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海外义和团运动研究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和团运动论文,海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义和团运动的学术讨论引起了海外研究者的很大关注。2001年6月在英国伦敦召开了由伦敦大学、剑桥大学与布列斯托大学相关研究单位联合举办的“1900年：义和团、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奥地利、澳大利亚、日本和中国的3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2004年6月中旬，台湾辅仁大学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又联合举办了“义和团运动与中国基督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6月10至11日在台湾辅仁大学举行，第二阶段6月14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法、德、意、俄等地的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义和团运动与中国基督宗教”的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以伦敦、台湾、香港所召开的几次义和团研讨会为中心，对近年来海外义和团运动研究作一简要评介。
2001年伦敦会议上，各国学者向会议提交论文约30篇。学者们的研究主题主要涉及到义和团运动的性质、义和团与帝国主义等诸多方面。柯文(Paul Cohen)《把义和团人性化》一文从义和团运动时期自然灾害、生态环境、社会生存危机等方面来探讨义和团运动的起因，他认为义和团反对外国教会、教士而不够人性化，应该把义和团进一步人性化。为搞清义和团起义与其后的国际干涉之间的关系，索若夫·克林(Thoralf Klein)《文明的战争？——义和团起义与文化冲突观》一文认为把义和团看作是与欧洲扩张过程相联系的更大的文化冲突模式的一部分也许会有帮助。该文的分析是：义和团起义和随后的被镇压组成了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冲突是个重要因素。但义和团起义必须从多种冲突来进行解释。狄德满(R G Tiedemann)《义和团民与天主教徒在华北的武装冲突》一文主要探讨了义和团起义中基督徒武装的处境及背景。该文指出：1900年春夏在整个华北地区，中国基督徒遭到了广泛的屠杀，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山东、直隶和山西还有大量的基督徒社群成功地抵抗了义和团的攻击。该文最后的结论是，义和团高潮时期外国传教士所领导的天主教社群武装防御活动，是内部环境和外部因素相结合的产物。韩瑞特·哈瑞森(Henrietta Harrison)《乡村政治与国家政治：山西中部的义和团》一文则旨在探讨1900年夏义和团事件及其在山西中部的影响。本文不同意将义和团发展到山西看成是毓贤转到山西带来的结果。认为山西义和团暴力缘于基督教破坏了乡村道德的和谐。义和团对那些被天主教破坏了道德秩序的乡村进行攻击，说明义和团运动的要旨在于要求正义和维护道德秩序。
关于义和团与帝国主义，兰·尼诗(Lan Nish)《日本和1900年华北事件》一文依据官方报告、政治传记以及事件纪实等材料，通过报纸报道来了解日本政府及公众知道多少关于京津事件的确切信息。文章还探讨了日本政府派兵解救北京公使的原因是处于对日本国家地位及利益的考虑。弗朗克·金(Frank H.King)《义和团赔款及其影响》一文主要讨论义和团起义及其赔款对对外经济关系的影响。文章主张经济问题在与政治联系起来看之前，应该对之单独进行研究。安德·杨(Anand A.Yang)《陆军中尉笔下的义和团：一个印度士兵于1900年关于中国与世界的见闻记载》从一个印度士兵对1900年西方军队在中国屠杀劫掠的见闻记述看出该士兵复杂的思想意识。他的中国之行促使他质问西方文明军队的劫掠屠杀行为。苏珊妮·卡斯(Susanne Kuss)《义和团时期灭绝战争的力量——德国与英国在华士兵》揭露了义和团战争期间德国和英国军队的残暴行为。詹姆士·何伟亚(James L.Hevia)《1900-1901北京劫掠》则分析了1900年八国联军北京劫掠与1860年英法联军的抢劫之间的不同及其所反应的问题。苏珊娜·郝(Susanna Hoe)《1900年北京围困中的妇女》对1900年北京被围困中妇女的不幸经历给予较多注意，为妇女史增补了重要部分。莫妮卡·伦娜(Monika Lehner)《国际干涉镇压义和团运动后奥匈对结盟的看法》着重讨论了奥匈帝国为寻求它在欧洲的位置，对1901年至俄日战争期间所签订协定、条约的反应和态度。
