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祁寯藻与晚清理学 ：以同治朝修国史 《循吏传 》为中心
阎昱昊
〔摘要 〕程朱理学在晚清的复兴久为学界关注，如倭仁等代表性人物已得到许多讨论。但是，理学复兴仍有复杂面相值得开掘，存在着时势、人事和制度等多种因素的交互。晚清其他朝廷重臣与理学复兴的关系不可忽视，如祁寯藻同治初年位居帝师，其施政作为有倡导理学之意。他于同治二年上奏澄清吏治，请求清廷纂修国史《循吏传》，并影响到该传的写作。祁氏影响下的国史《循吏传》取材理学著作《学案小识》，表彰具有理学思想背景的地方官员，体现出祁寯藻倡导理学的用心。祁氏学兼汉宋，同治初在朝与倭仁等理学名臣多有交往，呼应清廷上下推动理学的时势，以修史为举措，希望用理学振兴地方吏治。祁寯藻奏请纂修国史《循吏传》一事，提供了理解晚清理学复兴在实际政治层面运作的具体例证。
〔关键词 〕祁寯藻；理学；清史《循吏传》；《学案小识》
程朱理学是清廷树立之正学，在晚清咸同时期表现十分活跃，呈现“复兴”之势，影响深远。晚清理学复兴受到学界关注，现有研究较多关注理学人士的倡导之功。比如同治时期，倭仁(1804-1871)、李棠阶(1798-1865)、吴廷栋(1793-1873)等在朝官员，位列卿相；曾国藩(1811-1872)等湘军将帅，建立功勋。他们均被视作晚清理学复兴的代表人物，其思想与事功构成了一般晚清理学史论述的主要内容。[注] 关于清代理学的研究，参见龚书铎主编《清代理学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对于理学在晚清的发展，梁启超指出太平天国前后，“宋学复兴”是当时思想界的一条新路(参见氏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31页)；钱穆亦认为“咸同以来，理学之风日盛”(参见《清儒学案序目》，《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566页)。相关研究亦可参见李细珠《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史革新《晚清理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张昭军《清儒之道：清代学者关于儒家之道的探寻、论辩与践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等等。
然而，理学在晚清的发展过程存在时势、人事和制度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其复兴非仅知名理学人士之功，其他朝臣及相关为政措施亦起到积极作用。例如，清廷在辛酉政变之后起用老臣翁心存(1791-1862)与祁寯藻(1793-1866)，二人与倭仁一同成为同治帝的师傅。翁、祁二人为“三朝耆硕，辅导冲主，一时清望所归”〔1〕，在士林中有较高地位，对晚清理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翁氏暂不论述，祁寯藻在朝有提倡理学的举措，特别是他同治二年奏请纂修国史《循吏传》一事，具有参考意义。然而这一面相尚未受到研究者关注，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
(一 )
祁寯藻，山西寿阳人，嘉庆十九年(1814年)进士。道光元年(1821年)，在南书房行走，历任湖南、江苏学政。后成为军机大臣，授体仁阁大学士。咸丰二年(1852年)，以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四年，因病致仕。十一年十月，辛酉政变后，祁寯藻重受起用，以大学士衔授礼部尚书。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与大学士翁心存、尚书倭仁、编修李鸿藻(1820-1897)在弘德殿授读，成为同治帝的师傅。〔2〕
关于向日葵的籽粒灌浆方面的研究，前人做了有益的探索，研究主要集中在肥料[4]、水分胁迫[5]等方面。陈晨等[6]研究发现，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产量会有所增加，灌浆速率上升。本研究中采取不同耕作方式处理，研究了向日葵地上部籽粒干物质的积累与产量的关系，旨在揭示在不同深松措施、密度对食用向日葵生长发育及籽粒建成的机制，明确食用向日葵的耕作方式、密度，为有效降低食用向日葵空壳率，获得高产提供理论支持。
祁寯藻历仕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多具事功。祁氏道咸时期主管户部财政以及对晚清诗学的影响等，已得到不少探讨；但学界对其同治时的在朝情况则关注不足。[注] 如丁永青的研究(《晚清道咸政局与祁寯藻“相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太原：山西大学，2005年)关注祁寯藻在鸦片战争及咸丰朝的政治表现；又如刘增合、廖文辉的研究(刘增合：《太平天国运动初期清廷的军费筹济》，《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55-72页；廖文辉：《咸丰时期户部银库实银收支问题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139-156页)关注咸丰时期清廷同太平天国作战的经费收支问题，涉及当时管理户部事务的祁寯藻的一些事迹。另外，祁寯藻是晚清宗宋诗风中的代表人物，受到文学史研究不少的关注，如孙之梅《程恩泽、祁寯藻澄怀园三次比邻与晚清黄诗“预热”》(《文学遗产》2013年第1期，105-117页)等等。目前尚未见关于祁寯藻同治时期在朝政治表现的专门研究。 同治初年祁氏地位崇高，在政治上亦有所作为。其中，他于同治二年奏请纂修国史《循吏传》，值得重视。公私传记对此均有记载，如清廷国史大臣传中的《祁寯藻传》详细征引其同治时所上《为条陈末见事奏折》《为条陈保举循吏事奏折》等奏章[注] 笔者按，这些奏文内容占祁寯藻国史传记篇幅的一半以上。参见《清史列传·祁寯藻》，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101册，台北：台湾明文书局，1985年。 ；私人碑传中，秦缃业(1813-1883)记祁氏“同治初，又屡上疏论荐，尤重循良之吏”〔3〕，均指奏请纂修国史《循吏传》一事。
