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楼梦论文,国文论文,古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现代文学发端于20世纪初。至1917年提出“文学革命”口号并进而形成“新文学”（早期的“新文学”也称“五四新文学”），现代文学遂呈现出崭然有异于古代文学的特色和面貌。由于新文学的产生受到外来文化的深刻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存在着“断裂”，并把这种“断裂”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致命的缺陷。其实，就中国古代文学演进的总体辙迹而论，本来就是在朝着新文学的方向发展的；外来文化的影响只是使之突然加快了速度，成为飞跃。所以，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的新文学之间实有内在的联系；作为其有力证据的，是在文学革命发生的许多年以前，古代文学中就已陆续出现了一些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新文学的萌芽的作品。就其与新文学的出现在时间上距离较近的此类作品而言，曹雪芹的《红楼梦》（这里是指该书的前80回，下同）和龚自珍的诗文等都是重要的代表。关于龚自珍诗文与现代的新文学的内在联系，谈蓓芳教授的论文《龚自珍与20世纪的文学革命》[1]已作了较全面的阐述；本文拟对《红楼梦》的有关情况加以探讨。（注：本文所引《红楼梦》系据《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通称“庚辰本”，因书中有“庚辰秋定本”、“庚辰秋月定本”字样），个别脱误之处系据《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戚蓼生序《石头记》补正，不另作说明。）
对于文学革命以降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20年间新文学的基本特征，笔者曾作过如下的描述：“第一，它的根本精神是追求人性的解放；第二，自觉地融入世界现代文学的潮流，对世界现代文学中从写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各种文学潮流中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成分都努力吸取；第三，对文学的艺术特征高度重视，并在继承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在这方面作了富于创造性的探索——不但对作为工具的语言进行了勇敢的革新，在继承本民族白话文学传统的前提下作出了突破性的辉煌的成绩，而且使包括描写的技巧、深度、结构、叙述方式等在内的文学的形式改革在总体上现代化了，使文学的表现能力也达到了足以进入世界现代文学之林的程度。上述这三者在新文学中是彼此联系、相互渗透的……”[2]至于《红楼梦》里的新文学的萌芽成分，也可分作三点来阐述。
首先，在《红楼梦》对一系列人物的描写中，至少在客观上体现了人性与环境的冲突以及人性被压抑的痛苦；这与上述新文学基本特征中人性解放的要求显然有相通之处。
以《红楼梦》的男主人公贾宝玉来说，这是一个有文学天才、“任情恣性”（第19回）而又性早熟的男孩；他所要求的，是心灵活动的广大空间和温馨的感情世界。但环境却逼迫着他，要他改变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追求，投身于冷酷的仕途。为了改造他，他的父亲甚至不惜加以痛打，几乎置他于死地。这使他的内心深处深感孤独乃至绝望，他只企望在青年女性的爱抚和哀痛中早日死去，形骸化为飞灰乃至轻烟（参见下引第19、36回有关文字）。
他在书中第一次出场时只有（虚岁）7岁（第3回）。（注：据该回林黛玉自述，贾宝玉“比我大一岁”。又据第2回所写，林黛玉跟贾雨村读书时为五岁，“堪堪又是一载的光阴”，林黛玉母亲死了，她父亲就委托贾雨村送她到贾府去，所以她进贾府与宝玉见面时为六岁。）到11岁时，他父亲带着他和一众清客到刚建造的别墅大观园去，为其中各处题匾额和对联。（注：据《红楼梦》第17至23回所写，贾宝玉等人于此次题匾额及对联的第二年就搬入大观园。他在大观园中写了《春夜即事》《夏夜即事》《秋夜即事》《冬夜即事》等诗，“因这几首诗，当时有一等势利人见荣国府十二三岁的公子作的，录出来各处称颂”（第23回）。按，这些诗当是搬进大观园后在两年间陆续所作，故称之为“十二三岁的公子”；然则其题匾额对联时为11岁。）在这一场合，他不仅显示了自己的才华，而且因不愿改变自己的看法而与父亲贾政发生了冲突——这也正是其“任情恣性”的表现之一。先看其显示才华的一个例子：