另外，还有几篇论文涉及义和团的其他方面。余凯思(Klaus mühlhahn)《义和团起义前夕山东地方社会与德国传教士的相互作用》一文则从传教运动与中国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义和团兴起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山东农村地区宗教活动的兴盛是导致义和团兴起的重要因素。詹姆斯·福莱特(James A.Flath)《刘明杰：一位现代农民？——从他的年画看义和团起义》一文通过年画来探讨山东农民对义和团起义的理解与宣传。杰弗里·沃斯多姆(Jeffrey N.Wasserstrom)《儿童教育中的义和团》主要聚焦于专为年轻读者而写的教科书中对于义和团起义及其后来影响的描述。探讨将义和团作为一个神话化的事件来对待的教科书对儿童民族主义意识的培养之间的联系。瑞金·斯瑞兹(Regine Thiriez)《法国插图出版物中的义和团事件》探讨了法国插图出版物是怎样用图片、文字来演绎义和团故事的。蒂莫西·白瑞德(Timothy Barrett)《义和团的捕获：〈奇迹千里〉的半个世纪》介绍了《奇迹千里》一书的历史作用及影响。戴维德·阿特维尔(David Atwill)《围外的义和团运动：重新认识1875-1902年中国西南地区反外国和反教会活动》探讨了云南复杂的民族景象与权力竞争势态是怎样深刻地潜滋暗长出云南的义和团运动的。理查德·豪威特(Richard Horowitz)《现代国家制度：义和团起义与中国政府部门制起源》回顾了义和团起义及其对清王朝中央政权结构的影响。在外国直接压力下，总理衙门转变为外务部。义和团起义的灾难性结果给中国政治家提供了一个不可忘记的教训，那就是一个弱国违反国际规范将会引起外国的干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论文的视角比较新颖，例如：斯特芬·万·米顿(Stephan von Minden)《被围困的美人：对作为民间传奇的赛金花故事的思考》、本·密德屯(Ben Middleton)《帝国主义的丑闻：义和团战争时期日本人对于帝国的批评》。
2004年台湾、香港会议，与以往大陆召开的义和团会议相比，有着显著的不同特点。以往大陆召开的义和团研讨会，一般都侧重于义和团，或单方面地从义和团角度去考察基督教会；而此次研讨会，则侧重于从基督教会的角度来考察义和团，着重探讨义和团运动与中国基督宗教两者之间的关系。关于从教会角度来考察义和团，卡尔·李维纽斯(Karl Josef Rivinius)的《由圣言会看山东教会与义和团运动》一文则从基督教教会——圣言会的角度，探讨了山东教会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卡尔·李维纽斯承认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是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之下进行的，传教士与其政府及外国列强之间存在着密切而又显而易见的关系。传教士盲目使用条约带来的特权，没有给予中国历史传统和地方习俗以足够的尊重，再加上谣言的肆虐，使得义和团的矛头直接指向传教士和教会。为了支持传教士而有的暴力活动以及外交干涉使得中外关系恶化。义和团的兴起以及义和团与列强之间的冲突遂导致中外正规的军事冲突。
山东是义和团的故乡，关于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的原因，一直是义和团研究者比较关注的焦点之一。陈德汉的《拳会与教会的冲突——山东义和团兴起初探》一文则从拳会与教会的冲突来剖析山东义和团的兴起。他认为19世纪末的山东地区，拳会与教会都属于新兴势力，快速地扩张成员数量与实力，双方围绕着乡村民众的保护问题而对立。鲁西频繁发生民教纠纷事件，在民教纠纷中受屈辱的平民加入拳会、刀会以自保及报复，促使义和拳、大刀会、神拳等不同拳术形成的防盗组织先后变质为仇教组织，而汇聚成山东义和团的兴起。
