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技术的出场路径及基本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点论文,路径论文,政治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社会技术到政治技术：政治技术的出场路径
在传统的理解中，技术概念的内涵仅仅局限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物质财富生产的领域中，而在社会生活中运用的种种组织结构、规范、计划等是排除在技术之外的。但是，这种认识到今天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提出了“社会技术”的概念，而另一些学者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工程”的概念。李醒民指出：“反科学思潮的理论缺陷在于，它把自然科学等同于自然技术，进而又把自然技术的误用或滥用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归咎于自然技术本身乃至自然科学，而没有看到这些后果是由于社会技术或社会工程不够发达，未能有效地约束或制止误用或滥用自然技术的人所致。”1999年，陈志耕等人提出了包括“社会工程技术”、“社会科学工程”的“社会科学技术体系”①。有人认为，技术内涵变化经历了鲜明的二次转折，在现代社会，技术是指“人类解决社会和自然实际问题的一种手段。它建立在客观规律基础上，可以表现为物质形态，也可以表现为非物质形态，但其最终目的都在于为人类谋取直接利益”②；它不仅包括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而且包括思维技术。“在现实的生产过程和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可能只存在自然技术。因为自然技术的发明、创新和扩散活动都是人的行为，与此相伴的就有人的历时性交流与共时性交往，以及人的思维的控制与改进。同时，自然技术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技术与思维技术，并且是三者的相互作用和协调所形成的整合效应。”③也有人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的活动包含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这两个维度，“对于物的世界的解释和改变就成为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活动；对于‘人的世界’的解释同样也成为科学（精神科学）和技术活动。”相对于前者，可将后者视为“社会技术”（虽然这一概念“是对理解技术可能性的描述”，其“作出描述的合理性需要探讨”）④。也有人从“技术范畴性质（技术是属于实践活动的范畴，技术就是一种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技术概念发展史”、“社会发展的实际”三个视角来说明存在社会技术⑤。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论者对于存在社会技术持肯定意见⑥。
从以上分析可知，虽然对社会技术的概念、内涵、外延仍存在不同看法，社会技术本身仍作为一个内容广泛的问题出现，但将之视为一种类型的技术存在形态，则已得到相当程度肯定了。那么，在更微观的层次上，政治技术是否存在及如何发生呢？
我们认为，政治技术属于实践活动范畴，缘于人类政治生活所需要，实际上是有组织的社会公共生活所需要。由特定社会的利益结构和力量对比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特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人类公共权力经历了由初期的公共权力形态到复杂的政治系统的发展过程，其中，历史主体日益扩大的社会实践导致了政治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历史主体对政治技术的选择、创造和运用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形成丰富的政治形态。这里包含着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进步或人类实践能力的提升规律，自然，政治理性及其现实体现的政治结构与功能的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换言之，即政治技术成为实然的存在并发展着。如果说“社会技术是调整和改善人（组织）际关系，解决社会矛盾，以促进社会进步和全面发展的实践性知识体系（方法、程序的集合），是人们在利用社会、改造社会的实践过程中所创造、掌握和运用的各种活动方式的总和”⑦，那么，从工具意义而论，政治作为解决集体生活的组织和分配难题的艺术，其技术性在社会发展中的存在更是清晰而明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政治技术虽然主要地属于社会技术的范畴，但在特定的领域，也同样具有自然技术的特征，或者说，乐于或者倾向于采用自然技术的形式，这几乎是不证自明的社会政治常态，甚至在某些领域，政治总是往往转化为或表现为技术问题。因此，可以认为，政治技术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不仅是技术哲学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现实社会技术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在现实中，无论是整体的政治过程，还是政治主体体现出的政治行为（统治、管理、革命、选举、决策，等），都表现出一定的技术特征。
