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关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若干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新经济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经济地理学是继新产业组织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之后出现的第四次“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它采用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模技巧，对空间经济结构与变化过程重新进行了分析，对传统经济地理学进行改造，将空间因素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丰富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也进一步深化了新贸易理论的研究，为研究国际经济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它对传统经济地理学家的某些问题的直观表述，进行了比较严格的数学论证，有利于人们理解历史事件如何影响经济地理的形成，以及潜在参数的变化是如何导致空间结构的渐进变化。但是，不少西方学者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只是对区域科学和城市经济学模型的一种修订而已，新经济地理学用高深数学所建立的模型，不过是地理学家多年前就已有意识地抛弃了的分析方法，它所得出的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经验应用更是奇缺。西方学者主要从几个方面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缺陷进行了反思。
一、过于偏重数学模型，缺乏经验研究的证实
迄今为止，新经济地理学一直依赖于数学模型，而以经验为依据的实际应用奇缺。对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直接检验迄今仍处于幼稚阶段，以经验为依据的应用不仅很少，而且很多假设是不切实际的。这些模型之所以不易用于做以经验为依据的应用，因为它们都是事先把这些模型假设为保持不变状态，过于抽象、简单化和理想化，没有考虑到使它们能应用于现实世界，或能就现实世界做出检验。新经济地理学涉及到的两个主要领域（即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问题和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动态变化）的数学模型中都存在问题。
（一）空间聚集模型存在的问题
新经济地理学中空间聚集模型的方法和内容，从一开始就是人为精心预设的。它们的建立是基于这种观点，认为只有数学记法表达的经济理论才是惟一精确的经济理论，即克鲁格曼所称的“希腊字母经济学”。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家严重依赖于正式模型，其著作是以严密的数学证明来证实的。在他看来，这些模型中有很多依赖于不切实际的假设既不是一个大问题，也不是一个严重缺陷。相反，他认为可以把这些模型看成是对现实世界问题的粗略比喻或表述(Krugman,1995)。如果这些模型的结果被证明是不适当的，就修改其假设。很显然，这种方法存在很多局限性。
1.忽略与空间经济发展相关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等因素。由于这些因素无法用数学形式来表示，新经济地理学家就片面地认为，这些因素是次要的或无关紧要的。可是，各地不同的社会、制度、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在确定区域发展的可能性或制约因素，以及为什么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出现于某些特定地方等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说明它们为何和如何在空间上的发展不平衡，对理解空间经济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新经济地理学家的空间聚集模型极少涉及到制度。而在演化经济学中，核心问题正是制度演变与技术学习相互之间的复杂影响。
2.过于关注数学模型的设计，导致了新经济地理学家的许多错误认识。空间聚集模型中历史事件和路径依赖等概念就是如此。空间聚集模型中所指的“历史”并非真实的历史。模型中所用的“时间”概念，也是抽象逻辑或模拟的时间。还有，“路径依赖”只是对解序列的一种模拟；“路径依赖”的程度和区域模式完全由区位模型中假设的最初条件和参数所决定，而不是由各地复杂的制度和社会演变的过程来决定。从本质上说，新经济地理学中所谓的路径依赖概念是强加于人的。它以此为基础，来证明某种均衡现象的出现将取决于“起始条件”，从而去论证空间聚集模型的精确性。为了使这种错误的认识能自圆其说，在那种空间均衡达到时，“历史”不知不觉地就“结束”了。虽然新经济地理学家也承认路径依赖可能失效，并导致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发生重大转变。但是，他们却无法从理论上令人信服地解释这种变化，只好把它们看成是从一种空间均衡转变成另一种空间均衡而已。由此可见，新经济地理学中对历史的分析并没有多少是实际的成分，而路径依赖的概念还仅仅是一种概念而已。在巴罗等的区域趋同模型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3.很少将经验数据应用于现实世界。克鲁格曼的空间经济组织模型没有将经验数据应用于现实世界。还有，新经济地理学家常把美国的硅谷、工业的中西部、马萨诸塞州，甚至个别北美城市等特殊案例称为其模型的预测与现实世界的一般性相“符合”的证据。新经济地理学家还常用吉尼系数或区域集中等其他指标，来推导出工业专业化区域模式的一般性标准，来检测这些标准是否与递增报酬区位模型所得出的结论相一致。但是，这些模型忽略了很多其他重要因素（如各地基础设施和不同制度，国家支出和政府干预等）的作用，而这些因素都对经济活动的地理配置产生着重要影响。正因为如此，新经济地理学家的实证案例和结论本身并不足以证实其论点。
