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方谈话”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而且至今始终受到理论界的关注。
（一）研究历程的回顾
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学习、宣传和研究，可依据理论界纪念谈话发表一周年、五周年和十周年的情况，并结合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1.从“南方谈话”发表后至1996年底为第一阶段。1992年初，面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的严重挫折，面对我国人民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疑虑和困惑，年近88岁高龄的邓小平亲赴南方视察，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他的谈话像“一股巨大的冲击波”，迅速波及全国，乃至全世界。围绕“南方谈话”，各级党政部门、新闻界、理论界掀起了一定规模的学习、宣传热潮，研究工作随即展开。
邓小平结束南方视察之后，《人民日报》分别于2月22、24日发表《更好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两篇社论。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深圳特区报》推出了“猴年新春八评”。围绕着邓小平关于深圳的主要经验是“敢闯”的观点，《深圳商报》发表了“八论敢闯”的评论。同时，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和《紫荆》杂志等也发表了有关邓小平视察南方的报道和评论。随后，《深圳特区报》发表了题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长篇报道，使“南方谈话”的精神得以迅速传播。3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完全赞同并高度评价“南方谈话”，认为这个谈话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会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此后，全国各界以座谈、讨论等多种形式展开对“南方谈话”的学习。6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
据不完全统计，1992年国内出版的学习和宣传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汇编著作多达20部左右，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有100多篇。其中，冷溶、高屹主编的《学习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1]、沈宝祥主编的《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2]、石仲泉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学习邓小平南巡谈话的体会》[3]等影响较大。1993年10月，《邓小平文选》第3卷出版，进一步推动了对“南方谈话”的学习和研究，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如石仲泉《邓小平南方谈话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4]、林源《坚持认识的全面性——邓小平南方谈话研读》[5]、杨祖仁《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辩证法思想》[6]等。
这一阶段对“南方谈话”的学习和宣传，主要立足于邓小平理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侧重于内容要点的梳理和分析，并联系我国的现实问题与历史经验，着力澄清某些不清楚或不正确的观点，推动了思想解放之潮。
2.从1997年初至2001年底为研究的第二阶段。1997年初，就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之际，一代伟人邓小平与世长辞。人们在缅怀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历史功绩的同时，对他的“南方谈话”的学习和研究又深入了一大步。江泽民在悼词中指出：“一九九二年初他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不仅对开好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深远意义。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7]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提出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并把它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再次强调：“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8]这是站在历史高度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客观评价，为人们进一步研究“南方谈话”奠定了基础。
在“南方谈话”发表五周年之际，社会各界认真总结五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再次掀起了对邓小平“南方谈话”学习和研究的热潮。1997年1月21日，由中央党校主办的“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国改革发展新阶段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6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对“南方谈话”的历史作用进行了比较集中而系统的研讨。此外，广东、贵州等省市，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都举行了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五周年的研讨会和座谈会。与此同时，报刊上发表了一批较有反响的论文：龚育之《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国改革发展新阶段》[9]、李君如《新阶段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重温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的体会》[10]、康绍邦《光辉的思想，伟大的文献——纪念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五周年》[11]、苏东斌《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三大理论贡献》[12]等等。
这一阶段对“南方谈话”研究的基本特点是联系实际来考察“南方谈话”的真理性，并上升到哲学高度阐释其内涵，进一步认识谈话指导意义的普遍性。
3.从2002年1月以来为研究的第三阶段。2002年2月，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又正值全党深入学习江泽民在纪念建党80周年大会上所作的重要讲话。将两篇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就成了这一阶段“南方谈话”研究的新热点。
这一阶段的学术研讨活动和研究成果较多。其中，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广东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深圳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等单位在深圳举办的“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理论研讨会规模最大，全国理论界、高等院校及各地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的专家、学者百余人出席会议，提交论文80余篇。与会者以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和新鲜经验为依据，深入地研讨了“南方谈话”的历史地位、指导作用，特别是“南方谈话”与“七一”讲话的关系以及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等。突出的研究成果有：龚育之《从南方谈话到十四大、十五大、“七一”讲话》[13]和《纪念“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龚育之答客问》[14]、石仲泉《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地位》[15]、冷溶《重温南方谈话，学习“七一”讲话》[16]、李君如《向邓小平学习理论创新精神》[17]、张贺福《南方谈话与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18]等。
