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柢六经 醇而不肆——汪琬古文创作探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而不论文,古文论文,根柢六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9)03-0061-05
明清易代的社会动荡不仅促使清初社会思潮发生巨大的变革，也带来一代文风的变迁。公安派开启的“独抒性灵”文学风尚，受到了诸多质疑和冲击。以汪琬为代表的清初文人，反思明文之弊，提倡以六经、孔孟为法，昌明博大、用实黜虚为旨归，醇厚雅驯为文则，鼓扬盛世之文。随着清朝政治日趋巩固，进一步提出创立一代“清文”的主张。作为“清文”的开山，汪琬之文不仅推动了清初古文的复兴，而且对清代古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结合汪琬的文章理论，较全面地考察其古文创作的旨趣与特征，并辨析创作上的得失，以期作出较中允的评价。
一、根柢六经，文以用实
文本六经是古文的重要传统。综观有明一代，除了宋濂、方孝孺、归有光及嘉定文派等少数坚守者，这一传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断裂。白沙学派、阳明学派虽然继承宋儒文以载道的传统，但其所说的道与传统的六经之学已有显著区别，而且不免于崇道斥文。七子复古与阳明心学同时兴起，取法秦汉古文，偏重于情采文辞，一定程度上走到文本六经的对立面。公安派倡导“性灵”文学，给古文传统带来了更大的冲击。易代之际，汪琬、钱谦益等人私淑归有光，昌言“经经纬史”，开启了清初文本六经的潮流。
汪琬继承前人六经皆至文之说，《王敬哉先生集序》云：“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易》、《诗》、《书》、《礼》、《乐》诸经，人之文也。人之有文，所以经纬天地之道而成之者也。”[1]卷十五对文章不根柢六经深有不满。《三衢文会记》云：“顾后世乃有畔经而以文自命者，何也？”[1]卷十五汪琬经解文字本于六经自不待言，而尺牍、史传、碑志、序跋诸体之文亦多谈经论学，旨在发明经义，传述圣人之道。尺牍近半为论学文字，如《与友人论葬服书》、《与吴虞升论殇服书》、《答李举人论以史证经书》、《与从弟论师道书》、《答或人论祥禅书》、《与从弟论立后书》、《答顾宁人先生书》、《与曹木欣先生书》、《答朱锡鬯书》等，大抵是博引经传，商证经史，合经、道为一。史传之文也颇能体现本于六经的创作旨趣。康熙十二年(1673)，王士禄以母丧哀毁卒。汪琬《节孝王先生传》记述士禄生平极简略，而详载其辨伪《诗传》之语，末云：“先生撰述甚夥，此一篇尤善。至于官阀世系，具载其同产弟贻上所作《年谱》中。”[2]卷二十三从这种传记手法中便不难窥知他对经学的偏嗜。汪琬入明史馆所撰《拟明史列传》175篇，贯穿着“经经纬史”的思想。宋濂既为明初文坛第一人，又是一代经学名家。汪琬《宋濂传》3000余言，近半篇幅征引其《孔子庙堂议》一文，以为其说皆本于《礼》，诸儒韪之，迄明世竟不及尽从之，为之叹惋再三。《答禄与权传》、《张筹传》、《薛蕙传》等也主要记载议礼之事。《明史》后纂者未能采其说，徒以纪事为史传之法，因诸传侈引经传，多加删汰，汪琬作史之意几乎不存。汪琬酷嗜欧阳修之文，时人称其文似欧阳修。汪琬自评其文，《与梁侍御论类稿书》称“盖从庐陵人，非从庐陵出者也”，“宜乎誉某而某不之许也。”[2]卷十八其言稍夸大，然就文本六经而言，确与欧文有所不同。以《计氏思子亭记》为例。计东长子计准，年少好学，十六而殇。计东哀思不绝，将构思子亭，乞汪琬作记。汪琬“裁之以礼”云：
