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学的终结：最后的大都文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代论文,文坛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蒙古以武力结束中原长期割据，建立了疆域广大的元朝，定都大都。元朝国策之一，是将治下人群分为四级：蒙古、色目、汉人、南人。这四级顺序，实际是归附先后。南宋最后纳入版图，南人始终处在元朝政治格局的特殊位置。蒙古、色目、汉人、南人齐聚，是大都、更是大都文坛的特点。
至元十一年(1351)因治理黄河水患引发了持续动乱。如果从方国珍起事算起，到明定鼎金陵，改朝换代的战争进行了二十年。其间，全国出现若干割据区域，统辖权一再反复，甚至难以理清，连滦河之阳的夏宫上都亦被焚毁，而大都始终是名副其实的首都，直到至元二十八年明北伐军兵临城下。
明朝起始，与元朝终结，是以大都易主为分界。
这是历史的界定。文学史有另一个交接仪式：明代文学起始于元末昆山“玉山草堂”的不夜之游与吴中诗人会集竞技，萌生于江西、福建、两浙、两广等地的战乱废墟。明初“吴中四士”，是元末“北郭十子”的延续，贯穿整个元与明的过渡，杨维桢的诗坛盟主地位，从未受到挑战。
诗论家胡应麟对元明间诗坛的传承，作过精辟概括：
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高启），越诗派昉刘伯温（刘基），闽诗派昉林子羽（林鸿），岭南诗派昉子蕡仲衍，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注：《诗薮》续编卷一。这段话相当有名，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刘崧”节也作了引称。）
正是元末长期战乱，孕育了明初五派分立的格局。实际上明清诗论家们却存在着理论“盲点”，元代文学终结的标志，应该是大都文坛的消散。
为明北伐军占据之前一二十年，大都已成为“孤岛”，与国土的联系被切断。可是，大都的政治地位甚至象征意义，从未被替代；大都始终有一个容纳了精英人物的文坛，并凭借一切途径，力图对支离破碎的全国文坛产生影响。
显然，这些内容是元代文学的重要章节。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入明之后人们无意或有意忽视了它的存在。这种忽视，与改朝换代伴生的文献散失互为表里，使我们的研究视野受到了屏蔽。通过对元代文学文献的研究，特别是通过几种隐而不显的诗文总集：释来复辑《澹游集》、释克新辑《金玉编》、西夏人杨崇喜辑《述善集》，以及《四明洞天丹山图咏集》等的“再发现”，我们才有可能走近这本已经被“遗忘”的终点。
至正后期的大都文坛，是元代文学最后的样板。研究其间文人在大都怎样为生、怎样进行创作，探悉他们如何护持与全国同仁联系的营养“脐带”，如何面对末世将临的现实，如何排遣无根的失落感，以及有怎样一个结局……这便是本文涉及的内容。
一
作为广袤国土的首都，大都的根本牵系在于它离不开出产丰饶的江南的物质支持。当大都困厄、运河阻断时，艰难的海运成了生命线。除以粮食充实了大都，随返航海船南来的有钦命派出的官员、朝命封赠、平叛方略，还有精神的联系：书信、诗文稿、文学活动的蓝图等等。亲身经历了元末战乱的叶子奇在《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中说：
