遭遇失败。随着国内宗教形式和民众思想因为这种争吵变得日趋复杂，这些宗教名义下的政治运动者们开始转而谋求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治结构体系，并开始在费尔干纳盆地付诸实施。他们首先通过纳曼干市的示威活动占领了现政府在当地的办公大楼，并在那里建立一个伊斯兰中心，宣布成立穆斯林自治政府，也就是著名的“平行政府”或“民间政府”。由于政府官员缺乏足够管理经验和宗教知识，难以面对宗教领袖的质疑，也担心引发进一步冲突，地方当局对活动的发展基本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但在公开场合则明确其非法的性质，并认定“民间政府”也是非法的。1992年，新独立共和国的领导人卡里莫夫在承认穆斯林自治政府的同时，却又通过秘密召开州特别会议的方式，任命了一位新的州领导人，进而招致穆斯林不满和新的示威活动。激进的“平行政府”领导人尤尔达什也对来访的卡里莫夫采取了极端不友好的态度，他甚至粗暴地打断了卡里莫夫的讲话，夺过话筒代表纳曼干的宗教人士发表言论。
冲突的最终结果是政府的严厉镇压。“平行政府”的一些领导人成功脱逃，其中尤尔达什和纳曼干尼组建了日后震惊中亚和世界的军事化政治运动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乌伊运）。更多的参与者则转入地下，继续从事非法宗教—政治运动和政党组织活动。
进一步的冲突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在周边阿富汗和车臣国际恐怖主义及其活动的影响和刺激下，中亚出现了宗教极端主义与暴力恐怖活动相结合的局面。以推翻乌兹别克斯坦卡里莫夫世俗政权统治，并在费尔干纳地区建立伊斯兰教权国家为宣传目标和口号的乌伊运表现最为突出。该组织总部设在坎大哈，在阿富汗还有其军事基地两处，在塔吉克斯坦中部政府管辖力不及的塔维尔达拉设有前线军事指挥中心。该组织得到了本·拉丹、塔利班、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科威特、埃及、克什米尔和车臣等地的国际恐怖组织多方面的全力支持，资金充裕，武器设备先进，是一支拥有数千武装力量的原教旨主义极端恐怖组织。
“乌伊运”宗教精神领袖尤尔达什和军事领袖纳曼干尼均来自费尔干纳的纳曼干，而且非常年轻。依托费尔干纳谷地复杂的地理、社会条件和来自塔吉克斯坦反对派与阿富汗的支持，这伙武装力量游刃有余地穿行于飞地，纵横边界防务疏忽的谷地山区，在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之间制造动荡与不安。“乌伊运”的活动也暴露出三国在边界防守、打击外来入侵者这些保障国家安全的基本军事与安全领域缺乏必要能力和手段。从“乌伊运”的组成情况看，这一运动组织的一部分成员，包括军事领导人纳曼干尼，曾经参加过苏联时期的阿富汗战争，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并对阿富汗的伊斯兰民众深表同情。这一历史背景使他与塔吉克斯坦联合反对派军事领导人之一的时任紧急状态部部长米尔佐·济叶耶夫关系密切，并曾经担任其副手。在2000年“乌伊运”入侵中亚的过程中，人们还寄希望于这位部长从中调和，缓解武装入侵给中亚国家带来的压力与动荡③。
根据被俘的“乌伊运”极端武装分子供述，中亚极端分子设有不少武装培训营地，如位于杜尚别近郊的塔吉克斯坦非法武装分子学校和位于阿富汗境内的培训营地。它们的培训内容各不相同③。据说极端分子还计划再建3所培训独联体其它国家非法武装分子的营地，参训者为“乌伊运”及伊斯兰复兴党成员（俄罗斯《独立报》，2000-09-08）。
另一个给中亚国家带来冲突的伊斯兰教组织是“伊扎布特”，全称为Hizb at-tahrir al-Islami，意译为“伊斯兰解放党”，1952—1953年由纳伯哈尼（Shaykh Taqiuddin al-Nabhani）创立于东耶路撒冷，其目标是恢复1924年奥斯曼帝国崩溃导致伊斯兰国家正式走向终结的哈里发精神。伊扎布特主张非暴力，但它也公开表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暴力手段推翻有碍建立哈里发国家道路上的各种政权。因此伊扎布特不能被简单看作不使用暴力，而是在等待时机成熟。主张不使用暴力只是该组织的一种策略性考虑。20世纪70年代末伊扎布特的材料开始进入乌兹别克斯坦，但其在中亚腹地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的活跃最早大约为1992—1995年，主要在费尔干纳谷地，也向周边地区扩散。根据伊扎布特中亚领导人的说法，该组织的纲领根基于19世纪的扎吉德运动④。由此看来，中亚的“伊扎布特”继承了泛伊斯兰、泛突厥主义的思想。它紧紧抓住了中亚社会目前面临的各种困境与难题，蛊惑了一批具有强烈反抗意识和宗教意识的年轻人的参与。迫于政府的打击压力，许多伊扎布特成员离开乌兹别克斯坦，移居到其它一些更开放的中亚国家，他们也就此成为该运动最好的传播者。
从2001年起，伊扎布特表现出更明显而持续的激进化趋向。2001年6月，伊扎布特的公开出版物《意识》（Al-Waie）明确提出可以用爆炸腰带的方式采取自杀式袭击。2002年3月，伊扎布特表示，发生在以色列的自杀式炸弹袭击是一种合法的战争方式。之后两年中，伊扎布特的传单和作品不断强调在文明冲突的背景下，可以接受反对美国人和犹太人的进攻性“圣战”。2003年5月的传单更是宣称，针对异教徒的圣战是圣战的惟一方式[2]。