这一阶段的研究与前两个阶段有明显不同，主要是研究的角度更加多样，研究的问题更加深入，既增加了关于“南方谈话”与“七一”讲话的比较研究，又对“南方谈话”历史地位及其重大意义的探讨有了理论上的新突破。
（二）研究的主要问题
1.关于“南方谈话”主要内容的研究。研究者普遍认为，“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包括：关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关于改革也是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关于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关于积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有用的东西；关于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关于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等。有论者将“南方谈话”的内容概括为三点：(1)关于解放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2)关于卓有成效地把以上论断，由创造性的理论思维变为创造性的实践活动的问题；(3)关于实践再上升为理论，要求发扬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和高超的领导艺术的问题。[19]
多数研究文章从不同角度对谈话内容中的一项或多项进行分析、研究。如：从历次“左”倾错误的危害谈防“左”的重要性；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谈改革开放的迫切性；从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对思想的束缚谈解放思想的重要性等。
2.关于“南方谈话”精神实质的研究。纵观所有研究“南方谈话”的专著和文章，尽管概括角度不同，阐释方法不同，但都离不开一个核心：即“南方谈话”提出的有关社会主义的一些新观念、新思想、新论断，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认识的又一次飞跃。“南方谈话”是继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之后，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它贯穿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充满了唯物辩证法，生动地体现了邓小平高超的领导艺术。
对“南方谈话”解放思想的认识，《人民日报》于1992年7月4日发表的专题社论《论解放思想》很有代表性。社论指出：邓小平“南方谈话”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红线，就是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束缚，锐意创新，开拓前进。解放思想，就是要冲破“左”的思想禁锢；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要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一切有利于改革和建设的思想和经验；就是要大力提倡善于思考、善于创新的精神。
“南方谈话”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辉。有论者明确指出：邓小平对今日的“世情”、“国情”，对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错杂微妙的辩证关系，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曲折与大趋势的衡量和展望，对中国人民面对的新课题、新挑战和新机遇，对我们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分析与估量，都是紧密联系实际，坚持用实事求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而不是从概念、从感觉和主观愿望出发的。[19](p.8)
部分论者还结合国内、国际形势，分析“南方谈话”的时代背景和科学内涵之间的关系，以论证其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从国际来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前所未有的挫折。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如何避免重蹈苏联和东欧和平演变的覆辙，而使自己的国家和事业长治久安的问题。如果我国经济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那么同西方发达国家、周边国家的差距就会拉大，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从国内来看，尽管我们的基础很差，但经过十年改革，我们在内因外因上也具备了一些使国民经济发展再快些的条件，如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形成、治理整顿的主要目标基本实现、国民经济各方面关系趋向协调、经济体制发生深刻变化等。邓小平正是基于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决策。
以“南方谈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为武器，对“左”的错误观点进行有力的批驳，这也是研究中的一大收获。石仲泉指出：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两条思想路线——唯心主义先验论与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论的对立。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突出了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关于“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的鼓励，更是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体现了“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实践论。邓小平强调敢冒风险、总结经验、坚持正确、改正错误的思想，是对过去教条式理解马列主义某些原则的摒弃，是对过去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不正确理论和政策的摒弃。在“南方谈话”中，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一起构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不可分割的整体。[3](p.15)
3.关于“南方谈话”重大意义的研究。在十四大、十五大报告和其他多次讲话中，江泽民对“南方谈话”的意义都有过重要论述。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研究工作的开展，理论界更进一步认识到“南方谈话”对我国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对“南方谈话”重大意义的研究，虽然切入的角度不同、阐述的方法不同，但探讨的内容几乎都涉及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