……步入门时……只见许多异草……味芬气馥，非花香之可比。贾政不禁笑道：“有趣！只是不大认识。”有的说：“是薜荔藤萝。”贾政道：“薜荔藤萝不得如此异香。”宝玉道：“果然不是。这些之中也有藤萝薜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芜，那一种大约是茝兰，这一种大约是清葛，那一种是金
草，这一种是玉蕗藤，红的自然是紫芸，绿的定是青芷。想来《离骚》、《文选》等书上所有的那些异草，也有叫作什么藿芮姜荨的，也有叫作什么纶组紫绛的，还有石帆、水松、扶留等样，又有叫什么绿荑的，还有什么丹椒、蘼芜、风连，如今年深岁改，人不能识，故皆象形夺名，渐渐的唤差了，也是有的。”未及说完，贾政喝道：“谁问你来？”唬的宝玉倒退，不敢再说。
贾政因见两边俱是超手游廊，便顺着游廊步入。只见上面五间清厦连着卷棚，四面出廊，绿窗油壁，更比前几处清雅不同。贾政叹道：“此轩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名香矣！此造已出意外，诸公必有佳作新题以颜其额，方不负此。”众人笑道：“再莫若‘兰风蕙露’贴切了。”贾政道：“也只好用这四字。其联若何？”一人道：“我倒想了一对，大家批削改正。”念道是“麝兰芳霭斜阳院，杜若香飘明月洲”。众人道：“妙则妙矣，只是斜阳二字不妥。”那人道：“古人诗云‘蘼芜满手泣斜晖’。”众人道：“颓丧颓丧！”又一人道：“我也有一联，诸公评阅评阅。”因念道：“三径香风飘玉蕙，一庭明月照金兰。”贾政拈髯沉吟，意欲也题一联。忽抬头见宝玉在傍，不敢则声，因喝道：“怎么你应说话时又不说了？还要等人请教你不成？”宝玉听说便回道：“此处并没有什么兰麝明月洲渚之类，若要这样着迹说起来，就题二百联也不能完。”贾政道：“谁按着你的头叫你必定说这些字样呢？”宝玉道：“如此说，匾上则莫若‘蘅芷清芬’四字，对联则是‘吟成豆蔻才犹艳，睡足酴釄梦也香’。”贾政笑道：“这是套的‘书成蕉叶文犹绿’，不足为奇！”众客道：“李太白《凤凰台》之作全套《黄鹤楼》，只要套得妙。如今细评起来，方才这一联竟比‘书成蕉叶’犹觉幽娴活泼，视‘书成’之句竟似套此而来！”（第17回）
他不仅知道《离骚》《文选》等书中的许多奇花异草之名，并且能辨认生活中的许多异草，显示了他对生活本身的热情——对生活中的这些美好东西的真诚爱好；较之他父亲与清客们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的淡漠或无知，显然是另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他对“兰麝”、“三径”两副对联的批评及其自己所作，则体现了他对生活中的美的高度感受力和表现力；清客们的对联之所以只能用眼前根本不存在的兰麝洲渚之类拼凑，就因为他们没有感受到其所处身的景物的美。而他则不但感受到了这种美，而且还想像着他如在这里生活将是怎样一种情景：他将能写出绮艳的诗，在梦中也闻到酴釄的芬芳。而且，尽管“吟成”句受到了前人“书成蕉叶文犹绿”之句的启发，但较之“书成蕉叶”确实“犹觉幽娴活泼”，视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并不为过；同时也可看出这个11岁的男孩已经读了许多古人的诗篇，并能自由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中。
在这个例子里其实已可看到他的“任情恣性”以及由此所受到的压抑：当他漫无拘束地显示出自己在植物方面的知识远远超过其父亲和清客们时，他就受到了严厉的呵斥。然而，与以下的一个例子相较，这还算是轻的了。
……说着引人步入苑堂，里面纸窗木榻，富贵气象一洗皆尽。贾政心中自是欢喜，却瞅宝玉道：“此处如何？”众人见问，都忙悄悄的推宝玉，教他说好。宝玉不听人言，便应声道：“不及‘有凤来仪’（大观园中的另一处建筑名。——引者）多矣！”贾政听了道：“无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楼画栋、恶赖富丽为佳，那里知道这清幽气象！终是不读书之过。”宝玉忙答道：“老爷教训的固是，但古人常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众人见宝玉牛心，都怪他呆痴不改，今见问‘天然’二字，众人忙道：“别的都明白，为何连‘天然’不知？‘天然’者，无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宝玉道：“却又来！此处置一田庄，分明见得人力穿凿，扭捏而成。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出，似非大观。争似先处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虽种竹引泉，亦不伤于穿凿。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未及说完，贾政气的喝命：“出去！”（第17回）
