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性的政策研究：路径与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性论文,路径论文,政策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似乎是两个分离的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注释性”研究盛行的时候，许多研究成果既谈不上“学术性”，也欠缺“对策性”，90年代中后期，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引进和介绍成为“显学”，通行的国际学术规范也被介绍到中国。在两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国际关系的“学术性研究”成为共识。其标志不仅是开始逐步走出传统的条条框框，更是规范的学术标准开始确立和普及。①然而，一个新问题又开始出现，那就是什么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究竟是继续奉行以介绍、分析和运用西方理论为主的“理论至上主义”，还是着重大力推进以区域研究、国别研究和“问题研究”为主体，以服务于政策制定的“政策至上主义”？笔者认为，拘泥于这样的争论是在走两个“极端”。严肃的学术研究应该服从于自身的学科建设和学术标准，其研究成果并不需要追求特定的政策导向。但在国际关系领域，“学术研究”并不等同于“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并非不是“学术研究”。②恰恰是低水平的、简单的、自以为是的“对策研究”才不是“学术研究”。③本文认为，基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历史责任，以及面对“中国崛起”的历史性机遇，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需要大力加强，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的“政策研究”应该成为今后国际关系学界的重点研究领域。
一、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区别与联系
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是有区别的。简单来说，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不同的受众和不同的服务目标。例如，理论研究的本质是提出假设并进行论证。这些假设不仅来自于现实的国际社会和国家行为，更来自对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所形成的因果关系与规律性的结论。④此外，理论研究的论证过程可以是科学实证主义的，也可以是“规范主义”(normative)的。论证学术性假设成立和发展的并非只是实证性的经验来源，也可以是已有的理论成果和理论的逻辑演绎。例如，“建构主义”范式的产生和发展，并非来自于国际关系的经验主义，而是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理论的总结和发展。非主流学派中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则是典型的“规范主义理论”，其理论的发展并不在于实证主义的经验支持，而来自于对人类社会生活一部分的国际关系的价值理解。⑤
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也有不同的受众和评价标准。判断政策研究的标准似乎常常是它们的可操作性，而理论研究好坏的评价标准则完全是基于学术同行的看法和意见。特别是学术期刊常常是学术性研究的“标杆”，其刊文的选择标准和同行评议，是保证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判定的重要依据。“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似乎成了两个“圈子”，有一定的重合，但却彼此壁垒分明。“重理论”与“轻政策”的趋向同这两个研究领域不同的判断标准、读者范围和“成果出口”直接相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盛行，加剧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这种看法。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非常明确地指出，“想要在我的书中找到对外交政策的答案，那是一种徒劳。”⑥其结果形成一种偏见，似乎只有从事国际关系理论介绍和总结的研究，才是学术性研究；理论研究成了国际关系学中的“高位政治”，而相关的“政策研究”成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低位政治”。如果这种偏见继续下去，则不利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
其他的一系列因素也加剧了这两个“圈子”的分离。例如，学者往往认为政策部门不易接触，或者有过多的“政治性”，因而可能削弱学术研究应该具有的“学术自由”，常常自觉地与政策问题保持距离。甚至有这样的偏见：政策问题的讨论是“小学”，而只有理论和纯学术的讨论才是“大学”。⑦实际上，这些看法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偏颇。
学术性的理论研究界定了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科学界限。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让分散的、零星的国际关系知识探索变成了一门博大精深的科学。没有学者会怀疑国际关系理论不重要，但究竟重要到什么程度，在什么意义上重要，特别是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和研究水平的提升上，国际关系理论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非常重要。