(1)“南方谈话”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对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及全党、全国人民所做的一次全面的政治嘱托和庄严的政治交代。这一政治嘱托和交代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实践性，它既表现了邓小平对党的事业的历史责任感和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信赖，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谈话的重点就是邓小平一再强调的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它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这一基本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保证，为进一步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2)“南方谈话”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文选》第3卷的终卷篇，是全书的纲领和总结，是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它对许多理论问题的全面而系统的阐述，特别是谈话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等，不汉依据新时代的特点和实践为社会主义赋予了新的科学内涵，从理论上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根本问题，达到了理论认识的新高度；而且从对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出发，进一步揭示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诸多问题。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光辉篇章。同时，“南方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并为十四大最终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起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
(3)“南方谈话”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深刻地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根本经验，澄清了一些理论是非，搬掉了长期束缚在人们头上的“紧箍咒”，指明了干扰党的基本路线的主要错误倾向，极大地启迪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把我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长远的战略性指导意义。对此，有研究者就这个“新阶段”的特点做了四点概括：从总体特征上说，这是抓住时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新阶段；从发展水平上说，这是实现翻两番、走近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从深化改革上说，这是明确目标、加快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新阶段；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说，这是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奋勇前进的新阶段。[9]
(4)“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汇集了理论的创新之果，而且推动了理论的创新之潮，进一步弘扬了理论创新的精神，并使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南方谈话”的理论创新精神，是政治勇气与理论勇气相统一的科学创新精神；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的科学创新精神；是以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运用马克思主义与用宽广眼光观察世界相统一的科学创新精神。这种理论创新精神，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用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最新概括来说，就是“与时俱进”。[17]“南方谈话”理论创新的主要特点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论创新的依据，以正确把握时代课题作为理论创新的前提，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基础，从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中获取理论创新的力量源泉，用“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理论创新得失的标准。这种理论创新离不开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南方谈话”还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创造性思维方式的特点：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方式；战略性、宏观性的思维方式；实践性的思维方式和主体性的思维方式。[20]“南方谈话”所体现的这种理论创新精神，已经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4.关于“南方谈话”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系的研究。“南方谈话”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新时期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不仅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为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在世界观、方法论方面。“南方谈话”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变化了的客观实际，从实际出发，提出新见解，开拓新思路。这与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大思路是完全一致的。谈话还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哲学思想，这具体体现在对二元关系的处理上，例如正确处理“长期稳定”与“发展完善”的关系、“敢闯敢试验”与“成熟定型化”的关系、“共富”与“先富”的关系等。
(2)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南方谈话”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复辟倒退的教训，得出了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党的建设、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及国际关系等问题，都做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论。同时，突破了以往认识上的局限和束缚，抛弃了对社会主义的一些歪曲的认识，开拓出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境界。有论者将谈话与《共产党宣言》的社会主义认识论进行比较，指出其理论特色在于：科学地解决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老祖宗”与社会主义“新情况”的关系问题；根据新情况，提出检验关于社会主义认识的新标准；在“从社会的经济条件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方面取得新突破；在从社会结构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方面取得新成果。可以说，“南方谈话”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它既超越了“照本宣科地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又超越了“丢掉老祖宗去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还超越了“社会主义是什么说不清楚”的不可知论，使《共产党宣言》的科学社会主义精神结出了新时代的硕果，为我们深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最有力的认识工具。
(3)在经济学方面。“南方谈话”最主要的历史贡献在于紧紧抓住经济建设的中心，并围绕着这个中心，明确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关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关于计划与市场、关于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等思想，都和毛泽东思想存在多方面的渊源关系。“将毛泽东若干零散的、局部的、一时的、较为具体的、或者正确但没有展开的思想和思绪，提到了一个较为完整、更为宏观、论证严密、更高层次的阶段，再加上添进了不少毛泽东过去没有的、只有总结新的实践经验才能提出的思想观点，并建构成为有着内在逻辑发展的崭新的理论系统。”[6]
