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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39(2001)02-0046-05
冷战后，民族主义浪潮的迅猛兴起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为整个90年代社会科学的热点，但非常遗憾的是，在我国不论是民族学研究还是国际政治中有关民族问题研究的大量成果中，对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进行归纳、整理，并从中探究出当代民族主义类别特征的观点尚不多见，更遑论形成有共识的类型学流派，这就使得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在我国陷入了严重的概念混乱之中。根据当今国际社会中各种民族主义现象的不同内涵，我们初步将其归纳成6种，权作引玉之砖，期望引起学术界更为广泛深入的探讨，提高对此问题认识的层次。
一、民族分离主义
冷战结束后，以前苏联的解体为开端，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场民族分离主义的浪潮，这一浪潮范围广、规模大、形式多样，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仔细考察这股分离主义的浪潮，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种形式：
1.独立型的分离主义运动。有些民族历史上就曾经拥有过以本民族为主体的独立国家，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被直接或间接吞并而成为现有母国的一部分，这种分离主义运动以恢复历史上原有的民族国家为目标，以反对现有母国的民族压迫为口号，在“恢复历史”的旗帜下积极从事反对现有母国的斗争。一般来讲，这种分离主义运动都有它较为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和斗争组织形式。它其实是历史上该民族反抗民族侵略的继续。这种分离主义运动的性质决定了它与现有母国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因而在实践中往往伴随着暴力和流血冲突。原苏联境内的波罗的海三国、现在俄罗斯境内的车臣、印尼的东帝汶、中东的库尔德人、前南斯拉夫的内战、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分离主义运动等等，都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
2.回归型的分离主义运动。这是指那些生活在其他国家的少数民族向以本民族为主体民族国家的回归运动。这是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最为普遍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历史的原因，民族的分界线与国家的分界线并不完全一致，这造成了许多同一民族并不能完全生活在同一国家的现象，特别是有些民族虽然拥有它自己的主体国家，但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却使得它的另一部分以少数民族的形式生活在相邻的另外一个或几个国家里。一旦两国关系恶化，或是生活在另一国家的这一民族自认为受到了“东道国”的不公正待遇和民族迫害，就会出现这些少数民族在本民族国家怂恿和支持下的分离活动，尤其对于那些生活在被邻国强行兼并的土地上的少数民族而言，其回归原有母国的愿望就更为迫切，其分离运动也就更为激烈。英国的北爱尔兰、生活在俄罗斯各邻国境内的俄罗斯人、罗马尼亚境内的匈牙利人和摩尔多瓦人、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的希腊人、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境内的马其顿人等等，他们的分离主义运动就是这种典型的“回归式”的分离主义运动。
3.宗教型的分离主义运动。是指生活在同一国家的民族之间，由于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的巨大差异而导致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民族谋求从现有母国分离出去而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或并入与自己拥有相同信仰的其他国家。比如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分离运动、印度锡克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与逊尼派穆斯林之间的冲突等等。这种分离主义运动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因而我们可以称之为宗教型的分离主义运动。就其形式而言，虽然它也是我们在后面将要讨论到的宗教民族主义的一种，但由于其实质内容是以分离主义为目标的，因而我们也将它列为分离式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种。这种分离主义运动更多地具有国内阶级斗争的性质。