从国际关系研究人员的学术训练来看，国际关系理论的学习和掌握是个体研究能力成长的基本环节。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积累构成了研究人员不可或缺的学术素养的组成部分。进一步来说，国际关系研究中必须有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测试和发展，这是学术研究在中国成长和兴旺的重要动力。否则，国际关系的理论就不可能得到发展，国际关系学科的学术生命力也将受到限制。然而，正如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所言，“政治学者解释世界的前提，是他们应该从历史档案、政府文件、研究作品及媒体中首先准确地找到需要解释的真实世界。”⑧从美国20世纪40年代末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里程来看，研究方法论的更新和理论范式的扩展，是推动国际关系研究不断深入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学科成长的最重要动力还是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化，国家利益随时面临的新挑战，以及国家检讨、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的需要。其中，国际权力结构的变迁、世界市场的扩展、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全球化，以及审视和探讨国家外交政策背后“个体经验”的必要性，都是推动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深化的重要动力。新技术给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带来的重大影响，很典型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辛格博士的《核时代的外交政策》、《选择的必要》及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冲突的战略》等等。谢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战略领域内理论的构成”首先来自于对“基本局势及受怀疑的行为的准确定义”。⑨而对相互依赖的经济因素的分析，则直接导致了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后“认知学派”(cognitive school)的兴起，它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开辟了从社会心理学视角认识国际关系的新途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关系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者的理论素养加上对动态、现状等政策问题的敏锐和细致的研究。政策研究所提供的丰富而又复杂的实证经验，是促成理论创新不断升级的阶梯。没有系统、准确和科学的政策研究或者说现状研究，只顾埋头于理论研究，只能是扼杀国际关系创新研究的学术生命力。⑩国际关系的“现状研究”包括“理论的现状”、“政策的现状”、“区域政治的现状”和诸多国际关系中“问题的现状”。从广义上讲，科学的“政策研究”应该是科学、准确和及时的“现状研究”，其本质是从广泛的、动态的现实中去不断发现新问题，总结影响和决定国家间关系与外交政策的新因素，并以此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前提和基础。(11)从根本上说，国际关系理论就是对多样和复杂性的国际关系运行方式与演变过程所做的抽象化和模式化的哲学性总结。
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所出现的究竟是“理论研究”还是“政策研究”为主的学术争论，究其本质，应该还原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究竟是“理论至上主义”还是“实证至上主义”？有些人认为，学者应该和政策保持距离，原因是政策强调太多的“政治性”，而国际关系研究应该立足于“学术性”，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学者完全可以在充分保持自己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尊的条件下去冷静、客观和深入地分析、探讨政策问题。只有面向政策的学术研究，才能让学者真正去发现和掌握发展理论的新的经验事实，理论研究才能随时从现实获取源源不断动力。
作为后起国家，中国国际关系发展过程中放大和加强“经验动力”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既需要理论研究，也需要政策研究。现有的国际关系的知识体系更需要广泛而科学的政策研究来丰富和发展。
首先，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外交政策的深入、及时的研究，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所需要的假设与论证的实证来源。没有具体、细致和准确的政策分析和对国家间互动关系的真实把握，客观上是难以对国际关系理论形成测试、检验、质疑和进步的。赫德利·布尔就曾特别强调，对理论架构最小限度的工作是进行“理论的检测”(theoretic investigation)，最大限度的工作是进行“理论的创新”(theoretical construction)，而理论创新来源于用“新的现实来证明新的假设”。(12)
其次，中国的崛起正在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的重大因素之一。伴随着全球化的冲击、相互依赖的深化、全球议题的扩大和新技术的普及，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大国关系的互动模式都在发生着重要变化。如何及时总结和提炼中国崛起过程中所产生的特殊的“中国经验”，来测试和检验现有的、以“美欧经验”为主体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历史使命。缺乏对当前中国崛起过程中各种伴生的政策与关系问题的深入观察，事实上就是漠视中国崛起和时代发展给中国学术界所提供的难得的经验实践。例如，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国际体系效应究竟是因为“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而必然导致冲突，还是中国崛起可以实现我们所期待的“和平崛起”，这将是值得学术界进行长期研究的一个经验命题。(13)
再次，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依然还处于成长时期。中国目前比较缺乏的是区域研究、外交史研究、问题研究等诸多方面的人才，这是阻碍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壮大的困难之一。中国目前存在“专家泛滥但又匮乏”的现象，不缺少可以在具体问题上“大而化之”的专家，但特别欠缺可以在大问题上“小而专之”的专家。如何加强高水平的政策研究、现状研究，是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培养高水平的学者和专家队伍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过去30年发生了重大变化，未来的变化还将继续下去。扭转长期低水平的政策研究，更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足够的智力支持，壮大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的社会性力量，提升中国对世界事务的认识与把握的关键。
