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评价科学主义的得与失——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兰克福论文,科学主义论文,学派论文,理性论文,正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1)02-0008-07
如果说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借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武器，仍旧是现代文明的思想源头——科学与民主等启蒙精神的话，那么，法兰克福学派则倾向于抛弃这个在他们看来已经“过时”的手段。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科学和工具理性的功能只在于对现实的事实判断，而绝无价值判断，因而它隐含和暗自倡导一种顺世主义态度；科学和工具理性的通行规则是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它只容忍具有同一性和普遍性的事物与事件存在，厌恶和拒斥任何非同一性、差异性与个性。可见，科学和工具理性既缺乏对社会流程的历史感，更没有对多元文化和多元生活方式的宽容心，现代发达工业社会业已沦落为一个极端的理性专制的社会。法兰克福学派坚信，被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倡言的历史主义与辩证法，是对抗唯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恣意肆虐的最有效手段。
一
马克斯·韦伯曾指出，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性传统体现为一种合理性，它包括自由劳动的理性化组织、理性的资本计算、科技、法律、官僚制度，等等。伯特兰·罗素则表述得更清晰明了，他说：“‘理性’有一种极为清楚和准确的含义。它代表着选择正确的手段以实现你意欲达到的目的，它与目的选择无关，不管这种目的是什么”[1]。这便是体现在科学技术中的那中工具化和实证化了的理性主义，她迥然有别于伦理化和辩证化的理性主义。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两大推动力，已经并正在创造着无穷无尽的令人惊羡不已、赞叹不已的奇迹。这不啻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假象，这就是，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是无所不能的。任何决策、举措、行为和现象，只要被冠之以科学的名义，那就意味着合理、成功，能给人带来福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科学技术无限扩张、四处越位的结果，业已使其由单纯的工具衍变为一种霸权主义和意识形态。
法兰克福学派指出，自19世纪末以来，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其一，强化国家干预，这确保了制度的稳定；其二，推进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存，这使科学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一变化标志着先前那种以自由贸易和公平交换为主要特征的自发性资本主义已不复存在，被马克思所阐释的经济与政治系统的关系亦面目全非。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而演化为直接的经济和准经济活动。在这种情形下，人们愈来愈深信，所有企业的资本运营方式都只有在借助政府政策的帮助下，方能得以维护。于是，国家干预成为弥补自由交换功能失调的应急原则。干预的作用就在于把公平竞争与降低失业率和保证社会福利结合起来，以便排除功能障碍和各种危及制度的因素。这样一来，政府活动的宗旨便堂而皇之地被宣称是解决技术性难题。显然，技术性问题的解决是不能付诸公众讨论和表决的，在这类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自然是受过严格训练的技术专家。在“技术至上”的氛围中，“民主决策”、“大众参与”和“个人自决”等民主和自由的传统理念逐渐变得陈旧而不适用；不同的声音亦不被人容忍，因为它势必被视为非理智的邪说，浪漫的梦呓等等，发出这种声音的人也会被看作乖张怪戾或居心叵测之士。相反，技术至上和专家治国则被标榜为实现社会稳定和维护大众利益的良方，不由人不“心悦诚服”，于是，大批的顺民就这样产生了。哈贝马斯说：“人民群众的非政治化——它借助于技术专家治国论意识变为合法化的了——同时也就是根据有目的合理的行为以及适应性行为的自我调节。”“当今那种占统治地位的、相当呆滞的、在幕后起作用的、把科学变成偶像的意识形态，较之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不可抗拒和无孔不入，因为随着对实际问题的掩盖，它不仅仅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特殊的阶级利益作辩护和压抑另一个阶级的局部的解放需求，而且又侵袭了人类的要求解放的旨趣本身。”[2]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以征服自然为唯一旨趣，人类的全部思想归根到底都被统摄于这个目的。然而，科学的抽象化和定量化特征，使得主体和客体这两者都衍变为虚无：主体成为永远相同的自我，客体变为从属于逻辑公式的类或量。抽象化的过程遵循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忽视或无视所有差异性和特殊性；定量化则更是把认识者和认识对象还原为纯粹逻辑的、没有质的一般，把丰富的思维等同于数学。可见，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本身存在着弊端，这就是：其一，它把一切既存的事物和观念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和永久性的存在，对之只作静态的描述而不作动态的研究，只作事实判断而不作价值判断。