以往的研究比较多地注意到义和团视野中教会、教士、教徒的形象，而从基督教角度反观义和团则重视不足。埃列·金朴若(Elisa Giuinipero)的《欧洲传教士眼中的义和团运动》一文依据欧洲传教士的档案史料，从欧洲传教士的角度首先分析了中国人对基督教怀有敌意的原因。认为由于基督教与中国传统宗教的差异、传教士的传教特权、法国的殖民政策与护教权、自然灾害与艰难的生活条件等因素都导致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痛恶。其次，该文认为传教士们对义和团的看法一直都是极端否定的，同时传教士们也谴责了外国列强未能给教会以有力的保护，应该为传教士们所受到的迫害负责。再次，该文还考察了义和团运动结束后传教士们对赔偿问题的态度。不管是天主教教士还是新教教士，他们都拒绝对被害传教士失去生命作出金钱的赔偿。但他们首先要求对幸存的极端贫苦的基督徒给予赔偿并惩罚罪犯。
义和团运动时期，北京乡郊“小韩村”发生了中国基督徒被一伙义和团杀害的事件。中西方都鲜有这一事件的文献资料，魏扬波(Jean-Pual Wiest)的《天主教话剧关于义和团的描述》一文则对此进行了探讨。1902年初，传教士雷鸣远被派到小韩村，亲身见闻了殉教者的故事以及殉教者的后代。1914年，雷鸣远将小韩村故事传到欧洲，再由一位天主教剧作家改编成一系列话剧。虽然一般的讲述者都强调故事中义和团对基督徒的屠杀，但是雷鸣远却着重讲述的是事件之后基督徒与原先的义和团不得不学会和平相处。这些话剧的主要目的在于坚定基督徒的信心以及鼓励非教徒信教，同时也形塑了欧洲传教士们对中国基督徒的理解，以及对殉教精神的向往。
关于义和团叛乱时期的俄国东正教会的情况，学术界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迪内塞·卜德亚(Dionisy Pozdnyaev)的《殉道者鲜血中的教会——在华俄国东正教会的历史》一文则着重考察了东正教教士于义和团运动期间被迫害的历史，填补了学术界义和团研究所忽略的部分。当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京都时，俄国东正教会主教及教会成员都避进了俄国大使馆。中国政府派了10名清军保护教会，但到了6月，有11个教会被义和团烧毁，222名中国东正教徒被杀害。虽然东正教教士于义和团运动期间遭到了迫害，但是殉道者的鲜血并没有白流，义和团运动后东正教迎来了好的发展时期。
关于内蒙、陕西义和团与基督教会，谭永亮(Patrick Taveirne)《从中西方资料来看中国西北以及内蒙古南部地区的义和团运动与天主教会》一文依据教内外的档案资料探讨了内蒙古和甘肃省天主教圣母圣心会教区的义和团事件及其对传教工作的影响。义和团暴动在内蒙古造成了广泛的破坏，而在甘肃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却没有遭受到暴力和损失。谭永亮认为基督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不相容的，这种文化上的冲突决定了义和团与基督教的势不两立。汤开建及马占军的《晚清圣母圣心会陕西三边地区传教述论》简单介绍了晚清圣母圣心会在陕西三边的传教过程，着重分析庚子拳变对该会在陕西三边的传教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原因，并对庚子拳变后的赔教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指出庚子拳变非但未阻止该会传教的发展，相反在客观上甚至有利于其传教事业的发展。
除了前述的山东义和团外，与会学者还从教会角度讨论了北京、福建、河南等地义和团情况。查时杰的《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北堂与义和团的对抗》一文以西什库北堂天主教区的人文与地理背景为经，以1900年北堂被围困时为纬，阐述了西什库北堂的宗教、社会、教育功能以及战时收容信友的功能。韩承良的《义和团与天主教会》一文认为天主教会向来是受迫害的教会，遭受迫害和打击几乎就是天主教会的本质。在义和拳之前，天主教未受到太大的迫害；但到了1900年，清廷在外国势力的强逼之下于绝望中寄希望于义和拳，3万教友死于义和拳时期。文章认为，义和拳起事是因为天灾和贫富不均造成了人们的生存危机。罗渔的《红枪会对河南天主教会的迫害》一文则探讨了义和团运动期间，河南民间自发组织——红枪会迫害天主教会的残暴经过，红枪会多次围攻教区中心靳冈以及韩庄、唐县小管庄教会，庚子年后，确山、许州地区的教友继续受到残酷打击。文章引用米兰外方传教会巴明善神父的回忆录引证红枪会分子的暴行。
关于殉教者一直是学术界争议颇多的一个问题，此次研讨会对各地殉教者给予了较多重视，对这一问题作了几个角度的争鸣。安格鲁·拉兹若托(Angelo S.Lazzarotto)《郭西德侧面像》一文主要依据罗马档案对在陕西南部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郭西德作个案研究，通过郭西德本人的294封来往书信考察其道德品格及其传教活动的基本信念和思想，认为他是一位具有高度责任感的称职牧师。在局势趋于紧张并转向1900年义和团暴乱之时，他坚守岗位并前往尚未建立天主教教区的宁羌地区传教。安格鲁·拉兹若托认为郭西德在对待妇女问题上，只是严格遵守所有传教士所应该遵守的原则，并没有做道德败坏的事情。
