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辨析——兼答俞吾金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广义论文,教授论文,兼答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6-0011-08
在“第五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上，我提交了一篇题为《对俞吾金教授“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三点质疑》的论文（以下简称《质疑》）。《学术月刊》2006年4月号《对话与交锋》栏目发表了这篇论文和俞吾金教授的回应文章《马克思哲学研究三题议——兼答段忠桥教授》（以下简称《兼答》）。俞吾金教授在其论文中不但以“偷换概念”和“答非所问”的方式回避我的质疑，还认为我“撰写商榷文章的真正兴趣似乎并不在学术方面”，并告诫学术界的同行，“历史和实践一再启示我们，引入非学术的、甚至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动机来开展学术讨论，这样的讨论是很难获得学术上的实质性的推进的”①。在我看来，俞吾金教授后面两句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话，很可能是在不冷静的情况下写的，对此我并不介意。然而，由于我们之间的争论涉及的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三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基本问题，因此，我想还是应当对俞吾金教授的回应作出回应，因为真理越辩越明。
为了让学术界同行对我和俞吾金教授的争论有更为清晰的了解，本文集中辨析俞吾金在其《重新理解马克思》中提出的最能体现我们争论实质的一个基本概念——“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一、“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排斥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
我在《质疑》中，对俞吾金教授提出的第一个质疑，是他的“重新理解马克思”是要排斥恩格斯，还是要排斥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志性成果是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之一和主要阐发者，对恩格斯的排斥必将导致对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排斥。
对于我的质疑，俞吾金教授一方面承认，“恩格斯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说他“从来也没有否认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都把自己的哲学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但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及一系列具体问题的理解上却存在着差异”，并强调“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稍加分析不难发现，俞吾金教授在回应中实际上使用了三种含义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第一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第二种是“马克思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的哲学；第三种是“恩格斯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即恩格斯的哲学。这三种含义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使他的回应出现了明显的逻辑矛盾。在第一种说法中，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那么，只能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可能是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加，更不可能是两种“对历史唯物主义内涵的理解上存在差异”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加。如果俞吾金教授承认“恩格斯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那么，他就不能同时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都把自己的哲学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但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的理解上却存在着差异”，因为概念的内涵是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本质或特征，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的理解上，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或特征的理解上存在差异，那就不能认为他们共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而只能认为他们各自创立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创立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又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了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那么，必然会出现逻辑矛盾。因此，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的理解上存在着差异”，反之则亦然。
俞吾金教授可能会说，我说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内涵的理解上存在“差异”，差异不是“对立”，因此，不能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了的历史唯物主义”。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如果分析一下他所说的“差异”的含义，并看看他在《兼答》中所讲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异”，就会发现，他所说的“差异”，实质上就是“对立”。
首先来分析一下他所使用的“差异”概念的含义。对于“差异”，俞吾金教授在《兼答》中有这样的说明：“在对马克思哲学与恩格斯哲学关系的理解上，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是‘等同论’，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不存在任何差异。从前苏联到目前中国大陆的哲学教科书基本上都坚持这一见解。另一种是‘对立论’，认为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哲学思想上是对立的。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这一见解。笔者不同意上述两种见解。笔者提出的第三种见解是‘差异论’，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都把自己的哲学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但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及一系列具体问题的理解上却存在着差异。”这段话表明，他是在与“等同”和“对立”相对的意义上使用“差异”概念的。但他所使用的“差异”概念本身的含义是什么？对此，俞吾金教授在《兼答》中未直接说明，而在其《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以下简称《反思》）一书中有专门的论述：“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马克思思想与恩格斯思想之间是存在着差异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阐发’是有偏差的，甚至在某些重要的观点上错误地解释了马克思思想的本真含义”[1](P453)。这段论述告诉我们，他所说的“差异”，实际上指的是因为恩格斯在某些重要的观点上错误地阐发了马克思思想的本真含义而造成的差异，换句话说，是正确的马克思思想和错误的恩格斯思想之间的差异。如果这就是他所说的“差异”，那又与他所不同意的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的“对立论”又有多少“差异”呢？“对立”指的是“两事物相互排斥”，如果他所说的“差异”指的是“正确与错误”的差异，而“正确与错误”无疑是互相排斥的，那么，他所说的“差异”不就是一种“对立”吗？