政治技术作为客观的存在，中外学者们从不同方面都曾有所论述。就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自行为主义提倡微观化和精确化，以及方法上的科学化和技术化以来，在政治科学的发展布局中已经开辟出相当广阔的政治技术研究领域，而政治技术几乎已成了不争之论。如德怀特·沃尔多认为，“一切社会，甚至所谓无国家的社会，都可以说具有政治技术”。在此，“政治技术”是就广泛存在的政治事实而言，是指“具有一套机构安排为社会权威性地分配价值，用近年已被最广泛接受的语言来界定政治”⑧，而将其赋之以“技术”性，则无异于指明在政治事实中寓含着政治技术。罗伯特·达尔指出：“经验政治分析是科学吗？或者，它是一门艺术？依我之见，两者都是。政治分析的许多方面，非常容易在精于此道的人的督导下通过实践和训练而获得，在这种意义上，它是一门艺术。”⑨安东尼·M·奥勒姆指出古希腊政治观点之所以不能完全适用于当代政治现实的重要的原因之一是：“18、19世纪的工业技术革命为现代世界奠定了经济基础，这个革命导致了大量具有重大政治后果的变化——我们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概念的变化，关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合法界限理解的变化，以及统治者可以用来驯服统治对象的那些技术手段的变革”⑩。安德鲁·甘布尔在对“政治”概念的理解中认为，“通常，事关政府事务的任何一个方面的和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生活以及政府治理的科学和艺术，都被视为是政治，这使它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术语。”(11)可见，从技术范畴的延展来看，20世纪社会问题的突出，使人们普遍注意到“技术”本身的问题，并以此作为重要的视角切入到各门类的社会科学和知识门类中，显然，政治遇到的技术反思并不是偶然的。事实上，政治技术的丰富性不仅反映在政治过程中，而且也寓含在以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延引发展的政治学理论路径中。
在国内，政治技术问题已经从纷繁复杂的技术世界和政治生活中逐渐浮出了水面而愈益明显地体现出自己的特点来。学术界对政治技术已有较为完整的界定。如有人认为，“政治技术，是运用政治权力解决复杂政治问题，尤其是政治难题的设置、经验、方式和技能。……大的如治国方略、小的如解决政治纠纷的措施，都属于政治技术的范畴”(12)；也有人认为，政治技术（或者说“政治社会技术”）是指“规范政治行为的规矩”、“政治生活中的人类政治行为的基本规则”(13)。
二、本质、特点和理论型构：政治技术的多面向性
（一）政治技术的本质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和程度之后的产物，它是社会存在之必需。因此，作为政治系统的内在构成要素，政治技术是一种客观的和必然的事实，是人类主体参与历史的理性外现，是人类主体性与历史客观规律互动的结果。“政治技术”是人类理性为处理社会组织方式和秩序方式而在特定条件下经过长期实践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知识和操作程序，它是关于公共权力存在和运作的现实技术形式。“政治技术”是政治工具理性(14)在历史和现实中的长期积淀。人类社会成为和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是它受制于种种规范之中，而其中政治性的规范是最为重要也最为根本的规范。政治关系（即政治主体之间以利益为核心、围绕公共权力形成的相互影响的关系）是社会共同体存续的重要现实依托，而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又基本上都能归结为各种政治关系，所以，实现政治关系的正常化、科学化、合理化、有效化的种种政治技术，不能不说是政治技术中极为重要的内容。现实的政治技术总是在前人的实践基础之上，结合当下特定的社会性质、国家制度、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等而形成和使用。按照现代政治理论，政治技术无疑是在体现、维护其本质属性前提下的社会各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因此，政治技术处于社会利益格局演变的临界区域，在根本上体现了社会利益及其结构性变动的趋势。
（二）政治技术的特点
1.政治技术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是二者的统一。政治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政治统治即为国家的阶级职能，阶级职能的实现须以履行一定的社会职能为基础和前提，而政治管理即是国家的社会职能。因此，对于政治系统而言，政治统治是前提，政治管理是基础，二者相互统一于政治过程之中。不言而喻，政治技术存在于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之中，而且政治技术本身就兼有阶级性和社会性，这是任何一种政治技术在特定社会中获得合法性和效用性的必然要求，而其现实表现只不过因条件和环境不同而各不相同而已。政治技术实际上是实现阶级利益的理性工具，同时也反映和实现一定的社会利益，政治主体赋予政治技术特定的价值和物质目标，使其反映特定的利益，从而体现出工具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作为价值，它反映着特定政治主体的偏好和利益；作为工具，它又在客观的操作程序和手段上予以支持和实现。阶级性决定了政治技术的价值载荷性，以及它与异质政治技术的不可调和性，而社会性则使其显出某种程度上的中性和普适性，因而是可以互相借鉴的，即阶级性与社会性往往互为表里，相互作用。政治技术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同时决定了政治技术的发展，使其既受制于社会阶级利益支配的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和需要，又受制于政治及其技术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环境。同时，各个社会共同体中政治主客体的变易性也会使政治技术主体具有变易性。
2.政治技术具有工具性和可操作性。政治技术是由政治权力派生的手段和理性程序，相对于政治权力主体利益的目的而言，设计与操作政治权力的政治技术只具有工具性和手段性意义。同时，政治技术作为解决客观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它又必须是可操作的，也只有在可操作的意义上，它才获得作为技术的内在价值。因此，政治技术的鲜明特点是它解决“如何做”的问题。
3.政治技术具有历史性、现实性，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政治技术的状况与政治主体的价值赋予和社会发展水平相统一，同时由于它是客观存在的“技术”，因其必须具有“合理性”即遵循自然定律和科学知识，从而表现出相当大的独立性。作为“技术”属性的反映，政治技术在当今时代与科学的联系日益密切，其发展速度较之以往明显加快，现代政治体系中的政治技术已经越来越倾向于形成由相互联结和相互信赖的子技术系统组成的巨大聚集体，并且倾向于越来越加强自身的一体化（即其组成部分间相互作用的强度），因而也就加强了它相对于其它社会活动领域的自主性；同时，作为特殊的“社会技术”，政治技术却明显地受制于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特别是所有制形式及其所决定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等）的强烈影响，因此，政治技术的发展不仅由社会条件所决定，同时也受政治主体的主观目的所影响，它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进步过程与政治系统的利益要求和实现过程的统一，其历史性和现实性是客观的，而其独立性和自主性也要受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制约。相应地，政治技术的实践后果也就不仅是政治主体的目的所求，而且也有政治技术本身独立性和自主性所引起的其他政治或社会后果。政治主体通过政治技术影响着社会的组织形式和生活秩序，政治技术及其政治或社会后果一同沉淀在人类历史政治中，它们成为历史的客观存在，呈现为政治技术发展的总体进程。在不同的社会共同体中，政治技术与民族—国家紧密结合，体现出一定的民族色彩及其不平衡发展特征；在人类进入“世界历史”之后，政治技术获得了全球性的交流境遇。