咸丰以来，清廷统治面临危机，太平天国、捻军等极大挑战了清廷统治的合法性。不惟祁寯藻，同治时清廷上下同样持续思考如何稳定秩序，有关论述亦多指向地方吏治。[注] 关于此时期士人对地方吏治讨论情况的研究，可参见〔美〕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著、房德邻等译《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54-181页。等等。 如贾臻(1809-1868)指出：“然则察吏一事，为方今标本兼治之良方彰彰矣。……吏事与军事并重，臣知贼不足平也。”〔50〕又如周恒祺(1824-1894)言：“自军兴以来，民生之凋敝已极。各省筹兵筹饷，日不暇给，吏治不无废弛。现在中原底定，而散勇降贼，犹隐伏于各州县之中，则所以办理善后诸政，不可不实力讲求也。”〔51〕祁氏则将振兴地方吏治与贯彻理学相结合，表彰讲求理学的循吏，期望发挥理学之用解决地方乱局。这也呼应了咸同之际清廷对理学的倡导。此时清廷弘扬正学，有以理学匡救人心，端正地方士习民风之用意。如同治元年三月上谕：
仰见圣朝振兴吏治，表彰激励之至意。臣闻国史馆《循吏传》，自嘉庆年间编辑后，久未续纂。近年封疆大吏以此奏请者，亦甚罕见。且自军兴以来，征兵筹饷，几视吏治为缓图。不知地方果得一贤有司，平日弭盗安良，化民成俗，实足以消患于未萌，其曲突徙薪之功，不在敌忾捐躯者下。现在守城阵亡各员，均蒙随时赐恤，或奉特旨，宣付史馆。此等地方循吏，功在无形，誉传众口，若不及时表彰，致令沉没，何以昭激励而劝后来？应请旨饬各省大吏，加意访查政绩官声遗爱在民者奏明，并咨史馆，编入《循吏列传》，以资观感。臣更有请者，窃见各省州县，供军需、办团练，不得不藉资民力。其假公济私，咈众敛怨者无论已。即一二洁清自好者，亦不过黾勉办公，先其所急。设卡抽厘，方虑聚众滋事。练团筑堡，又虞负固抗粮。救过方且不遑，于民生疾苦，地方利弊，势更不暇兼顾。茍非至诚之心，兼济变之才，安能用民财力而民不怨畔。故至今日而言，循吏操术为至难，用心更极苦也。其已故者，固应特予表扬；其现任者，尤宜亟加褒勉。俾得殚竭心力，以卫民生。应请饬下中外大臣，保举循吏，确核品行，胪列事迹，奏备简用。其有伏处之士，潜修力行，堪应循吏之选者，如确有见闻，亦准一体保奏。现值大计之年，各省府厅州县卓异人员，请并饬各督抚，将其政绩核据，详细咨送吏部，于引见时开单进呈，以备量才擢用。近来贼势日渐溃散，而民生已极凋敝。地方官如何招抚流亡，如何稽查奸宄，如何因时度势，消患未萌。其军营保举人员，未必尽于守土相宜。而捐输分省各员，又不免流品错杂，尚待甄别。非慎选牧令，简拔循吏，何能与民相安，缓急可恃？愚臣窃谓今日之急务，正本清源，舍此别无长策也。至保举流弊，须防情托徇庇。屡奉谕旨，滥保之例，凛然具在。茍有天良，亦孰不洗心涤虑，各举所知也。臣为吏治民生起见，缮折沥陈，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注] 祁寯藻：《奏请表扬激励循吏以振吏治事》(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军机处档，文献编号：092802。亦见陈弢辑《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二，清光绪刻本，12-13页；任国维主编：《祁寯藻集》第六册，太原：三晋出版社，2015年，433-434页。
祁寯藻用较多篇幅分析局势，判断“贼势日渐溃散”，地方秩序亟待恢复。只有地方秩序稳定才能保障民生，固结民心。祁氏道出恢复地方秩序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地方吏治则是背后关键。知府、州县长官为亲民之官，维系地方秩序与民心向背。而在当时，守令良莠不齐，不少人无法胜任地方治理。祁寯藻认为必须整饬地方吏治，“慎选牧令”，此为“正本清源”之法。
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所上《为条陈末见事奏折》中，祁寯藻就已谈到地方吏治，将平定战乱、稳固民心与吏治问题联系起来：
2016年4月，“华山-五院（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五院”）-闵行（闵行社区）”医联体签约建设。在此框架下，华山医院在医疗服务、学科建设、教学科研等方面与五院逐步深入融合。从2016年初，华山医院、五院和相关企业开展了医联体及脑卒中单病种业务合作，努力在筛查预警、卒中急救、远程卒中、卒中商保、诊断治疗、随访评估、康复干预等方面创新探索。
观察两组患者心绞痛发作次数、常规12导联心电图ST-T段的改变程度、血流变学指标的变化等情况；观察两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出血等不良反应情况[3] 。
粤匪跳梁，已逾十载，东南省分蹂躏迨遍。推原其故，虽由奸民犯法，亦由吏治废弛，养痈贻患。……民心之得失，视乎州县之贤否；而州县之贤否，惟知府知之最悉。知府州县能使民心爱戴，而犹犯上作乱者，未之有也。各省督抚、司道大员，黜陟悉听圣裁，优劣无难立判。至知府州县职分较卑，若非大吏认真考察，吏治何由整饬？大抵循吏廉正自持，廉则不肯妄取，岂能应酬？正则不肯干求，岂能迎合？为大吏者，察其官声，核其详案，知其才而举之，举数人而通省风气为之一变。……吏治澄清，民心自然固结，盗贼自然潜消。……应请敕下各省督抚，随时认真考察。〔4〕
