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价值观建构方式浅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观论文,西方文化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要倡导某种体系，这样一些价值体系成为该民族的精神导向，但不同民族有不同的价值体系及价值体系的建构方式。形而上学为西方文化价值体系提供了前提以及运行的基本方式，从宇宙论形而上学到主体形而上学的发展，从对知识对象本身的探究到对知识主体的探究，西方价值体系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可以说，形而上学是西方文化价值论的本根，价值实现方式在形而上学的背景下才是可理解的。
关键词 西方文化 价值体系 形而上学 知识对象 知识主体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要倡导某种价值体系，从而为持有这种文化的民族提供精神家园，以引导该民族的人民走在回归家园的途中。一般而论，真善美是统摄一切价值的最高价值，求真、向善、趋美是全人类共同祈向。然而，就各民族文化具体的价值体系看，差异又是非常之大，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伦理特色非常鲜明，西方文化则知识论非常发达，原因何在呢？笔者以为，这与价值观的建构方式不一样有直接的关系。价值体系之所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向导，须有一套具体的建构方式，不同的价值体系的建构方式构成各具特色的价值形态。一个民族的智慧就集中体现在价值体系的建构方式中。因此，有必要对此作出研究。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文化的主导和核心，对价值建构方式有直接的作用。本文拟循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对西方文化价值观建构方式作一浅探。
一、形而上学：价值论的话语结构空间的构建
当代新儒家余英时在论及西方文化价值体系时曾指出：西方文化是外在超越的价值体系，人的心灵生活、安身立命之本安顿在形而上学传统之中。的确，西方文化价值体系与形而上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没有形而上学，西方文化价值体系就难以想象。形而上学为西方文化价值体系提供了前提、基础和存在的空间，以及运行的基本方式。形而上学展开了理解、体悟、领会人的命运、本性和前提的基本视域。换言之，西方文化对人的问题的理解都隐含着形而上学前提。这种情形构成西方文化的显著特色：形而上学具有价值论的意义。价值论的转变以形而上学的演变为前提。如此一来，形而上学反而具有突出的地位，而对人的心灵生活、精神世界以及人对人自身的期待的价值论问题却退到了幕后，这倒不是价值论问题只具有从属的意义，恰恰说明，价值论体现为形而上学的意义。柏拉图指出：人天性中就具有哲学的成分。康德曾把形而上学的问题表达为：“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期望什么？”而根本的、统摄了这三大问题的问题是“人是什么”。斯宾诺莎则明确地把其形而上学著作命名为《伦理学》。现代大哲海德格尔重提人（即此在“Dasein”）的问题，也是从形而上学入手的，当他在《存在与时间》中以“基本本体论”代替“无根的本体论”时，他暗中已经在逻辑上肯定了形而上学对价值论的奠基作用。这样我们在理论上得出一个结论：讨论价值论问题必须讨论形而上学问题，形而上学问题的理解引导着价值论问题的理解。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价值论在后果上推进强化或制约形而上学的发展。
