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阈下的基层社会治理转向
付莉萍
近几年来，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大量资源的下沉逐步地解决了基层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乡（镇）一级承担着政策宣传、组织发动、落实项目、资金管理等方面的直接责任，外来资源的输入、承接和分配过程中“村三委”在群众中越来越具有存在感。从总要求来看，乡村振兴较之新农村建设，用“治理有效”替代“管理民主”，要求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使农村社会治理更加科学高效，更能满足农村居民需要。在资源下沉的大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会呈现怎样的态势？能否为社会治理有效带来新的契机？这些问题成为了研究基层社会治理转向的焦点。
一、乡村振兴战略下基层社会治理转向：何以可能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中的“治理有效”，就是针对目前基层社会治理短板而提出。大量的研究成果显示：在资源不断流入乡村的背景下，等靠要“弱”势群体、上访专业户、谋利性钉子户、乡匪村霸等边缘群体快速崛起（申端峰、陈伯峰、田先红等学者）；项目进村实现了乡村治理的重构，接受型、争取型和捆绑性三种不同的项目进村方式，导致乡村社会治理重构呈现不同的形态，也使得分利秩序得以形成（李祖佩，2013）；税改前后，农民从义务本位走向了权利本位，在公共品供给和社会维稳中，政府和群众的协商合作变得困难，乡村治理遭遇“内卷化”，作为资源分配对象的农民，应该是国家资源输入直接的最大的受益者，但在实际中，绝大多数农民在资源分配体系中只是被动的接受者，连参与者都算不上，更别提主导者。而农民群体中的少数“聪明人”“致富能人”，抓住了资源下沉的获利机会，积极进行利益博弈，分割和蚕食基层的流变资源（陈锋，2015）。
总之，资源的输入已成为当下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变量，基层社会治理需要资源输入作为基础，要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离不开对输入“资源”的有效转化。
基于此，笔者以资源输入为切入点，试图对云南省迪庆州两个县的民族村落进行观察和研究，审视政策的扶持、项目的输入、资源的下沉中，基层社会治理呈现怎样的态势，争资跑项和维稳压倒一切的态势对基层社会治理带来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重点探究资源输入是如何对基层社会治理发生效用。
一直以来，迪庆州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备受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倾斜政策叠加效应明显。尤其，作为“三区三州”扶持对象，迪庆州把握住了措施落地和优化政策供给的良机，统筹各类倾斜措施提升当地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大量的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本不断输入迪庆州各县乡村，产业脱贫如火如荼，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调研组走访的八个村落中，产业发展各有特色各有成效，按照“产品有市场、有效益，广大农户能够广泛参与”原则，走市场化运作的路子，与专门从事农业资源开发、具备一定投资能力和较强的营销能力的企业合作，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重点扶持和发展在迪庆州有悠久种植和养殖历史，农户具备一定种植和养殖经验及技术的种植和养殖项目，选择有龙头企业或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带动，乡镇村各级参与，群众积极性高，增收成效显著。随着产业扶贫的发展，村落开始出现村三委以外的社会组织，主要有围绕产业发展而形成的各种合作社，形成了基层新的利益分配机制和矛盾调和机制。“发展起来以后遇到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候少。”迪庆州正处在“发展起来”时期，经济发展呈现出新要求新特点，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要注重“全面协调”“系统整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势必就出现新的问题：
（一）基层社会治理“内卷化”
土地确权和社会治理；土地的集中流转与社会治理；村集体经济发展与村民自治；新型农村经济组织与村民诚信；规模化经营与基层社会治理等问题等新问题的涌现，倒逼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就使得基层社会治理转向成为可能。
2)从浮标站风速的日变化看,存在很明显的波动规律,夜间和上午风速值相对较小,午后到傍晚出现风速大值区,峰值出现在16时左右,也是日极大风速出现频率最高的时间点。日常监测预报预警工作要尤其关注午后到傍晚时间段浮标站风速的变化情况。
项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基层组织只是协调者，对于项目运作基层的监督是缺位的，项目的利益被资源分配者与承包方盘夺，难免使得民生政策实际执行效果偏离安排设计的预期，导致基层公共品的供给效率和质量得不到提高，加之群众从义务本位向权力本位的转变，基层的干群矛盾就难免被激化、升级，造成上访或者群体冲突事件。到这个节点，维稳工作就成了继争资跑项之后基层社会治理的又一中心工作。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态势下，基层群众中的“无公德个体”“个别聪明人”深谙基层组织面临的维稳困境，抓住项目下基层的机会，扮演起钉子户、上访户等机会主义的角色和项目承包方开始利益博弈，蚕食分割输入的资源，导致基层陷入民生建设不足，公共品供给短缺的局面。同时，机会主义行为逻辑在基层繁衍进一步形成示范效应，社会凝聚程度低，社会信任危机加剧，进而造成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总之，围绕争资跑项和维稳工作，在部分基层社会治理中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只是简单重复。
（二）基层社会转型催生新问题
