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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一个总的判断：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为：
第一，从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转向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目标。“十五”计划是开始实施第三步发展战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80-2000年GNP翻两番的计划，提前5年，在1995年实现了。十四届五中全会修改了原定目标，提出2000年人均GNP比1980年翻两番，也提前实现了。从总体上可以说，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而且从原来预定的标准高。这标志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小康逐步向现代化过渡的阶段。这将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引起许多重大的变化。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矛盾和问题，是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有关的。“十五”计划必须考虑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使第三步战略目标有个好的开端。当然，全国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有几千万人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但从总体可以说，初步实现了小康。我说“初步”，是因为小康是个长达几十年的过程，直到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前，都是小康，这几十年都是小康建设，也可以说是从小康向现代化过渡的阶段。
第二，经济体制进入了新的阶段。“十五”计划是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往的九个五年计划，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或者是在经济体制转折过程中制定的。“十五”计划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制定的，也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制定计划的指导思想，计划的方法，实施计划的手段，都同过去有很大不同。制定和实施“十五”计划，要充分考虑到体制的变化，考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包括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的现状以及改革的方向，都同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
第三，国际形势的变化。国际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和军事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制定和实施“十五”计划，必须考虑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要考虑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经济同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的情况。在国际竞争愈来愈激烈的条件下，我们要在国际竞争中求发展。这是直接关系我国下世纪在世界上地位的大事。
“十五”计划的基础或起点
“九五”的结果就是“十五”的起点。还有一年多时间，现在可以做出如下判断：
第一，今年预定7%的增长率可以实现。如果2000年经济增长达到7%左右，“九五”时期（1996-2000年）平均增长率为8%，1981-2000年平均增长率为9.6%，2000年GDP是1980年的6.3倍，超额50%实现了80年代初提出的翻两番的目标。据世界银行统计，1997年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七位，许多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按1995年不变价计算，2000年GDP为9万多亿元。这是实施“十五”计划和下世纪初发展的物质基础。
第二，中央所采取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正在落实，明年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达到7%左右。今年发电量和工业用电增长速度快于去年，重工业产销率高于轻工业，库存明显减少，企业效益好转，进口增长比较快，出口可以比去年略有增长，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月上涨2%，商品零售价格上涨0.7%。这说明，中国经济正在好转。如果能保持这种发展势头，估计明年物价有可能止跌回升。如果没有外部环境的突发性变化，“十五”计划将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起点。
第三，明年将会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十五”前期可能需要继续实行这种政策。这是对付通货紧缩的必要措施。世界上不少经济专家都在说：凯恩斯主义回来了。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能不能长期实行？不能。什么时候放弃？至少，在通货膨胀成为主要危险的时候则必须放弃。要研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限度，考虑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这种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以及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停止以后在建项目的延续。扩张性财政政策实行与否，实行时间可以延续多久，以及规模之大小，直接关系到“十五”计划总的规模，也关系到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发展。
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这是“十五”计划和下世纪发展的体制基础。对于当前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有不同的估计，从总体上说，大约在50%到60%之间，不同领域情况不同。传统体制下的社会经济矛盾和问题，有些解决了，有些还没有完全解决，新体制也产生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这都是制定和实施“十五”计划必须考虑的。
第五，国际环境。以下三点是重要的：（一）世界经济有可能保持正常的发展态势。亚洲经济在复苏。欧洲经济在好转。美国经济连续九年繁荣，对前景有不同的估计，近期不会太坏，也不可能更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明年为3.5%。世界银行最近对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也提高了。据世界银行预测，2000-2007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可以达到3%，发展中国家将高达5%。都是比较乐观的预测。总的来说，这对中国经济增长比较有利。（二）从政治上看，世界单极与多极的矛盾和斗争进入更加复杂的阶段，我国周边环境中的潜在压力和现实挑战增大。（三）国际形势中不稳定因素增多。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的频度和强度可能上升，军控和裁军势头减弱，地区和全球军备竞赛危险增大。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金融体系的脆弱，虚拟经济的膨胀，使国际经济风险增加。天下并不太平。但是，综合各种因素判断，未来5-10年不会引发世界大战。我们仍然有条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
