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老保险支出对消费的乘数效应研究——以城镇居民面板数据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乘数论文,为例论文,养老保险论文,中国论文,城镇居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消费现状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
消费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是经济学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历来备受关注。第二次世纪大战后在学界更是涌现出诸多学者关于消费函数模型的探讨热潮。而社会保障作为19世纪80年代刚刚在德国建立起来的新兴制度，存在的时间较短，但由于涉及面很广，尤其是其中的养老保险制度几乎涉及到各国所有国民的利益，因此相关研究更是百家争鸣。消费与养老保险制度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相关关系或者乘数效应，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
当前，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逐渐萧条，在外部风险冲击下出口需求日益下降，大批的外贸行业不得不转行或直接倒闭，如果按照现今我国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增长可能难以为继，内需不足显然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此时发挥本国驱动经济“三驾马车”中的国内消费和投资的作用就理应成为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因此我国应该将经济增长模式逐步转变为内需驱动型增长模式。但是拉动内需、实现这种转变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国民要具有稳定的安全预期。社会保障的内在特征是用经济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只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给全体国民带来普遍的安全感。表1和表2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我国居民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而不得不进行预防性储蓄。所以针对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是否有利于拉动内需、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对于我国成功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平稳度过目前面临的经济危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平均消费倾向会随着收入提高而下降，但通过与美国等国家的同期平均消费倾向的比较，①可以发现我国的下降速度相对过快。在1978-1992年的15年中，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36倍，但平均消费倾向基本上稳定在0.90～0.92之间，消费与收入几乎是同比例地增长。这说明决定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变化的因素仅靠传统的凯恩斯理论不能做出完美的解释。可能的原因在于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完善，同时金融信用系统运行良好，使得遵守个人信用的消费者基本上不存在借贷困难，因此居民对其未来预期较为明朗。而我国居民在面对流动性约束时只能选择更少的消费。
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对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住房、医疗保险和教育等制度的改革不断加深，取消了福利分房，医疗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个人负担的比例增加，而教育制度的改革，使子女教育费用快速上涨。因之而来医疗、教育和住房支出在各项消费支出中的比重急剧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消费水平提高，但这3项支出都是在短期内完成的高额支出。同时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带给人们很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对未来的不安加剧，居民应付这些改革的惟一办法就是选择储蓄。只有拥有一定数量的储蓄，他们这些开支才能得到保证。因此居民货币性收入在用于近期日常消费的同时，必然还要顾及长期性支出；其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自然引发了居民预防性保险储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总之，消费者支出的不确定性感受的增强很可能起源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变化。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在60年的发展历程里几经坎坷，改革开放前的30年由国家负责发展到国家与单位责任并重，以国家-单位保障制为主；城镇居民的消费是定量配给，虽然只能满足基本消费需求，但是国家对城镇居民提供了全方位的福利保障，他们无后顾之忧。后30年则是一个逐渐走向国家主导与社会各方共担责任的进程，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始终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特征和最具实质性的成果是从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传统保障制向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保障制的转变，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已从单纯地为国有企业改革相配套而转变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
然而，逐步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动摇了原有社会福利制度的根基，在顺应时势地革除旧弊的同时，使得绝大多数城镇居民失去了旧体制的庇护下的诸多利益，这其中尤其是以医疗、教育、住房和养老方面的改革最为剧烈，产生了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初步建立起来的国家-社会保障制不断强调个人责任，而且制度转型带来的巨额转型成本不能很好地得到消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国家-社会保障制的推行和完善。居民不能较为清晰地断定制度未来是否还有较大变动。居民的安全感消失，对消费的态度也变得谨慎起来。从上文中平均消费倾向、消费结构的变化和消费差异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保障等与民生相关制度的不确定性导致的消费不确定性比较明显，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工作刻不容缓。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国外对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的研究大都借助于储蓄的中间变量，通过探讨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保障与储蓄的关系，来考察社会保障与消费的关系。目前国外的研究存在较大的争议，主要有如下三种观点：一是认为社会保障促进消费、抑制储蓄。如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74)[1]认为养老社会保障替代居民私人储蓄的一半左右，会大幅度降低储蓄额和资本总积累，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穆内尔(Alicia H.Munnell，1976)[2]发现参与社会保障的项目会导致储蓄水平的降低，从而促进消费。