很明显，贾宝玉的这种见解实在比他父亲高明，但他说出了自己看法后，所受到的却是如此无情的待遇。尽管如此，他仍然不愿违心地附和父亲的意见，而且坚持自己的看法，无畏地跟父亲辩论。由此而言，他的“任情恣性”正是一种可贵的尊重理性的精神。
也正因“任情恣性”，他跟父亲以及整个环境的矛盾远不止在对“自然”的理解上，更重要的是在人生道路上。过了不久，他就围绕着“仕途经济”问题和史湘云、袭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湘云笑道：“还是这个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没见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些什么！”宝玉听了道：“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之经济学问的！”袭人道：“云姑娘快别说这话。上回也是宝姑娘也说过一回，他也不管人脸上过的去过不去，他就咳了一声，拿起脚来走了。这里宝姑娘的话也没说完，见他走了，登时羞的脸通红……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到怎么样、哭的怎么样呢。提起这个话来，真真的宝姑娘叫人敬重……谁知这一个反倒同他生分了。”……宝玉道：“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不曾？若他也说过这些混账话，我早和他生分了。”（第32回）
可见他始终没有改掉“小时”的“信口”之语，仍把“读书上进”、“仕途经济的学问”看作“禄蠹”的“混账话”。而他之憎恶这些，显然并不是怕读书。如上所引，他对《离骚》《文选》就读得很熟，书里的奇花异草之名都能记得；对于《庄子》也很喜爱，“……看至外篇《胠箧》一则，其文曰：‘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摘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看至此，意趣洋洋……”（第21回）对诗、词他更为用心，曾以“花气袭人知昼暖”的诗句为一个姓花的丫头取名袭人，以致贾政批评他“不务正，专在这些浓词艳赋上作功夫”（第23回）；至于《西厢记》等作品，尤其让他废寝忘餐，他对林黛玉说：“真真这是好书，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第23回）所以，他并不是厌恶读书，而只是厌恶那些“禄蠹”们必读的关于“仕途经济”之书。换言之，他的“任情恣性”既导致了他对于主流的意识形态的怀疑，也使他追求着精神世界的广阔空间——从《庄子》直到《西厢记》。
这种“任情恣性”跟他的性早熟相结合，更使他成为当时现实中的另类，也更加深了他与环境的冲突及其痛苦。究其性早熟的原因，一则是这等富贵之家的孩子所难免的营养过剩，二则是滋补药的作用（例如第23回就有宝玉母亲王夫人嘱咐宝玉“天天临睡的时候”吃丸药的描写；宝玉并未生病，此等药自是滋补性的；当时宝玉12岁）；三则因其从小就和一群女孩子一起生活，并由好些丫鬟服侍，其中还包括了“本是个聪明女子，年纪本又比宝玉大两岁，近来也渐通人事”的袭人（第6回）；在《红楼梦》80回本中，惟一与宝玉有过性关系的女子就是她。总之，由于性早熟，加之所处的又是一个实行多妻制的社会，他不但很早就与林黛玉之间产生了刻骨铭心的爱，而且还深深地爱着丫鬟晴雯；当然也爱袭人。另一些丫头如金钏、芳官、四儿等与他虽无暧昧，却亲密到不拘形迹。而且，受社会风气的影响，他还有同性恋的倾向；跟秦锺、蒋玉菡都已不只是一般的朋友，虽然未必有肉体关系。而这一切在他父母眼中都是不可宽恕的。他母亲虽然舍不得责打他，却把金钏儿、晴雯、芳官、四儿先后赶了出去，只留下了向好告密、从而获得了她信任的袭人；其结果是金钏、晴雯悲惨地死去，芳官也被迫出了家。