伊扎布特已经将中亚变成其主要战斗基地。虽然原则上是一种中央领导下的自上而下的运动，但有材料表明伊扎布特已经出现分裂。如何应对这些四分五裂后的组织已经成为目前防范工作的主要难点和重点。现实情况是，不论是中亚国家政府还是外界国际社会，都对这些分裂组织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乃至在各种可能或已经出现的突发事件面前，显得有些束手无策或前后矛盾。
三、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主要特点
如前所述，在中亚各国独立初期影响最大的宗教组织是伊斯兰复兴党，它在塔吉克斯坦内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塔吉克斯坦民族和睦总协议的签署，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参加联合政府而合法化，在走出极端的同时其政治影响式微。此后，在费尔干纳以“纯洁”为中心展开的伊斯兰运动不断产生一些新的宗教组织。这些组织在社会影响、政治化程度、获取目标的方式方法、以及政治—宗教与社会理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3]。
中亚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近年来的发展演变已经显示出一系列显著特点：
（一）具有明显宗教政治化特征
苏联统治末期，以乌兹别克斯坦为核心的中亚地区就出现了伊斯兰主义复兴的势头，只不过当时这种复兴更多地表现为意识形态的诉求，很少扩展到政治层面。但随着自由化和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一些官方和非官方的宗教人士开始将世俗政权作为自己斗争的目标，他们开始提出在某一特定区域内实施伊斯兰哈里发国家统治的主张。当时在费尔干纳的纳曼干市，就曾经出现宗教反对派领导人与国家领导人卡里莫夫产生直接冲突的情况。也正是这些人事后逃离乌兹别克斯坦，并在外部势力支持下，组建了震惊中亚的恐怖主义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并不断在费尔干纳及其周边地区制造事端，目标明指推翻世俗政府，建立费尔干纳地区的哈里发国家。
宗教问题政治化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中亚宗教派别内部的斗争被利用，成为社会各界声讨的对象。其中最突出的例证就是瓦哈比。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明确区分宗教派别的活动与利用某一宗教派别从事极端或政治化活动的情况。极端主义、恐怖暴力活动随时可能借助宗教为外衣，将政治诉求或教派斗争扩大到民间信教群众或国家政府的政策决策中。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谷地一开始正是面临这一难题。由于判断失误，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和打击极端与恐怖势力的活动很快面临困境，局势一度激化。随着工作的深入和认识的提高，中亚国家政府看清了问题所在，并适时加以政策调整，转变了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思路。
事实表明，政治化宗教运动本身并不是什么宗教范畴的东西，其对社会的危害和对普通信教群众的蒙蔽作用是巨大的。将政治化宗教运动与民主、人权等混淆在一起，只能加剧中亚极端主义的活动，破坏整个地区的世俗化政权统治。
（二）以费尔干纳为核心，向外扩散
作为一种山地与谷地伊斯兰模式，费尔干纳相对封闭、孤立的位置更容易使那里的人们对伊斯兰的信仰出现偏执和政治化倾向。早在苏联统治末期，大多数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就开始认识到费尔干纳的地缘、人文和历史特点，将那里选择为自己进入中亚地区的主要落脚点。当时，包括Adolat（公正）在内的一些伊斯兰激进主义组织就积极从事地下活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后，这些组织开始逐渐浮出水面。经历几年的发展，另一些组织也开始在当地活动，并逐步为外界所熟悉，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伊扎布特及其分支阿克罗米亚，以及直接参与恐怖活动和阿富汗军事斗争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
费尔干纳为现代伊斯兰主义在中亚的复兴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沃土。经历了早期与世俗政府的短暂合作之后，费尔干纳的部分伊斯兰主义者开始将政治需求带入宗教活动之中，从而出现了宗教极端化、暴力恐怖化的发展势头。通过宗教名义下的传播和暴力，甚至武力方式的扩散，这种发展势头也开始影响到周围地区国家，并一度与阿富汗和南亚地区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活动相勾结，极大地危害了地区安全与社会稳定，也制约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文明进步。苏联时期不科学的人为边界划分为彻底解决问题增加了难度。
（三）与外部势力的刺激与渗透密切相关