过去，管好了地，就可以管好人，社会治理依据的就是人固定在不变动的土地上而形成的熟人社会规则和传统礼俗。现在，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实现乡村产业振兴，这就离不开土地这个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农业全面升级，绕不开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绕不开土地的确权、流转、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等问题。随着土地出租、转租、转包等多种土地流转形式的出现，以及土地入股等集体股份合作制的出现，土地利益主体更多，多元化谋生的途径让农民摆脱了对土地的依附更多的人可以离开土地从事非农产业，获得了更强的自主行动能力。伴随着财富的积累意识和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农村社会出现了各种分化，比如职业、财富、阶层等方面，总之利益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多元，社会排斥现象加剧，社会环境危机加深，人口流动性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变得更加复杂。
社会转型带来的问题，在基层反映得尤为明显和集中，存在着本质上模糊、无法定性的问题，公权力进入无法适从，惯常是非黑即白，基层社会催生的新问题且用“灰色”一词来表征（吕德文，2018）。在传统社会，基层分散的农户和居民凭借着亲缘、地缘和单位关系结成了一个个村落和社区形式的共同体，依赖共同体的力量实现生产上的帮工换工，在生活中守望相助。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基层社会从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步向费孝通先生指出的“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以熟人社会为半径、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经纬而形成差序格局”过渡，以“己”为中心，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原子化”和“隔离化”现象，公序良俗一定意义上丧失了规范性和强制力。在乡村产业振兴中，农民作为主要参与的一方，诚信问题十分突出，严重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影响到了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在这个半熟人社会中如何有效解决诚信问题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问题。
基层社会治理以社会治理理论为基础，其根本在于依靠基层组织对基层社会事务进行有序规范，表现为一个上传下达的执行过程，各层执政主体间、广大民众构成的客体间以及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关联过程，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共进。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和系统全面评估体系，社会质量理论的四个维度，可以评估治理过程中的成效取得和问题所在。比如，社会保障可以抛开冰冷的GDP、人均收入等数字，通过群众的获得感评价民生建设的理想性追求与政策性目标的向度问题。基于这一角度来提升社会融入水平是实现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和谐乡村社会治理的保障。社会赋权水平对乡村社会治理政策的落实力度、乡村社会矛盾的有效解决以及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家资源、社会资本下沉到基层，主要通过转移支付、财政资金专项化和项目制的形式运作。转移支付主要集中在生态补偿方面，受益对象和标准相对确定；财政资金专项使用突破了过去政府管理科层制的束缚和层层盘剥，加大了民生建设的有效投入；项目制的运作方式，引进了市场竞争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部分基层组织的“等靠要”思维惯性，激发了乡镇之间甚至是村与村之间的竞争。但是，事物具有两面性，竞争免不了会带来竞争各方之间信息不对称和行政“人缘”不对等的问题，就有可能造成有关部门利益的强化，基层组织争资跑项需要一定的“关系”和变通的“好处”邻近的基层组织及其群众之间难免出现各种“利维坦”。另外，财政专项资金的转移支付，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地方治理权弱化的倾向，推动间接治理向直接治理转变。项目制运作一般从市（县、区）一级甚至省一级直接以招投标发包，由承包方带着项目进入基层，直接对接分散的农户，乡镇（村）组织只是作为项目的协调者、配合者，而非相对自主的治理主体。基层组织的统筹资源配置的权力被弱化，这种情况直接导致的就是基层组织干部失去了对所属群众的号召力和组织动员能力，“一事一议”等制度形同虚设，自治意识被淡漠，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在第一环节就开始出现不顺畅问题。
二、基层社会治理转向：何以可为
社会质量理论，一是王沪宁在《中国：社会质量与新政治秩序》一文中提出测量社会质量的指标主要有两种：物质性的指标和价值性指标。二是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洲举办的一系列科学和政策导向的会议，强调通过重新审视社会政策的基础和目标，改变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社会质量的两个理论来源的共同点：都是将社会质量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和治理的一个标准。社会质量与基层社会治理二者在基本问题和价值取向等层面存在内在契合，社会质量理论为基层社会治理转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社会质量理论回答了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问题
