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视野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论文,当代中国论文,视野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89(2006)05-0006-006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哈特曼、奎恩、卢卡奇、萨特、古尔德等人的本体论思想的影响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开始从认识论、方法论的维度转向本体论的维度。尽管马克思从未使用过" Ontologie" (本体论)这个德语名词，但在其早期著作中却使用过" ontologisch" (本体论的)这个德语形容词，但他并没有从理论上对本体论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论述[1—p197～216]。然而，奎恩的“本体论承诺”的思想启发我们，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不可避免地会有自己的“本体论承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完全可以从本体论角度加以探讨。
三种流行的本体论见解
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诠释中，当代中国理论界主要存在着以下三种见解：
第一种见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物质本体论”(ontology of matter)。显然，这是一种沿着传统的唯物主义路线，在恩格斯、列宁和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影响下形成起来的、占支配地位的理论见解。
按照这种物质本体论，哲学的使命乃是考察与人的活动相分离的自然界或物质世界本身。事实上，恩格斯坚持的正是这样的哲学立场。他在阐明社会与自然的共同点以后，笔锋一转，写道：“但是，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2—p247] 乍看起来，恩格斯对社会与自然的差异的论述是合乎常识的，但全部问题在于，在现代社会中，“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究竟是否可能？从马克思的论述可以看出，这是不可能的。他这样写道：“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3—p128]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在批评费尔巴哈对自然所采取的直观的态度时指出：“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秘密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自然科学会成为什么样子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工业和商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此外，这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也不是那个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4—p49～50]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不过是人和自然界的本质上的统一，因而不可能撇开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把自然界与人分离开来，抽象地对自然界进行直观。马克思甚至告诉我们：“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3—p176] 尽管马克思反复说明不能离开人的目的活动抽象地考察自然界或物质世界本身，但恩格斯关于与人的反作用分离的自然界或物质世界的本体论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上仍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众所周知，恩格斯把自己的辩证法称为“自然辩证法”，他试图像斯宾诺莎和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一样，从自然界或物质世界本身来说明自然界或物质世界。不用说，恩格斯反对沃尔夫式的神学目的论对自然或物质世界的干预是正确的，但他这样做的时候，却把洗澡水和小孩一起倒掉了，即把人的目的性活动对自然的干预和影响也否定了。
正是在恩格斯的影响下，列宁为“物质”概念下了这样的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5—p89] 基于这样的理解，列宁总是沿着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路，提出如下的问题：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尽管列宁也赋予实践活动，即人的目的活动以相当的重要性，但他主要是在认识论的范围内肯定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在《哲学笔记》中，列宁写道：“理论观念(认识)和实践的统一——要注意这点——这个统一正是在认识论中。”[6—p236] 也就是说，尽管列宁十分看重实践在认识论中的作用，但在本体论上，他始终坚持的是物质本体论的立场。
在恩格斯和列宁的影响下，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也坚持这种物质本体论，热衷于脱离人的实践活动，抽象地谈论如下的问题：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是运动的，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而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显然，这种物质本体论并没有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从而也不可能真正地认同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论。
第二种见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实践本体论”(ontology of praxis)。这是在马克思本人的文本的影响下，从葛兰西实践哲学的背景中形成起来的一种新见解。
按照这种见解，实践不光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意义上的基础性概念，而且首先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本体论意义上的基础性概念。实践活动，尤其是生产劳动，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核心。应该从实践出发去看待并解释人、自然、文化、观念、范畴、国家等一切其他的现象。正如马克思在论述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时所指出的：“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4—p43] 与物质本体论比较起来，这种实践本体论触及到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然而，它仍然没有把这一本质特征完整地反映出来。因为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学问，而存在与存在物之间的差别正在于：存在物是可见的、可触摸的、可感觉的，而存在则是不可见的、不可触摸的、不可感觉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中曾经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7—p8] 显然，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抽象力”指的正是理性思维，而理性思维乃是人的感觉和知觉所无法取代的。
这就启示我们，实践本体论涉及到的还只是马克思本体论中的一个层面，即可感觉的实践活动的层面，而完全没有涉及到另一个更重要的、超感觉的层面，即理性思维的层面。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在现象世界中考察的事物的本质才会显露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既要重视实践本体论的层面，又要超越这一层面。事实上，只有同时深入到这一超感觉的层面上，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全幅内容才会展现出来。
第三种见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社会存在本体论”(ontology of social being)，这是在卢卡奇晚期著作《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影响下形成起来的新见解。
显而易见，这里说的“社会存在”是相对于“自然存在”而言的。在卢卡奇那里，与人的目的活动相分离的“自然存在本体论”始终是“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基础。也就是说，社会存在本体论并不具有始源性的意义，它不过是自然存在本体论的派生物。其实，卢卡奇之所以以这样的方式理解社会存在本体论，是因为他晚年重新返回到恩格斯的物质本体论(这一本体论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就是“自然存在本体论”)的立场上，因而把与人的目的活动相分离的自然存在本体论理解为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基础。不用说，这一理解方式大大地弱化了马克思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基础性意义。其实，“社会存在”与“存在”概念一样是不可感觉的，只有通过理性的思维才能加以把握。