古典形而上学的发展大致说来分为两个阶段：古代宇宙论的形而上学和近代认识论的主体形而上学。宇宙论形而上学的要点是通过“思想”深入到变化无穷的杂多的现象世界的核心，以达到对宇宙的真理性的把握。在这种形而上学之下的价值论体现为真理是高于一切价值的价值。对世界知的兴趣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人是理性的动物，其使命就在于追求真理。真理的获得意味着人在道德上的完善。当然，人不可能真正达致完善，因为追求真理是一个永恒的过程。这实际上是把真和善统一起来，用对真理的追求代替向善的伦理祈向。真理的价值就具有道德的至尊，对真理探索本身就是道德性的行为。这种做法开辟了西方文化发展的主导倾向，知识从而理性是为根本。这是西方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纲领，一个范式。近代认识论的主体形而上学实质上是沿着古代宇宙论形而上学指明的道路向前推进的。它把古代宇宙论形而上学转变为主体形而上学，从而深化了古代宇宙论形而上学建立的知识论纲领。主体形而上学把理性的支点放到主体人的身上，从而对知识的追求在逻辑上表现为发挥人的主体性，这是对理性主体——人的高扬。理性主体的确立使主体在理性界面得到全面的开拓，但是另一方面，人的丰富性也萎缩为理性的单一性。人的感性也是近代哲学探讨的重要内容，它从属于知识论之下，但其价值论色彩也极其鲜明。感性的重视意味着人的世俗生活层面的拓展，人对宇宙的关系不再仅仅是认识的关系，同时也是占有和控制的关系，它对价值论的推动比对知识论的内容的丰富作用更显突出。故二元论在近代哲学的展开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的理性的神性生活和感性的世俗生活在价值论上的展开。理性主体的确立和感性主体的挖掘有着深刻的价值目的。当上帝从教堂走入人的心灵的时候，实质上意味着人的必然性的他律生活转向自由的自律生活。因此，源于人的本性的感性生活也就有了一席之地。但是，这也带来了挥之不去的价值论上的困惑：人的自主的极端化必然导致人以外敬畏对象的隐退，现代人心灵生活的孤立无援实际上是主体膨胀的逻辑结局。随着上帝之死的来临必是人之死的到来。近代主体形而上学把一条路走到了尽头。现代哲学人本主义的兴起显明了主体形而上学并没有将人的形象真正树立起来，主体的理性维度的扩张反而葬送了人的前景。当康德把自己的哲学主题规定为“我要贬损知识，以抬高信仰”的时候，他实际上暗示了主体形而上学的终结。形而上学是西方文化价值论的本根。价值实现方式在形而上学的背景下才是可理解的。
二、宇宙论形而上学：真善相契合的价值论纲领
上述分析提供了讨论价值实现方式的基本视域。以下我们循历史的线索展开具体的分析。
宇宙论的形而上学之建立。宇宙论形而上学创建之功当归于巴门尼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是一条从创发到完成的过程。
巴门尼德的“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同一的”是哲学史上的名言。尽管今天对它的理解还未有一致的结论，但是，它对感性世界真实性的否认、对思想世界真实性的肯定是没有疑问的。哲学家借女神之口说道：“一条是存在而不能不在，这是确信的途径，与真理同行；另一条是非存在而决不是存在，我要告诉你，此路不通，非存在你不认识也说不出。作为述说、作为思维一定是存在的东西。”〔1〕巴门尼德确立了思想的真理世界和感性的意见世界二个世界的划分。前者完满自足，永恒纯一，后者流变易逝杂多。巴门尼德宇宙论的重要性在于确立了一个原则（思想和存在的同一）和一个超越的世界。
柏拉图哲学是对巴门尼德哲学的发挥。理念世界是真实的世界，感性的世界是虚幻的世界。这几乎就是巴门尼德“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情”的重复。但是柏拉图跨出了重要的一步，正是这一步决定了“两千五百年的西洋哲学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连串的注解”。这就是理念世界是一个纯粹概念的世界，即它是“辩证法”的知识，同时柏拉图探讨了真实的理念世界和感性的世界的关系。从巴门尼德的思想转变为柏拉图的概念性的理念，使思想有了具体的规定，思想获得了导引：获得概念，并用概念进行推理。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关系之探究开拓了本质主义的发展方向，即感性世界的存在根据是因为存在着作为本质的理念世界。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相比，他更关心的是感性世界的个别事物与本质的形式世界的关系，这导致他对柏拉图的思想作了两个重要方面的推进，一是对世界作因果系列的规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一个“质料”追求“形式”的由“本善”向“至善”发展的层阶系统和过程。一是从感性确定性开始，逐步归结到它的根据，即最高实体，形成一个完整的“种”+“属差”的逻辑序列。亚里士多德这两方面的推进实质上是把宇宙论的形而上学理解为关于因果论的理论，进而理解为可以从逻辑上进行归结，如此一来，存在论和逻辑学统一起来，巴门尼德的思想中显明的存在、柏拉图理念作为本质就转化为逻辑学性质的宇宙论形而上学，而这正和科学主义精神一致起来，故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开启了宇宙论形而上学知识论的方向。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的工作对西方文化的发展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至此，知识论传统已初具形态。