“社会性”是社会质量理论的立论基础，研究的是人们在群体中、共同区域中、社会中的互动关系，包含着社会公平、平等价值观和尊重人等规范性因素的社会体系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建构起来，而社会质量正是建构活动的结果反映。社会质量理论分析框架中四个维度的测评指标：第一维度社会经济保障，它反映出收入、居住、就业、教育、卫生等因素，揭示了经济发展水平。第二维度社会凝聚，它反映出社会的公信力和团结程度，揭示了政府的群众基础，政府制定制度、出台政策的公信力和执行力。第三维度社会融入，反映的是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融合，揭示的是个体的社会化，对社会的增能情况，以及社会的排斥状况。第四维度社会赋权，社会提供给个人提升能力和行动力的开放性和支持性，比如社会参与性和其产生的个人效能感，反映出的是社会的开放支持程度。梳理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问题：党委领导最大限度地释放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提升社会凝聚力；政府主导社会经济的发展，完善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保障；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让每个利益群体都有相应的话语权，避免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治理窘境；法治保障每一个个体的权益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所以，社会质量作为一个衡量标准，紧扣社会治理的基本问题，可以用来导引基层社会治理。
（二）社会质量理论应和了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
社会质量理论的产生是基于欧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趋势下社会政策日益成为经济政策的附属和工具现象的对抗，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正因为此，该理论也成为了引导社会福利政策设计的重要理论和工具。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同时凸显出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社会民生领域还存在不少短板，社会的公平正义还需不断促进，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还需持续性提升。“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根基，也是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重要决定力量，基层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在价值取向上，社会质量理论和基层社会治理是高度契合于社会的发育个人的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社会治理做了富有深刻内涵的表述，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是对以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认识拓展和理念的进一步升华。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完善四项维度下的各项内容来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是基于社会质量理论来促进基层社会治理转向“共建共治共享”的有效途径。
（三）社会质量理论提供了基层有效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
此外，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影响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因素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藏区的稳定和发展是云南构建和谐社会的最根本的政治任务，迪庆州作为典型的边疆多民族地区，处于反西化、反渗透、反分裂的前沿，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在地理区位上集贫困山区、边疆多民族地区与宗教盛行地区为一体，经济基础薄弱、生存环境恶劣、自我发展能力严重不足，社会协同治理难度大。调研地傈僳族群众普遍信仰宗教，尤其西方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和当地群众的访谈中了解到：信仰门徒会等邪教或者没有任何信仰的群众，自我价值感低，等靠要的思想非常严重，没有发展的内生动力。
初中学生的脑重量已接近成人，所以初中学生的抽象逻辑思维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这为初中学生学习系统的科学理论知识及自我意识的发展等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毕竟初中学生的脑细胞还比较脆弱，如果长时间地集中注意一个对象，容易引起疲劳。所以，要注意劳逸结合，避免使学生负担超量，要保证学生每天有9个小时的睡眠，还要参加一定的课外活动（每天不少于1个小时的锻炼时间）。
锂电池组的充电方式采用恒流充电与恒压充电两种方式组成，锂电池组的充电电流控制在400 mA-2 A之间，电池的最低电压为3.35 V，实验环境温度23℃，容量最小的单体电池的容量作为电池组的初始容量。第一阶段：恒流充电包含了将电流降低为600 mA，当充电电压继续增加，进入恒压充电阶段，从而使电流下降到低值进而停止充电。根据以上实验数据和3.1小节得到的实验结果，可计算出电池的初始值SOC0是8%。
三、基层社会治理转向：生成逻辑
运用名师的榜样示范点燃新教师的内心渴望。将本校名师大家的经典事迹、古今中外知名教授的动人故事呈现出来，让新教师从榜样的成功经验中印证并燃旺自己对好教师的渴望；让新教师将心目中的好教师（小学直至大学）事迹总结出来，让新教师已经具备的好教师经验直接转化为内在需要。
（一）共建：增进基层社会信任和团结，构建平等和谐的社会，提升社会凝聚力