（三）政治技术的理论型构
1.基础政治技术理论。包括政治技术的学理层面和人类政治理论传统中的技术思想。如政治技术的问题性（为什么要研究政治技术）；政治技术的理论解析（政治技术理论的科学方法论——元理论[Meta-Theory]的探讨和建构，从社会科学、社会技术到政治技术的逻辑推演和理论论证，政治技术作为原生性、系统性问题的理论说明和模型架构，政治技术研究的方法论，政治技术的内涵、特点和分类，国内外政治技术的联系、开放眼界中政治技术的研究状况）；政治技术的实践基础（政治技术的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合理性、必然性，及其典型的经验材料）；政治技术的存在形态（政治技术存在形态的根据或标准问题，政治技术的理论形态，政治技术的经验形态，政治技术的制度形态）和发展趋势及特点；政治技术的评价（标准、意义和局限），等。
2.应用政治技术。从理论上来看，政治技术并不着意于价值问题，但也无法回避价值问题；只是从“统治”与“管理”相对区分的角度来看，政治技术更多地体现技术性、操作性、程序性的方面。因此，所谓应用政治技术就是指公共权力在处理公共事务的现实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明显可操作性的知识和操作程序。正如朱光磊用“统治”和“管理”视角分析改革开放赋予当代中国政府过程“统治上高度集中，但管理上已经相当分散和灵活”的特点时指出：“像税政、财政、民政、市政、社会保障与卫生事业管理、人口与土地资源管理、行政区划等等，虽然不能说与统治无关，但与党的领导地位、国家立法等问题相对而言，基本上是属于‘管理’的范畴。用传统的概念讲，这些东西不带有强烈的‘阶级性’，相反却具有比较明显的‘公共性’，是技术层面的问题。”(15)这一论述似乎可以借用为对政治技术特点的一个概括，也是对应用政治技术范畴的大致勾划。在我看来，应用政治技术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不同层次。大抵包括处理国体、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的技术；国家间关系（国际政治）技术；国家（含地区）统治和管理的技术如宪政、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等方面；支撑基本政治制度的技术如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含多党合作制度）、文官或公务员体制、政治社会化、政治参与的技术等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治机制所内含的运转程序；以及以上方面在结构、功能和动态运转方面的具体的技术，包括工作程序的技术层面。当然，在其逻辑和事实中也包含了从属于这一方面内容的更微观层次上的政治技术。
三、兼顾特殊性与普遍性：政治技术的开放视界
政治技术是社会和国家发展程度的综合体现，其应用性和操作性也使之更具有普适性，政治技术水平的历时性发展和进步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也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到高级、从不文明的政治向文明政治发展的过程，并具体地表现为人们为了实现和协调社会全局利益而谋取、组织、运用和影响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的技术水平和组织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16)，因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重视政治技术的开放性，努力使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创造性地中国化。
总体上来看，虽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学对经验方法的认识确有其缺陷，但由先发现代化的历史使然而导致的政治学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的大发展，则无疑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事实与理论意识之间真实互动的一面，及此而言，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丰富及由此导致的政治学学科的进一步分化和专业化，则也寓含了对政治技术这一问题的相当程度的发掘，这是我们所不可轻易忽视的。西方自1880年告别学院政治学暨新政治学确立，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政治科学化、特别是五六十年代行为主义及此后后行为主义运动以来，在政治学精确化和微观化研究中使用的大量新技术新方法，如多变量分析法、系统分析法、抽样调查法、数学模拟法、数学（统计学）和定量分析法、计算机模拟法、个案分析法、实地调查法、直接访问法、心理测定法、语义分析法、因素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信息处理法等，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政治学新学科新领域，如政治社会学、科学技术政治学、政治计量学、政治控制论、生物政治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政治伦理学、政治病理学、政治人类学、政治地理学、政治历史学、政治生态学、经济政治学、政府工具学（政策工具学）等等，在其价值属性之外也含有反映人类共性的先进文明成分，这成为我们可以借鉴的资源。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迫切要求政治学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的有效性与政治技术之间的相关性越来越高。……相应地，各种具有普适意义的政治技术也迅速增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政治技术的大量生成和广泛运用，没有政治技术的世俗化与扩散，就没有现代政治文明。”(17)政治技术的研究与运用无疑极大地促进了政治和政治学的科学化进程，同时也将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理想的实现。