巴门尼德以思想显明存在、柏拉图认理念为本质、至亚里士多德确立知识论形态的形而上学，有着深刻的价值论动机，他们的思想本身也显示价值论的意义，这正是本文最为关心的。巴门尼德的“真理之路”是通向神圣的道路，这本身就是价值判断。据苏格拉底的学生克贝斯的记载，“一个巴门尼德式的生活”在习惯用语里就是用来表示一种道德的生活。
柏拉图提倡理念论是对智者派强调感性生活的反动。柏拉图献身哲学是“诗人之死”的过程，是对理智生活的向往和皈依。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我们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寻找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2〕。 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追索真理、寻求知识，只因真理承载着价值，追索真理正是追求完善和超越。真理是他们的终极目标，正确的思想和清楚明白地展露理智是生命中重要的内容。道德实践在生活中并非没有意义，而是应当从属于理智之下，统一在知识之中。只有理智性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苏格拉底说得浅显而又明白：“美德即知识”。
从柏拉图的理念论形而上学体系看，理念的本质世界是一个严格的等级世界，处于这个世界顶端的是“善”的理念，寓于其中的价值意义在于“善”作为最高目的是人向之飞越的目标，“善”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有伦理的意义。人向“善”的飞越是一个不断超越的过程，是趋向神圣的脱胎换骨的过程。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是众神栖居的王国，这恰恰意味着向理念世界的趋同即是向神圣飞越。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形式”作为目的在个别事物那里体现为“本善”，在全体事物那里，或作为终极目的则体现为“至善”。任何事物都是一个追求自身目的的、实现了的“隐德莱希”，这样任何事物的目的都源于自身，是为内在目的论，这一点恰恰论证了人自身的自由，人的完善不为外界目的所驱迫，而是自身目的的实现。其实，柏拉图在他的“回忆说”里表达了相同的意义，理念的知识为灵魂所固有，只因人在坠入凡尘为肉体所困时，其真情自性被遮蔽了。回忆的过程，是自我觉醒的过程。自觉就是一种自由，不过，由于柏拉图太贬低肉体的感性生活，以及太抬高灵魂所栖居的永恒世界，这层意思反被包裹住了。
如果说上述的结论并不是哲学家的直陈，而是我们的引申，那么在《尼可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有非常明确的论述，其中还颇有几分深情。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具有两种德性或品质：一种是伦理德性或习惯德性，另一种是理智德性或理解和思考的德性。”〔3〕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出，“德性与灵魂的固有功用相关联”〔4〕， “灵魂中的两个理智部分的功用就是寻求真理。能够使这两者最好地获得真理的品质，也就是这两者的德性。”〔5〕而理智的德性是最高的德性：“智慧是对涉及本性上为最高贵的事物的科学（即形而上学——引者注）和理智而言的”〔6〕。 亚里士多德接着写道：理智活动或追求知识的生活“是最完美的幸福，因为它自身就是神圣的、合于本己德性的现实活动。它最为强大，最为持久。哲学以其纯粹和经久而具有惊人的快乐”〔7〕。“这是一种高于人的生活， 我们不是作为人而过这种生活，而是作为我们之中的神。如若理智对于人来说是神性的，那么合于理智的生活相对于人的生活来说就是神性的生活。在生活中去做合于自身中最高贵部分的事情，竭尽全力去争取不朽。神的活动，那最高的至福，也许只能是思辨活动，而与此同类的人的活动，也就是最大的幸福。”〔8〕亚里士多德将追求真理的思辨活动、 理智行为列为神圣的活动和幸福，已将知识推高到超越的地位，求真和向善便统一了起来，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纲领得到了具体的实施。