4.经济型的分离主义运动。这是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一种最新的形式，也是“谋求发展、经济第一”这一国际大潮的产物。它主要是指一国之中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经济利益分配的巨大差异和人们收入的悬殊；这样，富裕地区不愿充当“奶牛”，讨嫌为落后地区提供过多的补贴；而落后地区则抱怨受到不公平待遇，充当“经济殖民地”，成了次等国民。经济利益上的这种争执和摩擦，极大地刺激了地方民族主义的发展，各个地区的势力集团把民族国家推向了解体的边缘。在前捷克斯洛伐克，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大民族在共同生活了70多年以后和平地分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两地经济水平的差距太大；而在意大利，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也正面临着一分为三的危险。就全球范围来讲，经济因素几乎是每一种分离主义运动的温床，但像这种由于经济的不均衡而导致纯粹以经济界线为基础的分离运动，仍然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冷战后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尽管各有特色，但又有共同点，那就是所有分离主义者都认为脱离现有国家可以为本民族带来幸福。为了达到分离的目的，这些倡导者都提出“本民族第一”的口号，利用民众对本民族或本地区历史语言、文化传统的眷恋情结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渴求，煽动本民族对中央政府、对母国主体民族或是对其他反对者的心理仇恨，有时甚至发展为暴力冲突或武装对抗，从而对本国、本地区及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1]
二、宗教民族主义
宗教与民族和民族主义有着本质上的渊源关系。宗教民族主义就是指以共同的宗教理念为思想核心，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联系纽带，以同一宗教的信徒为民众基础，并以这种宗教为载体而形成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以共同的宗教信仰相号召，要求信徒为本教派或本教信徒的集体利益而奋斗——即对“异族”进行“圣战”。从中世纪基督教骑士们的十字军东征到巴尔干战争中穆塞克三方的相互屠杀，从阿尔巴尼亚的恐怖活动到南亚次大陆的印巴对峙，无不带有宗教民族主义的浓厚色彩。
在当今国际政治中，宗教民族主义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形式是泛斯拉夫主义、泛突厥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及泛伊斯兰主义等。其中以泛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为最大。
1.泛伊斯兰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最早产生于19世纪中叶，它是一种旨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复兴伊斯兰教的政治思潮。其首倡者是加马鲁丁·阿富汗尼[2]。他认为，西方殖民主义及西方物质文明对伊斯兰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伊斯兰教有被西方基督教国家湮灭的危险。于是他根据《古兰经》中“穆斯林皆兄弟”的思想，提出“全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的主张，坚持全世界穆斯林团结起来，在奥斯曼帝国哈里发的领导下，在伊斯兰教义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伊斯兰大帝国。
二战后，随着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伊斯兰国家纷纷独立，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呼声也逐渐高涨。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使伊斯兰民族丧失了耶路撒冷旧城，加之1967年7月发生的阿克萨清真寺事件（注：1967年7月，以色列人麦考尔·洛汉纵火焚毁了圣地耶路撒冷最古老、最神圣的清真寺——阿克萨清真寺，举世震惊，这一事件称之为阿克萨清真寺事件。）震惊了整个伊斯兰世界。促使伊斯兰各国捐弃前嫌，团结在一起，共商伊斯兰复兴大计，并由此而形成新的泛伊斯兰主义。
新泛伊斯兰主义有民间组织——世界穆斯林大会（卡拉奇）和伊斯兰世界联盟（吉达），以及国际机构——伊斯兰会议组织（吉达）为其载体。同近代泛伊斯兰主义相比，它有着明显的区别和特点：它强调伊斯兰世界在政治上的团结、协作和统一，反对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压迫，代替过去以恢复和重建传统的哈里发制度的政治主张；它既有来自伊斯兰各国政府的支持，又有宗教界和知名人士的积极参与，这与近代泛伊斯兰主义仅仅局限于少数知识阶层、缺乏应有的群众基础完全不同；它支持世界各国的伊斯兰事业，维护穆斯林权益以及它的宣教性质，也有别于仅限于政治活动的近代泛伊斯兰主义；最后，它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石油美元）和常设的活动中心，这也是近代泛伊斯兰主义所缺乏的。新泛伊斯兰主义通过定期召开已拥有54个成员国的伊斯兰会议组织首脑会议等方式，已经确立了它在全体伊斯兰国家和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和无比威望，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以至于有些西方学者甚至将它看作是西方世界最大的威胁之一。[3]
2.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社会运动，是指要求严格遵守伊斯兰教基本教义，并用它来规范和约束穆斯林社会和生活的思潮和运动，也有人称之为复古主义。现代社会存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其倡导者穆罕默德·伊本·阿不杜拉·瓦哈比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思想，认为伊斯兰世界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脱离伊斯兰教的正道，主张伊斯兰教要重新回到穆罕默德时代的原旨教义，提出了“恢复正教”、“回到《古兰经》去”的口号。受他的影响，在阿拉伯半岛上曾掀起过近现代以来的第一个以振兴伊斯兰教为旗帜的社会运动——瓦哈比教派运动。