仍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扬弃和超越。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和国家建设为最终实现这一目标创造了条件，但目前在现实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包括政治统治、管理，政治参与等）方面却存在许多难以操作的问题，从而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先进性难以得到充分体现，也制约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理想的中国化进程。相应的政治技术是良好的政治制度得以有效运作的重要条件，因此，探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政治技术问题，从政治技术的角度理解和梳理各式政治形态，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丰富的人类政治技术图景，对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理想在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中的最终实现而言，可谓正当其时。
注释：
①转引自苏富忠：《技术的利行文化观》，《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1期。
②③(13)田鹏颖、陈凡：《社会技术哲学引论——从社会科学到社会技术》，〔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第32页，第82-83页。
④杨庆峰、王云霞：《社会技术在马克思技术哲学中的地位》，〔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7期。
⑤夏保华：《技术的性质与技术的三向构成》，〔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3期。
⑥潘天群：《存在社会技术吗？》，〔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年第10期；陈志耕、杨亚佳、王宏伟：《社会科学体系纵向结构的理论与实践》，《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2期；陈昌曙：《关于社会科学划界的几个问题》，〔沈阳〕《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6期；文兴吾：《社会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成都〕《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1期；田鹏颖、陈凡：《当前技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理论缺失》，〔哈尔滨〕《求是学刊》2002年第4期；田鹏颖、陈凡：《社会技术：改造社会的实践性知识体系》，〔北京〕《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2年第4期；田鹏颖、陈凡：《要重视社会技术研究》，〔北京〕《光明日报》2002年10月15日。
⑦这一定义来自于田鹏颖和陈凡，他们同时指出，社会技术的主要特点包括规范性、综合性和主体间性。（田鹏颖、陈凡：《社会技术哲学引论——从社会科学到社会技术》，〔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44页）比这一定义更为简略的表述可见陈凡、田鹏颖和孙雷早些时候的论文《要重视社会技术研究》（〔北京〕《光明日报》2002年10月15日）。对社会技术的多种类别观点，可参见田鹏颖、陈凡：《社会技术：改造社会的实践性知识体系》（〔北京〕《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2年第4期），在该文中，作者对社会技术进行了分类：根据“社会技术”的领域不同，把“社会技术”分为“社会政治技术”、“社会经济技术”、“社会文化技术”；根据“社会技术”的层次不同，把“社会技术”分为“原生的社会技术”、“次生的社会技术”和“再生的社会技术”（比如具体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则、程序等）。
⑧〔美〕德怀特.沃尔多：《政治学：传统、学科、专业、事业》，见〔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3页。
⑨〔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⑩〔美〕安东尼·M.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对政治实体的社会剖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页。
(11)〔英〕安德鲁·甘布尔：《政治和命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2)周平：《政治文明建设应该重视政治技术的创新和设计》，《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政治文明：涵义、结构和演进》，〔昆明〕《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4)参阅秦德君：《政治设计研究：对一种历史政治现象之解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郭小聪，文明超：《论中国近现代政治文明转型的工具理性思维——兼谈价值理性思维对发展中国政治文明的重要性》，〔北京〕《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3期。
(15)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6页。
(16)谭君久：《论政治文明与文明政治》，〔武汉〕《湖北社会科学》2002年第11期。
(17)周平：《政治文明建设应该重视政治技术的创新和设计》，《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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