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社会存在物，所以当人把“存在”作为自己的思考对象时，“存在”实际上也就是“社会存在”。即使是“自然存在”也不意味着与人、社会无关，它实际上是“人化的自然存在”或“社会化的自然存在”。一般说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同意晚年卢卡奇的看法。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社会存在本体论”应该是始源性的，并不存在可以与社会存在相分离的自然存在，更不存在可以作为社会存在基础的、与人的目的活动相分离的自然存在。事实上，人们根本不可能直接地去认识自然或直观自然，而必须通过人的目的活动或实践活动的媒介去认识自然。
无庸讳言，晚年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社会存在本体论是理论上的重要贡献，因为他启示我们，必须重视对马克思本体论的另一个层面——超感觉的本质性层面的研究，并为这一研究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然而，由于他晚年重新返回到恩格斯的物质本体论的立场上，也就在相当的程度上削弱了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不可能再把“实践”和“社会存在”综合起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本体论中的两个不同的层面。此外，晚年卢卡奇在自己的研究中，也没有进一步明确地揭示出“社会存在”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具体含义。
综上所述，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上述三种本体论见解是最具代表性的。然而，尽管它们各有自己的特点，但并未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理论做出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说明。
对马克思本体论的新的理解
本文试图提出不同于上述三种见解的新观点。然而，为了使这一新观点得到更为严格的表述，必须先行澄清以下三个理论前提。
首先，我们要问：人们在自己的研究活动中涉及到的真正对象究竟是什么？乍看起来，这个问题提得十分可笑。难道人们竟然糊涂到还没有弄清楚确切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就开始轻率地从事自己的研究活动了吗？但只要我们深入地思索一下，这样的提问方式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事实上，大量的研究活动表明，在它们开始之前，研究者对自己所要研究的“真正的对象”缺乏明晰的意识。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我们遭遇到的也是同样的现象。人们通常认为，他们研究的真正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在前面介绍本体论研究中的不同见解时，之所以沿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目的正是为了显露上述见解所蕴含的那种自然主义的、无批判的思想倾向。但当我们试图在这里以严格的方式阐述本体论理论时，真正的研究对象为何物的问题必定会先行地引起我们的批判性的反思。
显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乃是对对象的一个十分模糊的规定。众所周知，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把自己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或把自己信奉的哲学思想称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然而，这种自我认同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正如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所提到的，马克思曾就70年代末法国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说过这样的话：“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8—p691] 马克思的这一富有调侃意义的说法本身就蕴含着如下的意思，即“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具有严格的理论意义。同样地，“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一个含义模糊的概念。
因此，我们主张，在确定我们的研究对象时，首先应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含混的概念退回到含义比较明确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上去。然而，由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哲学思想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1—p85～89]，所以，我们还得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这一概念进一步退回到“马克思哲学”这一更为狭小的概念上去。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哲学”这一概念仍然是不明确的，因为它可以进一步被细分为“青年时期马克思哲学”和“成熟时期马克思哲学”，而这两种哲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学术上是严格的，在意义上是明晰的，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泛泛地谈论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应该把“成熟时期马克思哲学”作为自己真正的研究对象。
其次，我们要问：人们应该如何把握成熟时期马克思进行哲学研究的特殊思路？无数事实表明，人们对这个问题同样缺乏应有的思考。人们或者习惯于从传统哲学的思路出发去探索马克思哲学，或者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接受了传统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思想的三分法，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由于这个三分法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在探索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时，总是把其哲学思想与政治经济学思想分离开来。这种根深蒂固的分离表明，人们根本没有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特殊思路，因而也不可能对其哲学思想做出合理的说明。
其实，每一个不存偏见的人都会发现，马克思哲学，尤其是成熟时期马克思哲学有着自己特殊的思路，这就是经济哲学的思路。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理论思考中，哲学与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传统哲学热衷于谈论抽象的物质，而马克思则从经济哲学的视野出发，关注物质的具体样态——物，而物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则表现为商品、货币和资本，并论述了“商品拜物教”的起源和本质，目的是揭示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物与物之间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又如，传统哲学满足于泛泛地谈论实践概念，而马克思则从经济哲学的视角出发，一开始关注的就是作为实践基本形式的生产劳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这样写道：“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人的存在也就没有了。”[4—p50] 从这里可以发现，马克思非但不像传统哲学一样，从存在出发来谈论经济问题，而是从经济问题出发来谈论存在问题的。再如，传统哲学谈论关系，马克思则谈论经济活动中的社会生产关系，并把这一关系理解为其他一切关系的基础。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的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9—p44] 在这里，马克思把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一定的生产关系理解为解读一切哲学上所谈论的存在问题的前提。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尤其是成熟时期马克思哲学始终是沿着经济哲学的思路展开的。只有充分地了解这一点，才能从本体论上准确地理解并阐发成熟时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
