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新变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局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03）06-0010-（06）
笔者认为，“非典”带给我们的最大挑战，可能不在GDP增长目标是否能够确保，也不在于外资进入中国的速度和规模是否会受到较大影响并伤及中国经济发展，而在于改善西部、农村、弱势群体的生活生产生存条件与继续保持“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的矛盾，两者难以兼顾，其结果，将迫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提前转型，核心内容是逐渐打破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区域增长格局（和低成本出口导向战略），充分考虑缩小东西差距、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加速消费升级和内需扩张，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制度建设将上升到相当重要的优先考虑地位，自然，扩张的财政政策不仅不应在短期淡出，相反，这一政策还应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同时加上扩张的货币政策和温和的通胀政策，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利器，并助推中国真正进入世界强国阵营。
一、“非典”呼唤变革，中国低成本优势面临挑战
“非典”对我国经济的近期影响，主要是四大压力：一是以第三产业为主的部分产业受到冲击，加剧了城镇就业、民工就业、大学生就业的压力；二是大量民工返乡加剧“三农”矛盾，不仅农民收入减少，而且对农村社会的稳定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三是外资外贸外经活动受到冲击，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滞后影响；四是财政压力，防治“非典”的大量投入，灾后救助，产业振兴，都给财政带来实实在在的压力，特别是地方财政，尤其是落后地区，近10年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原则是中央集中，地方活动余地较小，落后地区更难。针对这些困难，国家和各地政府尤其是发达地区上海、北京、天津等已适时出台了包括受灾救助、减免税费、产业振兴、结构调整、增加投资等许多措施，“非典”还给某些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商机。可以预期，随着这些政策的实施，随着“非典”疫情逐步得到控制，随着恐惧和过度恐惧的缓解，人们的消费信心和投资信心从而商业活动也会逐步趋于平稳，外商活动也会逐步恢复。因此，可以说，从“非典”的近期影响看，虽然我们需要付出许多努力，克服许多困难，但可以平衡度过困难。从这个角度来讲，从近期影响讲，称“SARS风暴”似乎更为准确，SARS就象一次风暴，破坏性强，但来得快，去得快。
SARS更深刻的影响还在于，“非典”暴露出制度问题，改善条件向低成本优势挑战。这正是本文要讨论的中心思想和核心议题。笔者认为，“非典”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更重大影响，在于其长远性和制度性，在于“准备与SARS共存”的压力和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的滞后，要求我们把相应的制度建设提上议事日程，从目前来看，我们至少面临两项紧迫的制度建设任务。
一是公共卫生和防疫体系建设，尤其是农村医疗卫生防疫保健体系的建设和西部等落后地区医疗条件的改善。虽然“非典”疫情现在已得到相当缓解，但据专家估计，今冬明春还有再次暴发的可能“非典”的高传染性、可能的反复性、长期性，给我们提出了“准备与SARS共存”的直接压力，迫使我们将目光转向卫生事业，这正是我们的薄弱环节。20多年来，我们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严重滞后。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更甚，农村合作医疗实际上在倒退，许多乡村医院名存实亡，比能够从事经营的医院更惨的是防疫系统，我们面临的基本上是重建任务。从根本上来说，“非典”只是一次直接导因，因其发病急、流传广、影响面大而格外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从某种角度讲，这次危机又是必然的，是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设落后、投入严重不足的必然结果。医疗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医疗卫生水平的重要指标，我国2001年为5.2％，美国1998年为13.9％；人均医疗费用，1990～1998年，我国是33美元，日本是2379美元，美国是4080美元；每千人口医生数，2001年，中国为1.3，美国为2.6，俄罗斯为4.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卫生支出绝对额虽然在不断增长，从1980年的50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800亿元，但占GDP的比重却从1.1％下降到0.8％，一直呈缓缓下降状态，卫生支出的增长速度大大低于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现在这一课已到了非补不可的时候，国家已在紧急应对当前的“非典”危机中，及时启动了公共卫生建设的四大体系。（数据引自《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2》）
二是农民工的生活条件和社会保障问题，他们在城市里的居住条件和卫生状况、社会保障权益、今后的流动方式以及户籍制度、城市公民资格和相应权益、城市社区建设等更根本的问题，已成为我们不能不正视的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如果在民工高流动的春节暴发“非典”或类似“非典”的传染病，将是什么后果？令人不寒而栗。