从巴门尼德经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所奠基建立的纲领对于西方文化的价值体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此西方人的心灵生活在知识论的话语结构和意义空间里开展。但是，我们也得注意，价值体系的如此方式的建构是否成功取决于知识论纲领的是否完善。因之，当西方文化肯定了善统一于真之后，剩下的任务便是发展和完善知识论纲领了，故西方哲学在主流形态上表现为形而上学的演变史。
对道德统一于知识的价值论纲领并非没有怀疑，中世纪基督教的绝对地位是希伯来人正确的道德行为的胜利。经院哲学不像古希腊罗马哲学那样关怀知识论的形而上学。上帝是信仰的对象，它仅涉及人的意志。“美德即知识”并不符合宗教的精神。但是，基督教一开始就没有离开过古希腊哲学。中世纪文化是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的一次大对话，结果是双方的交汇和融合。道德问题本来就是古希腊晚期哲学的主题。当托马斯·阿奎那成为神学的最大权威时，就是用古希腊哲学的话语结构言说希伯来文明的地位的确立。双重真理论、唯名论的本意是否认知识可以通达上帝和神学，真理不能代替信仰，但是，它在客观上为古希腊的知识论传统保留了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科学知识的进步有所助益，这可以从科学史得到印证。
文艺复兴时期在思想史上的突出成就是人的被发现，特别是人的感性生活的被发现。具体地说，这种发现在人文主义者那里是用人的感性生活来取代中世纪所谓心灵的信仰生活。在宗教改革家那里则表现为把世俗生活本身赋予一种宗教性的意义，上帝走入人的心灵之中，从而上帝不再成为盲目信仰的对象，外在他律的强制性力量，同时，心灵的信仰生活又具体外化为日常的世俗生活。古希腊文明在感性的诗意光辉中复活了，这样，思想史的任务便是在新的视域中重建希腊哲学的理智主义的知识论形而上学，二元论成为近代哲学的基本前提。概言之，文艺复兴为近代哲学提供了新的价值背景，联系现代哲学的发展来看，这种价值背景蕴涵着把理性主义理解为服从人的感性生活的工具主义发展倾向，如此一来，古希腊哲人所强调的心灵生活被削弱甚至被取代也就势所难免了。
三、主体形而上学：二元论价值观之嬗动
以上对于世纪哲学、文艺复兴哲学的概略论述是本文过渡到近代哲学主体形而上学建构价值方式的准备性分析。
古希腊哲学的知识论纲领是就知识的对象而言的。知识的概念性质和逻辑性质确立了知识论纲领的理性主义传统，知识本性和灵魂的一致以及和思辨活动的一致确立的是理性伦理学。这种情形蕴涵着当对知识论纲领进行充分的发挥时转向知识主体的趋势。事实上当苏格拉底要求“认识你自己”时，已经将主体问题提出来了，只不过，知识本身的神圣性只能使主体以其理智“分有”“神圣”并使主体从属于“神”之下。当文艺复兴发现了感性的人之后，理性主体也随之被发现便有了可能。近代主体形而上学正是在此契机下从古希腊的宇宙论形而上学转向而来的。主体形而上学的要点是从主体方面确立知识论纲领。相应地，价值建构也围绕主体而进行。这里，我们将选取笛卡尔、康德以及培根和休谟展开我们的分析。
培根作为近代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其主要贡献是提出经验论的知识论纲领，以及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崭新的符合现代精神的知识价值观，尤其是后者。就经验论和知识论的关系而言，感性经验通过一般归纳达到普遍从而成为知识的基础。但是，这一基础是不稳固的，归纳方法的不可靠阻断了感性经验达到普遍本质的道路。而“知识就是力量”则明确地表达了运用知识去解释自然、利用自然，从而造福人类的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把知识作为工具来理解，这同知识和人类的完善一致的古希腊传统大异其趣。培根强调的是知识能够“生产”，而不要像斯居拉女妖。这也恰恰反映了文艺复兴所发现的感性的人同古希腊知识论传统如何联结的问题。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真正地开始了近代哲学主体形而上学的征程。笛卡尔从怀疑的“我思”出发，推导出心灵实体以及物质实体和上帝的存在。从“我思”是否能推导出心灵实体的存在颇值得怀疑，不过这并非本文关心的重点。