费尔干纳地区当代伊斯兰主义复兴与发展演变是与外部世界的刺激与渗透紧密相关的，前者主要受伊朗伊斯兰革命与苏联阿富汗战争的影响，后者则与苏联解体前后世界范围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浪潮和阿富汗与南亚北部局势变化有关。
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其中也包括对伊斯兰国家和世界各地伊斯兰教信教群众的影响。“输出伊斯兰革命”不仅是一个口号，也是一种精神鼓舞和行动刺激。当然，伊斯兰内部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争夺主导权和信众的斗争也同时进一步加剧。来自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对外宗教名义下的支持开始显著增加，原苏联中亚地区成为重要输出区域。苏联的解体和中亚主权国家的独立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
苏联侵阿战争将中亚变成了军事行动的前沿，这不仅刺激了当地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情感，也导致大量所谓的“穆斯林游击队战士”在阿富汗的聚集，这些人得到了包括美国和中东国家在内的道义和物资、武器、培训等多方面支持。正是这一时期的斗争为日后阿富汗局势恶化埋下了伏笔。侵阿战争后，阿富汗成为了国际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猖獗活动的大本营，一批归国的中亚裔士兵或圣战战士也开始将在国外学到的理念运用到实际当中。他们组成了类似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这样集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为一体的“三位一体”组织，并积极吸收来自世界各地的极端分子的加入，从而对地区安全构成极大威胁。
苏联侵阿战争的失败也转变了冷战后中亚与南亚地区的地缘格局。国际极端势力开始将这一失败看作是自己长期努力斗争的胜利，这种结果让他们看到了进一步战斗的成功希望。从东南亚到南亚北部，一直延续到中亚南部，甚至到俄罗斯高加索地区，形成了现代极端主义运动的活跃地带。阿富汗成为了支点，费尔干纳则是结合部，其周边地区成为重灾区。9·11事件的发生迫使世界关注全球范围恐怖主义的危害。在美国领导下的军事行动沉重打击下，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倒台，那里的武装恐怖分子也四分五裂，开始了四处躲藏的流亡生活。但与此同时，中亚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开始适时根据形势发展，调整了自己的斗争战略。以“和平圣战”为标记的伊扎布特就充分利用了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公民基本权利，将建立哈里发国家的主张隐藏在和平斗争的外衣下，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以及当地普通群众的理解和参与。
（四）体现了乌兹别克斯坦国内政治与社会斗争的延续
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代表了介于操突厥语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与操波斯语的塔吉克之间的中间地带，因此受到来自北方和南方的双重影响。而且，历史上中亚的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曾经被混称为萨尔特人。时至今日，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依然是塔吉克人和塔吉克语言的天下。这种处于边界地带的表征导致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特点较其它中亚地区更为突出。
部落与地域因素在中亚国家的发展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与现实影响力。在乌兹别克斯坦，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争夺决定着国家领导者的产生与国内政治社会斗争的结果。费尔干纳谷地的乌兹别克人自认为自己的方言是具有文学色彩的，远比其它地区优越，他们还强调自己在保存民族传统方面的贡献。但与这些不相协调的是，谷地的国家政治精英数量十分有限。从苏联统治时期到今天的独立国家建立至今，漫长的历史中费尔干纳谷地的政治精英没有能够走上这个中亚腹地大国的国家第一领导者岗位，更多的时候往往只能充当斗争联合对象或支持者的角色。这种尴尬的境况成为谷地的伊斯兰容易出现政治化，并将夺取政治目标作为主要口号的潜在动因。
（五）彼此间缺乏必然有效联系