闻诸周人之葬诸殇也，则用殷人之棺椁与虞夏之暨周、瓦棺；其既除丧也，则玄服以祭；其祭之也，则不立尸，不以特牲，未有不与成人异者。父母之视其子，固无贤不肖之分也。发于中者之有惨舒，达于外者之有隆杀也，惟视其殇与非殇而已。故曰：先王制礼，不敢过也。此施诸父母且然，而况所谓殇子者乎？孺子虽贤，然不得比于童汪锜之列明矣。今既思之过甚，而又益之以非礼，则是委弃先王之制，而甘蹈子夏之遗辙也。甫草其慎之！嗟乎！吾之言此，岂果能禁甫草使勿思哉？原本乎送殇之礼，而折衷之以圣人之训，非薄待孺子而然也，亦以效忠爱于吾友云尔。[2]卷二十二秦松龄《苍岘山人文集》卷六《书计甫草思子亭记后》云：“其文反复辨证有理。”由此以观，汪琬自称“非从庐陵出”是有一定道理的。汪文合经、道为一，正如计东《钝翁类稿序》所云“圣人之道，载于六经。学者能从经见道，而著之为文，不使经与道与文三者析而不可复合”[2]，惠周惕《尧峰文抄序》所云“其指以六经为归”，“立言命意，皆有所本，即一字一句，其根柢亦有所自来”[3]。
明末东林、复社崇尚经世致用。汪琬承东林、复社之绪，“务为经世有用之学”（《翰林编修汪钝翁墓志铭》）[4]卷四十四，文章根柢六经，还有用实黜虚之意。康熙十一年所作《刘叙寰七十寿序》是一篇极佳的文字，惜向来少有人留意。文云：
孔子曰：“国家敬老，则民作孝。”古王者之于老老也，庠序、胶学之异其地，燕礼、飨礼、食礼之异其文，燕衣、缟衣、玄衣之异其服，其敬之各以其制也如此……《礼》：“七十异膳，饮酒食肉，处于内。”而叙寰茹藜藿，饭粗粝，得一饱足矣，何膳之敢望？《礼》：“七十时制。”而叙寰无一廛之居，经营衣食将给旦夕之不暇，其敢言制乎？《礼》：“七十杖于国，不与宾客之事。”而叙寰入操井臼，出赴亲故之急，欲求喧息偃安而不可得，惟其起居步履如故，或无所事于杖则有之耳。甚矣叙寰之穷也！……“民今之无禄，天夭是椓。”吾不胜慨焉太息，盖非独为叙寰也！[2]卷三十
刘叙寰，名天叙，长洲老儒，困于衣食。文中反复陈说孔子之世“国家敬老”，对比今世老无所养，慨叹“养老、振穷、恤贫之制，则已废坠不可问”，措意甚深。汪琬精研礼学，向往三代礼乐之治。《赠郁医序》称《周礼》有疾医与疡医，隶于冢宰之制，今世无之，故“古之医多良，而今之医多拙”，学书纸费，学医人费，庸医既多，不费人者则少矣。文末甚至幻想：“万一遇有大力者，一旦言郁君于官，使之掌疕疡之政，以供医事，而进比于《周官》下士一命之列，庶几使郡邑之为医者，得以进复于古矣乎？”[2]卷二十四这种看似可笑的想法正体现了他用实的理想。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为僧徒、居士所作文字，汪琬也无意合儒、释为一，而是为其披上一层用实黜虚的外衣。易代后，佛门大兴，不仅遗民逃禅风气甚盛，士大夫也喜好参禅礼佛，汪琬友人王士禛、梁熙、刘体仁、蒋超等俱是著名的居士。汪琬亦习临济宗义，不过无意以禅诠儒，批评混儒、释为一，“援佛以拟孔孟，推孔孟以附佛”（《李屏山鸣道集说辨二十四则》）[2]卷三十九。