他父亲因蒋玉菡是忠顺王的优伶、而且是王爷所“断断少不得”的人，贾宝玉竟与他亲厚，以致忠顺王遣人前来诉告，连累了自己，更是“气的目瞪口歪”，又误以为金钏儿是因宝玉“强奸不遂”而自杀的，气愤之下竟要把他活活打死，后来虽被阻止，宝玉已受了重伤（第33回）。这一切都强化了贾宝玉与环境的冲突。在被父亲责打以后，林黛玉来看他，抽抽噎噎的说道：“你从此可都改了罢！”宝玉长叹一声道：“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第34回）可见他已决定以死来维护自己的生活道路。另一方面，由于处在这样的压抑之中，他本来就已深感到生活的灰暗，只有从其所亲爱的几个青年女性那里才能得到慰藉，因而希望她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第19回），到金钏自杀、他自己被父亲毒打以后，他的厌世思想进一步凸现出来，竟对袭人说：“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第36回）及至晴雯等都落了悲惨的结局，他更感到生活只是受罪：“余犹桎梏而悬附。”（第78回，“悬附”即“附赘悬疣”之意，出《庄子·大宗师》）所以，在宝玉身上所体现的，乃是“任情恣性”所导致的个人与环境的剧烈冲突及其无尽的痛苦——人性在环境压抑下的深刻悲哀。
而且，在《红楼梦》里这样的悲剧并不只发生在宝玉身上，黛玉、晴雯、芳官等也都是由于不能克制自己的情性才为环境所不容的。就黛玉来说，她毫不掩盖自己对宝玉的爱情以及在爱情中产生的矛盾乃至争吵，而这一切正是为当时注重礼教的环境所不容的。所以，尽管贾母本来很爱黛玉，但后来也对她日益不满，认为她不能做宝玉的妻子，曾想为宝玉向薛宝钗的妹妹宝琴求婚，只是宝琴已订了婚，这才作罢（第50回）。所以，《红楼梦》80回以后宝玉与宝钗成婚、黛玉悲惨而死之事虽是高鹗续写的，但林黛玉与贾宝玉的爱情只能以悲剧结束、黛玉的命运极为悲惨却是曹雪芹预定的结局。
《红楼梦》通过这么多人物所显示的人性与环境的冲突和人性被压抑的痛苦，跟以文学革命为开端的新文学要求人性的解放显然是相通的：既然已感到了被压抑的痛苦，接下来自然是解放的要求。
其次，在《红楼梦》的写作中已含有写实主义的成分，这为自觉地融入世界现代文学的潮流、积极吸收西方写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新文学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众所周知，在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至少其前20年的小说是以写实主义为主流的，而且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写实主义虽是西方传入的写作方法，但“如果最简略的说，写实主义乃是要求恰如其分地真实描写现实的文学主张。倘若再稍作阐释，那也可以说，它还使文学至少具有如下的特色：第一，写实主义的‘真实描写现实’，乃是以文学的手段，具体、细致、丰富、深入地写出现实的真实；第二，这样的‘真实描写现实’，主要是通过对人物的描写来实现的，因而作品中的人物——至少是主要人物——必然是像实际上的那样丰满、复杂、生动”[3]。正因如此，作为自成体系的创作方法的写实主义固然是从西方传入的，但在我国古代小说中实已包含了写实主义的成分。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就是《金瓶梅词话》《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而《红楼梦》里的写实主义成分较之前两部，都已有了明显的增长。限于篇幅，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儒林外史》里的杜少卿是以作者吴敬梓为原型的，《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是以作者曹雪芹为原型的，但贾宝玉的性格要比杜少卿丰富得多。杜少卿慷慨、豪迈，虽然愤世疾俗，有时甚至显得有点傻乎乎，不必要地将大把银子周济别人，以致家业败落。但他自己却洁身自好，律己甚严；这跟贾宝玉的生活态度很不一样。也正因此，他的性格较为单一。而在实际上，吴敬梓的家产败落与他的流连妓院等生活有关，如同胡适所说：“吴敬梓的财产是他在秦淮河上嫖掉了的。”[4]换言之，吴敬梓在将原型发展为作品中的人物杜少卿时，把他认为不光彩或不重要而其实很能显示人物性格复杂性的部分删掉了。曹雪芹却相反，正如鲁迅论《红楼梦》所说：“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不讳饰……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5]也正因此，贾宝玉的性格就远较杜少卿丰富。从贾宝玉与杜少卿的比较中，可以清楚看出《红楼梦》的写实主义成分较之《儒林外史》的有了长足的进展。而明清小说中的这种不断增长的写实主义成分，也正是新文学中获致较大成功的以写实主义为主流的小说所可资凭依的遗产。