学者以文字、声音求训诂，以训诂通义理，未有不由此者也。……我国家昌明儒术，同文之盛，远迈前代，士子知从声音、文字、训诂以讲求义理。〔32〕
我朝圣祖仁皇帝俾译其书以教国子，世宗宪皇帝命武英殿刊印颁行，所以昭回圣化，广励学官。臣寯藻奉命视学江苏，有忝司存，辅翼无术。士子彬郁者多，而或缺于督躬实修。巧者驰心于功利，弱者陨志于贫穷，婴文网者往往而有，而是书于承学，士颇不知贵重。故谨刻之，遍贻士子。〔28〕
祁氏提及的国史《循吏传》，是清代国史的一门类传。清代设立国史馆负责纂修本朝国史，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首次开馆，乾隆三十年(1765年)后成为常设机构。[注] 有关清代国史馆的相关研究，参见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等等。 清代国史依循历代正史体例，纂修纪、志、表、传；历代正史常设的《儒林》《文苑》《循吏》等类传，均为清代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循吏传》自《史记》创立，大体而言，“循吏”是为政一方的楷模，《循吏传》则集中记载表现突出的地方官吏事迹。[注] 余英时指出，“循吏”的内涵在《史记·循吏列传》与《汉书·循吏传》中存在明显的差异：《史记》记载的循吏，无汉以下者，其目的在于批评武帝朝政而阐发黄老无为的政治主张；《汉书》对于循吏，则侧重表现养民教化种种内容，具有儒家文化特征。后代地方治民之官亦奉《汉书》的循吏形象为最高准则。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17-189页。
清代国史《循吏传》的纂修始于嘉庆时期。嘉庆十二年(1807年)，湖广道监察御史徐国楠奏请“自藩臬以下，守令以上，不在大臣传之列者，采其政绩卓著，裒辑成编”〔6〕，编纂国史《循吏传》。清廷允准此项计划，以已故布、按二司及道、府、州、县各级外官为选取范围，将其中政绩突出者纂入国史《循吏传》。至咸丰初，国史馆陆续完成并进呈二十余篇国史《循吏传》。而在祁寯藻上奏之后，清廷则开始了国史《循吏传》的续纂。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清廷就祁氏的奏请颁布上谕：
军兴以来，征兵筹饷，不能不藉资民力。非得贤有司拊循化导，不足联络众志，消患无形。且兵燹之后，百姓颠沛流离，苏疾苦而起疮痍。舍循良守令，又将奚属耶？嗣后各省大吏，务宜加意访查。其有政绩官声遗泽在人者，着奏明宣付史馆，编入《循吏列传》。至现任各官内，实系清静不扰，悃愊无华者，并着胪列事迹，据实保奏，听候简用。其伏处之士，潜修力行，堪膺循吏之选者，亦准一体保荐。以期政平讼理，吏治蒸蒸日上，有厚望焉。〔7〕
由于超导磁场储能型微网所选取的材料为非导磁性材料,而导线的辐向宽度较小,因而在工频状态下磁场透入深度往往高于绕组[8]的尺度,因而从绕组涡流对漏磁场的反影响而言,能够将绕组分割为非涡流区间。通过漏磁场测算后,可选取电网导体损耗测算方式获得绕组线圈的涡流损耗,如式(11),式(12)所示:
清廷听取祁寯藻的建议，令各省大吏一方面保荐现任优秀官员，另一方面呈报堪入国史《循吏传》的已故循吏人选。这一时期的国史馆除例行功课《大臣传》以及为阵亡故员宣付立传外，各类传记中只有国史《循吏传》得到续纂进呈，一定程度上表明国史《循吏传》受到清廷重视。[注] 光绪七年(1881年)，国史馆统计嘉庆以来各类传编纂数量，指出在嘉庆朝开始的《儒林》《文苑》《循吏》等传陆续纂成后，同治时“续行编入者，仅《循吏》龚其裕等十余人”。国史馆在这一时期为15位循吏纂修了传记：刘体重、刘煦、桂超万、钟谦钧、龚其裕、龚嵘、龚一发、龚景瀚、李文耕、刘大绅、刘衡、毛隆辅、徐台英、云茂琦、黄辅辰。(《奏为纂办儒林文苑循吏孝友列传请饬各省确查举报以资表彰恭折仰祈圣鉴事》，《国史馆移札》，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然而，长期以来，清代国史《循吏传》的纂修过程与内容意涵等方面并未得到研究。
《循吏传》传主大多为知府、知县等地方亲民之官，传记中所展现的循吏品质与事迹可谓广大地方官员为官的榜样表率。方宗诚(1818-1888)即言：
愚谓今之为大吏者，自己固当洁己爱民，为属员之表率，而尤当将历代《名臣传》《循吏传》《从政遗规》《居官法戒录》、吕新吾先生《实政录》、汪稼门尚书《荒政辑要》、徐啸陆太守《牧令书》颁刻以赐属吏，使其遵行。为主考学使校官者，则当颁刻《儒林传》以及古大儒书以教士子，使其讲而明之，体而行之。察吏取士，皆以合此者为上等，如此虽不能尽善，而读之久传之广，必有兴起者矣。〔8〕
在他看来，《循吏传》等史传十分值得地方官员学习并遵循效仿；祁寯藻奏请纂修国史《循吏传》，应亦有此用意。在《为条陈末见事奏折》中，祁氏也曾试图发挥国史资鉴之用，征引国史传记所载之奏议，规劝人君：
窃见乾隆初年，直隶督臣孙嘉淦有三习一弊之奏，其言剀切，深中事情。大致谓：目习于所见，耳习于所闻，心习于所安，以此三习卒归一弊。其弊惟何？远君子而近小人而已。臣不能悉举其辞。伏求敕国史馆臣，检查《孙嘉淦传》，录其全文，恭呈御览。并请谕令进讲儒臣，详为解悉；另缮一册置诸左右，庶于圣心有所裨益。〔9〕
祁寯藻希望发挥国史的政治功用，通过国史《循吏传》，鞭策广大亲民之官，宣扬为政地方的吏治典范，以求达到澄清吏治之效。
(二 )
祁寯藻不仅奏请续纂国史《循吏传》，而且影响了具体传记的纂修。祁氏向清廷呈报了堪入国史《循吏传》的人选三名：刘大绅(1747-1828)、李文耕(1762-1838)与刘煦(1811-1862)。《为条陈保举循吏事奏折》后附有祁氏对刘大绅、李文耕、刘煦三位已故循吏生平事迹的概述，其内容如下：
谨将臣所闻见已故人员堪入《循吏列传》者开单恭呈御览。
生平以徙义、集义、精义为学。……其宰邹平、冠县，清讼息争，除奸戢暴，而尤尽心于教化。民初呼为李教官，后呼为李青天。及守泰安、沂州，为属吏立课程，谓官不勤则事废，而民受其害。而勤本于仁，无恫瘝在抱之心，必不能殷殷于民事。又本于诚，无明旦对越之隐，必不能凛凛于官箴。其为臬司，一本勤慎，不务赫赫名。而察吏安民，见于山左文移、黔中文移者，至诚至仁至周至悉，发于心而根于性也。〔13〕