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过程也是其与中亚文化和传统相互协调统一的过程，因此必然表现为具有典型中亚特征。苏非与依禅的存在为中亚伊斯兰化提供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为中亚伊斯兰的地区性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自由空间。这就决定了中亚伊斯兰地区间民族发展的不平衡，也要求伊斯兰组织及其活动在中亚必须尊重当地传统人文特点。各种伊斯兰宗教派别在中亚地区都有广泛活动，但他们之间，以及传统教派势力与新兴组织之间因理念、目标、斗争手段、与政府的合作等多方面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却难以简单调和，其中也不乏借助宗教旗帜从事极端主义或政治化伊斯兰运动的组织的积极参与，导致局面进一步混乱。多年来，尽管中亚当代伊斯兰主义的复兴导致地区宗教氛围的日益浓厚和一系列政治化、极端化组织及其活动的层出不穷，但这些传统或现代组织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必然的内部联系。比较而言，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反对派组成的联合阵线是其中较为成功的案例，只不过他们采取了加入政府的合作态度。而在费尔干纳，派别和组织的斗争部分限制了某些极端主义组织的活动范围及其思想的传播，从而在这一狭小的谷地范围内形成了激烈的斗争和频繁活动的局面。
（六）各类组织不断出现新的变种或分支
传统瓦哈比思想在中亚的传播并未涉及危害国家政权统治与社会稳定的内容，但随着苏联统治末期出现的全球化民族主义和民主化浪潮，一些所谓的瓦哈比分子开始利用瓦哈比之名，从事政治化、极端化伊斯兰主义活动。这种基于传统派别之上的变异导致了外界认知上的失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影响力开始逐步增强并延续至今的伊扎布特组织，是另一个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多种变种或分支的组织。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认为，2005年安集延事件的始作俑者就是来自伊扎布特变种的阿克罗米亚。问题的根源不是这些变种组织所宣传的斗争方式的差异，而是他们所宣传的思想对世俗社会与国家统治稳定大局的危害。
中亚现代伊斯兰主义组织，包括一些极端主义或激进主义组织主要来自国外，在与国内情势相结合的过程中演变出不同的派系或分支。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系列国内外复杂因素对其产生作用。为维护自身生存与发展空间，一些组织还将主要基地放置在国外，并根据局势变化不断更新自己的组织结构，这些都增加了外界认知的难度，因而也就阻碍了外界对这些组织的准确判断与分析。在这一进程中，中亚某些国家在打击与管理上存在相互间难以协调与帮助匮乏的问题，加上西方媒体根据各自立场与需求对某些事件或情况的夸张、歪曲报道，以及基于所谓“人权问题”上的关注和同情，这些进一步扩大了外界对中亚现代伊斯兰主义认识的兴趣，也促使某些组织或个人开始借助伊斯兰主义之名，提升自己的地位与影响，加大了某些组织的变异度，影响了外界的认识与判断。
四、前景预测
造成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从“回归”到冲突的发展诱因是多方面的。内部因素，如原苏联在民族、宗教问题上的失误、中亚国家自身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历史传统遗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的诸多难题和困惑，以及外部因素，包括境外势力的渗透与干扰、当代世界范围伊斯兰主义的发展、大国利益在中亚地区的角逐，这些都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发展的现实。由于这其中很多方面的因素还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并随时可能滋生出新的影响动因，因此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未来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并可能在以下方面影响整个中亚和地区局势的演变。
（一）危害中亚国家的政治安全
2005年的安集延事件的发生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危害中亚国家政治安全的主要因素。考察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当代发展，我们会发现，谋求建立区域性或地区性伊斯兰哈里发国家的理想是支撑这些极端主义组织斗争的一个核心目标。不论主张和平斗争还是武力活动方式，这些组织都将最终目标集中在推翻世俗政权统治上，从而对当前中亚各国的政治安全形成严峻挑战和压力。正因为如此，中亚国家开始积极携手，共商打击策略，希冀对这股反社会的政治化运动加以严格控制和镇压，最大限度确保中亚独立主权国家的稳定与顺利发展。
国外的观察家和研究者也纷纷看到了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发展可能给地区，乃至世界带来的危害。当然，由于某些组织在策略和斗争方式选择上迎合了境外一些人的兴趣，因此要完全做到让外部世界理解并支持中亚国家在打击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及其活动问题上的政策和措施，目前还有些难度。
（二）影响周边事态发展