其为僧徒、居士所作文字以儒诠禅，一改时人以禅诠儒风气。如《送姚六康之任石埭序》辨说释老非“空虚寂灭无用之学”，“诚能研极其指趣，微独缮治身心而已，虽用之以服官政无不可者”[2]卷二十三。《永宁接众禅院募疏序》称先王之政衰熄，释氏筑名蓝精舍周恤其同类，先王之政“失之于此，而彼顾得之”[2]卷二十七。《募修三畏斋序略》记虎丘寺僧智龙募修宋儒尹焯三畏斋，“士大夫不能为，而使一僧为之，亦可愧也夫！”[2]卷二十七《题庉村和尚法嗣图》称佛门之内，“佛可诃，祖可骂”，不拘威仪礼数，然天童法孙清上人编宗门法嗣图，可为“士大夫之阴贼诡谲，叛其师友”者之耻辱[2]卷四十七。以上四文从根本上说都出于同一用意，即有裨世教。钱肃润评《三衢文会记》所云“时而吊古，时而伤今，总以挽回世道，扶持文运为心”[5]卷十二，正准确地概括了汪琬合经、道为一以求世用的古文旨趣。
二、昌明博大，醇而不肆
康熙十一年(1672)，宁都魏禧游吴门，与汪琬商证文字。计东致书询问汪文得失，魏禧《答计甫草书》云：“侯肆而不醇，某公醇而未肆。”侯氏，即商丘侯方域，字朝宗，古文名重南北。对于汪文之“不肆”，魏禧解释说：“非不能肆，不敢肆也。夫其不敢肆，何也？盖某公奉古人法度，犹贤有司奉朝廷律令，循循缩缩，守之而不敢过。”[6]247－248“醇而不肆”一语，简要地概括了汪文的风格。所谓“不敢肆”，除奉守古人法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弘扬盛世之文。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成了汪文“醇而不肆”的风格。
汪琬反思明末以来“新奇可喜”、“幽深孤峭”的文风，认为流弊滋蔓，惟有昌明博大、醇厚雅正始与盛世相合，有补于世，否则“流于晦且乱，则人欲日炽，彝伦日
”，天地之道无所依托以传（《王敬哉先生文集序》）[1]卷十五。他认为盛明时期，贤杰之士通达时务，文章皆昌明博大。国运日衰，人文沦丧，士大夫鲜能用实，文风胚变，乃有公安、竟陵之风雅变易，士风日下，流于晦乱。迨清廷大兴文治，海内趋于安定统一，“王道昌明，上之天子，以荡平为治，次之公卿大夫士，皆以寅恭为心”，此真士大夫“起而策名之时”（《代寿白母陈太君八十序》）[2]卷三十一。所以，对沿袭明末“昧于辞义，叛于经旨，专以新奇可喜，嚣然自命作者”风气痛加斥责。《文戒示门人》云：
昌明博大，盛世之文也；烦促破碎，衰世之文也；颠倒悖谬，乱世之文也……假令如日夜出，两月并见，日中见斗，又令山涌川斗，桃冬花，李冬实，夫岂不震耀耳目，超于常见习闻之外，其可喜孰甚焉？而经史书之，不曰新，而曰妖；不曰奇，而曰变。然则今之作者专主于新奇可喜，傥亦曾南丰所谓乱道，朱晦翁所谓文中之妖与文中之贼是也。”[1]卷三十
“乱道”、“文中之妖”、“文中贼”一类的言辞，掊击时人专主新奇的好尚，用意即在“挽回世道，扶持文运”。不过，先有国运衰颓，后有文风之变，这种论调是首末颠倒的，此其局限。
由于追求盛世之文，汪文多颂歌清廷文治武功，俨然是代新朝“立言”。顺治、康熙帝喜赏赐御札书画，士大夫奉若至宝。礼部尚书王崇简及其子工部尚书王熙所得富于他人，筑宝翰堂藏之，犀轴文锦，观者叹羡。汪琬《宝翰堂记》云：
窃惟我世祖章皇帝，以天纵之姿，神武之烈，受天成命，西剪巨寇，南平小蠢，十余年之间，薄海内外罔不宾服。天下既定，然后躬屈至尊，数引见左右侍从通今好古之士，讲译诗书，修明礼乐，举郊祀之典，考求籍田、幸学之仪，以肇兴文治。[2]卷三十三