这两项制度建设都需要巨额投入，据估计，仅卫生紧急应急系统建设，将至少需要数万亿投入，这不仅仅是资金问题，还带来一个更深层次的挑战：从社会成本的角度看，“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将面临挑战，同样，农民工生活居住卫生条件的改善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既会直接增加企业的成本，也会通过增加社会成本而间接提高中国制造的成本水平。这是一个两难问题，不改善，我们将可能十分被动地去面对一次次不断重复的危机。但这种制度建设和改善又必然带来成本的提高，从而对我国经济25年来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低成本提出挑战。显然，两者权衡，我们只能选择后者，应对的战略：增长模式的转换。
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走过了持续高速增长的25个年头，1978～2002年GDP总量增长了7.5倍，年均增长高达8.9％，堪称“中国奇迹”（世界银行语）。中国奇迹主要是在东部展开的，但中国奇迹又得益于中国的低成本优势。从增长方式考察，中国奇迹是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中，在中国融入国际主流经济的开放中，以东部为龙头和阵地，以低成本出口导向战略和低成本工业化战略为主导，通过非均衡发展的区域差别政策来实现的。
非均衡推进的改革开放政策推动和形成的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带来三大成果：一是，“区域牛市”和增长极，在东部造就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增长中心，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火车头和领头羊；二是，“劳动力蓄水池”，广大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成为事实上的低成本劳动力蓄水池，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着几乎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三是，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为主导（而不是个人差距和阶级差距为主导）的积累机制和储蓄机制，比较稳妥地避开了长期形成的意识形态压力，成功完成经济起飞所必需的原始积累。
这一增长方式的形成过程和传导机制可以概括为三个节点：农村战略—深圳战略—上海战略。首先，从农村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不仅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而且把农民从土地和公社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他们有了向工业和城市流动的可能，释放了中国人口中比重最大，且最能接受市场经济观念和机制的农村劳动力的热情。第二，从深圳率先开始的特区战略和沿海开放战略，使中国顺利启动了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深圳、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丰富的华侨资源、悠久的重商传统、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因此，无论从海外资源、观念文化、国际市场哪一方面讲，这个地区都是最能接受开放、推动开放的区域，选择深圳率先开放使我们成功打开了对外开放大门，抓住了20世纪80年代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大量三资企业进入带来的冲击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和最初的工业化浪潮，可以说，改革开放前10年是深圳、广东、珠三角主导的增长时代。第三，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战略的及时跟进，对外开放和改革试点及时从珠三角向长三角拓展和深化。上海与广东比较，二者都具有较早的开放历史、沿海的区位优势、开放的商品经济意识、开明务实的商业文化；以我个人的愚见，上海的优势还在于：与更具重商传统优势的广东相比，上海更具重工历史从而富有实业基础，上海有较强的实业发展基础，有众多的科研院校、管理人才、技术人才、技术工人和大批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上海更早在上世纪30年代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远东金融中心，在地理位置上，上海在东部逐步形成的具有全国意义的三大增长中心——珠三角、长三角、环勃海，居于中心；其腹地浙江、江苏经济和实业发达，商品经济意识强；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南韩、日本、我国台湾、新加坡、东亚，具有航运中心、金融中心地位，而且具有国际中心地位，上海合作组织更使上海地位独特。如果我们把深圳、广东、珠三角的对外开放比作排头兵的话，1992年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可以说具有航母启航的意义，对于我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这二十几年的发展中，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风雨，国有企业改革、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资本市场建设、振兴老工业基地、亚洲金融危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以及近年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笔者为什么简化为上述三个节点，就因为这三大战略对我国持续高速增长的25年，具有里程碑意义，并以此奠定我国独特的增长方式。