当前和“十五”时期经济发展中必须着重解决的一些问题
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很多，各地情况又千差万别。从全国情况看，以下几个问题是必须着重加以研究和解决的：
第一，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的问题
除极少数具有特殊情况的小国外，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立足国内市场，以内需为主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对于像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经济发展更是主要依赖内部需求的扩张。事实上，不仅改革开放前30年，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在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快速扩张的过程中实现的。
那末，为什么去年以来强调扩大内需呢？一是因为亚洲几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我国商品出口受到很大影响，使国内市场压力加大；二是国内通货紧缩，市场疲软，需求不振。扩大内需是缓解当前经济困难的正确选择，也是长期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长期供不应求，是供给约束，感受不到扩大需求的重要。经过20年来的改革和发展，绝大多数产品供求基本平衡，有些甚至过剩，经济增长已经由供给约束转为需求约束，由所谓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持因素从供给扩张转向需求拉动。市场问题成为企业性命攸关的问题。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变化。当然，强调扩大需求同改善供给并不矛盾，并不是说不存在供给方面的问题。改善供给是扩大需求的重要手段，也是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
我国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具有很大的扩张余地，能够支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今后一个时期，投资需求的扩张，主要依靠四个方面：
一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在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投资需求主要来自一般性的产业规模扩张。这几年逐步转向更多地依靠产业结构的升级。一些高成本、低水平、无销路的传统产品市场的萎缩、电脑、网络、通讯、新型家电在全国市场疲软条件下的大发展，都是在市场推动下的产业结构调整。
二是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在实现“翻两番”的过程中，由于克服市场供不应求的迫切需要，加上资金短缺的限制，许多产业倚重初级技术，大量发展低档次的初级产品生产能力。这种技术构成已经不能适应国内外市场竞争的要求。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既可以扩大内需，又可以帮助企业脱困。资本主义国家往往是通过大规模固定资产更新来摆脱危机和实现技术进步的。前一段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中，我觉得对企业固定资产更新的政策支持力度还不够。试想，如果以年息5%的贴息水平测算，500亿元的财政投入就可以带动1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
三是城市化进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基础设施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世界银行最近一份报告说：195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大约只有3亿；到2000年，工业大国城市人口10亿，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20亿。世界城市人口占50%，我国只有30%。韩国城市人口从占5%到80%用40年时间，同期我国从5%上升到30%。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是今后相当长时期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将会给经济增长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四是多种经济成份投资的增长。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经济要继续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也有广阔的发展余地。肯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重组的改革思路，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和资本市场发育的政策，为私人资本开辟了更大的投资空间。现在私人投资能力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1998年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与集体经济投资大体持平，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12.8%。从发展趋势看，随着居民财富的稳定增长和私人资本的进一步积累，私人投资将会继续增长。
我国有12亿以上人口，经济在持续发展，消费需求扩张的潜力很大。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市场商品过剩，是在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城乡居民生活刚从温饱迈入小康，有几千万人口连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发展阶段过早地发生的。市场商品过剩的原因需要进行具体分析。有些是长期以来盲目重复建设所造成的产品绝对过剩，或者根本没有销路。有些是结构性过剩，例如品种、质量不适销对路，或者不具备消费某种产品的条件（没有电力供应就不能使用电器）。有些是有效需求不足，群众没有购买能力。改革开放初期改变“高积累、低消费”政策，1981年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67.5%，1997年下降到47.5%。根据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费水平随之提高但消费率下降。但是，同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我国居民消费率是偏低的。要加大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力度，“十五”时期至少要扭转消费率下降的趋势，包括增加工资，农民增收减负，以及通过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加人们的消费。要在经济发展的新的更高的起点上，重新提出正确处理建设和民生关系的问题。目前的市场过剩也有体制方面的障碍，例如住房，如果能实现商品化并开放二级市场，目前8000多万平方米积压商品房就可以销售出相当一部分，市场就可以搞活。