第三，《红楼梦》的高度艺术成就体现了对文学的艺术特征的积极追求，这跟新文学对文学的艺术特征的高度重视也是相通的。《红楼梦》的艺术成就表现在许多方面，即使对它作蜻蜓点水式的介绍也不是本文所能承担的任务。这里只谈三点。
一是白话的熟练运用 中国的白话小说在语言上取得突出成就的，在《红楼梦》以前有《水浒传》《金瓶梅词话》《西游记》和《儒林外史》；《红楼梦》较之它们又迈进了一大步。作者叙述的简洁、明快和人物对话的生动及个性化，都可谓前无古人。试以第52回“晴雯病补雀金裘”一段为例。那段说的是：宝玉因要去祝贺舅父的生日，贾母给了他一件雀金呢的氅衣，“是哦啰斯国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不料宝玉穿上的第一天就在“后襟子上烧了一块”，当夜拿出去织补，却无人敢揽这个活。宝玉房中的晴雯倒是会补，却又病得不轻。但最后她还是不顾病体沉重，补好了它。
……麝月道：“这怎么样呢？明儿不穿也罢了！”宝玉道：“明儿是正日子，老太太、太太说了，还叫穿这个去呢，偏头一日烧了，岂不扫兴！”晴雯听了半日，忍不住翻身说道：“拿来我瞧瞧罢！没这个福气穿就罢了，这会子又着急！”宝玉笑道：“这话倒说的是。”说着便递与晴雯，又移过灯来细看了一会。晴雯道：“这是孔雀金线织的，如今咱们也拿孔雀金线，就像界线似的界密了，只怕还可混得过去。”麝月笑道：“孔雀线现成的，但这里除了你，还有谁会界线？”晴雯道：“说不得我挣命罢了！”宝玉忙道：“这如何使得！才好了些，如何做得活！”晴雯道：“不用你蝎蝎螫螫的，我自知道。”一面说一面坐起来，挽了一挽头发，披了衣裳。只觉头重身轻、满眼金星乱进，实实掌不住；若不做，又怕宝玉着急，少不得恨命咬牙捱着。命麝月帮着拈线。晴雯先拿了一根比一比，笑道：“这虽不很像，若补上也不很显。”宝玉道：“这就很好。那里又找哦啰嘶国的裁缝去？”晴雯先将里子拆开，用茶杯口大的一个竹弓钉牢在背面，再将破口四边用金刀刮的散松松的，然后把针纫了两条，分出经纬，亦如界线之法，先界出地子，后依本衣之纹来回织补。补两针又看看，织补两针又端详端详。无奈头晕眼黑，气喘神虚，补不上三五针，伏在枕上歇一会。宝玉在傍，一时又问：“吃些滚水不吃？”一时又命：“歇一歇！”一时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一时又命：“拿个拐枕与他靠着！”急的晴雯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罢！再熬上半夜，明儿把眼睛抠搂了怎么处？”宝玉见他着急，只得胡乱睡下，仍睡不着。一时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刚刚补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绒毛来。麝月道：“这就很好！若不留心，再看不出的。”宝玉忙要了瞧瞧，说道：“真真一样了！”晴雯已嗽了几阵，好容易补完了，说了一声：“补虽补了，到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嗳哟”了一声，便身不由主倒下。（第52回）
在这一大段文字中，除了“界线之法”、“本衣之纹”和“又命”还剩有书面语的痕迹外，其余几乎全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口语。不但交代过程简捷而又具体、细致，人物的对话更是肖其声口；尤其是晴雯所说，不但显示了她对宝玉的深厚感情，而且深具个性。就白话文的运用来说，这样的文字不但在我国古代白话小说中具有经典性，对后来的新文学也是宝贵的启示。