元京军国之资，久倚海运。及失苏州，江浙运不通；失湖广，江西运不通。元京饥穷，人相食，遂不能师矣。兼之中原连年旱蝗，野无遗育，人无食，捕蝗为粮。
在这样的困境中，大都的政治与文化竟然坚持运作了相当长的时期，这是元代历史的一大奇迹。
“围城”中的大都，物质奇缺，但精神并不匮乏。围城期间，大都文坛最有影响的、经历了整个历史过程的人物，有张翥与危素。
金溪（今属江西）人危素，曾是江南士子在大都的代表人物。相比之下，张翥对大都文坛更具有典型意义。在元代文学史上，张翥是被低估的人物。
张翥（1287-1368），字仲举，号蜕庵。晋宁（山西临汾）人。因父亲在江南为吏，自幼生活在南方。受业于江东大儒李存，又从仇远学诗。元顺帝后至元末，年逾六十才以“隐逸”被举荐。入京为国子监助教，分教上都生员。任满，退居淮东。至正初，与修辽金元三史，书成，历翰林应奉、翰林侍读学士、国子监祭酒等职，以翰林学士承旨致仕。致仕后，寄居大都，对朝政仍有影响。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三月去世。
张翥一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他是北方人，却在南方度过了求学写作的前半生，后半生基本在大都翰林院任职，经历了整个围城时期。在大都二十几年，是诗坛核心。元亡国趋势已不可逆转时，他与危素、迺贤、释大梓、李升、陈肃、陈祖仁、张士坚、张以宁、曾坚、潘迪等人，维持了一个无视世事翻覆，在诗中寻找心理平衡的环境。他是贯穿元前后期的诗人，也是打破南北地域分野的诗人。身在江南，而不受“铁崖体”影响；任职朝中，则没有熏染馆阁气息。通读他的作品，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困守大都期间所作的七律。与大都文坛共终始，使他得以高据元代文学史前排位置。
张翥在至正末年写的《授钺》（注：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四，诗题又作《寄浙省参政周玉坡》。），历来受到元诗选家的重视，这首诗等于是为友人——甚至是为自己和元朝国运——预定的“挽歌”。除《授钺》，代表作组诗《七忆》，由《忆钱塘》、《忆姑苏》、《忆会稽》、《忆维扬》、《忆金陵》、《忆吴兴》、《忆闽中》七首七律组成（注：组诗《七忆》，没收入四卷本《蜕庵集》，见《元诗选》初集《蜕庵集》与五卷本《蜕庵集》（卷三）。）。通过这些诗，张翥表示出对江南战乱的深切关注。
与张翥关系最密切的城市，除了大都，就是扬州。他终生视扬州为第二故乡。而诗人成廷珪则是他与扬州维系的纽带。他有一首写给成廷珪的长题诗，诗题等于序文：“成居竹有书，报甥傅君亮至扬州，言其家与外表舅吴仲益，及妇家二叔、学生韩与玉全家无恙。喜甚有怀”。这首诗是一篇“平安家信”。他的另一首《寄成居竹》诗，题下有注：“时张寇已受诏，而阴袭扬州。”这首写于至正十九年前后的诗，可以视为《忆维扬》的注释，诗云：
战骨填沟尘满城，尚书归说使人惊。方期渤海民沾化，岂意平凉贼畔盟。何日皇天知悔祸，中原故老望休兵。伤心扬子洲边月，忍听江流是哭声。
《七忆》诗中，他深情相忆的地方，大多仅是元廷的政治飞地了。但他还是倾吐着不合时宜的感慨和留恋。——这便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和他的诗。《食粥》说：“病齿入冬便食粥，瓦瓶煮豆给晨庖。邻人新酒赊来醉，道士奇方借得抄。”“故园我亦无归计，且作斋居盖白茅。”写的是诗人的日常生活。《蜕庵岁晏百忧熏心排遣以诗乃作五首》是辞岁之作。其五写道：“久悟无生说，从容与化迁。机忘槔俯仰，道悟密中边。宇县犹多垒，干戈已十年。吾惟待其定，归种故山田。”