唏嘘慨叹，至谓“晚近数百年以来，未有及臣熙所遘之盛者”。康熙帝南巡，以汪琬文名甚著，居乡不与外事，赐御书一轴。汪琬倍感优宠，改皆山阁为御书阁宝藏之，并作《御书阁记》云：
凡行楷三十有五行，一百三十有一字，乃临故尚书其昌所录诗余三阕也。笔墨所到，光采晖映，如凤之翥，如龙之腾，如日丽天，如云出岫，横纵变化，几于化工，虽云临笔，夫岂其昌辈流专以一艺名家者所能仿佛其概哉！……自今以往，其敢不夙夜战战栗栗，益思勉自刻厉，期无负皇帝“不与外事”之旨，庶几省身寡过，或能对扬休命于万一云。[1]卷十八
感激涕零，“战战栗栗”，以致语皆夸大。二记颂清廷文治之功，正是他标榜的“昌明博大”的盛世之文。《代寿洪太傅七十序》未详代何人所作，盛赞洪承畴受知清帝，丰功伟绩当在史册，有云：
夫固天所挺生，以锡我国家，为元老，为纯臣者也。宜其福禄寿考，日引月长，而未有艾与！……今公既奏平格之绩，而天予之以寿考，此岂独公一人之庆，实我国家有道灵长之所赖也。由此观之，公之保乂国家者，方永永勿替，又岂伏波、楼船以下诸将帅所得望其仿佛也哉！ [2]卷三十
颂谀之辞，不惟故国遗民不齿，一些正直士大夫当亦哂之。然汪琬又岂非刚直之士？却留下堪为人生污点的文字。文章有可为，有不可为，虽富贵所诱，权势所劫，亦不改易主张。汪琬作此，既非为进阶之术，又非为避害之具，大可弃之不顾，终不免大颂谀辞，究竟出于什么原因呢？首先，作为仕于新朝的士大夫，对洪承畴的看法与孤节遗民不同。其次，承认清廷正统地位，渴望太平之世，对永历王朝与清廷的对立深不以为然，视其国家之害，故盛赞洪氏剿灭抗清义旅之功。还有一原因与之相表里，即盛世之文的文学理想。
汪琬追求昌明博大之文，故强调醇厚雅正。文章表彰节烈忠义，不喜传奇纪异，徒以新人耳目。如《曹孝子事略》记述曹广摅到股医母而死，前半章文字简约，后半章专驳时人“毁伤支体，以至于死，此非古圣人训也，又非国家之令甲所听也”之说，以为獧谲辈援圣贤之说以自解，借令甲以逃免其罪，“相縻以虚名，而相涂以文具。此风俗所以益偷，而急难危亡之时，天下所以无臣子也”[2]卷三十六。《宋烈女传》传载蔚州农家女宋典姐殉未婚夫兰州厮，叹云：“予谓烈女生长农家，非素闻姆氏之诫者也，又非娴于诗书之文而习知礼义者也，顾一旦忼忾杀身，虽名家士族亦有所不逮。此其义烈出于天性，夫岂得以矫激少之哉！”[2]卷三十五《江天一传》、《书沈通明事》、《周忠介公遗事》记载江天一赴义、沈通明尚节、周顺昌忤阉之事，事皆据实，或无一评说，而褒贬立见。汪琬对忠孝节义之事乐道不疲，大抵欲藉此“挽回世道”。由此可知，汪琬“非不能肆”，“醇而不肆”乃其刻意的追求。易代后，明遗民崇尚性情，文章或激怼哀怨，或粗头乱服。汪琬深有不满，故矫之以“醇”。他与魏禧对“醇肆”的不同理解，就反映出其与遗民文学的差异。从这一意义上讲，汪琬文章“醇而不肆”与其诗歌循守“温厚”诗教一样，乃是一种特定文学历史时代的产物。
三、讲求法度，清真雅洁
在清初古文家中，最推重文法者莫过于汪琬了。宋荦、许汝霖编选汪琬、侯方域、魏禧之文为《国朝三家文抄》。宋荦《序》比较三家文风异同，认为侯文“奋迅驰骤，如雷电雨雹之至，飒然交下”，魏文“必有为而作，踔厉森峭，而指事精切”，汪文“温粹雅驯，无钩唇棘吻之态，而不尽之意含吐言表”。许汝霖《序》也说侯文“如天潢屈注沧海，浮槎飘梗，灭没涛澜”，汪文“如名将署师，行阵之余，营垒井灶，动合古兵法”，魏文“奇力变化，而矩蠖森严，鸿洞踔厉”。邵长蘅《序》则概括说：“侯氏以气胜，魏氏以力胜，汪氏以法胜。”[7]如魏禧所云，汪文“醇而不肆”，与其讲求法度关系密切。