再来看他所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历史唯物主义内涵及一系列具体问题”的理解上存在的差异。在《兼答》中，俞吾金教授列出了他们在四个方面的差异：(1)在对哲学研究出发点的理解上的差异：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实践；恩格斯则主张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即从对自然界的直观出发去探索哲学问题。(2)在对哲学发展趋势的理解上的差异：在马克思看来，人、人的实践、人道主义、人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人的自由和解放将日益成为未来哲学的主题；恩格斯则认为，哲学发展的趋势并不是围绕人和人的实践活动来展开的，它会自然而然地导向纯粹的思维活动。(3)在对自然的理解上的差异：马克思始终把自然理解为一个社会范畴；恩格斯则认为我们所要考察的乃是自然自身的运动。(4)在对自由的理解上的差异：马克思是从本体论视角，即人与人之间的生存关系出发去思索自由问题的；恩格斯则从认识论的视角，即人对自然的求知关系出发去思索自由问题的。
俞吾金教授所列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四方面的差异很值得关注，因为它们最明显地体现了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排斥。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是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三段最直接的论述可以表明它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内容：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2](P92)。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P32-33)。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4](P740-741)。
第一段论述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段论述出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恩格斯称之为对“唯物主义历史观”要点的“扼要的阐述”[3](P38)；第三段论述出自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在为其所写的前言中说，“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摘录了这本书（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引者注）的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4](P689)。可以说，这三段论述不但表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基本内容，而且还表明了历史唯物主义是他们二人共同创立和共同认可的。
俞吾金教授所说的四个“差异”，显然不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上面三段论述所讲的由他们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上的差异，而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他的“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及一系列具体问题的理解上的差异。什么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俞吾金教授说，“所谓‘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是指：第一，历史唯物主义不仅适合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历史领域，而且同时适合于其他一切领域，是我们研究一切领域的前提性理论；第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核心’，而且是全部马克思哲学。”[1](P38)
俞吾金教授提出的“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显然不是上面三段论述所表明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后者是“历史观”，只适合于社会历史领域，前者则“不仅适合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历史领域，而且同时适合于其他一切领域”；后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哲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前者则是“全部马克思哲学”。俞吾金教授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三段论述吗？显然不是，他在《兼答》中明确指出：“毋庸讳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经典性的表述。”如果他知道上述三段论述，那作为一个严谨治学的学者，就应在提出他的“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说明它与那三段论述所表明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关系，至少要明确告诉人们，它们是一种还是两种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然而，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俞吾金教授对这一关键问题就是避而不谈。
我的质疑是：俞吾金教授对恩格斯的排斥必将导致对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排斥；他的回应是：我不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但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都把自己的哲学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可在对历史唯物主义（即他所谓的“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及一系列具体问题的理解上存在着“差异”。这种既偷换概念又答非所问的回应只能表明，他的“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排斥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只不过他还不愿公开讲出这一点罢了。