张翥是与元朝共终始的诗人。他出生时，文天祥死去仅三四年。他又几乎成了元明交接“仪式”的“观礼人”。一生最后二十多年，开始是为职务拘牵，马上就是身不由己了，一篇诗题中他将那些岁月概括为“予京居廿稔，始置屋灵椿坊；衰老畏寒，始制青鼠袍。且久乏马，始作一车出入”。而就在这二十年间，天下鼎沸，江山无复旧观，诗人再也无家可还。酒与诗是他不可或离的医心良药。他晚年在大都的诗无论质量还是数量远远超过以前，他也一直处在饮酒过量的状态（注：成廷珪《居竹轩诗集》卷三《张仲举书来言其老健能夜书小字仍饮量不减》。）。即便如此，他仍然以《元夜独坐》、《世事》等诗篇，表达“围城”中的诗人的通脱与透彻。提到“张寇已受诏，而阴袭扬州”，他的愤慨之情溢于言表。可他当然知道元廷不得不接受张士诚的主要原因，就是需要以海运接济大都。张翥写给在江南的郯韶的一组七言绝句（注：这组诗题为《读瀛海喜其绝句清远因口号数诗示九成皆实意也》，见《蜕庵集》（《四库全书》本）卷五。），第一首就说：
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新诗将作如干首，为问郯郎有买无。
郯韶是张翥在至正初年于玉山草堂结识的诗友。诗写张士诚（张寇）的粮食通过海运到达直沽海港的盛况。大都需要江南物质支援，诗人的回报，则是倾注心血的诗篇。
围城期间滞留大都的张翥和密友迺贤、陈肃、李升、危素父子、大梓……成了精神人质。尽管战火燃遍疆域，通过一切可能，大都文人仍尽力与外地同行保持联系。战争使这一联系分外困难，又使这一联系至关重要，这也用以抵消很长时期没有新人加入的寂寞感。但大都文人们的代表性不成问题。除了张翥等人，当时活动于大都文坛的诗文家有南人曾坚、潘迪、黄冔、毛元庆、陈介、孙予初……汉人胡益、张桢、贾俞……也有蒙古、色目人金元素、庆童、雅理、廉子祐、邬密执理……这些人本应流芳史册，只是时逢改朝换代，他们站在失败的一方，才几乎不为人所知。大都最终陷落，文献典籍散乱，人物星散。新朝百废待举，提起这些最后一刻为元“殉葬”的人不但不合时宜，还会触犯忌讳。但文学史上，这些人与他们活动其间的大都文坛都应该有一席位置。
二
从至正后期起，大都文坛主要是通过海运与江南的文友们保持联系。海运不单是元朝国脉所系，也成了南北文化交流的渠道。
《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这样记述元代的海运：“元海运自朱清、张瑄，岁运江淮米三百余万石，以给元京。四五月南风至起运，得便风十数日即抵直沽交卸。”这是元初情况。到至正后期，海运已经成为畏途。实际每一次出海前，人们就知道只有不到三分之二的人员、船只可以平安回到始发港口。
《澹游集》三卷（注：《澹游集》，国内存有瞿氏铁琴铜剑楼抄本，在日本有覆刻本。顾嗣立编《元诗选》，只在涉及个别人时利用过本书。然而，顾嗣立所据的《澹游集》是在铁琴铜剑楼抄本与日本刻本之外的第三个版本。从编成时间排序，这三种《澹游集》先后为：日本刻本、铁琴铜剑楼刻本、顾嗣立所据本。顾嗣立所据本应编成于至正二十五年之后。），是元明之际释子来复编辑的友朋投赠诗文。战乱期间，来复住持的四明慈溪定水寺成了文人栖息的净土。《澹游集》中，大都文人占有重要一席。据此可知大都—江南联系从未中断，尽管颇艰难。其中两次联系值得一提，一次是廉子祐至正二十二年渡海南还；一次是至正二十四年迺贤奉旨南来代祀南镇、南岳、南海。