二、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互促进、不应相互排斥
高水平的政策研究不仅是学术研究，也是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中区域研究与国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关系研究已有的知识积累为政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储备和学术训练，学术研究本身并不排斥政策研究。
国际关系研究通常可以分为5个各自有一定独立性、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关联性的“次领域”。它们分别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外交政策研究、外交史(国际史或者国际关系史)研究、区域研究和“问题研究”。(14)国际关系领域中“外交政策研究”，是随着国际关系学科产生、成长并发展起来的一项传统的研究议程。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什么因素决定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及探讨具体的外交决策过程，因此也被称之为“外交决策研究”。“外交决策研究”并不以特定的政策研究为导向，而是研究国家作为世界政治中的“单元实体”(unitary entity)，究竟是如何来思考和制定外交政策的，以及什么样的因素、环境和条件会导致不同的政策结果。传统的“外交决策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色彩，它本身甚至可以被视为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这里所讨论的“政策研究”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决策研究”，而是指更加广泛、深入和动态性的对外政策，以及与对外政策相关的对象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地域、历史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是包括不同国别、区域和“问题”研究的整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跨领域的、综合性的国际关系研究，它既结合“外交决策研究”，也涵盖“区域研究”和“问题研究”；既需要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知识背景，也需要对多样化政策背后决定因素的综合认识。总之，“政策研究”是在国际关系现有理论研究、决策研究、区域研究、历史研究和“问题研究”基础之上的实证性研究，其领域已远远超越简单的政策分析或者对策探讨。(15)其目标是一定程度上需要超越依靠历史经验或者传统历史研究而对国际关系所做的“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 studies)，超越依据对理论的测试与挑战而得出“解释性研究”(interpretive studies)，而是将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描述性”与“解释性”更多地建立在对具体的区域、国别和问题研究的基础之上。把“政策研究”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术发展的重点，就是要大力提倡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实践出真知”的发展导向，而并非拘泥于“理论热”或者受限于单纯的“理论至上主义”。
“政策研究”也并非简单的“对策研究”。由于时空的局限性，“对策研究”往往针对的是特定的时间、特定的问题和特定的目标下的政策分析。单纯的“对策研究”显然与强调时空必须延展的学术研究存在着冲突。然而，“对策研究”只是政策研究中的一小部分，良好的对策研究本身就应该是厚实的学术性政策研究的自然延伸。例如，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中美之间并不注定因为“权力变更”而发生军事冲突。那么，管理和从战略上规范美中关系的政策研究，应当侧重于美中实现“共赢”的可能性和显示性的分析，重点在于研究能源、海军建设、地区安全等问题，以实现美中之间的利益与责任共享，而不只是简单地说明在这些“问题点”上究竟应该怎么做。
提倡“政策研究”，并非旨在削弱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性和青年学者理论研究的热情，而是希望通过对“现实问题”探索与研究，以及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的能力建设，提升和发展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学术规范和学术水平。同国际关系理论已有的引进、介绍和分析相比，区域研究的薄弱和“问题研究”的欠缺，是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研究迫切地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美国研究在中国是“显学”，但直到今天，我们还缺乏真正高水平的美国外交政策、美国政治和美国战略演变过程的学术专著。近年来，朝鲜半岛问题由于朝核问题变得也很“热”，半岛问题的未来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但国内的朝鲜半岛研究却依然十分薄弱，亟待在语言能力、学术训练和研究水平等方面大力加强。从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韩国一批又一批留学生、学者到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学习和访问，时至今日，韩国的中国研究团体已非常壮大，目前已经形成了27个专门性的中国研究机构，建立了多学科、多年龄段的中国研究队伍，一个覆盖“官、产、学”的中国研究体系已经在韩国建立。而同一时期，中国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系统中成立了11个关于朝鲜半岛的研究机构，和韩国的“中国研究”相比，中国在队伍组织、科研能力和年龄梯次等方面有明显的差距。同样的问题也反映在中国的欧洲研究、非洲研究、拉美研究、东南亚研究等几乎所有的区域研究领域。
