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北地区经济二元性的“异化”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地区论文,特征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的标志，反映了劳动边际收益率的发展水平，也反映着城乡之间的制度差异。1954年，阿瑟·刘易斯系统地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理论，将一国经济分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认为其不同的劳动边际收益率将引致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从农村农业部门向城市工业部门流动，而城市工业部门将从高劳动生产率和流入劳动力的低工资支付中获得巨额的超额利润，不断地扩大工业部门以吸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直到吸收完毕，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等，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也告完成。同时，刘易斯指出：“变化完全适用于欧洲，因为欧洲的劳动力供给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在大部分亚洲地区，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而经济的扩张的确不是有保证的”[1](P1，P51)。当然，中国近代以来的经济状况并不完全符合刘易斯“二元经济论”的前提和条件[2]。
所以，本文将选择“第一产业”和“非第一产业”的经济范围，以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显著上升为切入点，采用“国民生产总值”和“产业就业”经济核算指标，分析比较劳动生产率指标、二元对比系数指标和二元反差指数，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东北地区二元经济结构的“异动”（注：“异动”[particular changes]：特殊变动。）趋势进行测度与分析评价，探讨东北二元经济的“异化”（注：“异化”[dissimilation]：同类事物演变成不同类的事物，或解释为相异使或成为不同的行为或过程。）特征。
一、“二元经济结构”量化指标的统计范围假设和解释
对于二元经济结构的量化评价可以体现“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差异程度。二元经济结构量化指标的统计范围假设应该是根据特定环境和可获取的已有数据所提出的具有一定事实依据的假定和设想，是进一步研究问题的基本前提。目前，在量化评价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中，一般采用的基础数据是国民经济核算中有关农业和工业两部门的指标，客观历史的逻辑是因为农业和工业两部门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尤其是在经济结构变革的早期，最能代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是“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最初形式，也正是“二元经济”理论的开创者所选择的“样本空间”。
从动态分析的角度，可以松动经典理论锁定的范围，使理论更接近事实。所以，可以认为“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权重性“部门”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内涵和外延的演进。如对于“传统部门”的解释将由“狭义农业”递进到“广义农业”、“第一产业”，再递进到“现代化农业”等；对于“现代部门”的解释将由“工业”递进到“第二产业”，再递进到“非第一产业”等等；体现二元经济结构差异程度的统计指标，或者选择两部门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和产业就业比重，或者选择国民生产总值(GNP)比重和从事经济活动人口比重。
本文将选择“第一产业”和“非第一产业”的经济范围，采用“国内生产总值”和“产业就业”经济核算指标，分析比较劳动生产率指标、二元对比系数指标和二元反差指数指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东北地区二元经济结构的“异动”趋势进行测度与分析。这一范围的限定强调了劳动生产率和剩余劳动是两部门经济的根本差异所在，符合发展经济学主流思想所说的经济二元性的含义，能够体现二元经济本身所蕴含的生产率和剩余劳动差异的实质。
比较劳动生产率可以解释为一个部门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同在此部门就业的劳动力(EM)比重的比率，它基本上能够客观地反映某一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同一个经济体内各部门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差异，部门之间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越大，经济的二元性就越显著。
指标一：比较劳动生产率=(GDP[，i]/GDP)/(EM[，i]/EM)
二元对比系数，即两个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之间的比率。这一指标间接地揭示了“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PR[，1])相当于“非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PR[，2])的倍数，可以反映两个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该指标趋近1，表示两部门生产率差距最小化。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通常在0.31-0.45之间，发达国家一般在0.52-0.86之间（注：转引自任保平：《论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经济与管理研究》，2004年第5期。）。
指标二：二元对比系数=((GDP[，1]/GDP)/(EM[，1]/EM))÷((GDP[，2]/GDP)/(EM[，2]/EM))=(GDP[，1]/EM[，1])÷(GDP[，2]/EM[，2])=(PR[，1]/PR[，2])
二元反差指数是指“非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的绝对值，反差指数越小，两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差异越小，经济二元性越不明显[3]。