显然，这是一种通过区域差异化战略推进的、强调效率优先、增长优先、东部优先、出口优先的发展模式。东部的火车头和领头羊作用是多方面的，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前沿，而且是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产业聚集（从而产业配套、社会分工）和要素聚集的重镇，率先开始的消费升级，资金、技术、人才各种要素聚集之地，如果没有这样的先富地区，外资迅速进入中国、中国迅速融入世界、中国20多年来的快速成长是不可能的。但同样不可抹煞中西部的作用。为顾全“第一个大局”，中西部地区在要素快速向东部流动的时候，为东部和全国发展作出了牺牲，因为资源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是既定的，有限的。中西部还成为事实上的劳动力蓄水池，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出口导向战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几乎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包括廉价的专家、技工、农民工。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涌入东部的大量民工，挤住在狭窄的房间里，拿着低廉的工资和很低的社会保障，使“中国制造”和中国“世界工厂”的成本优势凸显并得以持续保持。东部的繁荣离不开中西部，离不开全国各种要素向东部的倾斜，离不开各个层次劳动力包括庞大的打工仔队伍的贡献。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三步走”战略的初步实现。
可以肯定，改革开放25年来我国在战略区域、战略产业、战略目标的选择上，具有远见卓识。这种发展模式对于加快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这种发展方式也存在缺陷，突出了重点和差别，但差距拉得过大，忽视了平衡，重视了东部的发展和经济目标，忽视了西部的发展和社会目标，忽视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发展尤其是农村和西部落后地区的共同发展，忽视了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发展，“非典”把这个缺陷深刻地暴露在我们面前，迫使我们被动进行结构转换和结构升级，包括消费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中国增长模式将被迫发生改变。可以预料，低成本主导的增长阶段将逐步让位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增长模式。
其实，转型的压力并非今日始，只是SARS暴露和加剧了这一矛盾。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早已开始显现。（1）东部收入增加从而东部成本逐步上升，虽然普通民工工资仍然较低，但白领阶层工资的大幅度提高，党政机关、大专院校、科研事业单位工资的相应提高，尤其是地价、房价的大幅度提高，已使东部几大中心城市如上海、深圳、广州，城市经营成本上升已成为近年来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而引起广泛讨论和政府的重视。（2）大学扩招从而使劳动力成本在未来逐步上升，已成必然。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无论他们是进入西部的较高层次职位就业，还是进入东部的比目前大学生就业职位更低一些的层次就业，从全社会角度看，都是“中国制造”成本的增长。（3）出口因受到发达国家担心中国的竞争威胁而常常不断设置的贸易壁垒，不断出现的反倾销诉讼和贸易磨擦，凡此种种早已使我国的低成本出口战略面临威胁，“非典”只是加速了这一挑战的到来，如果没有“非典”，也会有其他事件促使这一格局的到来，发达国家是不愿意改变已有的商业格局的。近年来不断出现我国钢铁业、纺织业、彩电等产品被美国等国家限制进口，“中国制造”自身在国际市场仅以单一的价格竞争模式生存也导致了危机的加剧。这些都要求我们寻求近期解决办法和中长期发展对策，从根本上来说，迫使我们转变增长方式，超越低层次的竞争，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盈利水平。
新的转型将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积极扩张内需，提升消费层次，把社会事业发展和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提升到重要地位。（1）社会事业发展和缩小差距的要求将日益突出。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将成为我国正在经历的增长转型中的重要部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卫生、健康、教育消费是新的更高层次的消费阶段的重要部分，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流动方式，也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2）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亲历耐用消费品从老三件（自行车、收音机、手表）向新三件（电视机、电冰箱、收录机）再向现代高档消费如汽车、住宅、电脑、手机、以及高等教育和出国教育、旅游和休闲等新型消费转型，这个转型和普及程度将逐步加快，而且，“非典”冲击还使人们对健康、卫生、医疗、保健的消费提高，除了国家和社会要加快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设，个人也会把卫生消费纳入个人消费并刺激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消费升级。（3）城市化时代来临。中国将进入城市化时代，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和建设，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缩小区域差距、提升消费层次、改善广大中国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动力。不言而喻，笔者主张在继续加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重视扩张内需和提升内需，在继续推进出口导向的同时，重视并适时推进进口替代型的增长，外需与内需结合的增长。这样的转换会不会再次导致闭关锁国政策和思维？笔者认为不会。我国从经济到政治、社会、新闻等各个方面，都不同于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这种发展趋势已经不可逆转。而且，可以肯定，随着我国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扩张，许多外商当初投资中国的初衷（瞄准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现在可能将逐步成为现实。