重要的是笛卡尔把逻辑确定性、明晰性和主体联结起来考虑知识论问题。按照笛卡尔的理解，整个知识大厦奠基于作为“第一原理”的“我思故我在”之上，因之，具有逻辑确定性、明晰性的主体之我便有了优先的地位，它为知识论提供了前提。于是，近代哲学的知识论主要在主体的维面展开。值得注意的是，笛卡尔从“我思故我在”推导出实体（心灵、上帝、物质）的存在蕴涵了实体性思维，即“我思”的思维活动体现了支撑“我思”活动的持存性的心灵实体，换言之，必须借助实体概念才能理解思维活动。这种思维可以说支配了整个近代主体形而上学。例如，洛克的“名义本质”和其经验论相契合，但是，他仍然要提出“实在本质”概念。休谟的怀疑之所以是怀疑论，恰恰是因为实体性思维使然，现代经验主义主张“拒斥形而上学”，怀疑论的阴云也随之隐去。
与笛卡尔的从“我思”出发的知识论不同，经验论者则从感性经验出发。洛克把知识理解为观念的体系，它由源于经验的“简单观念”和“复杂观念”所组成。贝克莱认为“物是感觉的复合”，“存在就是被感知”。休谟认为“世界就是一束知觉”。
唯理论关心理性主体，重视演绎方法。经验论则关心感性主体，认可归纳方法。他们都肯定了主体的优先性。就唯理论和经验论在知识论中的地位而言，二者是互补的。其结果是形成科学史的一个繁荣昌盛时期。同时逻辑性的理性主体也确立起来，主体形而上学形成了。
尽管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都肯定知识论、强调知识有益于人生，但是知识对人生发生作用的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经验论者主要是把知识当作实现人的需要之满足的手段，故经验论者的理性主义多属工具主义性质。而在唯理论者那里，情况则要复杂一些。如斯宾诺莎，他的知识论和价值论是统一的，他认为人生道路上的圆满境界就是认识所谓必然性，人生的追求在于真理，他只献身于真理。斯宾诺莎本人的生活同他的思想是一个版本，这是和古希腊哲人所追求的神圣的心灵生活完全一致的。在笛卡尔那里，知识论者服务于信仰生活的形迹，因为上帝实体是存在的，而且以最高实体的形式出现，他也明确指出：“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尽管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采用的是纯粹逻辑的形式，但是，这也在逻辑上暗含了知识服从心灵生活的祈向。对笛卡尔来说最大的困难在于物质实体如何同他的理论协调。笛卡尔用松果腺来说明思想和身体的一致，这实际上是有违他的理论的精神的，但是人的感性生活的地位不得不承认，身心平行论反映的是人的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两个维面的平行展开。
康德哲学是主体形而上学发展的一个高峰。康德通过其先验逻辑确立理性主体作为知识的绝对条件的地位。对先验主体的开拓不仅归结了经验论和唯理论在知识论上的各自片面性，同时也直接影响到现代知识论的先验道路。但是，康德明确指出：知识论不能解决人生问题，理性主体承担不起人的神圣生活。“我要贬低知识，以为信仰保留地盘”。“物自体”不是理性主体无法企及的实体，而是理性主体以外人的神性生活活动的天地。当黑格尔以其辩证法苦苦地在对立面的统一中去为“自在之物”揭蔽时，他实际上偏离了康德的价值目标，黑格尔把理性主义推到了它的顶峰，同时也意味着它的终结。相反，康德精心创制的哲学遗产却被现代哲学在各个层面继承和发掘，这份精心的人类精神财富闪烁着不朽的光辉。
从古希腊哲学的宇宙论形而上学到近代哲学主体形而上学，从对知识对象本身的探究到知识主体的探究，西方传统哲学围绕知识论纲领，建构了西方文化的价值体系。因此，对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研究必须深入到作为其核心和基础的形而上学传统中才能看清。
注释：
〔1〕苗力田《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92页。
〔2〕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页，第5页。
〔3〕〔4〕〔5〕〔6〕〔7〕〔8〕苗力田译《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页，第115页，第117页，第122页，第224页，第226～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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