指标三：二元反差系数=｜GDP[，2]/GDP-EM[，2]/EM｜
二、我国经济发展的典型“二元”趋势特征及驱动因素
通过对1952-2003年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演进的量化分析，基本上验证了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结构的变动趋势。虽然在一定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结构与二元经济理论结论逆向运行，但却不失具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
1.经济运行失衡与典型性评价
从“国内生产总值”和“产业就业”两项指标的结构趋势推测，我国经济的二元性逐渐减弱。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明显下降，由28.10％降为14.62％；与此同时，第一产业的“产业就业”比重也明显下降，由70.5％降为49.1％（注：文章中的所有图表均根据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黑龙江省统计年鉴》、《吉林省统计年鉴》和《辽宁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整理。）。这表明我国工业等现代产业的规模不断扩张，产值比重显著上升，就业比重增加，不断吸收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经济二元性应逐步减弱。然而，分析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两项指标，则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经历了先是“减弱”又是“增强”，最后回归到1978年以前状态的过程。目前的社会经济情况甚至比1978年的二元性还强。二元对比系数由1978年的0.143，到1990年上升到0.232，到2003年又降为0.123，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0.31-0.45。二元反差指数由1978年的0.309，到1990年降到0.202，到2003年又上升到0.306，“非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有扩大的趋势，表明两部门之间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经济二元性逐步增强。总体上，我国的经济二元性高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如图1及其附图所示。
附图
附图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在二元性减弱的“昙花一现”后一直处于加剧阶段，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失衡”。
第一产业产值比例的下降和其他产业产值比例的上升是现代化的趋势要求，但是，我国第一产业产值比例却是上升又下降的趋势；从就业结构来看，虽然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呈下降趋势，但比重却仍然很大。经济发展的“失衡”导致了我国经济在一定历史时期与二元经济理论结论逆向运行。但从长期趋势上考察，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却不失具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建国后五十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基本上验证了“二元经济”的基本结论。随着人口和经济活动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化，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传统部门比重显著下降，现代部门比重显著上升，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革，二元对比系数有波段性增加的趋势，二元反差指数呈现波段性降低的趋势，两个部门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经济二元性减弱，二元经济逐步转向现代经济，如图2。
附图
2.“失衡”原因
“二元经济”理论的客观基础是传统部门的经济发展水平低，劳动边际生产率低，需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产生劳动力过剩，又因其廉价，因而为现代部门所吸收，传统部门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成为必然。而现代部门则因边际资本利润率的提高而积聚了越来越多的资本，资本存量迅速增加，产业规模不断扩张，需要劳动力要素的适当增加。在现代部门增加劳动力的选择上，“劳动力技术价格比较原则”是首要的约束，在技术条件无差异的情况下，传统部门劳动力廉价是被现代部门吸收的主要动因。我国经济运行与二元经济理论的结论不完全一致的根本原因是传统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波动性变化和劳动力过剩与非廉价。现代部门生产总值比重增加的速度慢于就业比重的增加速度，进而使其资本产出比率下降，二元性阶段增强。
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农村改革和经济发展速度快于工业改革，短期内成绩斐然，在二元经济上表现突出，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减弱”，第一产业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总值增长迅速且就业比重下降，其他产业生产总值缓慢下降且就业比重上升；而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农村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相对速度急转直下，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1978年为0.399，1990年上升到0.451，然而，到2003年却下降到0.298，低于1978年达0.101。而另一方面，现代部门生产总值比重由1978年71.9％增加到2003年的85.4％，就业比重由1978年29.5％增加到2003年的50.9％，生产总值比重增加的速度低于就业比重的增加速度。因此，导致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增强”，结果是现代经济部门需要提高生产效率，必然使一部分人下岗失业；农村生产效率在不断提高，大量过剩劳动力产生，却难以向现代部门转移。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成为我国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