5.关于“南方谈话”与“七一”讲话关系的研究。自江泽民在纪念建党8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七一”讲话之后，“南方谈话”与“七一”讲话的关系问题，就成为理论工作者关注的一个热点。理论界普遍认为，从“南方谈话”到“七一”讲话，反映了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1)“南方谈话”和“七一”讲话有着同样的主题和立场。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根据新的情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二者相同的主题；我们党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是两篇文献所反映的同样的鲜明立场。[16]当年，邓小平主要面对和解决的迫切问题，是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则是面对深刻变化着的国际国内新形势，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对“南方谈话”和“七一”讲话，理论界基本形成这样的共识，即：“七一”讲话是继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和“南方谈话”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又一个纲领性文献，是解放思想的又一个宣言书。
(2)“南方谈话”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和“七一”讲话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在理论上，它们同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上，又同属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范畴。“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则是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开创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南方谈话”和“七一”讲话，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3)从“南方谈话”到“七一”讲话，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态实现了伟大创新。“南方谈话”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建国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经验，以及苏联、东欧建设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正反经验进行了总结，提出和深化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比较完备的形态，建构起了既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共性的、又同以往的理论形态有重大区别的新社会主义观。江泽民的“七一”讲话，站在时代和战略的高度，全面回顾和总结了我党的奋斗业绩与基本经验，深刻分析了现阶段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许多新的重大问题，前瞻并规划了未来面临的巨大挑战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同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做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发。[21]
（三）对今后研究的思考
理论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今后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密切关注现实、与时俱进，进一步了解“南方谈话”研究发展的基本动因，采取多种方法以拓宽研究领域，并强化比较研究。
1.“南方谈话”研究发展的基本动因。“南方谈话”发表已逾十年，邓小平理论深深地植根于广大中国人民的认识和实践中。事实充分证明，关于“南方谈话”的研究将会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不断发展。邓小平理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具有的长期的重大指导作用是这项研究不断发展的基本动因。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才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不仅对中国20世纪的最后20年发挥着重大指导作用，而且必将对21世纪的中国发挥重大指导作用。它将广泛影响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政策。“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理论成熟的标志，由于其观点全面、系统、深刻，成为人们学习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2.开拓思路，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南方谈话”在发表之初，由于引起的争议比较大，其研究侧重于对错误观点的批驳，比较注意联系历史、结合现实、多种研究方法并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视角转向邓小平的理论方法和理论体系，思辨性的研究成为主流，理论的概括、阐释、推理、演绎成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应该看到，谈话的特点，不仅在于对改革的实质、意义、方向、对象、任务、目标、领域、原则和方法阐述的全面性和逻辑性，还在于语言的朴实、自然、通俗易懂和实践的可操作性、有效性。如果只是热衷于对其作理论的梳理、思辨的推测，就可能陷于低层次的重复性研究，不利于摆脱所谓的“政治活动家的观点”。要进入“学者的视角”，就要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的前提下，开拓思路，理论联系实际，发掘新的分析模式和方法。比如社会学的调查统计研究法、现代化理论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以及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结合的研究法等等。看问题的角度多样化，对问题的认识也就更全面，在解决新的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就会获得更多的启发。
3.继续加强比较研究十分必要。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一些观点同毛泽东的主张有一定的相似性，如“先富起来”、“经济开放”、“向西方学习”等主要方针，但存在的分歧也是很明显的。国内外对二者的比较研究很重视。我们通过对相关论述的罗列，可以看到前者对后者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但问题的实质还要复杂很多。他们相同认识的基础何在？分歧的根源何在？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所形成的个人理论特色是什么？必须有更深入的探讨。
此外，邓小平与刘少奇、陈云都是在经济领域非常有见地的领导人。刘少奇较早认识到我国1956年后运行的经济体制存在较多弊病，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有很强可操作性的改革思路，而邓小平作为当时的领导人之一，也参与了重要决策。不难看到，刘少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探索和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的新探索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渊源、有机联系和实质性区别。陈云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同邓小平一起把中国的国民经济从“文化大革命”的泥潭中拖了出来，他们对经济问题的处理有许多一致的地方，比如对经济增长速度和改革速度上、对国家经济开放的程度以及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等等，邓小平本人也不止一次地引用陈云的观点。因此，“南方谈话”的新思想不是邓小平头脑中固有的，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长期实践中经过了无数次的探索形成的。“南方谈话”与这些早期中共领导人的经济观点有哪些一致？又有哪些分歧？是今后研究中的一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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