二、“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依据仅仅来自不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我在《质疑》中对俞吾金教授提出的第二个质疑，是他的“重新理解马克思”应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依据，还是应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为依据。在我看来，马克思的思想有一个由不成熟向成熟的发展过程，与此相应，马克思的文本也应有不成熟和成熟之分。如果俞吾金教授坚持重新理解马克思是必要的，而且他重新理解的是成熟时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历史唯物主义，那么，他重新理解的文本依据就应该是马克思1845年以后的著作。然而，他却把不成熟时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了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主要文本依据。
对我的上述质疑，俞吾金教授是这样回应的：“段教授关于‘俞吾金教授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主要文本依据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拙著《重新理解马克思》引证了成熟时期马克思文本中的大量论述。另外，段教授不分青红皂白地拒斥青年马克思的一切论述的做法也是笔者无法苟同的。段教授也从不分析笔者引证过的青年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是否合理，只是闭着眼睛加以排斥。”
实际上，俞吾金教授对我第二个质疑的回应采用的仍是既偷换概念又答非所问的方式。首先来看他在《反思》一书中论述“何谓‘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时到底“引”了什么和“证”了什么。
在论述“何谓‘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时，俞吾金教授共引用了马克思的九段话，其中四段出自不成熟时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另外五段出自成熟时期的《资本论》（二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段）、《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段）和《哲学的贫困》（一段）。如果仅从数量上看，他的确引用了马克思成熟时期著作中的很多论述。但如果看一下这九段话的具体内容及其在论证“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时所起的作用就会发现，被用作他的“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文本依据的只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那四段话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一段话（这段话实际上并不能作为他的“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依据，下面将具体讲这一点），而成熟时期的另外四段话，则不是作为他的“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依据来引证的。
俞吾金教授说，要进入“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必须先从理论上澄清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整体图景是什么？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概念是广义的，是蕴涵自然、人和人的思维活动在内的。这时，他引证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两段话作为他对这种理解的文本依据：(1)“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P140)；(2)“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1](P140)。
第二个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究竟是怎样的历史性？他认为，所谓“历史性”就是社会历史特性，它是人、人的思维和活动、人所面对的感性世界得以展示的境域。在说明这种历史性时，他引证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段话：“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1](P141)
第三个问题是：在“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视野里，如何看待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概念？他认为，它必须成为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同名词。他对这种理解的文本依据仍来自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der Dialektik der Negativitaet)——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P143)
第四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与实践唯物主义概念的关系。他认为，把实践唯物主义概念作为“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同名词保留下来，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讲到这个问题时，他说，如前所述，“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统一的世界图景是通过实践活动展示出来的，此时他引证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段话作为其文本依据：“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们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P144)马克思的这段话能作为他说的“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统一的世界图景是通过实践活动展示出来的文本依据吗？显然不能，因为俞吾金教授所讲的“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统一的世界图景，指的是“蕴涵自然、人和人的思维活动在内的广义社会”，而马克思所讲的“全部社会生活”并不包含有这种意思。因此，马克思讲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不能作为俞吾金教授讲的“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统一的世界图景是通过实践活动展示出来的文本依据。
再来看他对成熟时期马克思的那四段话的引证。第一段话是在论述第一个问题时引证的。俞吾金教授在谈到他所反对的“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时说，当人们运用“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去考察自然时，由于撇开了自然的历史性，必然陷入一种抽象的唯物主义的态度。此时他引证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段话：“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它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1](P140)这段话显然不是作为他的“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依据来引证的。因为，第一，他引证这段话是用来批判人们运用“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去考察自然；第二，只要看一下这段话的上下文就不难发现，这段话实际上也不可能用作“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文本依据。这段话出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一个注释：“……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5](P410)俞吾金教授引证的那段话是马克思这一注释的最后部分，姑且不说他将这段话用于批判人们运用“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去考察自然的文本依据是否合适，但是，他肯定不是把这段话作为他的“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依据的。