三、东北地区二元经济结构的“异动”趋势及启示
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结构与“二元经济”理论和全国经济发展结构“互逆”运行，如图3所示。但这并不意味着违反客观规律，而可能是这一地区的特有规律。
附图
附图
比较图3和图2，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二元经济结构”论和全国经济发展结构“互逆”的异动趋势。这主要表现为：
1.比较分析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两项指标，全国经济的二元反差指数始终高于或接近于二元对比系数，而东北地区经济的二元反差指数和二元对比系数的高低却在变换，而且变化的幅度较大，由接近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的指标强度，降低至全国水平以下，如表1。
表1 东北三省二元对比系数和反差指数趋势
国内生产总值结构就业结构比较劳动生产率 二元对比 二元反差
年份 第一产业 非第一产业 第一产业
非第一产业 第一产业 非第一产业
系数 指数
1990
20.60
79.40 39.52 60.48 0.521 1.313 0.3970.189
1991
18.09
81.91 39.10 60.90 0.463 1.345 0.3440.210
1992
16.46
83.54 38.24 61.76 0.431 1.353 0.3180.218
1993
15.67
84.33 38.45 61.55 0.407 1.370 0.2970.228
1994
17.65
82.35 36.78 63.22 0.480 1.303 0.3680.191
1995
18.03
81.97 36.56 63.44 0.493 1.292 0.3820.185
1996
18.68
81.32 36.45 63.55 0.512 1.280 0.4000.178
1997
17.03
82.97 36.31 63.69 0.469 1.303 0.3600.193
1998
16.87
83.13 47.52 52.48 0.355 1.584 0.2240.306
1999
15.12
84.88 48.15 51.85 0.314 1.637 0.1920.330
2000
12.87
87.13 49.08 50.92 0.262 1.711 0.1530.362
2001
12.82
87.18 45.11 54.89 0.284 1.588 0.1790.323
2002
13.02
86.98 49.11 50.89 0.265 1.709 0.1550.361
2003
12.38
87.62 45.25 54.75 0.274 1.600 0.1710.329
20世纪后20年左右的时间内，东北地区经济的二元对比系数基本保持在0.32-0.4之间变动，高于全国水平，已经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最高达0.4。但却在1998年后陡然降到0.2以下，比全国水平还低。东北地区经济的二元反差系数上升幅度较大，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由0.19增加到0.33，而同期全国的二元反差系数是在0.33-0.345之间变动，从趋势上，全国经济的二元性在减弱，东北地区经济的二元性却在增强。
2.比较“国内生产总值”和“产业就业”两项指标的结构趋势，东北地区经济的二元性更加具有特殊性，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显著上升，创造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的奇迹。
东北地区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下降速度低于全国水平，却和全国的变化趋势相同；但是，在“产业就业”方面，东北地区却创造了“世界性”奇迹，东北地区第一产业的“产业就业”不仅没有明显下降，反而明显上升。1990年东北地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是39.52％，全国是60.1％；到2003年，东北地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上升为45.25％，而全国水平是下降到49.1％。东北地区的发展趋势是上升了5.73％，全国则是降低了11％，上升幅度与下降幅度相差16.73％。
东北地区二元经济结构变动的显著趋势由“弱于”全国转为“强于”全国，概括其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各种自然、历史和政治因素的制约使东北地区二元经济结构“弱于”全国。
东北地区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特殊的国际环境中发展农业和推进工业化的，因而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带有明显的“东北特色”。在农业上，由于东北地区地广人稀，东北农业开发相对较早，在国内最先进行了农业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国营农场的农业机械化、产业化、规模化特色使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工业上，东北地区是我国率先发展现代工业和重工业最集中的地区，产业门类齐全，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完善，技术力量雄厚，熟练劳动力丰富，因而资本有机构成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化水平也高于全国。上述优势集中体现在东北地区经济的二元对比系数已经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使二元结构与全国相比较“弱”。
二是现实的经济调整使东北地区二元经济结构相对于全国正在“增强”。