汪琬提倡法度甚早。顺治六年(1649)，与宋实颖等人组织沧浪文会，未几又创立慎交社，相与会文，商证文法，以备科举之用。其所论文法，虽与古文之法有所区别，但也为他后来重法度奠立了基础。陈僖因汪琬论文讲求法度，致书与辩，《与汪比部论文书》提出文以明道为主，而后有文法。汪琬《答陈霭公论文书一》驳斥说文章令读者动心骇魄、改观易听处在于“才雄而气厚”。《答陈霭公书二》又说：
如以文言之，则大家之有法，犹弈师之有谱，曲工之有节，匠氏之有绳度，不可不讲求而自得者也。后之作者惟其知字而不知句，知句而不知篇，于是有开而无阖，有呼而无应，有前后而无操纵顿挫，不散则乱，辟诸驱乌合之市人，而思制胜于天下，其不立败者几希。[2]卷十九
认为古人之文“开阖呼应、操纵顿挫之法，无不备焉”，唐、宋大家皆是如此，明人取法唐、宋，“学其开阖呼应、操纵顿挫之法而加变化焉，以成一家者是也”，不应以明道弃文法不顾。
众说周知，公安派信手直寄，大抵是摒弃法度的。“不拘格套”，任自然性灵，成一时风气，弊端在于浅薄叫嚣。汪琬反思明末以来文章之弊，认为“今文之亡，亡于无法”（《三与汪比部论文书》）[8]卷一，欲借文法“挽回文运”。在创作中，以法度约束才情，讲求字法、句法、篇法、起承转合、首尾呼应、抑扬顿挫，力去粗莽、纤佻、拘牵之习。论学文字多征引经传，以为行文之法。史传之文则讲求情事详核，叙次简洁，得太史公家法。如《乙邦才传》载述明末奇士乙邦才事迹，先述霍山救助黄得功脱农民军之围，继写突围入六安城取太守结状，并及同时奇士张衡。只此两事，已见邦才奇才。接下略写邦才功绩，以“大小十余战”之语代过，转写主者攘其功，同辈皆为不平，邦才辄曰：“此我众不惜死耳，我一人何能为？”从而刻画其不仅勇武，而且德行殊众。接下简写邦才助史可法守扬州，战败死。复以寥寥数笔刻画形貌及为人：“邦才形貌仅及中人，白皙坳准，猿臂而蜂腰，善投壶。本不知书，而进止安雅，敬礼士大夫，与颍州刘子公勇善。”传末之评，又引刘体仁所述邦才“所可报国家者，惟此身耳”之语，并附说张衡其人。可谓法度从容，又富于变化，避免了平铺直叙。这显然是借鉴了《史记》传载李广的笔法。他认为刘辰翁所评班、马异同，“浅陋无识，真有儿童之见不若者”。《题刘须溪评班、马异同》云：
试以《李将军传》言之。子长于上郡太守之下即总叙云“后广转边郡太守，徙上郡。尝为陇西、北地”云云，“皆以力战为名”，此正子长叙法之妙。下文止抽射雕者一事以模画之，以见在上郡力战如此，则他处不言可知矣。又前文云：“日以合战。”后文云：“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皆与此力战相照应。人知此传，以“射”字为案，不知其又以“力战”二字为案也。孟坚愦愦，辄举而删除之。此可谓之有法乎？而须溪则评云：《史记》错出非是。且子长别用程不识两两相比，共作三段。此政以客形主能，令李将军须眉生动，可谓史传绝调。孟坚仍之良是。而须溪又评云：程不识为人，何为于此？可去不去。若有憾于孟坚者。彼岂知作史之道哉？以此遗误后人，则天下安得有古文辞邪？[2]卷四十七
细味《乙邦才传》“大小十余战”之语，及详载霍山之战、六安突围二事、略记守扬州殉难一事，可知亦以“力战”为案。由此可见其对《史记》笔法的借鉴了。钱肃润评云：“镄刻情事，语语切实，复以飘宕之气行之。韩之《书张中丞传后》，有其俊逸；柳之《段太尉逸事状》，有其缜密。而总得太史公神髓，读太史公《李广列传》，方可与读此文。”[5]卷十四可谓知言。