4.新经济地理学的解释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虽然空间聚集和结构变化是当代经济现象的一大特色，但区域发展不平衡模式不是一种静止的模式，而是不断演变的。对它的研究，不仅需要有重大定性变化的模型，还需要有重大定量变化的模型。然而，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都由于陷于空间均衡和稳态的困境之中，在空间发展动态的定性方面，缺乏解释力。约翰斯顿(Johnston,1992)认为，克鲁格曼的《地理和贸易》(1991)对“地理”的论述“过分简单化”。霍尔(Hoare 1992)则批评克鲁格曼所用的新经济地理学“从历史和知识的角度说陈腐”，而其分析则是建立在“最薄弱的经验支持”的基础之上。
城市和区域分析问题中使用外部性、递增报酬和累积因果关系具有悠久的地理学传统。20世纪60和70年代，经济地理学家就已经运用这些分析工具来研究区域配置了。不仅如此，经济地理学家还制定了有关劳工和技术在区域发展中所起关键作用的全面研究计划，提出了比新经济地理学的空间聚集模型更为深刻的认识。
（二）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模型存在的问题
区域增长与趋同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其区域趋同模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
1.新经济地理学没有对区域趋同问题进行全面研究。虽然新经济地理学对区域趋同问题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但绝大多数都只考察了区域经济趋同的一个方面（即人均收入或产出），而很少揭示跨区域收入分配演变中资本流动、劳工迁移或技术外溢的重要作用。已有的对趋同的研究表明，在区域收入趋同中，内生增长效应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新经济地理学却很少对是否有某些内生增长机制起着重要作用的问题，进行比较研究。
2.新经济地理学区域收敛模型没有研究收敛的跨区差异。它只把一个区的增长与该区自己的历史联系起来，而没有把这种增长与该区成为一部分的区际系统相联系。然而，许多学者认为，真正值得注意的恰是这种趋同率是否存在跨区差异；如果存在这种差异，又是在哪些方面，以及为何会存在差异。
3.新经济地理学无法解释区域增长与衰落的周期现象。区域经济演变理论认为，区域相对增长和衰落的模式存在周期性，在某个时期区域趋同了，在另一个时期又是区域趋异了。但是，具有渐近均衡性的新经济地理学区域趋同模型，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4.新经济地理学偏离了卡尔多的研究方法。卡尔多对不切实际的建立模型做法一直持极怀疑态度，而新经济地理学家致力于构建数学模型，建立模型成了“新经济地理学”的标志。虽然克鲁格曼承认卡尔多理论对空间聚集研究的重要意义，他甚至说，在某种意义上他自己的著作只不过是卡尔多思想的“复制品”而已。但两者却大相径庭。克鲁格曼的说法显然是令人费解的。有些学者甚至悲观地认为，新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科学一样，已陷入死胡同了。
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提供的以经验为依据的研究成果是十分有限的，远不能与过去十来年经济地理学取得的研究成果相提并论。现在，连克鲁格曼自己也承认，任何一种理论的存亡，都取决于实证研究的结果，未来新经济地理学的前沿应是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
二、忽视现实经济中的真实空间，理论与政策实践相关性弱
新经济地理学受到的另一个批评，是它忽视社会经济中实际存在的具体空间，尚未形成任何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1.忽略了具体的地理空间（社区、区域和国家等）。传统经济地理学家认为，空间层级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各种不同的外部性在不同的地理层级上起重要作用。一定的过程或事件在区域、国家和国际等不同空间层级中具有不同的含义，要把过程或事件与具体的空间层级联系起来。但是，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各种过程基本上是与空间层级无关的，真实的空间只是“虚拟”的几何空间的陪衬，显得本末倒置。新经济地理学家将抽象的点和空间的区域不加鉴别地使用，以致常用同一模型来解释从国际，到各国内部的核心－外围，再到各地城市工业集中区等各种不同层级的空间聚集和专业化。但是，对与空间层级有关的过程是怎样相互结合和影响的，则没有深入讨论。因此，虽然空间聚集模型根据某些特定假设，可以准确预言工业地方化和专业化将发生，但这类模型无法告诉我们这种情况出现于何处，或是为什么出现于某些地方而不是另外一些地方。