因此，它缺乏历史感，不具备批判意识和否定性思维。其二，它的概念化和数学化追求，使它把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事物作为可替换的符号，置于普遍逻辑规则之下。因此，它不容忍任何异向性思维、个性化言论和逸出常规的行为，本然地要求共同化、规范化和标准化。虽然它只是一种思维方式，只是一种工具，然而，如果这种工具在社会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框架一切、整合一切的唯一文化通则，那么，实际上它所起的作用就远大于单纯的工具。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意志自由，确保社会健康发展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会在上述社会氛围中被逐渐腐蚀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兰克福学派把科学技术与工具理性视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阿多尔诺提出，在历史的高度，哲学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是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一切思想最终都要引起一种否定的运动。“在东方，在个性观点上的理论短路曾是集体压迫的一种借口。政党不管是装饰性的还是恐怖化的，由于其成员的数目便在认识力量上先验地压倒了每一个体。然而，不遵奉任何敕令的孤立的个人有时可以比集体更清楚地感知客观现实，集体不过是其官员的意识形态。”“布莱希特的说法——政党有上千双眼睛，而个人只有一双眼睛——像任何陈腐的道理一样虚假。一个持不同意见者准确的想象力比上千双戴着同样的粉红色眼镜、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和普遍真理混为一谈并且退化的眼睛更能看得清。”[3]
二
长期以来，哲学家们在以下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这就是，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不过是一些精巧的操作性手段和制度性措施，它本身无善无恶，可以为任何目的服务。然而，法兰克福学派不满足于此结论。如卢梭那样，他们认为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具有某种“原罪”。对工具理性和科学技术负效应的洞识，最早源自雅克·卢梭。18世纪中叶，正当科学与理性一路凯歌、大现辉煌之时，处于启蒙阵营内的卢梭就已经对此忧心忡忡。他以愤世嫉俗的口吻尽情宣泄自己的情绪：“科学的创造神是一个与人类安宁为敌的神。……科学与艺术的诞生乃是出于我们的罪恶。”[4]
在我们看来，卢梭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一主张，不啻为痛切反思和深刻批判当今技术化社会的大识见。在一个“技术至上”的社会中，启蒙精神业已悲剧性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启蒙思想的精髓是：“相信自己的理智，不要相信权威”；个人的意志自由、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人民是国家的主权者，他们必须享有选举国家领导人，参预制定国家法律和就一切重大事宜进行表决的权利。然而，在后工业化时代，一切社会问题都被转化成了由专家来处理的技术性问题，技术化约、统摄和统治了一切。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究，对自身解放的深切企盼，对美好未来的热切渴望和对现实社会的种种不满都被“技术化”所消弥和化解；人们被告知，一切非技术化的东西都是不合常理和不近情理的，因而是不应该存在和不值得留恋的。如此看来，在当今时代，技术已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成为统治人类灵魂的另一个至上神，它已经悄悄地攫夺了人们的个人自由和独立思考的权利。不仅如此，技术化社会把人当作社会大机器中随时可以替换的零部件，科学定量化抹煞了所有事物的质，把之视为无差别和可质换的量。在这一观念的导向作用下，人只能把自己塑造成齐一性和标准化的物。一切个性化和差异性的情感、思想及才华都被看作不合时宜的东西加以清除。可见，技术化社会用一套机械刻板的规范压制了个体生命的活力，扼杀了人的创新精神，窒息了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在这样一个社会，人的非人性和物化是必然的，少数人被集体乃至社会所压迫亦是不可避免的。卢梭当初的大多数预言被20世纪的人类实践不幸应验，我们不能不由衷地感佩其理论的深刻洞察力和对历史时空的巨大穿透力。我们认为，承认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有原罪，并不等于要贬低它们的历史功绩与现实作用。正如当初的宗教改革那样，其结果并没有否定宗教的价值与意义，而是克服了宗教对人的世俗生活的干预和思想观念的强制性控制，把宗教请回自己的领地。同样道理，批判唯科学主义和技术至上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其任意妄为和四处扩张，控诉其把持了话语霸权，避免其造成的巨大恶果，把科学技术与工具理性放回到适合于自己的位置上。
当我们批判工业文明的负效应和欣然承接法兰克福学派的精神财富时，切不可忘记反抗现代性的浪漫主义运动曾经给人类带来的大灾难。这些灾难是毁灭性的，是文明社会对把人的生命视作草芥的野蛮行为的容忍，它对生命的蔑视和残害是任何“理性专制”的社会不能与之相比的。这些灾难向人们昭示，对人类未来的乌托邦构设和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性置疑，是永远不可缺少的，没有它，社会就失去了灵魂，失去了航标和动力。然而，理想纵然美妙无比，也不过是一片高悬于云端的乐园，不借助工具性和操作性的阶梯，她就永远不能顺利地降落于大地；至善的理想社会只存在于天国之中，现实世界永远只能是相对美好的。一味追求至善至美界域的结果，反而可能事与愿违地把人类引向深渊；对唯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批判，绝不能标示为对之全盘抛弃。相反，工具理性对于社会的重要性虽不是唯一的，但却是不可忽略的。任何无视制度性建设的浪漫主义激情都犹如熊熊烈焰，烧毁的极可能是人类自身。