第二，对外开放战略的升级和转型。（1）从商品输出向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劳务输出、技术输出并重转型。在重视“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在国际交换中的地位的同时，重视劳务输出、人员交流、留学生、服务业、外经在国际交换中的地位和作用（笔者称之为“软交换”）。（2）逐步改变低成本出口主导战略。商品输出结构逐渐走出长期以来的“低成本+简单技术+劳动密集产业”（如玩具、服装等）为主的格局，逐步加大资金密集和劳动密集双密集产业的份量，积极发展汽车、航空、船舶等我国已具管理基础、劳动力基础、同时又具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产业，并积极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出口。（3）国际合作、利用外资面临新情况。大型跨国公司的国际合作、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资本市场和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和地区合作、以及伴随政治、地缘、社会、文化因素的经济竞争，会出现新的复杂情况。
第三，投资和积累的转型。（1）在继续强调利用外部资金的同时，自主积累、个人积累、国内积累比重将随着恩格尔系数的降低而逐步增加，高储蓄现象会经久不衰，打通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通道成为当务之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主要在探索储蓄向消费转化的政策，可以说，消费信贷打通了储蓄向消费的转化。今后，如何打通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资本市场的发展，有价证券在个人财产中所占比例的不断上升，将成为重要话题。（2）利用外资的战略转型。资本市场并购、金融创新、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将发生更深刻的变化。（3）基础和战略投资领域的变化。现代基础设施、港口和国际性航运中心、公用事业、社会事业、教育等将成为继石油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产业后的新的持续高速发展的战略产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将从公路时代向轨道交通时代转型，地铁、轻轨交通的发展将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并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第四，产业升级和企业升级。与上述转型相联系，产业和企业将出现必然的升级和转型，主要表现在：（1）温饱型向小康型产业的升级和转型。（2）企业大型化和全球化现象加速。（3）高新技术产业加速发展，企业竞争力和产品竞争力逐步提高，尤其是信息化为基础的新经济和相关产业群的崛起将获得新的高速发展契机。（4）产业的要素集中层次从简单的劳动密集型向劳动密集+资金密集+技术密集转型。（5）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在区域上的表现将会是：东部继续发挥产业、技术、资金、人力的聚集和激化作用，区域差距的缩小不会很快实现，正因为如此，强调社会事业发展的公平性、平等性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重要的是，增长模式转型的条件已经具备，机遇已经来临。消费阶段理论认为，人们的消费具有层次性，中国现在正在经历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型的阶段。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可以而且要求消费从而生产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这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结构调整的压力和产业升级的压力和机会，在更高层次的产业上，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空间，加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这种发展空间更为突出。2002年，我国人均GDP为960美元，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人均GDP数万美元比，差距在数十倍以上，这是一目了然的增长空间。中国与发达国家甚至俄罗斯比较，在交通（特别是地铁）、电力、教育、医疗、城市化等方面，差距很大，这就是增长空间，关键是通过什么体制和机制分配资源（包括资金和劳动力）。现在我国许多出口产品利润很低，虽然发挥了就业作用，但这种利润极低的出口，实际上是在为别国劳动，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更多地为自己造房子、修公路、建地铁、盖学校……？我们应该问一问：为谁生产？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强调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能是一句空话。