义和团运动虽起于山东、河北，但发展到山西时，风狂雨骤之中教会受创甚深。研究者发现，在义和团事件中山西太原市致命者特别多，那么其原因是什么呢？林瑞琪的《义和团事件中太原市致命者特多的背景原因》一文结合文本研究以及访谈，对这一问题加以正反两面的探讨。文章采用清朝官方记载、教会人士记载、士大夫的记载以及奏折、碑文、地方志等并参照对当年致命者亲属教徒的访谈来探寻太原市致命者特多的原因。该文从当地人的性格、天主教会在山西的特色、地方士绅及官员的心态等方面分析各种影响力在事件中的重要性。最后，文章的结论是山西致命事件，是山西人的性格与方济会的求仁心态在历史中巧妙地结合的结果。而义和团本身对事态的影响反而不及其他环境背后的因素。
学者一般言及1900年义和团的影响，多局限于中国华北，而较少论及对南方省份的影响。山乐曼(Mignel Angel San Roman)的《福建多明我会教区的义和团叛乱》一文则利用传教士当时留下的资料，考察了义和团对福建多明我会及天主教徒的影响。从传教士资料中，山乐曼发现传教士言及当时的困难时，没有人提到过北方义和团叛乱对福建教会有什么影响。实际上，当时的许多案件和冲突均属村民和教区日常生活中一直既存的矛盾类型。虽然也有反对传教士工作的倾向，但这只是19世纪不平等条约带来的后果。山乐曼认为，基督教区总的形势取决于地方官的态度，福建脱离朝廷的官方政策而尽量不去附从那场排外运动，是积极地拒绝参加叛乱的省份之一。再则，对福建多明我教会来说，该会在偏远乡村传教，村民能够通过可见的日常生活来直接地了解传教士和外国人，不会轻易相信反教宣传品，并和传教士保持友好关系。
关于义和团运动对基督宗教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学者都关注于义和团运动对中国教会的负面影响。而吴梓明《义和团运动对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的影响》一文则把目光转向义和团事件对基督教教育产生的正面影响，并重新探讨了传教士对义和团事件所作出的更积极的反应。义和团运动不仅促进了中国教育改革，而且促使中国政府认识到并采用西式教育体制，并将西式教育体制视为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关于义和团的民间宗教性质，不少义和团研究者都注意到“宗教、信仰”在义和团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王见川的《“义和团运动”中的宗教与信仰：普济、张天师、孔圣人及其它》一文以“普济”、“张天师”及“孔圣人”为例，阐述宗教及信仰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多元及复杂的情形，尤其是正统宗教信仰(儒、释、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文章认为五台山普济和尚，并非九宫道领袖，而是佛教禅师。虽然普济并未奉召下山，但却表明清廷有意利用佛教这一正统信仰引领义和团对抗洋人，保护国家。就连义和团领导者亦是援引佛教等正统信仰来争取民众认同。通过此种信仰，义和团取得正当性，得到发展的空间。陈方中《民间信仰与秘密宗教中的义和团》一文从咒语、人际及地缘关系、被捕后的供词深入考察了大刀会、神拳、梅花拳等义和团团体与八卦教系统的秘密宗教间的密切关系。文章肯定义和团同时具有秘密宗教以及民间信仰性质。在义和团的自我认知中，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是异端，随着时间的发展，人数的增多以及部分精通文字者的肯定，他们甚至赋予了自己“正统”的地位。洋人和洋教则是他们必须对付的异端，这是由他们的宗教性质出发，是反对基督宗教的真正原因。义和团的“灭洋”运动是一场正统与邪教之争。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政教关系与社会背景，此次研讨会有3篇文章专门探讨了这一问题。墨朗(Luciano Morra.S.J)的《十九世纪教廷、中国与天主教教会发展》一文从梵蒂冈教廷与欧洲教会的角度讨论了义和团之乱给中国天主教教会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的《中国、教廷与法国：瑞良觐见清帝之行及其余波(1885-1886)》一文以四份档案文件为主要依据，考察了义和团运动前天主教教廷派遣特使瑞良觐见清帝的行程，以及随后教廷为了与中国建交所作的努力。该文认为教廷的政策是一贯的：即使在西方帝国主义横行的年代，教廷的政策也旨在保护天主教传教事业的宗教本质，并尊重每一个国家的尊严。夏其龙的《慈善与仇恨——十九世纪中国的育婴堂》一文认为传教士封闭式管理容易使人对育婴堂产生猜忌和误会；而传教士藉着西方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支援建立一种连地方官也难以干预的势力，这种西方人在中国社会上占有的优势可能是即使兴办慈善事业也会惹来仇恨的原因之一。而这些原因又构成了后来义和团反洋、反教暴乱的远因。