廉子祐，是世居金陵的色目人（注：廉子祐，应是元史名臣、畏兀人廉希宪后裔，廉希宪从子廉惠山海牙（廉公亮）的子侄辈。）。南天战火正炽，他从大都乘海船南还，想赶回籍贯所在的金陵，参加至正二十二年乡试。动身时，人们托他带了大量书信，其中有张翥致来复信，并附诗数首。同时，张翥送廉子祐南还，有“归舟总是伤情处，一路残山剩水中”之句（注：《蜕庵集》卷四《廉子祐归省金陵且就秋试作三绝句赠别》。）。廉子祐所乘海船遭遇飓风，严重损坏，漂流到高丽属国耽罗（即今韩国济州岛）。不得不在海外滞留近半年。在这期间，廉子祐携带的信函“好事者多发缄传诵之”，提前起到了作用。至正二十三年春三月，廉子祐才抵达吴中太仓，虽然错过了至正二十二年秋的乡试，但没有遗失一件大都人郑重托付的文书（注：见《澹游集》卷上，来复为张翥《教墨至辱示以佳制五章展玩钦挹辄次高韵首章以仆元韵而置之其四章录似印可》诗所写的跋。）。
迺贤，西域葛逻禄人，汉名马易之。世居鄞县（浙江宁波）。至正初游历北方，写有《河朔访古记》。在大都与危素定交。至正十四五年间，迺贤回到家乡。至正二十二年三月，朝廷任命迺贤等四人为翰林编修。由于道路梗阻，至正二十三年五月，迺贤才由海道入京。此行，携带了大量的江南文人致大都友好的信函。其中包括：来复邀张翥撰《蒲庵记》，克新请张翥为《金玉编》作序，乡贤郑觉民请危素在身后为自己撰写墓铭（注：此据郑觉民《送迺贤易之赴任编修序》（《四明文献集》卷二十一）。）等等。至正二十四年，朝廷祭祀南镇、南岳、南海，迺贤正膺此命，于秋季渡海南还。回到家乡，迺贤向来复转呈张翥信函，张翥除以《蒲庵记》复命，并赠新作，在信纸空余处还写下“近诗三首”求教。此外，张翥代友人释大梓向来复求诗：请来复为大梓作《衡山福岩寺二十咏》。——这就是当时的文坛往还。张翥手札中说：“衡岳释北山大梓，清才苦行而喜诗。有《福岩寺》诸题。马易之行，并题已寄上，乞大手咏之，将入山刻板。仆为申请，请便风希付下为祷。北山，亦方外胜缘也。”（注：见《澹游集》卷下，张翥《蒲庵记》附记；卷上，张翥《野望》诗附记。《蜕庵集》卷一，有《衡山福岩寺二十三题为梓上人赋》。）
这两个“信使”都是身在大都、世居江南的西域色目人。他们都尽力不负所托。
在《澹游集》、《述善集》、《四明洞天丹山图咏集》、《金玉编》等总集中，与张翥相比，其他的大都文人甚至危素、曾坚，都黯然失色。《金玉编》有张翥诗五首（注：这五首诗只有一首见于《蜕庵集》。），还有几封书简。在信中张翥说：他与克新已经有十二年没有见面，这十二年间“兵燹纵横”，消息全无，突然收到了克新寄来的诗，才恢复了联系。张翥立即托人将自己写的书信诗文带给克新，并说：“去秋海上人回，忌其姓名。渠道过醉李，因烦送书并诗二首。未审达方丈否？”——带信的人连姓名也不愿意为外人所知，足见联系的危险艰难。《金玉编》中有两首诗的题目分别是《至正甲辰夏五月予自京师至嘉禾假榻爽溪楼……》、《予将浮海归京师留别仲铭行中二尊者》。这两个作者胡瑜、翟份也都是文坛“信使”。
正是通过不懈努力与江南文坛保持联系，使张翥成了元代文坛仍然存在的象征。
除《澹游集》外，《述善集》（注：《述善集》三卷，几百年间一直以抄本保存于河南濮阳西夏遗民杨氏家族。前些年才披露，此前从未见引称。笔者所据原抄本影印件，系杨富学先生见示。）、《四明洞天丹山图咏集》（注：《四明洞天丹山图咏集》即《石田山房诗》，《元诗选癸集》曾以其为资料来源，但只涉及极少内容，而且还误收入了一些宋人之作。）、《金玉编》（注：今存《金玉编》无序跋，集中最后的年号是至正二十五年，应编成于此年或略后。）等都为当时困守大都的文人与南北同好保持联系提供了例证。如果不是这些总集隐而复现，元诗文家中，就会因改朝换代而略去许多活跃在最后的大都文坛的人物。较重要的有：