泽尔德斯(Stephen Zeldes，1988)[3]认为，在个人收入不确定的情况下，预防性动机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和财富的多少有关。他的研究可以解释美国的储蓄率会随着失业保险的上升而持续下降的现象。他还与斯金纳(Jonathan Skinner)、哈伯德(Glenn Hubbard)等人[4]将预防性储蓄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扩展到不仅包括收入的不确定性，还包括生命长度及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最后得出结论，社会保险、政府的最低家庭消费保障等等因素降低了未来收入及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了家庭的储蓄，促进了居民消费。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保险通过以下两个机制可明显降低储蓄：通过提供对消费的净福利保险抵消掉部分对预防性储蓄的需要；利用税收拿走个人的消费以满足政府援助的需要。恩景和格努伯(Engen & Gurber，2001)[5]通过考察失业保险与财富积累的关系，进一步得出失业保险每提高10％，将降低1.4％～5.6％的储蓄。二是认为社会保障促进储蓄、抑制消费。如Phillip Cagan(1965)[6]发现参与养老金计划会增加储蓄，从而抑制消费。Kotlikoff(1979)[7]将生命周期储蓄模型作为分析框架，通过部分均衡和总体均衡状态分析，发现社会保障增加了私人储蓄。三是认为社会保障与储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不确定。如Leimer和Lesnoy(1982)[8]对费尔德斯坦的结论提出怀疑，认为费氏关于美国社会保障大幅减少私人储蓄、促进消费的假说不成立。战后社会保障更有可能促进了私人储蓄。
国内对于社会保障与消费的关系的研究也存在不少分歧，主要观点如下：一是认为社会保障有助于提升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发展。如陈树文(2003)[9]基于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和消费倾向等分析工具，对社会保障拉动居民消费需求增长进行了理论分析。杨翠迎、何文炯(2004)[10]提出了社会保障支出弹性系数(CSS)的概念，认为近年来我国城市社会保障水平较高，而农村社保水平低而且波动大，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穆怀中(2001)[11]发现社会保障水平与国内储蓄、投资、私人消费之间负相关等结论。贾小玫(2004)[12]、冉净斐(2004)[13]发现，农户参加经济合作组织或医疗保险时，就会增加即期消费。崔大海(2008)[14]用时间序列方法发现我国经济增长与财政社保支出之间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另外，贺菊煌等(2000)[15]运用计算机动态模拟方法分析养老保险对典型消费者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影响，认为当经济增长率为正时，养老社会保险对储蓄率有负影响，其程度与养老保险的保障程度有关；二是认为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乃至居民消费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如郑功成(2000)[16]认为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的关系是互促、互制的关系。董拥军、邱长溶(2007)[17]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协整分析，发现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之间具有良性的互促关系；三是认为社会保障抑制居民消费、阻碍经济发展。如杨天宇、王小婷(2007)[18]采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发现我国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不但没有促进居民消费，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挤出了居民消费。于文革(2007)[19]发现社保支出引起社会储蓄率的下降，从而抑制投资需求，以及挤出生产性支出，使资本存量下降，从而影响经济增长，政府社会保障支出与产出显著负相关。四是认为社会保障和居民消费(储蓄)关系不确定。孙永勇(2007)[20]比较详细地梳理了国外对社会保障对储蓄问题的理论分析模型，并对社会保障的储蓄效应进行了一些经验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由于人类消费或储蓄行为的复杂性，任何理论一般只能涵盖这种行为的一部分。同时由于不同研究者所能占有的数据不同，方程设定有所区别，以及具体方法选择的不同等原因，得出的结论很可能不同甚至相反。社会保障对私人储蓄的净影响可能不显著。
三、实证分析
如前文所述，目前关于社会保障支出与消费关系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主要表现为多主观判断少系统理论分析，重长篇论述轻实证研究。并且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中，实证研究最基本的前提——数据来源及其统计口径尚未得到统一，同时客观上存在着实证技术知识不系统等固有缺陷。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社会保障支出与消费之间的关系。
(一)模型
现今诸多涉及社会保障领域的代表性消费函数，比如费尔德斯坦(1974)，追根溯源还是安杜、莫迪利亚尼1963年论文中的消费函数形式。其后的大部分研究都是根据他们的已有模型进行改进，因此本文将Ando和Modigliani(1963)的生命周期模型作为实证分析的基础：
(二)变量选取
由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受益对象主要是参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因此在式(2)中模型的因变量确立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模型中的名称为consume，单位：亿元)，自变量为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总收入(city_inc，单位：元)、各省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金额(old，单位：亿元)、各省国内生产总值(gdp，单位：元)、各省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popu，单位：万人)。同时，consume、city_inc、gdp和old均是以2000年不变价格转化而成的不变价格，单位均为元。
本模型基于研究需要新增加了各省城镇居民的住房、医疗和教育支出水平(house、medical和edu)三个变量，这三者的支出占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比重越来越大，民间戏称为“新三座大山”。并且这三者的支出大体可以认为是必须消费品，如生病了必须要看病，孩子大了必须要上学等，涉及它们的消费带有一定意义上的强制性，它们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居民的消费水平，因此它们对于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很有可能存在着显著的影响。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old和consume选取了总量指标，其他的自变量选取了人均值。同时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在某些模型的回归过程中加入了上述诸多自变量的滞后变量，统一用“变量名_lag”的形式，如Consume_lag、GDP_lag等。
(三)数据及其来源