二是结构 在《红楼梦》以前的四部白话长篇巨制中，《水浒》和《儒林外史》都可分成若干段落，每个段落以描绘一个人物为中心，全书则是各个段落的缀合。其间的区别是：《儒林外史》并无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水浒》则以宋江为中心把各个段落串连起来。但无论是哪一部，在结构的严密性上都有所欠缺，只不过《儒林外史》更为明显而已。《西游记》虽以唐僧师徒四人为中心，全书也都围绕着他们或其中的一人而展开，但除开始写孙悟空出身至被镇压的一部分外，其余都是对唐僧劫难的逐个描绘，在结构上不免单调。《金瓶梅词话》在总体结构上虽有中心人物，全书也是围绕着他们的命运与相互关系而展开的，但在具体的叙述上却常有赘笔，如在写到宣卷及“说因果，唱佛曲儿”时，每每把宝卷、佛曲等内容一一记录下来；在写到吃饭时又多次记述菜单；诸如此类均累赘不堪。因为有这么多赘笔插入，结构就显得松散。而《红楼梦》则不但结构紧密，而且以作品中主要人物的命运及其环境的逐步呈现、人物性格的逐步深化及展示作为其主要脉络，因而具有不断地把读者引入新的境界、使其对人物的认识和感情不断增进的作用。以有关晴雯的部分来说，主要可分作四大阶段：先是晴雯跌坏了扇子，宝玉说了她几句，她很生气，引发了与宝玉的剧烈冲突，最后以宝玉对她的婉转批评并异想天开地逗她高兴而作结（第31回）；其次就是上述她在病中为宝玉补雀金裘的事；第三是王夫人为谗言所惑，把她斥责了一顿，已经意味着凶多吉少，但当晚凤姐带王善保家的到她们所住的怡红院来抄检时，晴雯仍然勇敢地反抗，“只见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
’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端着，底子朝天，往地下尽情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王善保家的也觉没趣”（第74回）；第四是她在重病中被王夫人赶逐出去后，住在其姑舅哥哥家中，宝玉去看她，“……（宝玉）一面想，一面流泪问道：‘你有什么说的？趁着没人告诉我。’晴雯呜咽道：‘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也知横竖不过三五日的光景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了也不甘心的：我虽生的比别人略好些，并没有私情密意勾引你怎么样，如何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我太不服！今日既已耽了虚名，而且就要死了，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当日也另有个道理。不料痴心傻意，只说大家横竖是在一处，不想平空生出这一节话来，有冤无处诉！’说毕又哭。宝玉拉着他的手，只觉瘦如枯柴，腕上犹戴着四个银镯，因泣道：‘且卸下这个来，等好了再戴上罢！’因与他卸下来，塞在枕下。又说：‘可惜这两个指甲！好容易长了二寸长，这一病好了必损好些。’晴雯拭泪，就伸手取了剪刀，将左指上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齐根铰下，又伸手向被内将贴身穿着的一件旧红绫袄脱下，连指甲都与宝玉，道：‘这个你收了，以后就如见我的一般。快把你穿的袄儿脱下来我穿，我将来在棺材内独自躺着，也就像还在怡红院的一样了。论理不该如此，只是耽了虚名，我可也是无可如何了！’宝玉听说，忙宽衣换上，藏了指甲。晴雯又哭道：‘回去他们看见了要问，不必撒谎，就说是我的。既耽了虚名，索性如此，也不过是这样。’一语未了，只见他嫂子笑嘻嘻掀帘子进来……”（第77回）大体说来，第一阶段显示的是她的强烈的自尊心和倔强；第二阶段是出于对宝玉的深情而不顾死活的“挣命”；第三阶段是刚勇不屈的精神，因她当时的处境已很危殆，却仍无所顾忌地抗争；第四阶段是至死不渝的对宝玉的热爱和即使死了也要反抗的刚烈。通过这四个阶段，晴雯的性格就不断完整和深化，并愈益引起读者的感动。所以，就《红楼梦》的结构来说，乃是以人物为中心的逐步开展和深入的有机整体；尽管全书没有写完，但就其总体趋势仍可看出这一点。在《红楼梦》以前，中国的长篇小说没有一部能在结构上达到这样的水平。
三是对人物的描写《红楼梦》在人物个性的突出方面较之《金瓶梅词话》和《儒林外史》有了重大的发展。不要说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风等主要人物了，就是较次要的人物晴雯，其个性的丰富、独特和鲜明也是在《红楼梦》以前的小说中从未见到的。上文已经引了晴雯的若干表现，这里再引两段。
第一段是：宝玉房里的小丫头红玉，因被王熙凤差遣去做事，回来只见“晴雯、绮霰、碧痕、紫鹃、麝月、待书、入画、莺儿等一群人来了。晴雯一见了红玉，便说道：‘你只是疯跑罢！院子里花儿也不浇、雀儿也不喂、茶炉子也不爖，就只在外头逛。’红玉道：‘昨儿二爷说了，今儿不用浇花，过一日浇一回罢；我喂雀儿的时候，姐姐还睡觉呢！’碧痕道：‘茶炉子呢？’红玉道：‘今儿不该我爖的班儿，有茶没茶别问我。’绮霰道：‘你听听他的嘴，你们别说了，让他逛去罢。’红玉道：‘你们再问问我逛了没有？二奶奶使唤我说话取东西的。’说着将荷包举给他们看，方没言语了。大家分路走开，晴雯冷笑道：‘怪道呢！原来爬上高枝儿去了，把我们不放在眼里，不知说了一句话半句话，名儿姓儿知道了不曾呢？就把他兴的这样！这一遭半遭儿的算不得什么，过了后儿还得听呵。有本事从今儿出了这园子，长长远远的在高枝儿上才算得。’一面说着去了。这里红玉听说，不便分证，只得忍着气来找风姐儿……”（第27回）