2.忽视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等因素在各地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等因素在各地经济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因为很难将这些因素纳入数学模型，对它们进行“精确的”分析，新经济地理学家就不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既没有讨论是否存在用以分析趋同的合适区域层级，也没有分析确定区域趋同中各种不同趋势是否有可能出现于各种不同的空间层级。反而认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区域趋同问题的优点，恰恰在于忽视各地在社会、文化制度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差异。然而，近年来，传统经济地理学家特别强调空间经济的差异。不同层级存在差别扩大的趋势，这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各地增长、就业和收入的差别扩大了，而大区域之间的差异则往往缩小了。这些趋势给新经济地理学的区域趋同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3.新经济地理学的抽象模型与政策和实践之间的关联性非常薄弱。(1)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一般化空间聚集模型是很困难的。马尔库森(1996)认为，根本不是只有一类工业区或工业聚集体，因为每个工业区在起源、经济结构、社会管制、制度安排和政府干预程度等方面是各不相同的。各个工业区的多样性使得建立一般化的空间聚集模型难以成功。(2)对不同地方出现的聚集和空间经济变化的解释，既需要深入地研究更一般的过程，又需要对各地不同的因素做出准确的阐述。路径依赖具有地方化的特征，而不只有“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所揭示的情形。(3)新经济地理学重点研究的产业空间聚集和区域收入长期趋同，是一种以数理经济学对传统区位理论和区位科学所做的修订，与传统经济地理学就区域开发和产业聚集所进行的研究方法完全相反，两者难以一致。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应该更多地分析实际的具体地区，而不只是研究模型中假想的“虚拟”地点，从而加强与社会经济实践的紧密结合，否则新经济地理学会因为它与政策建议不沾边而遭到更多严厉的批评。
三、新经济地理学家的视野狭窄，与传统经济地理学家之间缺乏交流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间的思想交流是相得益彰的，有必要在两者之间开展更多的交流。但由于新经济地理学家的视野狭窄，两者之间的交流很少。新经济地理学家很少提及经济地理学家的近著。例如，尽管“第三个意大利”也许是当今工业地区化最受赞扬（当然也是最有争议）的例子，但克鲁格曼或阿瑟都没有提及这方面的近著。还有，大多数新经济地理学家都很少读自己研究领域之外的著作，他们对过去10多年中经济地理学和产业地理学取得的重大发展知之甚少。例如，克鲁格曼在其《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一书中仅提及了两部地理学近著，即迪肯和劳埃德的《空间的区位》(1990)和奇泽姆的《衰退与复苏的区域》(1990)。阿瑟等人则根本不提地理学家的著作。这种漠然置之的态度，确有些令人不可思议。
更有甚者，克鲁格曼等新经济地理学家甚至认为，要用“精巧的模型”来修正地理学家的所有见解，以符合主流经济学的标准，这种态度显然是令人难于接受的。因为新经济经济地理学家并没有设定分析模式标准的权力。新经济地理学家对传统经济地理学家运用分析工具的能力也表示怀疑。例如，克鲁格曼在《发展、地理学和经济理论》(1995)中认为，经济地理学具有五大传统：德国区位理论、社会物理学、累积因果理论、地方化外部经济，以及地租和土地利用理论。遗憾的是，在经济地理学研究前沿，遵循韦伯和廖什等的传统区位理论模型早已销声匿迹了。这些传统之所以“被抛弃”，不是因为当今地理学家拒绝建立这类模型，而是因为他们缺乏进一步发展这些模型所需的复杂的数学工具。“只要经济学家缺乏精确考虑递增报酬和不完全竞争的分析工具，经济地理学研究都会被斥为游离于该专业主流外的”(1991)。克鲁格曼还认为，在经济地理的理论中，虽然有一些人提供了十分有意义的思想，但却不能进行模型分析；有一些人提供了可以进行模型化的观点，但又不切中要害。他指出，只有数理经济学才能使经济地理学已中止的传统恢复生机，把空间问题与经济学相结合起来。
正由于新经济地理学家漠视经济地理学家的各种研究成果，才使它不可避免地成为众矢之的。可是，新经济地理学家却认为，传统经济地理学家应为此负责。克鲁格曼说：“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地理学家是经济学家几乎从来不曾有过的”，“他们既没有使经济学同行活跃起来，也没有对他们产生影响”(Krugman,1991)。很显然，在传统经济地理学家和新经济地理学家之间出现人们所希望的那种交流的前景，不会有积极的效果，而更可能出现“聋子的对话”。
四、结语
虽然新经济地理学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它也存在种种缺陷，在实证研究、数据系统的累积，以及运用其理论来进行预测和政策分析等众多方面都令人十分失望。新经济地理学中的经验研究太少，对政策问题不曾有过很大影响，或者说根本就与政策问题无关。靠它的抽象模型，根本提供不了配制政策的良方。克鲁格曼也认为，由于有“经济地理所提供的知识和经济实验室”，新经济地理学家应该开始经济地理研究。这个观点是对的，但这项工作迄今尚未开始，甚至是不可能真正开展的。因为新经济地理学家所研究的并不是经济地理，而实质上是一种区域科学的翻版，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