刘大绅，云南举人。乾隆间任山东新城县，调曹县办理旱灾河工。民情爱戴，钱粮料秸不催而集。曾因公遣戍，两县民敛锾赎归，仍发往山东，补福山、朝城等县，保升同知。督捕登莱蝗蝻，查办沿河赈务。每去任，民必攀留，有送至邻省者。其教士以朱子《小学》为本，成就甚多。
李文耕，云南进士。嘉庆间任山东邹平、冠县。清讼息争，除奸戢暴，尤尽心于教化。及守泰安、沂州，为属吏立课程，谓官不勤则事废，而民受其害，历官至按察使，察吏安民，见于山东、贵州文移者，诚意周悉。盖其生平以徙义、集义、精义为学，故能感人独深也。
刘煦，山西拔贡。历任直隶大名府属州县，兼署知府。朴诚廉敏，有守有为。前后多年，除暴安良，民情极为爱戴。防剿教匪捻匪，并带勇攻剿水套踞匪，均克成功。同治元年，特擢大顺广道，正值贼匪肆扰之际，三郡士民倚若长城。因积劳身故，奉旨照道员军营病故例议恤。
以上三员可否勅下山东巡抚、直隶总督，详查该故员政绩，胪列具奏，并咨国史馆，以备编入《循吏列传》，伏候圣裁。〔10〕
典型集成学习描述了如何通过训练样本数据得到基分类器，本节关注集成学习的检验阶段，即如何将各基分类器的预测结果进行有效整合集成形成集成学习预测结果并进行检验。基分类器的整合方式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决策层次输出，排序层次输出和度量层次输出[35]。对于基分类器结果集成属于决策层次集成，一般包括两大类集成方法，即投票方法（Voting）和叠加方法（Stacking）[36]。
清廷同意将三人事迹纂入国史《循吏传》：“以上三员，均循声卓著，遗爱在民，着国史馆咨行直隶山东各督抚，详摭该故员等生前政绩，编入《循吏列传》，以资观感。”〔11〕三人中，刘煦于同治元年(1862年)逝世，与祁寯藻大致生活在同时。刘煦任官直隶，积劳身故，在防御太平天国、捻军的战役中，为稳定地方局势作出了贡献。有史料显示，祁寯藻与刘煦相识。祁寯藻《养闲余录》记载其咸丰末银两收支情况，其中咸丰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记：“刘篠北煦，开州以知府用，山西赵城人。壹百两。”〔12〕二人为山西同乡，可能存在交往之谊，祁氏或因此将刘煦推荐进入国史《循吏传》。[注] 关于刘煦的信息相对缺乏，以目前掌握的史料，无法对刘煦入选国史《循吏传》的来龙去脉作出充分解释，故本文暂不研究刘煦的情况。 而刘大绅、李文耕二人是乾嘉时代的地方官，表面上看与祁寯藻似无直接关联，二人如何能够成为国史《循吏传》的人选？本文研究表明，刘大绅与李文耕的思想均具理学色彩，祁寯藻表彰二位循吏实有倡导理学之意。
上文所引祁寯藻对刘大绅、李文耕事迹的描述，文字亦非完全出自祁氏本人，大量内容实源自唐鉴(1777-1861)《学案小识》一书。唐鉴笃守程朱理学，是晚清具有影响力的理学学者。他于道光时期讲学京师，对曾国藩、倭仁、吴廷栋等晚清理学名臣产生过重要影响。《学案小识》是唐鉴的代表著作，于道光末刊行，影响较大。该书对清代理学的思想脉络进行了梳理，分“传道学案”“翼道学案”与“守道学案”三部分，记载清初以来笃守程朱理学的宋学士人。该书门户之见较深，另立有“经学学案”与“心宗学案”，对汉学与阳明心学进行批判。[注] 相关研究可参见陈祖武《汉宋学术之争与〈国朝学案小识〉》，《清代学术源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339-356页。等等。
不少证据表明，祁寯藻是从《学案小识》中挑选出国史《循吏传》人选的。首先，刘大绅与李文耕均被《学案小识》视为讲求理学之人，位列“守道学案”，且二人学案在书中前后顺序相邻。祁氏在本朝众多已故地方官中选择出刘大绅、李文耕两人，参考同一著作的可能性极大。其次，《学案小识》中李文耕的学案记载：
物业管理公司总部要明确的制定好成本管理的工作，把权利交给总部来集中控制，将所属部门统一起来，形成一套流畅的管理体系，部门之间多沟通、多交流，让资源能够得到共享。物业管理公司对一些常用物品的采购是相当频繁的，总部可以统一控制起来，进行规模批发采购，通过大量的集中采购来节约所需成本，相关部门需要用的时候提前写申请，总部统一进行分配，这样还能够减少不必要的浪费。物业管理公司在物料的配送上占很大一部分成本，这样不仅能够给下设部门及时提供所需还节约了运输费，对公司的长远发展来说有更大的意义。在人员成本方面，公司总部应该统一负责工作人员的招聘和分配，根据人员的才能进行工作安排并降低人员流动成本。
比对前引祁寯藻的相关陈述，与《学案小识》的记载几近相同，仅有部分字词调整。而《学案小识》的论述亦非完全原创，可能参考了李文耕的《行状》《墓表》等碑传资料。如李文耕的《行状》载：
公为治，以清讼息盗，兴利除害为先，而尤尽心于教化。……为属吏立课程，谓官不勤则事废，而民受其害。而勤本于仁，无恫瘝在抱之心，必不能殷殷于民事。又本于诚，无明旦对越之隐，必不能凛凛于官箴。〔14〕
它的基本原理包括资产重组、风险隔离和信用增级。其中，资产重组原理包括最佳化原理、均衡原理、成本最低原理和优化配置原理。
《墓表》记载：
读其官山左、黔中文移札稿，实能以程朱之学为治。〔15〕
祁寯藻不太可能从这些材料中总结出和唐鉴几乎一致的语句，而应是直接引用《学案小识》。祁氏有关刘大绅的描述也是对《学案小识》中刘大绅学案的完整概括，二者存在较为明显的关联。
国史《循吏传》的传记内容进一步揭示出这种关系。刘大绅与李文耕为祁寯藻所推荐，其国史传记的编纂实质上也延续了祁氏的基本思路，如国史《李文耕传》即摘录祁氏奏折的内容，作为李文耕思想事迹的总结：
(3)通过三种不同形式综合异常指数的计算，认为当异常元素较多，组合特征不明显时，综合异常Z2既不会遗漏异常元素，圈定异常面积适中，又有利于查证工作等突出优点，建议采用此种形式异常圈定；当异常元素较少且组合特征明显，综合异常Z3更有针对性，此时采用Z3形式圈定异常较为合适。