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迅猛崛起，则是起源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这次革命的胜利，使得伊斯兰教法学家霍梅尼成功地登上了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和精神领袖的宝座，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国家政权，并且提出了向所有伊斯兰国家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口号。在伊朗革命的鼓舞下，各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纷纷重新崛起，要求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政权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几成燎原之势。海湾战争、美国的强权政治、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以及四次阿以战争的失败，这些国际性的外部耻辱又为原教旨主义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提供了历史机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重新崛起，对中东、北非、西亚等伊斯兰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当今国际格局也带来了强烈的震撼。现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强调国家体制伊斯兰化，要求实行伊斯兰统治，主张建立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神权国家。
目前全球穆斯林有10多亿人，分布在亚欧非大陆75个国家，其中有51个号称全民信教的伊斯兰国家。[4]在这一广阔的国际范围内，几乎每一个国家都能感受到原教旨主义的压力。[5]原教旨主义运动覆盖面之广，涉及国家之多，对伊斯兰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所产生的冲击之猛烈，在伊斯兰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三、国家民族主义
国家民族主义是一个我们自己所创立的概念，专门用来指以爱国主义为基础，在国际交往和对外活动中强调本民族国家利益至上，坚决维护和捍卫本民族国家利益的思潮或行动。它与爱国主义有着许多的共同点，其区别在于表达的范围不一样。爱国主义是指国民对祖国的一种特殊的感情，它既存在于国内民众之中，也体现在外交人员和国外侨民之中，它具有更多的内向性色彩；而国家民族主义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国家或国民在参与对外交往，或面对外来威胁时所表现出来的对自己祖国的忠诚，它带有浓厚的外向性色彩。也可以说，国家民族主义就是爱国主义的外向化。
我们使用国家民族主义的概念，更多的是为了分析和理解国家对外政策的根源和实质。权威的观点认为，国家利益是国家参与对外交往的直接动因和终极目标。但是国家利益在现实生活中却是多变或难以界定的[6]，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贯穿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国家利益而保持了国家对外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呢？我们认为，这就是国家民族主义。
国家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现象，但在当今国际社会，这种思潮却表现得更为明显。前些年，日美贸易战愈演愈烈、欧美农产品谈判曾一度对立、俄美尖锐对峙、澳大利亚的“亚太化”、中韩、中以建交等，无不是国家民族主义直接推动的结果。
国家民族主义在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区域集团化的发展——有人将其称之为区域内的“聚合型”民族主义。[7]从表面上看，似乎强调本国利益与参与区域化运动是两个截然对立的概念，因为一体化运动总归会让参与国的国家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约束和限制。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主权国家在参与区域一体化、出让部分主权时的目的正好是为了进一步地加强本国的实力地位，增加在国际交往中讨价还价的筹码和分量，以便更好地维护和谋取本国的利益。因此，一体化只是问题的表面，而以地区联合为基础、增强本国实力、维护本国利益才是问题的实质。西欧国家从《罗马条约》到欧洲联盟这一联合图强的进程，正是这种国家民族主义的最好注脚。
四、部族主义
部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非洲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它主要指的是在以部族为社会基本结构的非洲，人们对本部族所形成的特别的认同感和由此而带来的对其他部族的排斥与蔑视，有时甚至是伤害的现象。
在非洲，存在着几千个大大小小的部族，除个别国家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由许多部族所构成的，在非洲最大的国家尼日利亚（1亿多人口），有250多个部族；人口仅为550万的乍得，有140多个部族和四大宗教（伊斯兰教、原始宗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加纳全国按部族划分成百余个区域，大者拥有数万人，小的仅有数千人，均由酋长负责。在人口不到1200万的喀麦隆，有部族239个；从种族上讲，它们分别属于富尔贝族、巴米累克族、赤道班图族、卑格米族以及西北班图族。在2600万人口的苏丹，阿拉伯人占39%，黑人占30%，土著的努厄尔人和富尔人等占31%，全国有600多个部族。[8]