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消费领域拓宽，消费档次提高。消费领域的拓宽，主要是以文化、教育、旅游、娱乐、体育为主的非商品性消费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上升。我在一次国际卫生研讨会提出“健康消费”的概念，即为了增进健康的各种消费，这种产品和服务增长是很快的，将会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小康建设的推进，这种发展趋势会越来越明显。这是合乎思格尔定律的现象。消费档次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一次性购买从“万元级”向“十万元级”过渡。“十万元级”消费品的典型代表是住房和汽车。住房和汽车都需要有一个消费能力的累积过程。一旦收入水平跨过一定数量的“门槛”，对这类产品的消费需求就会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目前我国城乡居民中的高收入者已经接近于消费结构升级的“门槛”，如果政策引导得当，有可能在今后几年出现汽车、住房等消费需求迅速上升的势头。应当注意的是，由于居民收入差距很大，不同收入阶层跨越“门槛”在时间先后上将有重大差别。为了推动消费结构的升级，在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收入的同时，还需要清理过去那些以抑制消费为目标的过时的政策规定，创造与消费结构变化相适应的消费环境，缩短人们在“门槛”前观望的时间。汽车作为一行业是有前途的，但现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有21个把汽车作为支柱产业或主导产业，这种办法不行。
当前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相当一部分人对收入增长预期下降，对支出预期提高。支出预期提高与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等方面改革措施的集中推进有关，这导致人们尽可能多地增加储蓄，降低了即期消费欲望，增加了市场商品销售困难。需要调整政策，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减少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解除后顾之忧，改变收入和支出预期。发展消费信贷，即某种意义上的“寅吃卯粮”，是市场商品过剩条件下刺激消费需求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政策。
第二，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问题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到现在已经15年了。15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取得很大进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十五届四中全会又专门讨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一方面说明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说明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国有企业的困难不是今天才有的。现在，由于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由于其他方面改革的推进，由于国内市场供求关系的根本性变化，由于国内外市场激烈的竞争，国有企业的状况明显不能适应全国改革和发展形势的需要。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中最艰巨、最困难的任务。和农村改革比较，和财政、金融体制改革比较，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农民对包产到户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并不陌生，主要是政治胆略和决心的问题。财政、金融改革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可供借鉴。国有企业改革是要找到国有经济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形式，是一种创造。西方国家也有国有经济，有些管理办法也可以借鉴，但和我们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性质不同。中央总结20年来的经验，广泛吸取各方面意见，也借鉴了国外的做法，作出这么一个好的决定，将会对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起到很大的积极推动作用，也会对整个经济改革与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现在各方面对这个决定期望很高，但一个决定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有些问题，还需要在实践中摸索。例如企业治理结构的问题，即所谓“老三会”和“新三会”的关系问题，各方面认识并不一致。现在有些新的提法，还需要在实践中检验。资产重组也是很复杂细致的工作，还需要具体的办法。这方面现在做得还不够，是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结构调整是更长期的任务。在明年经济工作中，要突出抓好四中全会精神的落实。
第三，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问题
这是“十五”时期乃至整个下世纪前半叶经济增长的战略重点。这是由两方面情况决定的：一是温饱问题解决，进入小康建设阶段，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市场需求变化加快，要求改变生产结构以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二是科技进步加快，市场上新产品层出不穷，新的行业不断代替旧的行业，不适应这种变化就难以在国内外市场上立足。工作的重点，一是发展新兴产业，一是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从发展速度看，新兴产业会超过传统产业，近年来电子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可以证明。但是，从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来看，在“十五”时期乃至更长的时间，传统产业仍将占主要地位，绝不能忽视传统产业的发展。这是由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所决定的。传统产业用先进技术改造之后，会注入新的活力，既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实现进口替代，也可以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像服装和机械产品。要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但绝不能忽视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增加就业也是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
结构调整是长期任务。结构调整进行了多年，现在的特点是：从补齐短线转变到解决过剩；从增加品种转变到产品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从国内行业与企业的发展转变到参与国际范围内的竞争；从单纯政府导向转变到在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基础上发挥政策导向的作用。