同治二年，大学士衔礼部尚书祁寯藻采访循吏，疏陈文耕由守令洊升臬司，除奸戢暴，尽心教化，察吏安民，诚意周悉。其生平以徙义、精义、集义为学，故能感人独深。请将文耕政绩宣付国史馆，编入《循吏传》，以资观感。〔16〕
文献筛选结果 通过检索策略得到相关文献857篇，剔除重复发表文献后得到358篇。严格按照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最后得到12篇文献[9-20]，共计15项RCT纳入最终的定量分析。具体检索流程图见图1。
国史馆《刘大绅传》传包[注] 所谓“传包”，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为国史馆纂修的各种列传原稿；一为国史馆为纂修列传所咨取的各种传记资料。相关研究参见庄吉发《故宫档案述要》，台北：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3年，425页。等等。 中保存有一份手抄稿，内容是《学案小识》中刘大绅学案的全文。〔17〕而国史《刘大绅传》中绝大部分内容都取自《学案小识》，可以确证《学案小识》的刘大绅学案是国史《刘大绅传》的史源。因篇幅所限，兹仅举几例说明。《刘大绅传》载：
值岁旱，大绅奉檄赴赵王河督工，集夫役万余人，以工代赈，两月竣事，民无疾病逃亡者。又委派河工料秸三百万，大绅以时方收敛，暂缓之。大吏督责严急，与十日限。民争先输纳，未十日而数足。〔18〕
《学案小识》载：
既至曹，则其乙巳丙午之年，灾伤更甚于新城也。方务与民休息，而河使者檄修赵王河工段数百丈，曰役万夫，两月而始竣。无逃亡者，无疾病者。又檄办河工料秸三百万，绅以方收敛，蹔缓之。河员诉于使者，督责严急，将按以罪，因请为十日限。县人争先往纳，未十日而三百万之数足矣。〔19〕
又，《刘大绅传》记载：
祁寯藻在朝倡导理学，与晚清的时势亦有着紧密关联。同治初，清廷有意提倡理学，在治国理政的诸多层面均推动理学风气。倭仁、李棠阶、吴廷栋等标榜理学的官员受到重用，成为在朝显宦。[注] 参见史革新《晚清理学研究》，22-39页。 祁寯藻与这些理学人士有不少往来，并了解他们的思想。倭仁与祁寯藻同为帝师，互动较多，祁寯藻《静默斋日记》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如同治二年(1863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记：“艮峰相国《莎车行记》一卷，乃咸丰元年任叶尔羌帮办大臣途次所著，为之跋，并以先君《西陲要略》《西域释地》二书赠之。艮翁笃守程朱之学，故语多鞭辟近里，著己直谅，益友也。老得良规，庶几寡过，何幸如之。艮峰《壬子日录》一卷，亦跋之。”〔41〕可见祁寯藻对倭仁的思想品性的评价。二人亦对同治帝的教育展开交流，如十二月初三日记：“为艮峰略谈及六书之学，艮峰云学期改用六书，似非所急。”〔42〕也会谈及吏治问题，如十二月初六日：“艮翁示观南丰刘帘舫先生衡遗书，皆官行文字，其子良驹都转栞行，盖循吏也。”〔43〕李棠阶、吴廷栋同祁寯藻亦有交往，如同治四年，李棠阶逝世，祁寯藻之子祁世长(1825-1892)记：“李文园宗伯棠阶薨于位。宗伯为先君道光壬午会房所得士，最器重之。自记云：宗伯昔以太常降调回籍，元年奉诏来京，洊擢尚书，入直军机，数掌文衡。今年六十八，以劳瘁，旬日间遂不起。正人云徂，不胜伤感。挽联云：帝知理学儒臣，一岁九迁，终有嘉谟酬盛德；世仰清风亮节，大河乔岳，常留浩气在中州。”〔44〕又如吴廷栋，祁寯藻在日记中提到：“竹如先生久已钦慕，……吴君咸丰初官秋审处，曾以会审案见之，久闻其理学功深，品行端粹。曾涤生为侍郎时，尝力荐之。倭艮峰、李文园皆久与订交。”〔45〕同治三年正月十三日，祁寯藻提及当时的理学氛围：“近日倭、李二公以理学倡导后进，风气殆将转乎？”〔46〕而祁寯藻也留下了阅读理学名著的记录，如同治四年七月初八日：“读《近思录》加圈。”〔47〕
《学案小识》记载：
其宰曹县，告诸生曰：子朱子《小学》一书，作圣之阶梯，入德之轨涂。师舍是无以为教，弟子舍是无以为学也。晚近利禄之风既炽，惟以记诵词章为务。士子初入塾馆，父兄师长即教以帖括声律，博取功名富贵。是以人心不正，风俗不厚，达则骄奢淫佚，穷则獧捷偷薄，无益于天下国家之大。今与诸生约，必读此书。朝讲夕贯，身体力行。由洒扫应对进退，以驯致于达天知命之域。庶几明体致用，为天地间不可少之人，方不虚负此一生。〔21〕
2.4 暴露后处理方式 挤血+冲洗+消毒86名、占72.27%，挤血+冲洗18名、占15.13%，挤血+消毒12名、占10.08%，挤血2名、占1.68%，冲洗1名、占8.40%。
与前引《学案小识》中相关文字对比，可见《李文耕传》中的部分内容亦有源自《学案小识》者：
谓官不勤则事废，而民受其害。而勤本于仁，无痌瘝在抱之心，必不能殷殷于民事。又本于诚，无旦明对越之隐，必不能懔懔于官箴。属吏多化之。〔22〕
国史《刘大绅传》与《李文耕传》的编纂延续了祁寯藻的思路，主要文字取材于《学案小识》。《学案小识》将刘大绅与李文耕视为理学中人，其思想主张和为官事迹具理学色彩。二人的国史传记承袭《学案小识》相关文字的基本意涵，传主的理学思想在国史《循吏传》中得到充分体现。二人在《学案小识》中同列“守道学案”，所谓“得所守而道益明”〔23〕，他们行事的一大特点是主动在地方行政中遵循与推行理学。在国史中，李文耕“生平以徙义、集义、精义为学”，为政地方以教化民众为要：“在任五年，以清讼、息争、戢暴为务，尤尽心于教化。民妇陈氏诉其子忤逆，文耕自引咎，其子叩头流血，卒改行为孝。……创立义学，及梁邹书院，使诸生诵读其中，亲策励之。”〔24〕兴办地方教育事业，并在诉讼审理中表现教化之意。与此同时，他还以理学观念要求官衙属吏加强自身修养：“谓官不勤则事废，而民受其害。而勤本于仁，无痌瘝在抱之心，必不能殷殷于民事。又本于诚，无旦明对越之隐，必不能懔懔于官箴。”〔25〕