这些大大小小的部族，不仅是非洲国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而且也是构成非洲国家的政治单元。部族的疆域，一般来讲，就是国内行政区划的疆域；而部族的首领，则是这一地区当然的领导人。人们的政治取向也主要是按部族标准和部族利益来表达的。在许多非洲国家，它的总统或总理与其说是一国的政治家，还不如说是某个最强大的部族首领；一些国家干脆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即由几个最大的部族的酋长来轮流担任国家的最高职位。政客或军事首领也往往是从本部族的成员中选拔最亲近的人担任自己的顾问和卫士，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安全、权威、政策及政权本身的连续性。
部族政治在非洲是如此的重要，但可悲的是，部族主义的存在却是非洲长期动荡不安的根本原因之一。历史上，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争夺和瓜分非洲时，根本不考虑河川、湖泊、山岭等天然边界及部族的分布状况，而是根据各自的实力和利益，人为地划定势力范围——而这些人为划定的势力范围的边界，就是当今非洲国家之间的边界。其结果是，许多部族被分割在不同的国家里，而有的国家内部又集中了许多原本差异很大的部族，这就为日后这些国家之间，以及这些国家内部的部族冲突埋下了祸根和火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下，非洲各国政局更加动荡不安，邻国之间的部族冲突也一直连绵不断。[9]从前些年的中非共和国和索马里，到最近的卢旺达、布隆迪、民主刚果和乌干达等国，无不深陷于部族冲突的泥潭之中而难以自拔。因此，非洲国家只有实现从部族向国家的转变，即从对部族的认同和忠诚向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的转变之后，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摆脱部族主义的束缚，从而实现向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过渡。
五、种族主义
种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当中最为古老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民族主义最为野蛮和血腥的存在形式。它认为种族有优劣之分，高等种族生来就具有创造高度文明的生物本能，负有统治世界的天然使命，而低等种族则无力创造和掌握高级文化，注定要成为被统治的对象。种族主义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有种族偏见、种族歧视、种族隔离以至于种族灭绝等。
冷战后种族主义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主要是由于三件事情：一是巴尔干战争中的种族屠杀；二是西方社会排外浪潮的重新崛起；三是极端民族主义在俄罗斯的流行。
波黑战争是冷战后惨烈度最高的一场局部战争，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场以种族为旗帜的武装冲突。冲突的起源，归根结底在于不同的种族认同所造成的尖锐矛盾。早在一战和二战期间，塞尔维亚人同克罗地亚人在大国的挑拔下就曾进行过血腥的种族清洗。在波黑内战中，种族屠杀的幽灵再次出现在巴尔干半岛，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死亡村、集中营以及集体强奸等令人发指的种族事件。这场战争虽然现在已从表面上平息了，但种族主义在这场战争中的狂热表现却令世人至今心有余悸。
西方排外浪潮的重新崛起，也是冷战后西方社会的一个突出现象。苏联和东欧巨变、两德统一之后，大批的移民涌入西欧，使这些国家原本衰退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诸如治安恶化、失业加重、经济持续不景气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认为外来移民是造成他们生活水平下降的罪魁祸首，因而，针对外来移民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且呈不断增长之势。在德国，1992年极右分子制造的暴力排外事件比1991年增加了69%。[10]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西欧各国政府在移民问题上也采取向右转的态度，开始实行严格的移民审查制度，法国内政部长就曾公开表示：“法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移民国家”。澳大利亚保林汉森领导的单一民族党甚至公开吹捧白澳政策，排斥亚洲移民。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陷入深重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危机之中，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在这种情况下，宣扬俄罗斯种族优越论，主张重新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的俄罗斯沙文主义开始抬头。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的“自由民主党”的崛起。在1993年12月的俄罗斯杜马选举中，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党一举获得24.22%的选票，在参加竞选的政党中得票率位居榜首；在1995年的总统选举中，也获得了相当的票数。日里诺夫斯基宣称：拯救俄罗斯的公式是“最后一次南进”，“说它是最后一次，是因为这将是最后一次瓜分世界。俄国将获得四极版图：北倚北冰洋，东临太平洋，通过墨海、地中海和波罗的海西接大西洋，南抵印度洋”。鼓吹“世界需要安宁，拯救人类的使命，只能落在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的肩上”[11]等等。日里诺夫斯基这种充满种族歧视与民族沙文主义色彩的言论在俄罗斯得到相当的支持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种族主义的幽灵在俄罗斯仍然根深蒂固。