事实上，缺乏强大的政策研究的学术兴趣和学术导向，区域和问题研究就不可能得到大规模地发展。没有深入、细致和十分专业的区域、政策与问题研究，就不可能真正运用好个案分析和科学实证主义的工具，对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检测和论证，也就难以真正地提升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描述力”和“解释力”。(16)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高水平的实务型专业人才的匮乏，已成为掣肘中国学术整体水平的“瓶颈”因素。
缺乏对现实世界的客观认识和切身感知，即便“理论水平”再高，其研究成果的解释力也会大打折扣。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从进攻性现实主义出发，得出了中美未来军事冲突不可避免的结论，但即使在美国，该书也存在着广泛的争议。历史学家指责米尔海默在运用历史案例时有很大的“选择性”，而政策官员则指责他并不了解中国，对中国的具体动向相当“无知”。在2005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举办的研讨会上，前卡特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就批评他大谈“中国威胁论”，缺乏对中国变革进程的认识。(17)费正清虽然不是研究美中关系的专家，但他在中国问题上的卓越才智，使他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的美国社会究竟应该如何认识“新中国”的问题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他曾尖锐地指出，美国的中国认知又开始进入“理想主义时代”。如果这一局面不改变，美国对中国看法的“悲观主义则会在不远处等着了”。(18)在2001年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笔者就亲历了前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学者出身的李侃如(Ken Liberthal)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罗斯(Robert N.Ross)之间的争论。在涉及美中与台的三边关系问题上，有过政府经历的李侃如对罗斯教授的学术性解读大为不满。他们之间的争论并非只是“学术还是政策”那么简单，反映出的问题恰恰是学术研究同样需要准确把握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真实过程，才能体现学术成果对国际关系强大的“解释力”。
提升中国区域研究与问题研究的水平，就需要更多的年轻学者投身于具体的“政策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实务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院系应该鼓励年轻学者从事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而不是处处跟在欧美国际关系学术界背后亦步亦趋地进行“理论研究”。否则，我们不仅容易受具有绝对强势地位的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缺乏对“中国崛起”过程中“中国经验”的重视，更容易在学术思想和学术议程的设计与发展中湮没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自身应该具有的自主性和创新性。说得更极端一点，甚至会出现“学术殖民化”的恶果。即便在美国，缺乏大量国际关系实务型研究人才的危险是，“学术的理论化将会对越来越少的问题说越来越多的话”。(19)
三、高水平的政策研究的条件
高水平的政策研究有其自身的范式、流程和标准，更需要政策的研究者持续的投入、关注和多样化的学术努力。综合起来说，高水平的政策研究应该践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指导原则。
第一，需要进行长期、细致和及时的政策跟踪
“政策研究”常常有其特定的政策领域。例如，研究的是美国的外交政策还是日本的对外政策？对这些政策问题的分析和研究一个起码的要求是必须进行长期、细致和及时的政策跟踪。换句话说，必须具有对对象国的政策动向进行长期保持高度的、紧密的分析和判断，只有这样，才能对其政策的走向和具体的政策内容得出准确和深入的了解与判断。中国的政策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似乎政策问题是一个可以开放的、随便谈的问题，因为自己是一个学者，所以就能对某个政策问题发表看法，即使是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或者短期内对某个政策问题持续关注，就可以自我标榜为这一政策领域内的专家。显然，正是这种现象导致了政策研究的“廉价化”，也造成了政策研究的总体上的“低水平”。
笔者在美国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CSIS)工作期间，曾亲身体会到这一著名智库里的不同政策问题专家是如何长期细致地进行相关政策研究的。他们不仅经常就研究对象的政策问题举行各种形式的讨论会，而且内部的网络交流和研究团队的组合也非常强大，对研究对象国的定期访问和政策问题的紧密跟踪更是一个不可分离的过程。他们的研究成果总是经常和快速地出现在各种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上。同时，为了做好及时和深入的政策研究，这些智库的研究人员需要不断去申请和调动各种研究所需要的经费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创造追踪特定政策的机会。这一切都是让智库研究人员能够及时和较为准确地对政策问题做出反应的重要因素。
第二，需要对政策对象国保持持续的“田野研究”
政策研究由于涉及的是具有很强或然性的社会生活领域，对许许多多影响政策结果和政策过程的因素及对政策目标的解读，并非只是依靠媒体就能准确了解和判断的。综合对研究对象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认知和感受，常常是良好的政策分析和解读的重要基础。例如，考察政治文化传统、思维习惯、特定社会经济结构和政策官员的特点等对政策的作用，需要靠对研究对象国的真切感知才能“找得到”的。因此，如何尽可能地对研究对象国具有亲身体验和深入的了解，是政策研究质量的重要保障。高水平的政策研究人员，必须对政策对象国有生活、学习或者工作的经历。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留学或者出国进修究竟是为了什么？其实，留学或者出国进修并非只是简单的“镀金”或者增长知识，留学或者出国进修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对研究对象国进行“田野研究”的机会。为此，尽可能地对研究对象国的各种活动进行参与，或者通过组织广泛的面谈来感受和了解政策背后的诸多细腻的因素，这是高质量的政策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第三，需要尽可能地建立多样化的“政策接触”