第四，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的发展为整个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目前遇到新的问题。一是，农产品供求总量已经大体平衡，有的已经发生过剩。棉花年产8000万担，一年用7000万担，库存1亿担。粮食国家库存5000多亿斤，加上农民手里的存粮，全社会存粮达1万亿斤，相当于一年全国粮食产量。1992年以来粮食产量年均增长2.3%。现在出现了过去所没有过的农产品全面销售困难，不少农产品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提价没有余地。这个问题只能通过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进行农产品的深加工来解决。二是，乡镇企业和整个工业一样，面临生产过剩和销售困难，增长速度趋缓，近两年乡镇企业减少300万个，从业人员减少近2000万人。初始阶段那种低水平的规模扩张已经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需要通过结构调整提高水平。讲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应该包括乡镇企业。三是，随着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单位资本所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农民外出务工的机会相对减少，乡镇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也在提高。从长远看，这是一种进步，但对于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中国农村是个严重问题。四是，农村负担重，三令五申减不下来。农村消费水平低，市场潜力大。扩大内需，农村市场是很重要的一块，关键是如何使农民增加收入和减轻负担。目前启动经济的政策，我以为有两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一是效益不好企业的职工生活的问题，一是农民收入的问题。
从长远来说，农村问题的根本解决，要靠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还没有结束。因为中国是后发展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交错在一起进行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将引起农村人口的非农化。现在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将近70%，如果城镇人口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就有1200万人，所增加的消费需求就相当可观。做到这一点相当不容易。由于交通运输的发达和通讯的便利，由于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城市的形态也在发生变化。我们要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农村人口非农化和城市化的道路。成亿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和适当集中向城镇转移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过程也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可能要持续几十年的时间，不能求成过急。城市化的进展，将引起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中国现代化的最困难之点和最终落脚点也在这里。
第五，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问题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普遍规律，大国尤其如此。自古以来就存在地区差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春风不度玉门关”。古代的地区发展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然条件和区位差异决定的；也同社会变迁特别是战争有关，例如开始于东晋完成于南宋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现在讨论的，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问题。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地区政策几经变化：开始强调均衡发展，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提出重视沿海地区，60年代至70年代搞大规模的工厂内迁和“三线”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总的来说各个地区经济都有很大发展，纵向比较发展速度都很快，但横向比较，发展速度的差距扩大了。总的说地区发展差距是扩大的趋势。
一般用两种方法测度地区差距状况：一种是绝对差距，即地区之间人均GDP的差距，反映地区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因为基数不同，每个百分点的绝对量不同，即使以同样速度增长，绝对差距也会扩大。另一种是相对差距，即地区之间人均GDP之比。和绝对差距不同的是，如果经济落后地区增长速度快，相对差距就会缩小。建国50年来，即使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地区差距也是扩大的，近20年来差距扩大的趋势更加明显。这说明，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是难以避免的。这是指总的趋势。个别地区由于发展快，缩小同先进地区的差距甚至后来居上，也是有可能的。
研究地区差距。需要注意到：
一、地区人均收入差距主要是由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引起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要小得多。国内和国际的比较都是如此。这说明，地区差距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城乡差距的问题，或者说，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的差异。
二、从社会发展指标来考察，大部分社会发展指标，如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环境等，相对差距系数都小于人均GDP的差距，说明人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的地区差距相对比较小。一般说来，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也小于人均GDP的差距。这是由政府的社会政策所造成的，例如对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的投资，多种形式的转移支持和扶贫政策。但是，主要基础设施指标，除人均用电量外，都明显高于人均GDP的相对差异系数。这说明，不发达地区基础设施更加落后，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成为缩小地区差距的一个工作重点。
三、除了各省、区之间的差距外，还应该注意省、区内部各市、县之间的差距问题。多数省、自治区内部，市、县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呈扩大的趋势。省、自治区制定发展战略要考虑这个问题。
在地区发展差距问题上，要树立“两个大局”的观点：