六、新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与种族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本身就具有许多同质的东西，在实践中很难有清晰的界定。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新法西斯主义，主要指的是与30年代法西斯主义有牵连的、波及当今欧洲、日本和南美等地的极端右翼思潮。其主要表现是：对昔日的老法西斯主义“英雄”顶礼膜拜，公开宣扬他们的“功绩”，并要求以他们所制定的原则办事以完成他们的“事业”等。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格局的瓦解，国际秩序呈多元化发展，民族主义浪潮从前苏联和东欧向西欧乃至全世界蔓延，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渐成气候。近年来，在欧洲国家的议会选举中，法西斯主义政党和其他极右翼势力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这无疑与冷战后的民族主义大气候有关。在德国，代表极右势力“共和国人党”和“德国人民联盟”虽然在1994年的选举中败北，但以“光头党”为代表的70多个极右派暴力组织，在推行新法西斯主义恐怖活动方面却极其猖狂。德国每年都发生2000多起种族排斥的暴力事件。这类事件在奥地利、法国、比利时、西班牙等国均有突出表现。[12]在意大利，建立最早、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法西斯政党“意大利社会运动”，在继1983年的大选中将墨索里尼的儿子送入议会之后，在1992年2月又把墨索里尼的孙女推出来参加竞选，叫嚣要恢复她祖父的“事业”，并险些当选罗马市长，1994年意大利出现了战后第一个有新法西斯分子参加的联合政府。[13]在阿根廷，民族主义劳工党领袖康德罗比翁迪亲自为该党绘制纳粹标志作为党徽；[10]在俄罗斯估计有法西斯组织90多个，而且他们与德国的新纳粹组织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4]
战后法西斯主义保留最为完整、影响最深的恐怕是日本。由于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使得清除法西斯主义的行动在日本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大批法西斯组织和成员，在经过改头换面之后仍然堂而皇之地被保留了下来。曾被列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竟然在1955年登上了日本首相的宝座，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学术界，否定日本法西斯主义和肯定大东亚战争的言论一直受到首肯和欢迎。日本这种为法西斯主义和侵略战争辩护的心态，突出地表现在日本的国家政策之中。历届日本政府所作的战争反省，几乎都伴随着许多的不和谐音。比如持续不断的“教科书”修改事件、政府要员不断地参拜靖国神社事件、甚至发展到成立“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议员联盟”，更有甚者，不断有高官公然为法西斯战争辩护，不战决议的难产等等。这表明，战后50年的历史，仍未平息日本国内一些人为侵略战争辩护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心态。日本社会从政界到民间存在的这种心态，也助长了新法西斯主义势力的滋生和发展。诸如保卫国家青年蓝色冲锋队、夏季冲锋队协会同盟、大日本爱国党和太阳旗社之类的新法西斯组织的存在即是明证。[15]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日本的新法西斯主义思潮更多地带有官民一体的特色。比如在德国，如果公开行纳粹礼或呼喊纳粹口号，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而在日本，每年的“终战日”都可以看到身穿“皇军”军服、操“皇军”武器的旧军人在靖国神社集会或在街上游行，不但没有人过问，反而还会赢得许多人的尊敬与欢呼。这说明，新法西斯主义在日本的泛滥，主要是政府怂恿和默许的结果。考虑到日本名列世界第二的军费开支、发达的高新技术、不断谋求“政治大国”的努力以及挥之不去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人们有理由对日本的一举一动都保持高度的警惕，特别是对于曾经饱受日本法西斯蹂躏的中国人民来说，则更应如此。
民族主义是一个范围相当广泛而又争论不休的话题，因此，对民族主义形态的考察，也就理所当然地遇到许多困难，存在许多分歧。由于所采用的标准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当然还可以得出许多其他的结论。比如按照内容类别，可以分为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或是军事民族主义；以地域范围，可以分为地区性的民族主义和全球性的民族主义；以对全球事务的影响性质，可以分为进步的民族主义和消极的民族主义；甚至还可以按阶级标准，分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等等。但笔者总感觉到这些分类方法都很难对民族主义的现实存在作出严格而又精确的界定，更难以揭示出每一种具体类别所包含的本质特征，也难以反映出民族主义不断变化的历史属性。本文上述对民族主义6种形态的界定，主要是基于现实国际政治的内涵式分析，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当今国际社会中诸多民族主义现象的科学归纳和分类，更准确地对这一全球性潮流进行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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