高水平的政策研究需要和政策部门建立和形成某种形式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或者说研究人员对政策部门的接触，并非是要“打探内情”，而是要知道和了解政策部门的意见和思考，了解政策官员的关注和想法。这样才能真切地意识到某个特定的政策领域中存在着的问题和考虑。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学者的“政策接触”方式是由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但在今天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系统中，学术界与政府互动是必然的、越来越现实的趋势。学者的“政策接触”可以给政府决策带来多样化的参考意见，有利于政府部门拓宽视野和科学决策。建设性的“政策接触”取决于两个过程：一是政府政策重视和吸收社会力量提供智力支持的程度；二是学者所代表的专业性社会力量的研究水平和能力。从目前来看，这可以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良性互动的过程。很大程度上，进行政策研究的学者本身应该有意识地去参与“政策接触”，并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利用好各种资源来培养和建立起政策参与的信任关系。事实上，这一点已经对现今学者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
第四，需要扎实、全面的国际关系理论素养
良好的学术素养是政策研究的必要条件。其中，国际关系理论素养往往是高水平的政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知识结构组成部分。
国际关系理论从整体上为政策研究提供了政策科学，但理论研究并不提供现成的政策方案，而只是提供政策方案设计与思考背后更为宏观的知识体系和认识方法。国际关系理论同时也是重要的分析工具。理论素养可以使得政策研究的学者们变得更加“聪明”，因为理论是国际关系的观察者可以掌握的“路线图”。(20)政策研究当然需要宏观的、科学的知识体系和认识方法的支撑。同时，培养和发展政策研究者的理论素养，也是在不同国家和官员之间就共同的政策问题建立起统一的知识和概念背景的需要。(21)在很大程度上，目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系统和逻辑体系构成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外交政策与对外战略的“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国际关系理论是了解彼此的“话语系统”、解读和研判西方的政策制定背后的思维体系的重要手段。
高水平的政策研究中所探索和总结出的新的“经验事实”，有针对性地增强中国外交自身的观念与实践，是提升中国在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中“话语地位”的核心保障。例如，针对西方的“中国威胁论”及普遍信仰的“民主和平论”，我们需要进行及时、准确的政策研究，提升中国在和平崛起与“和谐世界”建设中的“话语地位”。这一话语地位的建立并非来自简单地用善意和想法去“增信释疑”，更多地则来自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针对西方的“话语”去创造新的、有说服力的逻辑系统。
四、结论
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并非是两个完全独立或者很少交集的领域。对国际关系的学者来说，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是一个完全可以结合的研究议程。如果单纯认为学术研究就是以理论研究为主体，并认为政策研究是一个学术研究存在天然“隔阂”的领域，则几乎是一种误解。“政策研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对策研究”。政策研究更多需要综合运用国际关系中的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区域研究、问题研究和外交决策研究的知识成果，在对现状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发掘和把握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不断演进的实证经验。对这些实证经验的及时总结，不仅能够为国家外交政策提供智力支持，更重要是，在“中国崛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可以创造性地发展和提升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水平。
高水平的政策研究也是克服中国目前薄弱的区域研究努力方向之一。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越来越密切，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成长期”的烦恼。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的责任，不仅是介绍和引进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更重要的是在这变动的过程中“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只有更为客观、准确地把握现实世界，才能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话语”。特别是对于许多青年学者来说，与其整天“迷恋”于西方的理论，不如首先选择成为某个区域研究或者国别研究，甚至“问题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在学习和了解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区域研究所积累起的知识和能力进行创造性的研究。
注释：
①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自冷战以来的总结和评述，请参见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认为，所有的国际关系研究其实都有助于人类对国际事务进行理论抽象和总结，为此，他反对设立专门的名词来强调独立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参见Hedley Bull,"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1919-1969," in James Der Derian,ed.,International Theory:Critical Investigations,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5.