汪琬古文“以法胜”，讲求布势、遣辞、宾主、疏密、离合、起落、顿挫、气韵、波澜、委曲等，容与自如，形成了清真雅洁、简净宕逸的艺术风格。如《皆山阁记》自述少有山居之志，久不得偿，游宦归里，始置尧峰山庄，筑皆山阁云：
庄有阁三楹，其阳尧峰，其阴姑苏之台，灵岩据其西北，穹窿峙其西南，其他远者近者、大者小者、隐者见者，若立若卧，若蹲若倚，从者如屏，衡者如障，阙者如玦，回而抱者如环，凡阁中之所见皆山也。予坐而啸，作而吟，食饮动息，无不与山俱者，于是所愿始少慰。[2]卷三十三
这段文字较欧阳修《醉翁亭记》“环滁皆山也”之语为繁，自具生趣。欧文接下写自得之乐，汪文转而辩说柳宗元《囚山赋》“匪兕吾爲柙，匪豕吾爲牢”悲怨之意，深惜前贤不能得“仁者乐山”之意，未如世人所说的那样“晚年知道”。从皆山阁之景荡开笔墨，转写古人，显然是借以自写胸臆。这种笔法与欧文各具其致。再如《姜氏艺圃记》，后分为《姜氏艺圃记》、《艺圃后记》，刻入《钝翁续稿》、《尧峰文抄》者即此二文。原文见载钱肃润辑评《文瀫初编》，前半章专写艺圃之景，刻画细致，错落有致，裁为《艺圃后记》；后半章写景寄情，层次分明，散而不乱，裁为《姜氏艺圃记》。钱肃润评云：“前半委曲尽致，如游幽泉邃石，入一层，才见一层。后则俯仰情深，慷慨淋漓，令人叹慕曷已。此真艺圃名篇。”[5]卷十三又如《登玄墓旁小丘记》、《游马驾山记》，亦以法度取胜，并为一时名篇。马驾山在苏州邓尉之阴。玄墓山，在邓尉西南。徐枋《邓尉十景记》：“邓尉看梅名胜处，玄墓称绝，余则马家山、董坟、朝元阁、槎山、磡上，皆其选也。然马家山、朝元阁，皆有梅花，而无太湖。”《游马驾山记》写观梅云：
前后梅花多至百许树，芗气蓊勃，落英缤纷，入其中者，迷不知出。稍北折而上，望见山半累石数十，或偃或仰，小者可几，大者可席，盖《尔雅》所谓人嚳也。于是遂往列坐其地，俯窥旁瞩，蒙然
然，曳若长练，凝若积雪，绵谷跨岭，无一非梅者。加又有微云弄白，轻烟缭青，左澄湖以为镜，右崇嶂以为屏，水天浩漾，苍翠错互，然则极邓尉、玄墓之观，孰有尚于兹山者邪！惜乎地深且远，莫有治庐其址者，故不能信宿于此，以穷其幽，尽其变，此则予之恨也。[2]卷三十三
起落、顿挫、委曲，变化不一。《登玄墓旁小丘记》不复重写梅景，转而刻画吴中名刹圣恩寺，“不旷不逸”，令人怅然有所未足，此为布势之法。接写登玄墓旁小丘，忽得佳境，此顿挫之法。再写自得之情，“然窃怪好事者曾莫之顾也”一句以下，写胜迹鲜有识者，此波澜之法。可谓法度容与，具有雅洁宕逸之致。
汪琬文章清真雅洁，无钩棘之习，与公安派的放笔自然、明遗民的粗头乱服风格迥异。对观《游马驾山记》、《登玄墓旁小丘记》与归庄《洞庭山看梅花记》、《看牡丹记》、《寻菊记》、《看寒花记》、《观梅日记》诸文，即可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归庄以游踪为线索，即景所得，形于笔端，不乏情致，然少剪裁，只是一味铺张。如《洞庭观梅记》篇幅稍短，亦近千字。“园中梅百余株，一望如雪，芳气在襟袖，临池数株，绿萼，玉叠，红白梅相间，古干繁花，交映清波”，自是佳笔。接写“其一株横偃池中，余酒酣卧其上，顾水中花影人影，狂叫浮白，口占二绝句，大醉而归寓”[9]375-376，有豪宕之气，亦见粗头乱服之形。