刘大绅为政地方的一项主要政绩乃是提倡朱子《小学》，以理学教育士子：“尝谓诸生曰：‘《小学》一书，为作圣之阶梯，入德之轨途。师舍是无以为教，弟子舍是无以为学也。’”〔26〕朱子《小学》一书，张伯行(1651-1725)称：“读朱子之书，不以小学为之基本，则无以知朱子教人之道，即无以知孔子教人之道。”〔27〕在清代，各级官员往往通过颁行《小学》，在地方上弘扬正学、推行教化。祁寯藻道光时任江苏学政，期间即刊行朱子《小学》，供士子学习。其作跋语有言：
对于地方吏治问题，祁寯藻有具体的解决思路。他提出纂修国史《循吏传》，表彰循吏，树立为官典型，激励各地官员效仿循吏的事迹。祁氏认为循吏能够安定地方，与战场捐躯的将士有同等功绩，只不过循吏“功在无形”。阵亡人员能够得到朝廷的旌表，宣付史馆立传，昭显忠烈[注] 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二十日上谕：“自粤匪窜扰以来，地方文武官员，或守城殉节，或临阵捐躯。及绅士人等，志切同仇，尽忠效死者，业经立沛恩施，交部分别议恤。并将被害较烈各员，命于各该处建立专祠，以昭忠节。该官绅等忠义之气，允堪振起懦顽。褒恤之典，仍宜特从优厚。着该部详细查明。已经给与恤典者，再行分别酌议，加增予谥，或入祀昭忠祠。其家属殉难者，应如何优恤之处，一并酌核具奏。至未经奏报各员，着各该省督抚，迅即饬查被害情节，奏请奖恤。勿稍疏漏，用示朕励节劝忠之至意。”(《清实录》第4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620页)在与太平天国、捻军等作战期间，清廷持续大规模对殉难人员进行旌表。 ；政绩突出的循良官吏也应该受到表彰，载入国史《循吏传》，起示范激励作用。与此同时，祁氏希望各省大吏留心人才，向朝廷保举现任官员中的循良之官以及堪任循吏的士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祁寯藻在《为条陈保举循吏事奏折》中还保举了几位在任官员与在籍士人。[注] 参见《清实录》第46册，807-808页。祁寯藻推荐的官员与士人有：直隶任县知县张光藻、献县知县陈崇砥、知县王兰广、山东知县蒋庆第、山西徐沟县知县程豫、汾阳县知县吴辉祖、教习期满知县江南优贡端木埰、候选知县山西举人秦东来。端木埰久在祁氏身边，祁称“端木先生忠孝性成，耿介不苟，学识通达，才足有为，寯与相处七年，深敬其人”。(祁寯藻：《静默斋日记》，316页)祁氏日记亦记有与蒋庆第、程豫、吴辉祖、陈崇砥的会面或书信交往情形。(326、332、338、340页)而除秦东来外，关于上述诸人思想的史料并不充分，他们是否具有明显的理学背景，有待日后进一步探索。 其中，山西举人秦东来(生卒年不详)在思想上亦倾向宋学，祁氏在日记中称其“品端学朴，研精性理，门徒称盛”。〔29〕秦东来曾作有《近世诋宋儒辨》一文，揭示学术时弊，并为程朱理学正名：
尝见今世儒者，往往好诋宋人。其不喜宋人者有二说：一则畏其严也。人皆乐放荡而宋人之言拘谨，人皆乐圆通而宋人之言方正。凡言之切中人情者，人必难堪。余少年读程朱之语，往往森然凛然，毛发皆悚，即今犹畏之，但恨一向颓惰不能自立耳。试思吾辈处世有所严惮之为愈乎，抑无所严惮之为愈乎？是惟无志之人而后畏其严也。一则嫌其空也。其言皆平易近人，既不见新奇之典。其言皆朴实无华，又不可为诗文之料。或指为迂疏，或指为陈腐，皆嫌其空也。然试思程朱之空与佛老之空有异。佛老之空，灭性坏伦。程朱之空，牖民觉世。或者以多谈性命为疑，不知孔子之时，先王之教尚明，故惟告以日用，所行不必探原于性命。朱子之时，邪说之兴正多，故必示以性命所由，乃肯用心于日用。孔子是教人之正，朱子是救时之权。〔30〕
秦氏反对世人诋毁宋儒，肯定程朱之严正，指出其性命之学绝非空疏。无论已故循吏或在籍士人，祁寯藻向朝廷举荐之人中均有讲求理学者。
综上可知，同治二年祁寯藻奏请纂修国史《循吏传》，有收拾太平天国起事后的危局之意。祁氏不仅奏请续纂，且提名人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史《循吏传》的实际纂修。他所推荐的立传人选实与理学著作《学案小识》存在着紧密联系。祁氏从《学案小识》中挑选出刘大绅、李文耕两位讲求理学的地方官作为人选，二人国史传记的大部分内容亦取材于《学案小识》。如此情况下纂成的两篇国史《循吏传》，必然会被打上理学的思想烙印。
(三 )
祁寯藻为何在国史《循吏传》中注入理学的思想意涵？相关历史值得作进一步探究，可从两个方面寻求理解。一是个人思想。祁寯藻主张汉宋兼采，奏请纂修国史《循吏传》一事是其思想中“宋学”部分的典型体现；另一方面则与时势颇有关系。为收拾乱局，咸同之际清廷上下关注地方，大力倡导理学。祁寯藻在朝与倭仁、李棠阶等理学名臣多有交往，且亲身倡导理学，就地方吏治提出具体举措，表彰讲求理学的地方官员，希望通过理学整饬地方、解决时弊，呼应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与思想氛围。
晚清时人对祁寯藻的思想主张已有论述，认为其汉宋兼采，如翁同龢(1830-1904)在日记中评价祁氏：“相国深于汉学，于宋儒之说亦能条贯靡遗，不仅以词章考订见长也。”〔31〕祁寯藻亦多次论及汉学考据与宋学义理，如在宋本《说文系传》叙言中，他谈到训诂与义理的关系：
地方吏治是祁寯藻复起后始终关注思考的问题。在日记中，祁氏多次记录对地方吏治的看法。例如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复阎丹初中丞书敬铭，行五。论山东吏治”。十六日记“滇省为回匪所隔，官斯土者，多以逾限干议，似应令总督酌量变通办理。两粤、黔、蜀皆滇之邻，就近量移，予以升途，仿烟瘴边缺之例，或可鼓励。否则缺悬不补，吏治日弛，边疆之忧也”。三年正月初八日记“军兴十年余，南北遭创痍。戡乱在得人，即今尚可为”。四年八月三十日记“因时救弊，是在人也”。三年正月二十五日记“蒋庆第来见，直隶玉田人，壬子进士，曾任山东知县，以知州用，告病回籍。寯藻闻其吏治、才识卓然，其言沉重，保举奉旨引见。阎丹初中丞亦保之”。四年九月初六日记“枣强县李……直隶候补县杨……今日晤叙，气宇开爽，能以爱民求治为本，志为循吏”〔5〕，则是关注地方官员的贤否。
相近表述在祁氏同治初年的一篇奏疏中亦有体现：