中亚处于欧亚大陆敏感的交接部位。南部的阿富汗不时传出塔利班重新活动的消息，西部的伊朗又出现核危机的阴影，而伊拉克则至今无法实现民主化国家的转变，深陷内战泥潭。美国积极主导下的“颜色革命”之所以在中亚止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也归咎于当地独特的环境和历史与现实，有“水土不服”的症状。相反，变革中的中亚的一举一动都极大地牵动着周边地区事态的发展。新疆打击“东突”恐怖活动的斗争、阿富汗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与建立民主国家秩序的努力、南亚国家谋求和平发展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构想、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重新构建民主和平的伊拉克，以及俄罗斯重回中亚的设想和各种力量争夺中亚资源等，这些都是当前围绕中亚出现的一系列热点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很大程度上与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未来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亚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的未来发展也对整个地区业已形成的秩序提出了挑战。围绕伊斯兰极端主义问题，各种非政府组织、地区性组织、国家间组织和国际性组织的活动将有所变化和调整。同时，各种外部和内部力量的实力对比变化也随着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消长出现新的变数。
（三）组织变异加速
在日益紧迫的巨大压力下，中亚国家和外部世界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发展可能给地区和整个世界带来的巨大危害，因此，采取严厉打压措施不可避免。在这些严厉措施面前，一些极端主义组织开始根据各自战略战术调整和对整个局势变化的判断，适时加以转变。有些则出现了新的分裂或分离组织。
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中亚地区原有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相对较为分散，且脉络不清。这已经为外界掌握其动向、了解其实质、判断其危害、制定相应打击措施制造了许多麻烦。而随着组织变异的加速，这种麻烦将有增无减。但无论如何，2005年中亚出现的动荡已经提醒中亚及其周边国家，必须警惕中亚极端主义组织及其变异体给地区稳定与安全可能带来的极大破坏力。
（四）宗教名义下的政治运动成为新的斗争方式突破口
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当代发展表明，宗教运动政治化的本质实际上是政治运动，而不是什么宗教活动。它是借用宗教的名义，为其所从事的政治行动寻找一个合理的借口和外衣。因此，面对这类运动，应当抛开其虚假的宗教表象，看清其政治运动的实质。
中亚国家独立后，各种内外因素的干扰与影响不可避免，很多人也开始寻找新的政治斗争途径，从而为自己谋求最大限度的政治利益。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就是这种运作过程中一个典型案例。由于中亚各国面对伊斯兰教的发展还存在很多盲点或误区，外界对此看法也有很大差异和争执，而苏联70余年的无神论宣传在阻隔当地群众伊斯兰信仰传统的同时，却也使得当地广大穆斯林缺乏系统完善的伊斯兰教知识，这就很难保障普通信教群众在各种各样宗教名义下的宣传面前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与认识。
同时，中亚近年来一直处于东西南北几大火药桶的核心地带。随着地区局势的进一步演变，不排除一些势力组织借用宗教名义，在外部势力支持与内部力量配合下，试图将中亚宗教政治运动不断深入，寻求突破的可能。
注释：
①我们可以从塞缪尔·亨廷顿教授著名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了解到，在西方国家看来，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将成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焦点和重点。
②以上数据来源；乌兹别克宗教事务委员会；吉尔吉斯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Zh.Zhorobekov在“中亚伊斯兰复兴问题”论坛上的发言（比什凯克，1999年8月25日）；哈萨克斯坦穆夫提A.N.Tursumbaev在关于“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组织”论坛上的陈述（阿拉木图，1998年11月26—28日）。
③参见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中西亚情况反映》，2000-10-10。
④参见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中西亚情况反映》，200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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