《寻菊记》近4000字，除铺叙游踪，即目成文外，还罗列两种菊谱，比较其异同。归庄之文自成一种风格，相较之下，汪琬以简净有法胜。汪琬传记碑志之文如《江天一传》、《申甫传》、《沈通明事》等，亦以简净雅洁见长。徐风辉辑评《国朝二十四家文抄》卷七录《尧峰文抄》一卷，评《布政司参议方公祠堂碑》云：“叙次简洁，歌亦古雅，无一巵词剩语。”评《王烈女传》云：“简严宕逸，叙事擅长，真得欧、曾、王三昧者矣。”评《江天一传》云：“较叔子《江天一传》，殊为简净，故录此。”[10]叔子，即魏禧，其《江天一传》较汪文更具气韵，在简净上则稍逊一筹。
四、汪琬古文之弊
汪琬以复兴古文自任，研讨经史，博学深思，文章六经为质，昌明博大，讲求法度，自成一家之言。但需要指出，他对公安派及明遗民文风的批驳，有其特殊历史时代性，根柢六经，“醇而不肆”，亦自有弊。
一是颂歌盛世，不免空疏大言，既不足托“天地之道”，亦不足止“人欲日炽，彝伦日斁”。汪琬为实现昌明博大的文学理想，也付出惨重的代价：除空疏大言与崇尚用实自相矛盾外，还每每强说成理，不能自圆其说。如《彭公子篯传》称崇祯末彭而述成进士，不肯为明所用，知几甚早，故成清代开国名臣，纯粹是曲为之解。述及士大夫仕清，往往加上知几甚早、明末未尝入仕一类的尾巴。这种画蛇添足之笔，大抵是为赞歌盛世作一铺垫，实是毫无意义，正合于叶燮《汪文摘谬》常说的下字“无谓”。
二是拘泥法度，多有雕琢痕迹，变化不足，失去自然平易之韵。魏禧对汪琬矜持法度深有所不喜，以为汪琬学已有余力，不必拘守欧、王法度而不知变化。黄宗羲、叶燮的批评态度亦是如此。黄宗羲《戴西洮诗文题辞》云：“以视今日之名士，摹仿得欧、苏一二转折语，自称震川正派者，见之能不自愧乎？”[11]102所谓“自称震川正派者”，即指汪琬。叶燮撰《汪文摘谬》一卷，嘲笑汪琬“行文无才，持论无胆，见理不明，读书无识”（《汪文摘谬引》）[12]，认为他行文模拟欧阳修，隔纸画印，文理俱悖。以《陈文庄公祠堂庙碑记》摘谬为例。天启间，陈仁锡忤魏忠贤削籍归。汪文曰：
嗟乎！ 间观史所载宦官之祸，无世蔑有，未有如
汉、唐及前明之甚者也。然而汉之亡也，以十常侍；唐之亡也，以北司，是直宦官与士大夫为难耳。前明则不然。君子、小人并立于朝，日夜以门户相倾轧，而小人遂借刃于宦官以戕君子，此其过在士大夫，非专属诸宦官也。
叶燮认为上文既以宦官之祸归重于汉、唐、明，此段似将汉、唐宦官之祸为宾，复侧重于明为主，故以“然而”一转，将宽汉、唐而侧重于明也。读“前明则不然”一句，必以为申言明宦官之祸更甚。然汪文忽转云“此其过在士大夫，非专属之宦官”，将前此重重翻击尽行抹倒，酷似为昭雪魏忠贤而设奇文幻笔，颠倒舛错。[12]此说颇具道理。
三是援八股文法入古文，造成文字平庸，格调沉闷。对此，叶燮也有尖锐的批评，以为汪琬以八股滥调为古文，所作并非真古文。以《送姚六康之任石埭序》摘谬为例。汪琬送别姚子任赴任石埭知县，拈通禅理立论：“姚子既研极禅宗，而通佛之旨趣，则予知其视一邑也，皆祗园兜率也；其视奔走簿书也，皆参学记莂也；其视邑中士大夫与其人民也，皆化身之百千万亿也。”叶燮摘云：“此段纯是烂时文油腔，并不是野狐禅也。”[12]汪琬中岁前致力于举子业，时文称誉一时，其所谓文章法度得力于时文甚多。明代以来，不少作者以为八股乃“说经之文”，文义根于经，取材也以经为上，熟读传注，旁参经解，会通折衷，通经而后，始可说经为文。汪琬亦持此论，对八股文颇称道。八股文讲求文法，汪琬援八股文法入古文也是自然的。然其弊端显而易见，叶燮的批评确有功于汪氏。近人叶德辉《汪文摘谬校记》称：“以文法论，则此《摘谬》不独苕翁诤友，亦为后学指南。”[12]