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一个大局。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实行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东部地区加快了发展步伐，各省、区内部也都有一部分地区率先富裕起来，带动了全国的发展。这个政策要坚持。
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也是一个大局，而且是我们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有一个过程。“九五”计划已经突出地提出这个问题，但“九五”时期地区差距还是扩大的。现在中央提出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问题，“十五”计划要制定西部地区发展的计划。“十五”时期的目标，应该争取地区相对差距不再扩大；绝对差距由加速增长变为匀速增长，然后转向减速增长，直至缩小差距。发展轨迹大体如此。旧的地区差距缩小或者消灭了，还会出现新的地区差距。发展不平衡是普遍规律，但那将是高水平上的地区差距。
关于东、中、西部的经济区域的划分并不是很精确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常用南方和北方分析地区经济差距。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用沿海和内地来分析地区发展不平衡。“七五”计划开始提东部、中部和西部。“八五”没有采用这种划分方法，“九五”又开始采用这种划分方法。这只是粗线条的分析方法，同是东部、中部或者西部，省、区之间发展也不平衡。这个问题，实质是加快经济落后地区发展的问题。要研究如何发挥优势，走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加快落后地区的发展，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是制定“十五”计划的一个重要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能局限于东、中、西部的划分，还需要有跨区域的规划。
第六，关于外部经济环境和对外经济关系有两点需要考虑：
一、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的规模会继续扩大，对经济增长起积极的拉动作用。总的说来，政策会放宽，限制会减少。但是，同过去20年相比，今后一个时期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将会降低。197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206亿美元，占GDP的8.8%；1998年增加到3240亿美元，占GDP的34%，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5%以上，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结果，同世界范围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有关系。现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很大变化，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进入国际市场，本币大幅度贬值的国家对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优势显现出来，加上一些发达国家国内市场需求缩小，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市场不稳定性增加，我国的对外贸易不可能象1979-1997年那样远高于GDP的速度增长，中国经济增长要更多地依赖扩大内需来实现。预计“十五”时期的出口增长率会高于最近这两三年。对外贸易必须进一步提高水平和质量，积极开拓市场。
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经济会进一步同世界经济相融合。这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为我们提供更多的进入世界市场、扩大出口、引进技术和资金的机会，同时也带来严峻的挑战。世界市场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游戏规则是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总体上说是对发达国家有利的。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贫富差距在扩大。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有赢家，也有输家。我们要增强国家的竞争能力，在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步骤和方法上，在实行对外开放的具体政策上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力争成为世界经济竞争中的赢家。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有三种趋势：国家经济振兴，区域集团化（例如欧元区、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全球化。全球化并不是唯一的趋势，不能只讲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经济振兴是逐步融入全球化的基础，实行对外开放又是国家经济振兴的条件。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必须高度重视国家的经济安全，特别是信息安全、金融安全和重要的短缺资源的供给保障。
加入WTO是我国经济进一步和世界经济相融的重大步骤。谈判正在继续进行。加入WTO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广泛领域，利弊得失要具体分析，而且要分析近期利弊和长期利弊。总体上说利大于弊。不论加入迟早，我们都应该努力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积极作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准备，维护我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的主动权。
第七，进一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需要考虑两方面的情况：一是，我国的自然资源，包括耕地、森林、水和矿产资源，绝大多数（不是全部）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水平。加上几十年来在技术水平比较低、资金缺乏的情况下，快速推进工业化，消耗了大量资源，粗放式的发展路子已经难以为继。二是，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人民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环境保护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有害人体健康的产品越来越没有市场，“绿色产品”受到欢迎。“饥不择食，寒不择衣”的时代过去了。为当前全国人民的福祉，为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必须进一步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主要是人口环境和资源问能。