第二段话是在论述第二问题时引证的。在谈到把整个认识活动基于人的社会实践之上时，俞吾金教授说，举例来说，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国家里，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人们把分权当作‘永恒规律’来谈。”[1](P141)他在这里显然也不是把这段话作为其“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依据来引证的。
第三段话也是在论述第二问题时引证的。在谈到范畴论时，俞吾金教授说，我们也不会抽象地、脱离一切社会历史地去讨论诸如原因与结果、内容与形式、现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可能与现实等关系，而是关注范畴与现实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正如马克思在论述经济范畴时指出的那样，“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1](P142)。对此，能认为俞吾金教授把这段话作为其“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依据吗？显然，肯定不能。
第四段话是在论述第三个问题时引证的。在讲到马克思的辩证法时，他说，马克思在谈到自己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时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1](P143)显然，这段话也不是作为他的“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依据来引证的。
以上分析表明，俞吾金教授在论证“何谓‘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时的确引证了成熟时期马克思的五段话，但除了一段被错误地用作他的“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依据以外，其他四段话都不是作为他的“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依据来引证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出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那四段话，却都是被他作为“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依据来引证的。
我质疑的是：俞吾金教授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不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文本作为他重新理解成熟时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文本依据；他的回应是：拙著《重新理解马克思》引证了成熟时期马克思文本中的大量论述。这种回应，显然是在偷换概念、答非所问。
俞吾金教授在回应中说我的“提问方式已蕴涵着这样的理论预设，即青年时期马克思和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思想是截然对立的、非此即彼的”，说我“不分青红皂白地拒斥青年马克思的一切论述”。我在前边已经表明，我与俞吾金教授争论的问题是“理解成熟时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依据应是他成熟时期的著作还是他不成熟时期的著作”，而他却把我们争论的问题偷换成“青年时期马克思和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思想的关系”，然后再把我说的“理解成熟时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依据应当是他的成熟时期的著作而不应是他不成熟时期的著作”，歪曲为我认为“青年时期马克思和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思想是截然对立的、非此即彼的”，最后再给我戴上一顶“不分青红皂白地拒斥青年马克思的一切论述”的帽子。他的这些回应仍是偷换概念、答非所问，只不过是以反客为主的形式出现的。
我在《质疑》中指出，如果俞吾金教授坚持重新理解马克思是必要的，而且他重新理解的是成熟时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历史唯物主义，那么，他重新理解的文本依据就应该是马克思1845年以后的那些著作，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俞吾金教授在论述其“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时竟没有引证一段出自马克思成熟时期著作的文本作为依据。既然他强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经典性的表述，那么，在论述“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时，为什么对它只字不提，而仅以马克思不成熟时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那几段话为文本依据，这能再现成熟时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吗？
三、“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的随意描绘
我在《质疑》一文中向俞吾金教授提出的第三个质疑，是他的“重新理解马克思”是要恢复马克思的本真面目，还是要随意描绘马克思？虽然俞吾金教授声称他进行“‘理论重构’真正的动机是恢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面目”[1](P460)，然而，由于他过分倚重当代西方解释学的理论，使得他对马克思的重新理解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相对主义色彩，并使人们对他所说的“恢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面目”的动机产生疑问。
我的质疑由三个问题构成，那么，俞吾金教授是如何回答它们的呢？