“共建”，建什么？共建包括三个方面：社会事业建设、社会法治建设以及社会力量建设。具有全面性、公众性和公益性特征。谁来建？社会事业建设方面，本着政府主导和政社合作的原则，通过社会的政策安排，要为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和各类市场主体，在社会服务中发挥作用创造条件与空间。社会法治建设方面，人们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离不开制度的保护。因此，在相关法律法规乃至政策的制定中，党和国家政府在担当领导角色的同时，必须真正形成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机制；社会力量建设方面，不仅要求社会组织自身要具有更大的主动性，具有更多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责任意识，而且政府应给予更多的信任、支持、助力，才能够使社会力量得到发展。[1]“共建”，一方面体现了基层社会治理“五位一体”的全面性，另一方面体现了党委政府的主导性和各利益相关者的协同性。经济社会保障是有效社会治理的第一条件性因素。人“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2]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基层社会治理重中之重就是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政府的所有行为都会反映到财政上”，财政支出预算可以投映出地方党委和政府各项事业的轻重缓急。民生连着民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在当下，民心相背直接表征为社会信任感，信任感的强弱直接影响着群众的公平感与生活满意感及心理和谐。“信任恰如润滑剂，它能使任何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转变得更加有效”。[3]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质量的社会，必须具有高度的社会信任感。“共建”既要建民生，更要固民心，加强基层的诚信社会建设和政府公信力建设，构建平等和谐的社会，不断提升基层社会凝聚力。
（二）共治：提高基层社会赋权水平，通过利益相关者“参与—合作—创新”机制促进基层社会包容性发展
“共治”，治什么？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扩展。但是，一直离不开“发展、稳定、安全”。谁来治？“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治理主体包括各级党委、政府、社会主体、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具有多元化特征。怎么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基层社会的“共治”既体现了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化，又要求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良性互动。“在某种程度上，农民家庭现在离群孤立，一个个单独地站在国家权力机构面前。”[4]社会质量理论之下的高度质量社会需要其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升级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现实机会，实现其社会排斥度的最小化。要不断提高基层社会的赋权水平，健全政策诉求表达机制和渠道，破解基层社会排斥政策来促进社会融入水平，通过互惠互利的合作，确保群众平等分享社会发展成果，是基层社会治理提升的又一有效着力点。
（三）共享：提升和强化共建共治群体的获得感满足感
“共享”是“共建”“共治”的目标和核心，即共同分享有效的社会治理成果，包括健全的社会保障、高效的公共服务、安全的社会环境、积极的社会心态等。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作为管理者要考虑所有能够影响到重大决策或者被重大决策影响的群体，并且尽可能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基层社会多元治理主体，亦或者多元利益相关者，由于所处社会地位不同，其利益需求也会不同，共享体制和机制的制度安排需要精细化、精准性地回应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尤其是发展能力不足的群体更应该得到关注，从而实现群众获得感和满足感的提升。当然了，“共享”不是平均地分享发展的成果，而是不让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丛林法则”主导社会，让所有人都有合适的途径参与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让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与维护。
4)基于蠕变试验结果，结合改进后Druck-Prager屈服函数建立岩石蠕变本构模型，并通过软件对模型参数进行了辨识，相关性系数均在0.95以上，验证了笔者所建立流变模型的合理性。
评估方法：网架标准化率（%）=网架结构不达标的线路条数/线路总条数×100%。对网架结构不达标的线路进行原因分析，并与上一年10（20）千伏网架标准化率实绩值进行比对，对标准化率降低的情况进行原因分析，提出解决建议和规划方案。
在深化改革，资源下沉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打造“三共”治理格局，实现社会治理的转向，并不意味着要减少政府职责或责任，而是要求坚持在党委领导下，政府负责主体推进、组织协调包括政府机构、社会组织、社会公众在内的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社会共治，寻求“最大公约数”，协调统一推进社会治理，真正实现社会治理的社会化。
参考文献：
[1] 马庆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意涵解读[J].人民网-理论频道,2018-03-22.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1.
[3] [美]弗朗西斯·福山,刘离等译.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8.
[4]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1992:322.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责任编辑：李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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