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通经之学，义理与训诂，不可偏重。汉儒许慎《说文解字》、郑康成《诗礼笺注》，各有师承，羽翼经传，厥功甚巨。历代名臣硕彦，由此其选。至宋周、程、张、朱数大儒，因注疏以阐明义理，学术人心允足范围后世。此《大学》正心诚意之功，必本于格物致知也。后学不察，往往以训诂专属汉唐诸儒，以义理专属宋儒，遂使圣门四科划分界限。〔33〕
此外，祁氏的诗作也表达出这种态度，如：“广厦构众材，通经乃致用。义理与训诂，二者实兼重。吾乡风俗淳，耕稼勤讽诵。经师递授受，学不泥汉宋。”〔34〕以上内容较清楚地反映出祁寯藻于汉宋间不立门户的主张。
祁氏自身治学多具朴学特色，服膺许慎《说文》。翁同龢称其“深于汉学”，确有道理。祁氏与张穆(1805-1849)、苗夔(1783-1857)等考据学者有交游扶掖之谊。张穆精于西北史地，祁寯藻为其著作作序并助资刊刻。〔35〕而苗夔亦治《说文》，撰有《说文声订》，祁寯藻为之作叙。祁寯藻道光十七年(1837年)任江苏学政，苗夔随行，为幕中成员。〔36〕祁寯藻在江苏学政任上重刊刻宋本《说文系传》，且以“‘晋大夫祁奚字黄羊’解”这样具有朴学意味的题目考试诸生，并与考据学者互动。〔37〕晚清学者俞樾(1821-1907)是祁氏门生，在信中评价祁寯藻：
吾师以经学提撕后进，当代治经者，舍函丈无所折衷。……国朝经术昌明，扫虚浮而归之实学，诸老先生发明训诂，是正文字，实有因文见道之功。数十年来，此事衰息，独吾师以经学受主知，倡后进，海内治经者，奉为圭臬。乾嘉一脉，庶几未坠。〔38〕
文字虽有溢美之嫌，但可见祁寯藻在当时一些朴学学者中具有较高的地位。[注] 有关祁寯藻与朴学学者的交往及其士林地位，参见段志强《顾祠——顾炎武与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而祁寯藻讲求宋学之举，往往表现在实际为政方面。如任江苏学政期间刊行朱子《小学》一书；又如同治初年教育幼帝，祁氏制定读书计划、挑选课本，推荐理学著作朱子《小学》以及真德秀(1178-1235)《大学衍义》为读本：
1956年 2 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苏共二十大全部议程结束后举行的秘密会议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了题为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大反斯大林，后来人们把这个报告称为《秘密报告》。
宋臣真德秀《大学衍义》，首言帝王为治之序，为学之本，自格致诚正，以至修身齐家，胪引经史，法戒昭然，诚圣学之渊源，治道之根柢也。国朝大学士陈宏谋《辑要》六卷，选择简当，尤易披寻。又，臣于道光年间，江苏学政任内，恭刊朱子《小学》，此书内篇四卷，外篇二卷，多引经传要语，及先贤名臣格言，于初学最为切要。〔39〕
针对幼帝的教育，清廷颁布上谕，规定“帝王之学，不在章句训诂，惟冀首端蒙养，懋厥身修”〔40〕，明确要求注重身心修养，而非章句训诂之学。祁寯藻推荐讲求义理的理学书籍，符合清廷“正学”标准。而奏请纂修国史《循吏传》亦是祁氏倡导理学的典型事例，反映其同治初如何在实际治国理政层面发挥理学之用，却长期未得到关注。[注] 后世论及祁寯藻的思想学术，往往强调其治汉学的方面，如刘师培言祁氏“兼治说文，骤膺高位”(《近儒学术统系论》，汪学群编：《清代学问的门径》，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139页)，《清史稿》称其“提倡朴学”(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385，11678页)。对于祁寯藻与义理之学的关系，则缺乏讨论。
政少暇，即亲诣书院校士。尝谓诸生曰：《小学》一书，为作圣之阶梯，入德之轨途。师舍是无以为教，弟子舍是无以为学也。晚近急于利禄，惟以记诵词章博取功名为务。是以人心不正，达则骄奢淫佚，穷则儇捷偷薄。今与诸生约，必读此书，身体力行。由洒扫应对，以驯致乎达天知命之域。庶几明体达用，有益于天下国家之大。〔20〕
鉴于这种交往，祁寯藻表彰讲求理学的循吏可能与理学名臣存在关系。倭仁、吴廷栋都曾从游唐鉴，祁氏也许是通过他们接触了解到《学案小识》一书。祁寯藻于同治五年逝世，未及两篇国史《循吏传》进呈之日。现存清国史馆的档案表明，刘大绅与李文耕的国史传记最终经过时任国史馆总裁的倭仁审阅并进呈。[注] 笔者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国史档案有《循吏刘大绅传》(文献编号：701005503)稿本一册，或为进呈之前的定稿。扉页有国史馆总裁、副总裁签字，倭仁于同治七年任国史馆总裁(《清史列传·倭仁》，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101册，567页)，扉页上的“倭”字当是指倭仁。倭仁当审阅过该传稿，但并未发现其对传记内容提出意见。目前未发现相同的《李文耕传》稿本，可能国史馆档案有缺。二人同时宣付入史馆立传，国史传记很可能也是同时进呈。 而祁寯藻推荐的国史《循吏传》人选在当时也受到了倭仁的关注，倭仁即对李文耕的孝悌之学较为推崇，同治三年将李文耕的著作《孝弟录》绘图改编重刊，成《孝弟图说》一书。〔48〕翁同龢在同治五年的日记中记有“艮峰先生赠《孝弟图说》一本”〔49〕，可知倭仁将此书赠与身边之人，或为推广理学之用。虽未发现直接证据，但祁氏奏请纂修国史《循吏传》一事受到来自倭仁等理学名臣的影响，确实存在可能性。
自太平天国起事以来，经历十余年战事，地方秩序遭到破坏，清廷统治面临危机。平息战事、恢复地方秩序成为咸同之际清廷上下亟需解决的问题。祁寯藻关心局势，多有建言献策。同治二年(1863年)十一月，祁寯藻上《为条陈保举循吏事奏折》，针对时势陈述观点与建议，认为地方吏治亟需澄清，并提出了振兴吏治的具体方案，建议清廷纂修国史《循吏传》，表彰为政出色的地方官员。该奏折主要内容如下：