我向俞吾金教授提出的第一个疑问是：他把“科学性”作为他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一个追求，把诠释学的理论作为实现这一追求的依据，但对为什么只有依据诠释学的理论才能使重新理解马克思具有科学性却没有给出让人信服的说明。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疑问，是因为我在读他的《反思》一书中的“重新理解马克思”一文中发现，他在文中强调，重新理解马克思仅靠回到马克思本人的文本是不行的，还必须运用当代西方诠释学（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解释学）的理论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解读，因为，“从诠释学的理论上看，重新理解马克思涉及到对理解者与被理解的对象、理解者与他所处的历史情景、被理解对象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等一系列错综复杂关系的认识。只有先行地认识这些关系并正确地加以处理，重新理解马克思才具有科学性。”[1](P445)这段论述表明，俞吾金教授是把“科学性”作为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一个追求，而把诠释学的理论作为实现这一追求的依据。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科学性的一个重要含义是理解者的理解与被理解对象之间的一致性。由此说来，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科学性，就应体现在理解者的理解与马克思本人思想的一致性上。然而，我发现他在《反思》中又提出，“马克思的学说也就是马克思留下来的全部文本，然而，这些文本是沉默的，它们虽然存在着，却不会自动地向任何人诉说自己的意义。只有当马克思的文本被某一个研究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阅读和理解时，它的意义才可能被阐发出来。但这里说的‘意义’已不再是纯粹的马克思文本的‘意义’了。事实上，这种‘纯粹的意义’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和假定中，因为文本本身永远是沉默的，‘沉默是金’便是任何文本本身的座右铭，所以，能说出来的永远只是理解者所理解的文本的意义。”[1](P446)这段话的结论似乎又意味追求理解者的理解与马克思本人思想的一致性是根本不可能的。正是针对这两种互相矛盾的说法，我才提出了上述疑问，并认为俞吾金教授对这个问题没有给出让人信服的说明。
俞吾金教授的回答是：“这样的批评同样令人费解。难道诠释学不是一种科学地理解和解释文本的理论吗？就充分借鉴当代诠释学的成果，正是为了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文本。段教授指责我‘没有给出让人信服的说明’，但拙著中的‘重新理解马克思’和‘差异分析与理论重构’这两部分不正是给出了说明吗？”
我的疑问有什么费解之处？如果有，就请俞吾金教授指出来。“难道诠释学不是一种科学地理解和解释文本的理论吗”就是对我的疑问的回答？“充分借鉴当代诠释学的成果，正是为了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文本”就是对我的疑问的回答？显然，他的回答还是在偷换概念、答非所问。他还说，在其《反思》中的“重新理解马克思”和“差异分析与理论重构”这两部分已经对我的疑问给出了说明。那么，请问，如果已给出了说明，为什么不在回应我的《兼答》中直接地讲出来，难道是因为篇幅的限制吗？
我在提出上述疑问之后，接着对前边引用的第二段的结论，即马克思文本本身的意义“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和假定中”，这一与俞吾金教授追求科学性相背离的相对主义见解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我指出，如果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马克思的文本，那按照科学性的要求，对马克思的重新理解应与马克思文本自身的意义相一致，而这种相一致的前提条件，是作为被理解对象的马克思文本自身意义的存在。如果像俞吾金教授说的那样，马克思文本的意义“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和假设”中，那么，对马克思文本的重新理解就成为对“想象和假设”的马克思文本的意义的理解，这还有什么相一致可言吗？如果没有相一致可言，那么，俞吾金教授所追求的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科学性”或恢复马克思的“本真面目”指的又是什么呢？我还指出，俞吾金教授的那一结论不仅与他对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科学性追求相矛盾，而且必然会导致他在重新理解马克思时的相对主义。这是因为，如果认为马克思的文本的意义“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和假定中”，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就完全取决于理解者的“想象和假定”，而不同的理解者往往会有不同的“想象和假定”，这样就会出现不同的理解者会理解出种种不同的马克思的情况，甚至会出现同一个理解者因不同的“想象和假定”而理解出种种不同的马克思的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能判定这些不同理解之间的对与错吗？显然不能。因为一旦认为马克思文本的意义“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和假定中”，也就再无判定它们对与错的客观依据了。此外，判定它们的对与错还有意义吗？显然也没有。因为一旦认为马克思文本的意义“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和假定中”，也就假定了每个理解者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因而无须去判定它们的对与错。根据以上分析，我向对俞吾金教授提出了第二个疑问：如果他的那一结论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情况，那么，它不是相对主义的见解，又是什么呢？
俞吾金教授的回答是：段教授以为给笔者扣上一顶“相对主义”的帽子就万事大吉了。其实，恐怕他连“相对主义”的含义都没有弄明白。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1909年）中曾指出：“辩证法，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可是它不归结为相对主义。”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文本，就像重新理解任何其他文本一样，应该是一个辩证的、包含相对主义因素的过程。
俞吾金教授的回答还是偷换概念、答非所问，所不同的是这次给出了来自于列宁的论据。我质疑他的那种理解是“相对主义”的，他反过来又说我说恐怕连“相对主义”的含义都没弄明白，但却不给出任何理由，而是径直引用了列宁的那段话，似乎那段话就已是不言而喻的论据了。列宁那段话确实讲了辩证法就包含着“相对主义因素”，但他也说了辩证法包含着的“相对主义的因素”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
马赫、阿芬那留斯和彼德楚尔宣称：我们是相对主义者。切尔诺夫先生和一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马赫主义者也随声附和地说：我们是相对主义者。是的，切尔诺夫先生和马赫主义者同志们，你们的错误正在这里。因为，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基础，就必然使自己陷入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就是陷入主观主义。作为认识论基础的相对主义，不仅承认我们知识的相对性，并且还否定任何为我们的相对认识所逐渐接近的、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观的准绳或模特儿。从赤裸裸的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可以证明任何诡辩都是正确的，可以认为拿破仑是否死于1821年5月5日这件事是“有条件的”，可以纯粹为了人或人类的“方便”，在承认科学思想体系（它在一方面是“方便”的）的同时，又承认宗教思想体系（它在另一方面也是很“方面”的），等等[6](P96-97)。这段话就出现在俞吾金教授所引用的那段话之前。如果俞吾金教授说恐怕我连“相对主义”的含义都没有弄明白，那么，为什么不把这段将“相对主义”讲得如此清楚的话作为他的论据呢？
在提出上述两个疑问之后，我进而指出，实际上，俞吾金教授自己就因不同的“想象和假设”而理解出了种种面目不同的马克思：
——在谈到历史唯物主义时，他说，“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核心’，而且是全部马克思哲学”[1](P139)。但在谈到作为实践诠释学的马克思哲学时，他又说，“实践诠释学本质上就是马克思哲学”[1](P416)。
——在谈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时，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实践唯物主义……”[1](P111)。但在谈到作为解构理论的马克思哲学时，他又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乃是人本主义……”[1](P402)