数据来源为中国2000-2007年各地区的面板数据。选择面板数据，是因为相对于截面数据，它控制了不可观测经济变量所引致的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的异方差等偏差，使得模型设定更合理、模型参数的样本估计量更准确；相对于时间序列模型而言，它扩大了样本信息，降低了经济变量间的共线性，提高了估计量的有效性；同时它能更好地识别和度量时间序列或截面数据不可发觉的效应，且有助于建立和检验更复杂的行为模型。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每年31个省市的数据共同构成了样本数为248的数据源。所有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库整理得出。
本文采用的数据分析软件是Stata 9.2。
(四)实证分析过程及结果
1.实证分析过程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本文首先需要查看数据的具体数值分布，查看其是否存在明显的线性趋势，以便采用相应拟合方程的形式。变量之间的散点图见图1、图2所示。
由图1、图2、图3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水平与基本养老基金支出、平均每人全年总收入、住房、医疗、教育支出、当期城镇居民消费与前一期城镇居民消费存在明显的正向线性相关，初步断定可以建立线性模型。
接着再对模型中涉及的几个主要变量作相关性检验，以便检验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是否成立。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图1 城镇居民消费与基本养老金支付散点图
图2 城镇居民消费与住房、医疗和教育支出散点图
图3 城镇居民消费与其他变量关系矩阵图
表3显示，模型设定的因变量Consume与其他主要自变量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可以继续进行模型的设定。
在进行模型拟合之前，本文对主要变量的数据分布特征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各变量的样本量(Obs)、均值(Mean)、标准差(Std.Dev)、最小值(Min)和最大值(Max)的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2.实证分析结果
数据拟合的结果如表5所示，方程1和方程2是利用源数据里每个变量的年度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尽管拟合系数、F值都很高，意味着自变量能够解释绝大部分因变量变动，但关键的自变量Old在两个方程中都不显著，方程2相对于方程1作了一定程度上的改进，但两个方程均为序列相关性问题。方程3是运用2007年我国各省的横截面数据进行的回归，尽管模型系数较为合理，但是其方差存在异方差现象，因此在方程4和方程5中，以各省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作为权重进行回归，有效抑制了异方差现象，拟合结果较为理想。方程5是在方程4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修改。
方程6、方程7和方程8都是运用我国历年各省所形成的面板数据进行的拟合。其中方程6和方程7采用固定模式，而方程8采用的是随机模式。方程6是最初的模型，将本文设想的所有与消费相关的变量纳入其中，拟合结果在3个模型中效果较差，并且像Gdp和Cityinco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因此方程7在其基础上进行改进。在改进方程6得出方程7拟合过程中，gdp、cityinco_lag、popu和house4个变量不显著，原因是由于gdp与已经存在的cityinco变量之间存在高度多重共线性，cityinco_lag对消费的影响已经很大程度上由cityinco表示了，而house的不显著很可能是由于进入2000年以后房价的快速上涨，诸多城镇居民只有采取住房按揭的方式才能预先得到住房，造成每年得到的住房支出与实际的住房支出并不相符，因此该变量无法准确的描述出城镇居民的住房支出对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平的影响。因此考虑将它们去除，去除之后，模型采用固定模式，方程7的拟合结果见表6。方程7与方程8的区别仅在于采用的是固定模式还是随机模式，经过hausman检验发现，采用固定模式与随机模式之间存在明显区别，固定模式更为合理，因此本文建议采用方程7代表的模型。
由表6的F值可知，整个模型系数显著不为0，并
为0.9613，总体拟合情况很好。采用面板数据不需要进行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等计量经济学检验，并且进一步经过hausman检验(结果如表7显示)，采用固定模式是合理的，总体拟合结果具有较高信度。
最后得出的方程7拟合模型为
从(3)式可以看出，首先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发放水平对当年消费水平具有较大影响，在其他情况不变的前提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平均每增加1亿元，当年的消费水平可以平均增加3.81亿元。
其次上1年的消费水平对本年的消费存在正的影响，符合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理论假说，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自己目前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自己过去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影响，具体而言在我国的影响系数为0.53。
再次，城镇居民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也对消费存在正的影响，也部分解释了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收入的增加会诱使消费的增加，并且增加额也即边际消费倾向为介于0和1之间的数值。在我国当期的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确对当期的消费水平存在着正方向的影响，影响系数为0.48。
最后，居民医疗和教育支出对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存在正向影响，并且它们的系数均略大于1，它们在居民消费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将会越来越重要。我国关于医疗、教育和住房制度的改革走向何方，将直接影响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进而对居民消费产生深远影响。
四、结论
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可以发现，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发放水平对当年消费水平具有较大的正向影响。在2000-2007年间，其他条件不变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平均每增加1亿元，当年的消费水平可以平均增加3.81亿元，即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会对消费水平有着较大的乘数效应。因此，可以通过增加对社会保障的投入，稳定居民对于未来的安全预期，从而扩大消费需求，实现向内需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同时，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和教育支出分别为1.33和1.26，二者增长1个单位都会带动居民消费的更大比例的增长。正如前文所述，医疗保险、教育和住房支出构成我国城乡居民的“新三座大山”，三者制度的改革尚未完全定型，广大居民都不得不为将来的变动储蓄大量存款，作为预防性储蓄。因此，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有利于居民对于未来形成稳定的安全预期，能够释放出居民的大部分预防性储蓄，从而实现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宏观目标。
注释：
①美国居民收支、平均消费倾向数据参见多恩布什、费希尔：《宏观经济学》，中文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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