人口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特殊问题。1998年底全国人口12.481亿，人口自然增长率为9.53%，首次降到10%以下。“十五”时期如果能控制在10%以下，2005年底全国人口可以控制在13.3亿。“十五”时期是劳动力供给数量增长最多而劳动力需求增长相对缓慢的时期。有人根据30个省、市的情况作过计算，人口增长率每下降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人口问题应该是三句话：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注意老龄化问题。我国现在60岁以上人口占10%，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虽然老龄化会带来不少新的问题，但现阶段仍然必须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经是人口负增长，城市人口的减少可以由农村人口（通过大中学校或进入其他工作岗位）来补充。靠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可以解决“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问题。当然，在将来某个时候，也许需要改变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环境保护不仅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污水、废水处理技术和装备制造、除尘技术和装备制造、电厂脱硫技术和装备制造、机动车消声和尾气净化产品制造、垃圾处理装备制造、噪音污染控制材料与装备制造、环境监测仪器仪表制造，以及城乡绿化、防治沙漠化和水土流失等环境保护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都是新的动力。环境保护可以推动企业技术改造，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甚至形成新的产业。值得注意的是，环境问题可能成为今后国际政治经济斗争和外交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可能会面临来自某些经济发达国家的压力。
资源的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是长远大计。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愈益严重，必须全面推行节约用水制度，积极寻找新的水源。要减少初级产品出口以节约资源，进口高能耗的产品以节约能源。去年以来，国家开始停止长江黄河上游森林采伐，全国木材产量比1997年减少1000多万立方米，下降15%以上，而进口各类木材制品只占外汇总额的2.06%，不到30亿美元，是十分合算的事。可持续发展战略牢固树立了，多动脑筋，经济发展思路可以有很多新招儿。
第八，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
目前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发展处于转折时期，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的难度增大。由于深化改革引起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收入差距扩大，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使失业人员增加，产业资金技术密集度提高使单位投资所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对减少，以及社会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加上民族和宗教问题，都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制定“十五”计划需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群众的承受能力，把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作为一条重要的指导思想。
下世纪初经济增长的前景
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中确实存在许多困难、许多棘手的问题，都是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的。但是，总的来说，当前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是前进过程中的困难。从主流看，从长远战略眼光看，中国经济发展有许多有利的条件，有着光明的前景。
第一，从经济发展阶段看。我国正处在传统的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现代化进程刚刚开始的经济发展阶段。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刚从温饱进入小康，在消费方式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有大片的国土有待开发。科技进步会造就新的经济增长点，消费水平的提高也会造就新的经济增长点，市场需求潜力很大。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推进，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第二，从物质条件看。现在各种建设材料和机器设备供应丰富，还可以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有比较多的外汇储备，过去做不到、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建设项目，现在很容易就做到了。就是说，具备经济快速增长的物质基础。
第三，从体制基础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一方面，市场化程度在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增强；一方面，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施宏观调控，国家也积累了经验。对外开放的格局已经形成，中国经济正在逐步地融入世界市场。继续深化改革将使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这会给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就是说，体制条件是具备的。
第四，从人才条件看。中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但劳动力价格便宜，具备竞争优势。大批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成长起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发展教育事业，国民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留学回国人员越来越多。各级领导积累了领导改革和发展的经验。就是说，人才条件是具备的。
第五，从国际环境看。尽管国际环境有不少隐忧，但和平的国际环境能够保持，我们还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我国是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综合分析各方面条件，“十五”时期我国经济将是一个新的成长期。整个下世纪初叶会保持好的发展势头。“十五”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从全国来说，可以达到7%左右。这同“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提出的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标相吻合。也有同志提出，全国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达到7-8%左右，能达到当然更好。发展是硬道理，“十五”时期要突出经济增长，强调经济增长。关键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