——在谈到作为全面生产理论的马克思哲学时，他说：“马克思的全面生产理论不但为我们重新阐释马克思哲学提供了一把钥匙，而且这种重新阐释必定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马克思哲学也就是全面生产理论。”[1](P387)但在谈到重构马克思哲学时，他又说，马克思哲学是一元论体系，“这一体系的主导性线索乃是‘物——价值——时间——自由——革命’”[1](P461)。
——在谈到马克思对存在、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关系的思索时，他说：“马克思哲学的实质不是自然哲学，而是实践哲学；不是历史哲学，而是经济哲学；不是逻辑学，而是法哲学。”[1](P227)但在谈到马克思的物质观时，他又说：“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才是马克思哲学的实质，才是马克思考察其他一切问题的前提。”[1](P283)
——在谈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时，他说：“在马克思的全部哲学理论中，实践居于基础和核心的位置上。”[1](P111)但在谈到马克思本体论的本质属性时，他又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和核心就是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1](P216)。
在列举了俞吾金教授理解出的种种面目不同的马克思之后，我提出了第三个疑问：俞吾金教授的“重新理解马克思”是要恢复马克思的本真面目，还是要随意描绘马克思？对我的第三个疑问，俞吾金教授不仅不予以回答，反过来却批评我说，“段教授批评笔者的所谓‘相对主义’，还暴露出他对笔者观点的根本性误读。在笔者看来，成熟时期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但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却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加以描绘和说明。”我问的是，他理解出的种种面目不同的马克思是否与他要恢复马克思的本真面目相矛盾，俞吾金教授却对我说，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加以描绘和说明。这不仍是在偷换概念、答非所问吗？
最后，回到“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来看俞吾金教授提出的这一概念是否也是对是马克思的随意描绘。俞吾金教授是在其《反思》一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概念”一文中提出这一概念的。他在文中首先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目前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流行两种见解：(1)马克思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的结果。(2)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核心。然后，他说到：“我们这里提出的第三种见解是：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哲学革命之所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其他的哲学理论。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哲学。这样一来，我们使用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就获得了新的内涵。为了阐明我们的见解与上述两种见解之间的本质差异，为了使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哲学的最重要的贡献得以凸现，我们提出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不同的概念，即把上述两种见解涉及的历史唯物主义称之为‘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把我们所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称之为‘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1](P133)
在对“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及其困难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之后，俞吾金教授说：“在我们看来，马克思哲学应当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1](P139)并进而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那几段话为文本依据，对什么是他所讲的“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作了论证。
我认为，俞吾金教授提出的“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没有任何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文本依据。俞吾金教授在提出“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时说得很清楚，“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其他的哲学理论”。但在论证他的“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时，却从不把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任何论述作为它的文本依据，甚至连他所说的马克思于其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经典性表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都没在其论证中出现。以这种方式提出的“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1)为什么认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其他的哲学理论”？这种论断的依据是什么？(2)为什么认为“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应当是“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哲学理论”？这种论断的依据是什么？(3)为什么认为“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对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哲学理论的概括是正确的？这种判断的依据是什么？(4)如果俞吾金教授的“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不以任何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文本为依据，那不是对马克思的随意描绘又是什么？
本文在开始时曾强调，我和俞吾金教授的争论涉及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三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基本问题。希望本文能引起学术界同行的注意，并希望再次得到俞吾金教授的回应。
［收稿日期］2007-10-12
注释：
①此处及下文所引俞吾金教授的回应文章，均不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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