四是嗜引经语，文辞不畅。汪琬不喜以小说为古文。与李良年论文，所作《跋王于一遗集》云：
小说家与史家异，古文辞之有传也，记事也，此即史家之体也。前代之有近于小说者，盖自柳子厚始……至于今日，则遂以小说为古文辞矣。太史公曰：“其文不雅驯，
绅先生难言之。”夫以小说为古文辞，其得谓之雅驯乎？既非雅驯，则其归也，亦流为俗学而已矣。夜与武曾论朝宗《马伶传》、于一《汤琵琶传》，不胜叹息，遂书此语于后。[2]卷四十八
王猷定，字于一，清初江右文章名家，寓居扬州，以遗民终，史传之作与侯方域之文俱脍传人口。显然，批评以小说为古文，意在强调根柢六经、醇雅有度。黄宗羲《论文管窥》反驳说：“叙事须有风韵，不可担板。今人见此，遂以为小说家伎俩。”接下又指出：“文必本之六经，始有根本。唯刘向、曾巩多引经语，至于韩、欧，融圣人之意而出之，不必用经，然自经术之文也。近见巨子，动将经文填塞，以希经术，去之远矣。”[11]649对文以六经为质，黄宗羲并无异议，他所不能赞同的乃是“经文填塞”的作法。汪琬动辄引用经传，或立为主脑，或作为承转起合的关键，不免“经文填塞”，行文板滞。而其批评以小说为古文，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五是以“翻案”为文章妙诀，遂成弊端。汪琬强调文章有本，“察之皆醇，而养之皆熟”（《与曹木欣先生书二》）[2]卷十八，但又为才气所累，一生所作不下千余篇，不免依赖“翻案”之法。《说铃》云：“邵比部问予文家宗旨，予谓：‘读书十年，只寻得翻案法耳。’邵颇资赏，曰：‘钱牧斋意亦尔尔。’”[13]汪琬以“翻案”为法，如《游马驾山记》、《登玄墓旁小丘记》即用此法。其佳处在于时出新见，弊端在于流于舌唇机巧之辩，余味不足，可谓利弊互有。
余论
尽管汪琬古文存在着诸多弊端，然在清代三百年文学史上，足称大家无疑。如何评价汪琬古文呢？有以下几点：
其一，汪琬以六经、《语》、《孟》为至文，取法乎上，传承归有光古文一脉，为清人开辟了以学为文的途径。明代土子习程、朱传注，以备科举之用，既不免轻视经学，又不免陷于八股之文。七子派以秦汉古文为法，偏重情采文辞。公安派教人反古，弃经传不顾，并弃“古人法度”，开启了一代新的文风，其弊端也是明显的，文章流于浅易，甚而是游戏笔墨、斗靡争奇。汪文根柢六经，有助于士人重新审视古文的源与流。
其二，汪文“醇而不肆”，适合其盛世之文的理想。一代有一代之文，从这个意义上说，“醇而不肆”对“清文”的创立具有一定的价值。
其三，文章无定法，然无法亦不能成文。从这个角度上讲，汪琬重文法，对清代古文的复兴是有重要意义的。有一种文法，即有一种文字，有一种流派。汪琬未自立一派，但其古文无疑开启了一代风气。
其四，汪文既是特定历史的产物，自有其局限性。如援八股文法入古文，虽不是他的发明创造，但毕竟未能为古文注入新的活力，反而使其深受浮滥之调的危害。有清一代，八股文对古文的侵蚀与影响都是十分深重的。再如汪琬排斥公安派的文无定法，亦是一种片面之论。清人长期轻视明文，毕竟是一种局限。我们不必归罪于汪琬等少数人，但不得不承认，汪琬是较早开启这种风气者之一。
收稿日期：2008-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