伯特兰·罗素曾讲过，卢梭是近代浪漫主义运动之父。所有浪漫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赞赏强烈的炽情，不管是哪一类的，也不问它的社会后果如何，因而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猛烈反社会的，不是无政府的叛逆者，便是好征服的暴君；他们不追求和平与安静，但求有朝气而热情的个人生活。他们对工业主义毫无好感，因为它是丑恶的，因为苦心敛财与他们心目中的不朽伟人的品格是不相称的，因为近代经济组织的发展妨害了个人自由。浪漫主义者宣称反对资本主义，这种反对由于联想到资本主义世界由犹太人统治着而进一步增强。所以，“希特勒是卢梭的一个结果；罗斯福和丘吉尔是洛克的结果”[5]。罗素的这段评价是耐人寻味和发人深省的。事实上，德意志民族的性格基本上可以用浪漫主义来刻画。尤其是，肇始于18世纪后30年的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它作为对18世纪理性主义、进步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反动，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拒绝，在一定程度上熔铸了德国人的精神气质。法西斯主义正是在这块文化土地上滋长起来的，希特勒的唯意志论，纳粹的反犹倾向、黩武传统和民族主义狂热都与这种浪漫主义相关联。希特勒就曾说过：普鲁士的经验极其鲜明地表明，只有靠思想力量，而不是靠物质因素，才有可能组成一个国家。只有在思想力量的保护下，经济生活才能繁荣。在德国，往往是在政治力量高涨的时候，经济情况才开始改善（参见《第三帝国的兴亡》）。叔本华、尼采与卢梭在反抗工业文明和工具理性、眷恋自然的诗意和人性的尊贵等古典主义这一点上有着清晰可见的亲缘关系，它们构成了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渊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民主制作为英国经验理性的产物，是尼采极端厌恶的。他认为，这必将导致普遍的平庸化和社会的世俗化。为了使人类不断自我超越，他甚至主张毫不留情地抛弃弱者。他的这些见解得到了希特勒的高度认同和赞赏。二战以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指出，德国人要从战败的阴影中走出，就必须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这就是伦理学和民主政治。因此，雅斯贝尔斯被当作德国人的精神之父。有论者追问，为什么英国人和法国人从“肤浅”的历史与社会哲学中可以发展出经得起考验、符合人道的政治制度来；而德国人虽然有“更深奥”的理论，却非但无法使社会获得平衡，而且当20世纪到来的时候，反而明显地屈服在赤裸裸的武力这个“恶魔”的手下？这的确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问题。
三
人类在20世纪经历的这些最惨痛的教训是如此地刻骨铭心，以至于成为历史馈赠给人的一份丰厚而宝贵的财富，人们可以从中学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人类创建的工具理性，是一个存之有害弃之不舍的东西。它有明显的缺陷，如任其发展，个人的精神就会萎靡，社会的健全就会受损。然而，如果全然把其视为人类文明之树上结出的毒果，非加以摘除不可，那么后果则是更加酷烈和凶残的。浪漫主义运动导致了这样的结局，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有没有浪漫主义的倾向？随后产生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又将走向何处呢？这的确令人担忧。当今学人在口若悬河地大谈理性专制对人性的危害时似乎忘了，他们所持有的批评权利，正是经验理性中蕴涵着的自由和民主赋予自己的。反理性极权的浪漫主义运动所造成的后果，是变本加厉的极权主义，这种极权主义不仅不允许有任何反对意见——“强迫自由”，而且它对人性的践踏和对生命的蔑视，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些教训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的弊端，必须永久地保持清醒的意识和批判的精神，但在实践层面上，我们则只能采取多元文化、多元思维方式和多元生活方法对之加以限制。其实，至善至美的东西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种文化特质都必然是精芜并存、瑕瑜互见的。因此，多元化自然形成的互补性态势，或许是人类的最佳选择。
法兰克福学派在精神理念上当属于德国传统。我们发现，即便德国理性主义者所倡言的理性，也与英美经验理性、工具理性迥然相异。如果说经验理性擅长于对现存事物的静力学解说，那么先验理性（批判理性）则青睐于对既存事物的动力学阐释；如果说经验理性严格遵循形式逻辑同一律的思维规则，那么先验理性则偏爱于辩证逻辑对非同一性和个体性的厚待。因此，先验理性具有历史眼光，是面向未来的，它在功能上是批判的、否定的和革命的。哈贝马斯曾谈及，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公开赞成理性观念，并按照历史哲学来发展它。他们认为，这些体现在哲学和艺术中的理性观念，正是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源头。阿多尔诺也提到，哲学即辩证思维是根据否定性原则进行的，它是实证主义的头号敌人，意味着对现实事物的超越。因此，这种思想最终都要引起一种否定的运动。在工具理性恣意横行的当今社会，倡导批判理性是极其必要的。借助于它，人们才能在历史和价值的层面上去构设一个道德参照系和理想乌托邦，并用之去解构现实中的那些缺失，使社会的改造获得动力和航标。毕竟，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一个健全社会最重要的标识。