潘迪，字履道。元城（河北大名）人。至正间任国子监司业、集贤学士，以礼部尚书致仕，死于元明易代间，所作不传。是定居濮阳（今属河南）的西夏人杨崇喜（唐兀崇喜）在国子监时的业师，所以杨崇喜编《述善集》，收入潘迪佚文多达十四篇，重要者有《唐兀公碑铭》、《伯颜宗道传》。
曾坚(?-1370)，字子白。金溪（今属江西）人。至正十四年进士，至正十八年任江西行省左右司员外郎。元最后十年，在大都任职，明军兵临大都，与危素、张以宁等谒见徐达于军门。以元故官，遣送金陵，洪武二年正月抵达南京，授礼部员外郎，以疾辞。洪武三年(1370)以感符玺事作《义象歌》，被诛。文名与宋濂并列，宋濂曾为其集作序，但集今已不存。文章尚可见《四明洞天丹山图咏集》的二篇序、《述善集》卷一的一篇赞。后者写于至正二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离大都陷落已不远。诗，仅散见个别篇什。
胡益，字士恭。浚仪（河南开封）人。至正间任国子助教、博士，是大都文坛活跃人物。元亡，为徐达“接收”，与危素、曾坚等一同被遣送金陵。所作散失，今存之诗，分见《澹游集》、《述善集》、《四明洞天丹山图咏集》、《余姚海堤集》、《麟溪集》等总集。
张士坚，字师允。大名（今属河北）人。至正五年(1345)汉人南人榜状元，授翰林修撰。历监察御史、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副使。元代文学史本来全无其名，《元诗选癸集》己集下有张士坚诗一首，但此张士坚是四明人（注：这首诗出自《玉山名胜集》卷七。《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第1107页）说明，“四明张士坚”与至正五年的状元张士坚，不是同一人。至正五年的状元张士坚，在《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竟没有列名，整部《元史》也只是在两处提到他是至正五年的状元，此外再无一言。可见资料之稀缺。）。然而，在《澹游集》之中不但有其传记，而且保存了佚诗。
三
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大将军，率师北上伐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夜，顺帝出建德门北遁。几天后——八月二日，明军入据大都。从此，元不复存在；元顺帝成为北元第一个君主。
大都易主之际，“围城”期间活动在大都的文人们，一部分死在关键时刻或之前；一部分归顺新朝；只有不多的人脱身逃离，比如金元素追随元帝北遁、大梓还归江南。
可以说，张翥之死启动了大都文坛终结过程。至正二十八年，张翥八十二岁。几年前他就说：“区区衰年近八十，去岁山妻去世，今惟一女，甫十一岁，行影零丁。虽与致仕，而带职仍故，凡制作典章、大事议论，独许与闻。乃不得飘然南归，首丘山中。”（注：见《澹游集》卷下，张翥《蒲庵记》附记。）而他女儿，也在此前死去（注：苏伯衡《苏平仲集》卷五《张潞国诗集序》：张翥去世前无子，“一女亦先卒”。）。他死在大都易主前几个月，“其薨也，卜地燕哀城南而安厝，北山之力居多”。实际在以前，张翥早为自己在武康计筹山下“预定”了阴宅（注：《蜕庵集》（《四库全书》本）卷五《寄题顾仲瑛玉山诗一百韵》。）。只是他未能预料到，临终只能魂归江南了。