第二段是：宝玉房里的小丫头坠儿，偷了别人的镯子。晴雯其间正在生病，知道后就要叫坠儿来，被宝玉劝住了。过了两日；病仍然不好，晴雯先是“急的乱骂大夫说：‘只会骗人的钱，一剂好药也不给人吃。’……又骂小丫头子们：‘那里钻沙去了？瞅我病了，都大胆子走了，明儿我好了，一个一个的才揭你们的皮呢！’唬的小丫头子篆儿忙进来问：‘姑娘作什么？’晴雯道：‘别人都死绝了，就剩了你不成？’说着只见坠儿也
了进来。晴雯道：‘你瞧瞧这小蹄子，不问他还不来呢！这里又放月钱了，又散果子了，你该跑在头里了！你往前些，我不是老虎，吃了你！’坠儿只得前凑。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将他的手抓住，向枕边取了一丈青，向他手上乱戳，口内骂道：‘要这爪子作什么？拈不得针、拿不动线，只会偷嘴吃！眼皮子又浅，爪子又轻，打嘴现世的，不如戳烂了！’坠儿疼的乱哭乱喊。麝月忙拉开坠儿，按晴雯睡下，笑道：‘才出了汗，又作死！等你好了，要打多少打不的？这会子闹什么？’”接着，晴雯就假借宝玉的名义，把坠儿赶逐出去了。（第52回）
在这两段里，我们清楚看到了与上面所介绍过的晴雯显然相异的一面：对小丫头的欺凌、褊狭甚至残酷。在第一段中，她先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对红玉加以责骂，及至发觉红玉实在并无可以责骂之处，却仍然说了一大通尖酸刻薄的话以发泄怨气。在第二段里，由于自己生病而心情不好，就痛骂小丫头，甚至说“一个一个的才揭你们的皮”；则其平日对小丫头的态度可想而知。至于拿一丈青向坠儿的手上乱戳，还骂着说“要这爪子作什么？……不如戳烂了”，那却流于凶狠了——尽管坠儿不应偷东西，但她又有什么权利去折磨坠儿呢？何况坠儿已“疼的乱哭乱喊”，她却仍然无动于衷！也许可以这样说：晴雯自己有强烈的自尊心，但她却并不把地位比她低的人的尊严当一回事；她自己对贾府的等级制度并不驯顺，但她又心安理得地依据这种等级制度凌驾于小丫头们之上。这些既体现了晴雯性格中的矛盾，也显示了晴雯个性的丰富与复杂。
在《红楼梦》的人物描写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其已经通过梦境接触到了人物的潜意识，而这也是新文学中常见的手法。对此，笔者在《明清小说的发展与写实主义》中已经指出，本文不再赘述。由此可见，通过梦来表现人的潜意识在我国古代文学中不是无迹可寻的。
综上所述，《红楼梦》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其重大的成就和特色，并在不同程度上跟新文学的三个基本特征分别有其相通之处。所以，中国的新文学并不仅仅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产物，而是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有其基础的。再举个具体的例子，巴金的《家》里有三少爷觉慧与丫头鸣凤的恋爱悲剧，尽管这未必是巴金先生受《红楼梦》影响的结果，但跟《红楼梦》中宝玉与丫头晴雯的恋爱悲剧都体现了环境与人性的冲突以及人性被压抑的痛苦；足证在《红楼梦》中确实存在着通向未来、通向新文学的因素。
所以，在新文学与《红楼梦》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之间确实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两者之间并未“断裂”。当然，新文学的出现是中国文学的一种跳跃式的进展，但不能因此认为它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是割裂的，打个跛脚的比喻，两者实是一种藕断丝连的关系；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此类与新文学相通的因素，就是这样的丝——也可以把中国古代文学中存在这样的丝的作品视为中国古今文学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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