大多数法兰克福学派代表在文学艺术上都有很深的造诣，这不是偶然的。正是文学艺术中潜存着的那种理想主义和浪漫诗意使他们心驰神往，在高雅艺术和人们的审美意识里，个性与共性、个体与群体、人与自然的冲突最终会得以消除，人的个性和浪漫情怀可以得到无拘无束和多姿多彩的敞扬。然而，一个高度理性化的社会，是一个“去魅”的世俗化社会，她失去了焕发着神秘魔力的上帝庇佑，也不再受深不可测的外在自然力左右，因此，她只有靠一套人为的普遍规范去要求和约束人。理性意味着对情感和情绪的拒斥，可见，理性社会不大会赞赏人的多愁善感、突发奇想和澎湃激情。但人是有血有肉和有情感有欲望的生命，他不可能如机器和钟表一般运动和行走，总有逸出常规的本能冲动。虽然浪漫主义运动会产生极大的破坏性，可毕竟浪漫诗意源自人的天性，一味地压抑而不是疏导，人的心理就会出现病态和畸形。唯理主义的社会和唯美主义的社会一样，都是不人道的。高雅艺术是人类灵魂的净化地和个体情感的渲泄处，她之所以不可或缺，就在于她与人的最深层和最隐秘的心理相缘接。
我们在批判资本主义和倡言某种理想主义的时候，在我们的思想深处是否隐藏着一套价值参照框架呢？我们认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当然，对于这套价值参照系（某种元话语和元规则）也可以而且应该进行审视、置疑甚至解构，但解构之后还得重建起另一套。换言之，人类必须拥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观，这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借助它，人类才能分得清正义与非正义、美好与邪恶的界限。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出现了分歧，在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的眼中，任何普遍性规范都会造成对个性的压抑。阿多尔诺曾明确指出：“传统的思想及其在哲学上消失之后留下的常识习惯要求有一个坐标系，即参照框架，在其中，一切事物各得其所。如果每种思索都能被确定坐标位置，如果未被框住的思想被排除在坐标系之外，那么就不应认为这种坐标系的可理解性有太大的价值。”[3]可以看出，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等在这方面是尼采浪漫主义思潮的继承者。因为在他们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家族相似性，这就是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张道德相对主义，都反对所谓的话语霸权。坦率地说，对他们的这种解构就是目的的见解，我们既不苟同也不欣赏。他们认为，历史上一切企图规范人的行为的传统价值理念，实质上都充当了压抑和残害个体的刽子手，因而必须予以否弃，甚至普遍的价值理念本身就是不值得建构的。也就是说，个人的欲望和行为天然合理，不应当受到任何规约，这仍旧是追求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审美化。笔者一贯认为，在现实中一旦放纵人的欲望和行为，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样的世界只能是政治强人和独裁者任意妄为的世界，根本谈不上普通人的自由和权利。虽然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存在着偏失，但至少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它对人性作出了极为明智和透彻的自我反省。对于启蒙遗产，我们目前最需要做的就是从全盘肯定或全盘抛弃的思维定势中摆脱出来，认真分析其中的利与弊、是与非，只有这样，人类以往所制造的种种罪孽和所经受的所有苦难才会对我们有所教益。
好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人要明智得多。弗洛姆明显地继承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传统，他正是站在人道主义的基点上去改造马克思主义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哈贝马斯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福柯认为18世纪的资产阶级合理性莫明其妙地抢占了所有生活领域，现在该给予全盘废除。我不同意他这种缺乏辩证法的全盘否定。……我们务必小心翼翼，切莫将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然后再翱翔于非理性主义的天空中。”[6]他还批评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大缺点之一，就是不重视民主。他重申个人意志自由等启蒙精神的当代价值，并把其作为普遍性道德规范的核心。他坚持认为道德普遍主义即共同价值观在当代社会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一价值不是别的，正是对每个人的自由权利的最有力维护。他说，普遍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在认同别的生活方式乃合法要求的同时，人们将自己的生活方式相对化；意味着对陌生者及其他所有人的容让，包括他们的脾性和无法理解的行动，并将此视作与自己相同的权利；意味着人们并不孤意固执地将自己的特性普遍化；意味着人们并不简单地将异己者排斥在外；意味着包容的范围必然比今天更为广泛。道德普遍主义意味着这一切。对于他们的这些主张，笔者有着强烈的共鸣。
总之，笔者主张：在日常生活领域，坚持以理性主义、个性自由的价值观为主导是有益的，而在文化艺术殿堂中保持一些理想主义、批判精神以及浪漫诗意则是健康和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