最后，我们要问：人们应该选择何种本体论理论来研究并叙述成熟时期马克思哲学呢？众所周知，自古至今，存在着各种不同类型的本体论理论，如宇宙起源本体论、物质本体论、理性本体论、情感本体论、生存论的本体论等等。我们认为，成熟时期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生存论的本体论，因为马克思一生关注的是整个人类，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在最底层的无产阶级的生存、发展和自由的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p23] 因而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乃是我们探讨一切其他哲学问题的出发点，这正是马克思哲学不同于传统的烦琐哲学的一个根本性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有当我们准确地选择“生存论的本体论”这种特殊的本体论类型时，才可能对成熟时期马克思哲学做出合理的说明。
在澄明上述三个前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的新见解是：成熟时期马克思哲学乃是“一种实践—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an ontology of praxis-soci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这一本体论具有两个不同的层面：从现象或经验的层面看，成熟时期马克思哲学乃是一种实践本体论，实践构成马克思探索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出发点和核心。正如马克思所反复强调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0—p56] 实际上，正是实践这一理论基础的确立，使成熟时期马克思哲学与一切传统哲学区分开来。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哲学探索并没有停留在实践的层面上。他从经济哲学研究的视角出发，深入地探索了作为实践的基本形式的生产劳动，并进而指出，生产劳动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才能得以实现。马克思写道：“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10—p344] 因此，在更深刻的超感觉的意义上，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本体论又是“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如果说，实践、生产劳动属于现象领域，是可感觉的，那么，社会生产关系则属于本质领域，是超感觉的，只有人的理性思维才能加以把握。完全可以说，把成熟时期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实践—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完整地再现了马克思本体论的理论形象。
首先，“实践—社会生产关系”这一用语有它理论上的合理性。不但作为实践基本形式的生产劳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展开的，而且任何形式的实践活动都直接地或间接地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当然，社会生产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人类的实践活动的推动下，它也会发生缓慢的量的变化或某些特殊历史时刻的激烈的质的变化。后一种变化形式通常是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发生的。但是，在通常的情况下，每一代人都是在既定的、无法选择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背景下从事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也就是说，只有深入地把握社会生产关系，才能对实践的动因、结果和界限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其次，“实践—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充分体现出人的认识从现象(可感觉的实践领域)向本质(超感觉的形而上学领域)深入的过程，从而同时显示出马克思认识论的完整的理论架构。这也间接地表明，无论是把成熟时期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实践本体论”或“社会存在本体论”，都未充分展示出马克思认识论的全幅内容。
再次，“实践—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也蕴含着马克思的完整的方法论理论，那就是他自己曾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详尽地加以说明的“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方法。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人们仅仅注重经验的方法，仅仅停留在“实践”的层面上去考察人类社会，那么他们至多只能做到对各种感觉经验的直观、归纳和描述，却无法达到对人类社会超感觉的本质领域的整体把握。
实践—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的当代意义
把成熟时期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实践—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究竟有何意义呢？
其一，“实践—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这一新的提法超越了传统的“物质本体论”，正确地展示出实践概念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作用和局限性。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实践概念在马克思哲学中拥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不仅具有生存论的本体论方面的意义，而且也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意义。何况，马克思正是借用这个概念与传统哲学划清界限的；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意识到，实践概念的作用又是有限度的，因为它只与感觉经验或现象世界有关，它无法取代马克思在超感觉的本质领域里的思考。事实上，仅仅停留在实践的层面上去理解马克思哲学，就很难阐明，马克思哲学与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的根本差别。只有在肯定实践概念重要性的前提下，进一步把对实践问题的探索引申到社会生产关系的这一本质性的领域中，马克思哲学的独特性和其特殊的理论贡献才会向我们显示出来。
其二，“实践—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这一新的提法既超越了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又超越了科莱蒂的“社会生产关系”理论。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就卢卡奇而言，他只是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社会存在本体论，未进一步揭示出社会存在的核心内容——社会生产关系。就科莱蒂而言，尽管他把社会生产关系理论的提出理解为马克思的伟大的贡献，但他的实证主义倾向又使他拒绝谈论本体论，从而无法彰显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正意义之所在。科莱蒂指出：“在任何根本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至少不是一种认识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反映论几乎完全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把认识论作为一个出发点，以便富有独创性地并撇开整个思辨传统去理解像‘社会生产关系’这样的概念是如何从古典哲学的发展和转变中产生出来的。”[11—p199] 这段论述表明，尽管科莱蒂意识到了“社会生产关系”概念的重要性，但他只是从认识论，而没有从本体论的高度上来理解这一概念。
再次，“实践—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这一新的提法使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本质获得了新的、全面的理解。一方面，实践概念构成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但马克思哲学又不能归结为单纯的实践哲学或实践本体论，因为它不是现象主义，也不是实证主义，更不是实用主义，它还有更重要的、涉及到本质领域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从对“社会存在”的思考到对其核心内容——“社会生产关系”的揭示乃是马克思在本质领域内和理论思维上的重大贡献，但马克思哲学也不能被归结为形而上学理论或先验主义理论。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只有通过实践概念的引入，才能彰显马克思对现实生活的关切，才能把马克思哲学与传统的学院化的烦琐哲学严格地区分开来。
总之，马克思的本体论理论贯通现象、本质两大领域，因而唯有把它称之为“实践—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才能充分地展示出这一本体论理论的全幅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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