③“政策研究”争议性在于永远不可能只有一个答案。但“高水平”的政策研究的评价标准不是简单观点上的争议性，而在于这项研究本身是否是科学的、深刻的、全面与理性的学术研究。对这一研究的定义，请参见Stephen M.Wal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8,2005,pp.23-48.
④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Leman,eds.,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ppraising the Field,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3,pp.21-33:Charles Lipson and Benjamin J.Cohen,eds.,Theory and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conomy,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0,pp.45-51.
⑤对“批判理论”的研究方法的系统分析，请参见Bred Rush，Critical The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Colin Hay,Political Analysis:A Critical Introduction,London:Palgrave,2002.
⑥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Addison-Wesley,1979,Preface.
⑦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至上主义”的批评，请参见Michael C.Wililams,The Realist Tradition and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Chris Brow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New Normative Approaches,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2.
⑧John Lewis Gaddis,Surprise,Security,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25.
⑨Thomas C.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p.13.
⑩1983年，当厄尔曼(Ulmman)提出“环境”也是国际关系的“安全”问题时，没有多少人相信他的观点。但今天，“非传统安全”已经成为了国际安全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20世纪80年代末之后国际安全研究日程的扩大和深化，并非是任何理论创新的结果，而是学者们对现实世界中经验事实的及时与敏锐的总结。有关国际局势的变化对安全理论带来的“牵引”作用，请参见：William Booth，Theory of World Secur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11)“国际关系理论”究竟是什么，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回答。笔者比较赞同这样的定义：国际关系理论就是不仅仅是“解释”和“预测”，其核心的使命是不断地对“变化了的现实进行理论化”的努力。参见Michael W.Doyle and G.John Ikenberry,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lder,CO:Westview Press,1995,p.7.
(12)转引Scott Burchill,etc.,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5,p.3.
(13)Robert Ross and Zhu Feng,eds.,China's Ascent,Power,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conclusion.
(14)John Baylis & Steve Smith,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ird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Chris Brown,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ird Editio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5; Paul R.Viotti and Mark V.Kauppi,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Realism,Pluralism,Globalism,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97.
(15)在2005年，《亚洲政策》(Asian Policy)季刊所组织的一次题为“沟通学术与政策”的学术讨论会上，一组美国学者以美国的“中国政策”为例，分析了美国学术界强大的中国研究给美国的中国政策可以提供的帮助。这次研讨会的结论是虽然学术界就某个具体政策所提出的对策并不常常转化为现实的政策，但学术界的政策研究涉及一个长期的政策制定所需要的方方面面的信息和知识，这是决策部门根本无暇顾及但却永远需要的。参见Andrew D.Marble,etc.,"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Academic and Policy World," Asian Policy,No.1,January 2006,pp.1-41.
(16)例如，案例研究始终是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础。缺乏实际的案例支持，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都是难以实现的。Alexander L.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05.
(17)"China's Rise and American Response," Vol.27,No.3,2005,Foreign Policy,pp.3-25.
(18)John Fairbank,China Perceived:Images and Policies in China-American Relations,New York:Alfred.A Knopf,1974,p.65.
(19)Joseph S.Nye,Jr.,"Scholars on the Sideline," The Washington Post,April 13,2009.
(20)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21)斯蒂芬·M·沃尔特(Stephen M Walt)很坦率地指出，“决策者对各种各样的理论作品不予重视，而学者对政策相关的研究工作没有兴趣，这样的趋势是一种不幸”。Stephen M.Wal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8.2005,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