我朝崇儒重道，正学昌明。士子循诵习传，咸知宗尚程朱，以阐圣教。惟沿习既久，或徒骛道学之虚名，而于天理民彝之实际，未能研求，势且误入歧途，于风俗人心，大有关系。……士习既端，民风斯厚。〔52〕
嘉道以降，有识之士思考当世弊政，许多意见都指出地方失序、吏治废弛乃是士习民风出了问题，而问题背后的根源则在于学术。[注] 史革新指出，晚清理学家有一个解决时弊的思考“公式”，即世运盛衰在于风俗，风俗浮浇在于政教，政教优劣取决于学术。参见氏著《晚清理学研究》，135页。 如倭仁即认为学术乃当今急务：
昔人云，变民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仕风难。窃意士为民之表率，仕之根基。士习端则处为醇儒，可以矜式一乡；出为良臣，自能泽及民物。正学术，育人才，其今时之急务乎？〔53〕
综上所述，CT诊断侵袭性胸腺瘤具有操作简便、诊断时间短、可靠性高等优点，且根据CT表现可有效鉴别侵袭性胸腺瘤与非侵袭性胸腺瘤，临床实用价值较高。
学术关系士风，一方面地方吏治的澄清有赖于选拔循良的地方官，而士人正是未来官员的人才储备；另一方面，士人尤其是地方士绅的品行学识能够影响并教化民众。两方面均对人心风俗产生影响，“泽及民物”，“矜式一乡”。这是论者将时弊与学术结合思考的基本思路，认为风俗教化与世道治乱紧密相连。
学校科举是国家培养与选拔士人的途径，清代教育考试奉程朱理学为标准。所谓的“正学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即是在教育考试方面强调理学。如方宗诚谈到：
合作学习的有效性是指学生在合作的状态下，相互协作、克服困难，以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为了让合作学习有效性在语文课堂中得到真实的发挥，需要认清当前出现的课堂秩序较差、教师定位不准确、学生主导能力有限等问题，以建立和谐有序的课堂秩序为前提，积极提高教师的设计合作水平和学生自主合作的能力，以使学生在语文课堂中的综合素质有显著提升。
学之不讲久矣。取人之法，惟以诗赋、诗文、馆阁字三者，以故学术日坏，士气臣节皆不能振。忧之者遂欲以《小学》论性理论取士。然利禄汨人性灵久矣，但以此试士，而习之者亦惟知以此为作文之具、科第之阶而已，又何益乎？今日欲倡明此学，须要于根本上切实倡起，须是自己真能心体力行，可以为人之法而又加以讲明，则兴起者多矣。〔54〕
学术日渐颓坏，考试沦为逐利工具。虽然朝廷以理学教育士子，但时人已不能从根本上讲求，所学无裨身心。受拔擢的人才，自身道德修养不足，为官后更无法治理地方，上下因此积弊。故人才的培养与选拔是解决时弊的一大关键，须强调“正学”，切实遵行理学以端正士风。对此问题，祁寯藻的认识也无例外，他在《重刻〈上蔡谢先生语录〉跋》中言：
故四子为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即为四子之阶梯。上蔡之学与程朱先后同揆，其《语录》又经紫阳删定，可与《近思录》互相发明。学者诚得此而研究之，去其矜心以从事于圣门切近之训，即行以验知，由体以达用，处为良士，出为循吏，其在斯乎。〔55〕
士人切实躬修义理，今后若为官地方，则能为循吏。祁寯藻同治时奏请纂修国史《循吏传》正是基于这一思路。而培养士人与教化民众，均有赖地方官在日常治理中落实“正学”。亲民之官讲求理学，恪守理学宗旨，具备祁氏奏折中所谓“至诚之心”，进而推行善政，地方秩序自然整饬。祁寯藻认为思想上服膺理学、实际为政中贯彻理学的亲民之官可达振兴吏治之效。国史《循吏传》中，刘大绅“教士以朱子《小学》为本”；李文耕“以徙义、集义、精义为学”，以理学宗旨为政。他们正是这种地方官的代表，承担了朝廷“正学”下达的实际工作，在地方政务中施展教化，维系风俗人心。
(四 )
本文以同治朝修国史《循吏传》为切入点，关注晚清理学复兴脉络下祁寯藻在政治与思想方面的表现。晚清理学复兴并非倭仁等少数理学人士的倡导便能实现，而是存在着时势、人事和制度等多种因素交互。同治时期其他朝廷重臣与理学的联系也值得注意，祁寯藻即是一例。
祁寯藻同治初年位居帝师，其施政作为有倡导理学之意。祁氏于同治二年上《为条陈保举循吏事奏折》，提出纂修国史《循吏传》，表彰循吏，以期振兴地方吏治。刘大绅与李文耕两位已故地方官受到祁氏推荐，作为典型纂入国史《循吏传》。通过考察国史传记等相关文献，本文发现祁寯藻是从唐鉴《学案小识》中选取了刘、李二人的事迹。《学案小识》的程朱理学倾向鲜明，这两篇国史《循吏传》的大量文字承袭此书，被注入了理学的思想意涵。奏请纂修国史《循吏传》是祁寯藻“汉宋兼采”思想主张的一个具体体现。同治初期，祁寯藻与倭仁等理学名臣多有交往，并呼应当时的政治形势与思想氛围，在清廷上下复兴理学的背景下，将理学与地方吏治问题相结合，以修史为举措，表彰循吏典型，宣扬教化，整饬地方。
祁寯藻对待理学，并不着眼于理论的思辨，而是注重理学与实际治国理政的关系，特别是理学在培育士子与教化民众方面所发挥的功用。国史《循吏传》中，刘大绅与李文耕遵行理学宗旨，并且在地方行政事务中推行理学。二人国史传记所塑造出的是地方治理中贯彻与传播理学的“循吏”形象，承担朝廷“正学”下达的工作。本文从实证角度考察祁寯藻奏请纂修国史《循吏传》一事，提供了理解晚清理学复兴在实际朝政层面运作的具体例证。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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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K25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769(2019)01-0165-11
〔作者简介 〕阎昱昊，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责任编辑：许丽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