释大梓（或来梓）是大都文坛颇关键的人物，又名大杼，号北山。庐陵（江西吉安）人。受业衡山福岩寺。游燕京三十年，住持城南报恩寺，“虽佛之徒，而喜从吾儒者游。与公（张翥）交最善”（苏伯衡《苏平仲集》卷五《张潞国诗集序》）。大梓不但为张翥营葬，还保存了其诗文稿。大都落入明军之手，大梓立即携带张翥遗稿还归江南。洪武十年(1378)刊刻了张翥《蜕庵集》（注：今存张翥《蜕庵集》有四卷、五卷两种，前者有《四部丛刊续编》本，后者有《四库全书》本。两者编次与存诗均不相同，但都出自大梓所录。）。
张翥死时，文友迺贤不在大都，此前派驻枢密院同知桑哥实里军中，任从事官。桑哥实里所部驻守蓟州，与大都成犄角之势，也为了接应海运物资，保护海港直沽。因老病迺贤艰于军旅，日以为忧，在军中，他携带未定稿的诗集《海云清啸集》时时批阅。文友李升（注：李升，字子云，号紫筼生。诗文家、书画家。是大都文坛的活跃人物，入明，被流放临濠。）到蓟州军前时，迺贤刚中风，庸医误以为伤寒，“以顺气汤下之”，以致大小便失禁，而且失语。此时，朝命下达，迺贤擢为著作郎，但他只能“含糊微笑”。张翥死后两个月——五月十一日，迺贤死在大都远郊军中。由于明军日益迫近，草草棺殓，葬在静明寺栖霞亭附近的松林。死时，身边没有家人环绕，由诗友李升、陈肃（注：陈肃，字伯将。无锡人。诗人、元曲家。所作散失，《元诗选》三集有其《伯将集》，主要是据偶恒《乾坤清气》辑成。大都“围城”期间，任翰林学士，迁兵部尚书，出为河南行省参政。）、大梓等陪伴。大梓从迺贤遗物中取走《事文类聚》、《文献通考》等几种书籍，而衣物则分赠给军士。李升取走迺贤诗集《海云清啸集》（注：据郑真《荥阳外史集》卷九十八《濠梁录》。郑真明言，以上情况都使直接得自目击者李升的回忆。据《荥阳外史集》，迺贤除《海云清啸集》，还有另一种诗集《铙歌集》，他死后，两种诗集都被人带回江南，但均未见传本。估计前者是至正二十四年代祀南海前后所作；后者是大都陷落前在军旅中所写。）。只是，他未能将《海云清啸集》刊行于江南。迺贤死后，军队就换防了。不久，陈肃也死在大都军前。时人这样评价陈肃：“文章政事，一代典型。和曲填词，乃其余事。打球蹴鞠，举世服之。卒于军前，营中将士，无不恸哭。”（注：《录鬼簿续编》陈肃传。）
除张翥、迺贤、陈肃，大都陷落时赴死的诗文家还有黄冔、陈祖仁、庆童等人。
黄冔(1308-1368)，字殷士。金溪（今属江西）入。至正十七年授国子助教，在翰林待制任上，明军入大都。黄冔赴井死。《元史》将其列入卷一百九十六《忠义传》。有《黄殷士诗》，但诗文散失殆尽，仅《澹游集》、《述善集》各保留其诗一首。
陈祖仁(1314-1368)，字子山。汴梁（河南开封）人。至正二年(1342)汉人南人榜状元，授翰林修撰。大都即将失陷时，陈祖仁任太常仪礼院使。元顺帝决定放弃大都，要陈祖仁负责携带太庙社主，随皇太子一同北行。但陈祖仁表示反对。最后命他留守太庙待命。元顺帝仓皇遁去，八月二日，明军入城，陈祖仁出建德门时，死于乱军之中。他的诗文均有时名，诗风清丽，但随大都易主，所作散失。今存的作品散见于《文翰类选大成》、《荆溪外纪》、《武林玄妙观志》，以及《四明洞天丹山图咏集》。
除死节者外，更多的元朝官吏归顺了新朝。其中有危素与张以宁、曾坚、李升等。至正年间，危素在江南文人中人望颇高。元最后的十年间，他一直在大都。至正二十年累迁中书参政，至正二十四年拜翰林学士承旨，他不愿出任岭北行省左丞，弃职闲居于京郊房山。四年后，大都形势危殆，元顺帝决意北遁，命淮王帖木儿不花、色目人庆童留守。顺帝离去后，帖木儿不花立即以翰林学士起危素于房山。危素刚进城，明军也接踵而至。危素赶到城内的居所报恩寺，置官帽于水井旁，“两手据井口，身将就沉”，报恩寺僧大梓（又是大梓）大呼：“公毋死！公毋死！