关于清政府官僚与义和团。林桶法的《山东巡抚李秉衡对拳教意见的探讨》一文以山东巡抚李秉衡(1895-1897)的奏折及电文中对拳教问题的探讨，来考察其对反教民众所采取的对策，并从李秉衡治理山东来看官、民、拳、教、洋的问题。该文认为李虽然对当时教徒及教会的行为并不认同，但曾认真地平定大刀会之乱，对于教会的被破坏亦认真查办，并无纵容义和团情事。郭世佑的《义和团运动前后的伍廷芳》一文通过对第一个获得西方法学博士学位与律师资格的晚清外交官伍廷芳的考察，认为伍廷芳虽然并不赞同义和团运动中的排外行为，但他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对这种排外行为的发生原因具有客观的和清醒的认识，并且贯穿于他的对外交涉活动中。
关于义和团及义和团研究的评价。古伟瀛的《义和团与台湾人：以李春生为中心》一文认为，义和团反教排外运动在台湾引起了多方面的反响，一是反日的民众，一是日本当局，另一则是接受日本统治的台民如李春生的反应。反日的台湾民众有归还台湾的要求，台湾日本当局更是担心民众会群起响应而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而台湾的富商基督徒的李春生长老则在一年后写了《民教冤狱解》等，从宗教角度思考了义和团事件的前因后果及来龙去脉，李氏叱责了义和团运动，认为中国人接受基督教则可国富民强，使中国能永绝反教闹教及仇教的行为。
百年来的义和团运动研究在史实建构上的一个现实困难，便是研究工作缺乏广大群众自身的史料。因此，通过实地调查的口述资料往往成为弥补空白的绝佳途径。吴惠芳的《义和团研究中的史料发掘与史实建构——以口述资料为例》一文认为，口述资料的因其主观性而有弊端，利用时应对资料本身予以严格析辨，且配合其他资料的相互印证才可洞悉实况。口述资料对于义和团研究除可立足农民角度之基层观察呈现义和团运动发生主因在宗教压迫而非传统农民运动所强调的经济问题外，其最大贡献是对义和团起源地区自然背景与人文社会环境的细部掌握，以及内部组织的深入了解，使得义和团研究跳脱以往过于强调阶级对立或民族战争性质的讨论，改朝社会文化史或民间通俗文化等新研究取向迈进。
在以往的义和团运动研究中，研究者的目光大多聚焦于义和团方面，而较少注意到义和团对抗的对象——传教士与信徒一方。此次台湾会议上，台湾单国玺枢机主教针对海内外义和团研究者所关注的100多万字的《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上、下册，路遥主编)一书，提出了质疑：“路遥教授搜集了大量的口述资料，但是为什么他在搜集口述资料的时候，没有将传教士与信徒的资料放进去？”我们认为，一般来说，口述资料由于调查年代与调查对象不同，难免存在不足之处，但如何联系具体历史条件与时代要求予以一分为二的评价，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在义和团研究中，兼顾义和团与教会方面的资料，争取将两方面的资料作互补性的论证，是今后研究努力的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在台湾会议开幕式上，单国玺枢机主教曾作了《承认错误，澄清误解》的演讲，指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有成功也有失败，凭藉不平等条约，有些传教士带着文化优越感用强势的方式传教，扮演了帝国主义的帮凶，引发了民教冲突乃至义和团运动。教会必须对一些传教士犯下的错误进行反省和道歉，但是少数传教士的不当行为不能由所有传教士来共同背负。单国玺枢机主教这一说法显然与他2000年封圣时的看法有所差异，对此我们应持欢迎态度；但其具体内容所指，未有说明，而且在台、港两次会议上，也未有论文涉及到应纠正以往错误的具体事件。但此次研讨会充分交流了不同观点和看法，对今后“义和团运动与中国基督宗教”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无疑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