国企改革和老工业基地改造需要提高现代经济部门的生产效率，因此产生了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现代部门本身的就业问题日益尖锐，更无力吸收农村过剩劳动力；与此同时，农村过剩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又面临非正式国民待遇和歧视性工资政策等制度缺陷，因此，在短暂的转移后，必然迅速“回流”，再加上“天保工程”等国家战略性发展规划的影响，导致老工业基地在一定时期内第一产业就业的微量降低后，骤然上升，产业就业已经趋近50％，二元经济结构显著增强。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次原因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东北的延续和东北地区优越的资源条件。计划经济体制还在完成着其50年未完成的历史使命，国有企业改革所导致的下岗职工仍然需要计划经济的安排，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在区域内不能实现，被转移到他乡的劳动力又重新回到土地上，因为土地是他们最现实的保障，东北拥有相对丰富的土地资源。根据2003年的统计资料计算，全国全部人口人均拥有耕地面积1.54亩，东北三省人均则拥有耕地面积3.05亩，相当于全国的2倍；全国农业从业人员人均耕地面积是6.10亩，而东北三省农业从业人员人均耕地面积却高达16.87亩，相当于全国的2.8倍。这其中也表明东北三省农业从业人员相对比重低于全国，全国农业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是25％，东北三省农业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是18％。因此，第一产业劳动力回流成为必然。在人口转移速度低于经济发展速度的情况下，必然使东北地区经济的“二元性”转为“强于”全国。
三是对东北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解释。东北地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相对系数（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相对系数是指某一区域的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率与全国范围内这一比率的比值。个人认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相对系数可以解释劳动力就业的方向选择。）的影响。
“托达罗理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决策，不仅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而且取决于预期收入差异，如果流入城市的预期收入高于农业的就业收入，即使城市存在失业，人口也会不断流向城市[4]。劳动力就业的需求选择是成本趋低，而劳动力就业的供给选择却是价格趋升。分析东北地区第一产业就业上升的一个直接诱因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相对系数下降。以黑龙江省为例，1990年黑龙江省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相对系数是1.38，1994年上升为1.54，1997年开始直线下降，到2003年，降为1.21。这一事实表明劳动力就业供求与价格的辩证关系，同时，也揭示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相对系数与就业结构的相关性，说明目前东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的预期收入低于农业的就业收入。历史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观规律的反映，依此可以预计，东北地区传统部门产生的过剩劳动力，在20-30年内都不会有向现代部门“规模化”转移的机会或空间，政策和制度的任何努力都将是低效的。然而，这种“异动”趋势不仅不会成为制约东北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性障碍，而且其“异动”特征将成为东北振兴的“驱动因素”[5](P61)，应对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战略方向进行再选择。
对于东北经济的认识，基本的启示有二：其一，东北经济的“二元性”是东北地区计划经济体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我国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需要避免基于主观主义的理论取向，而要对社会经济制度的实际运行机制进行分析，不能片面地认为东北经济的“二元性”也应与全国同样和同时进行改变。其二，“二元性”是由“要素禀赋”[6](P16)约束的。东北地区较为丰富的土地资源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有着“回流”弹性，扩大了农民就业的选择空间。又因为经济资源的配置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是结果而不是过程，现在的经济政策指导和战略途径选择是针对“过程”而言的，所以，经典“二元经济”理论与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资源之间的关联性极小。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其《经济成长阶段》一书中指出：整个经济增长在一定意义上是某些关键部门也就是主导部门迅速增长所产生的直接或者间接的效果，即主导产业由农业转为工业，再转变为服务业。一国经济起飞的条件是“农业生产率革命性的变化”[7](P8)。从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历史来看，“英国农业很早就卷入国内外市场，率先实现了商品化生产。由于农业的改造和商品化的发展，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增加了农业利润，为工业化提供了资本积累”[8](P47)。
所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应选择把农业的现代化作为二元经济转化的前提，加快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引导资本流向农业，扩大农村就业，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农业振兴和工业振兴“互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适当扩张工业规模，使城镇劳动力充分就业。在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充分提高的基础上，推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使二元经济逐步转向现代经济。
标签：劳动生产率论文; 第一产业论文; 二元经济论文;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指数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二元结构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国内生产总值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