公不禄食四年矣，非居位比。且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将危素救起于井口（注：宋濂《宋学士文集》卷五十九《危公新墓碑铭》。）。为与危素作比较，应该提到另一个投井以殉的黄冔。京城陷落，黄冔召仆人张午吩咐，要他将自己的尸骨送还家乡，说完就“解衣，投居贤坊井”，张午“仓皇大恸，拾级下救之”。从水中捞出尚未淹死的黄冔，张午唏嘘着说：“今南兵宾礼儒臣，可幸无事。”又说：“为国尽忠，未闻以小官儿死社稷也！”他叫人环守在黄冔身旁，怕他再寻短见。到太阳平西时分，黄冔将张午支开，乘其他人稍倦不备，再次赴井死（注：康熙《金溪县志》卷五黄冔传。）。
危素、张以宁、曾坚……已仕于新朝，都该是《明史》列传的传主了。可作为文学家，他们仍属于元，特别是属于大都。同是归附的元朝故宫，同被集中到金陵，李升在甄别中未能过关，被流放临濠。明初流放地临濠，则是大都文坛的归宿地之一。
文坛神秘人物大梓，值得注意。大都陷落前夕他始终隐显于文人间：至正二十八年三月，张翥死，大梓办理后事；五月十一日，迺贤中风死于京东军前，大梓竟也始终在场；八月二日，黄冔两次投井，以身殉国，居然是“同知漷州事陈介、北山僧梓共营葬事，以其月某日瘗于西山，且刻石记之”（注：宋濂《元故翰林待制黄殷士墓碑》（明洪武十年郑济刻本《宋学士文粹》）。这篇墓碑没有收入《宋学士文集》，因此也不见于《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八月三日，报恩寺僧大梓以保存国史的理由，活危素于井栏前。——这个住持报恩寺的诗僧大梓，成了大都文坛的“殡葬人”。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沉潜于元史的柯劭态，购得独山莫氏藏书，并发现了一件珍贵文献：元临川人张佶的笔记《北巡私记》。他将这视为“平生第一幸事”（注：《北巡私记》（见《云窗丛刻》丛书）柯劭忞跋。柯氏将笔记作者著录为“临川刘佶”，然而在笔记中作者自云，名为张佶。），因为笔记记述的是至正二十八年闰七月二十八日夜，元顺帝决计北遁的实况，以及追随北元皇室在漠北几年间的经历。这历来是备受史家关注、而又缺失的内容。张佶时任枢密院属官，是整个过程的亲历者。笔记这样开篇：“至正二十八年闰七月二十八日，惠宗皇帝御清宁殿，召见群臣，谕以巡幸上都。皆屏息无一言，独知枢密院事哈刺章公力言不可大意，谓：贼已陷通州，若车驾一出，都城立不可保，金宣宗南奔之事可为殷鉴……”但元顺帝去意已定。是夜，夜漏三下，车驾匆忙出建德门北走。
追随元顺帝（即惠宗）北遁者百余人，其中有知枢密院事哈剌章、枢密院属官张佶。哈剌章，即元曲家、诗人金元素（注：参见《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三章第四节。）。金元素最终“随元驾北去，不知所终”，其子（也是元曲家）金文石“因其父北去，忧心成疾，卒于金陵”（注：见《录鬼簿续编》。）。金元素本名哈剌，西域拂林人，也里可温（基督教徒），入京任职前，任江浙参政，在江南所作诗篇曾结为《南游寓兴》。但入京后情况不详，所作未见流传。这一走，也离开了研究者视野。而张佶，以一部无意流传下来的、记录大都最后一刻情况的“私记”，代大都文坛封笔。
赴死、归降、逃离，难说哪个结局更好。逃离大都的，还有大梓。正是他的“逃离”，张翥才是一个“完整的”诗人，最后的大都文坛，才有了更权威的见证与较多的鲜活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