还需要讨论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成本上升会不会影响外资进入？显然，更加重视社会事业和公平性的发展将导致成本上升，但笔者认为，积极影响大于负面影响，事情往往具有两面性。许多外商进入中国市场的初衷，是瞄上了中国的市场，但由于中国老百姓的购买力低，使他们很失望。不过，老百姓收入低的另一个方面，却是劳动力成本低，没有想到，投资中国使外商极大地增强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正是这个原因，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商进入中国。随着中国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的低廉优势将逐步丧失，但另一个优势将随之增强：市场购买力尤其是高端市场的扩张，会日益显现，中国是人口大国，这一点将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地方。第二，成本上升会不会导致日本那样的通缩和持续低迷状况，笔者认为也是不会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回旋余地大，层次差别大，特别是由于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由于农民工的就业方式，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形成了低成本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蓄水池和机制，加之劳动力过剩的全球性，我国东西差距和城乡差距的缩小、收入提高和成本上升将是一个渐进的十分漫长的过程。这里顺便谈谈对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的认识。许多人认为：目前我国的情况是城乡差距大于区域差距：更有激进学者认为，中国西部大开发的问题是城乡矛盾，解决了城乡差距，就解决了西部问题；还有国外学者认为，将西部人口大量移向东部，就可以解决西部的落后。笔者认为，我国既存在区域差距又存在城乡差距，但区域差距是主导方面。带动西部地区农村富裕的增长点，更在于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而不是东部，西部的中心城市如果不发展，西部的广大农村地区就难以带动。
三、增长方式转型的资金问题探讨
增长方式转型将涉及许多方面，本文主要讨论钱从哪里来，如何配置。笔者主张：（1）扩张的财政政策、扩张的货币政策、温和的通胀政策；（2）打通储蓄向投资转化、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转化的通道；（3）建立危机应对机制和对口援助机制，缓解全面制度建设的资金需要和成本快速上升。（4）继续积极利用外资和外援；（5）更好地发挥外汇储备的作用。显然，经济发展需要多元化的资金，尤其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坚持利用外资，但目前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无论是实际生活还是理论和政策探索，更集中在如何解决储蓄存款增速不断攀升与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成本上升与保持中国低成本优势的矛盾，因此，本文重点对前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笔者的第一点主张与目前的一般提法有一点区别，一般认为，可以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非扩张的货币政策），更没有提温和的通胀政策。笔者认为，只提扩张的财政政策是显然不够的。我国经济生活中面临的最大困难，现在不是扩张性的金融危机问题，而是通缩问题。其实这是20世纪80年代曾经热烈讨论过的问题，但那时由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胀危机，扩张政策从而遭遇人们的普遍质疑，现在，我们面临的更大“敌人”是通缩，温和的通胀政策正是时候。可以通过这样的政策，对资源进行旨在刺激投资和积累的再分配，从而获得发展的先机和先发优势，获得竞争力的比较优势。我国的东部与西部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正是因为前者有率先发展的先发效应，从而较先取得竞争力的比较优势，从而步步领先，并在发展中逐步的、较好的解决了其他矛盾。笔者认为，温和的、适度的、可控的扩张性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追赶和跨越。笔者强调指出：我国当前的货币供应量并没有过多，由于种种原因，对我国这样的转型经济国家的货币供应量不能用常规办法来判断，扩张的货币政策不仅是转型经济、追赶经济所需，而且对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有极大的作用。
第二，也是从高储蓄与投资需求的关系引出的一点思考：如何打通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通道。金融创新、项目融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定向幕集公司、资本市场、柜台交易、产权市场等等，我们有很多工具，关键还是我们的思想一直停留在1992年以来的思维定势中：防范金融风险就是防范资本市场。这一点，也面临急需转变的时代。
第三，针对本文主题：“非典”对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要求，社会事业发展从而可能引起成本上升的问题，除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产业发展的质量、产品竞争的质量，还可以通过建立危机应对机制，缓解全面制度建设的日程表和资金支出，缓解成本快速上升的程度和时间。危机应对机制不仅需要包括目前已经启动的“突发公共卫生应急体系”，还需要包括公共卫生安全、社会保障安全、水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的安全机制。
第四，渐进式的转型过程。转型过程中需要从多渠道筹集资金，采用多方式和近期远期相结合的办法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健全全社会统一的、公平的保障体系，但近期应总结和采用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渐进式改革办法，特别是在农村，从长期看，肯定需要建立全社会统一的、不能把农民排斥在外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在近期甚至相当长一段时期里，还需要发挥农民土地的保障作用，还应鼓励和扩大东部地区和发达地区对西部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对口支援，还需要发挥类似危机应急机制那样的非经常性支出措施，有些制度建设可以不是日常的，那样花钱太多，可以建立许多临时性的、全社会支援的办法，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速度。
标签：城乡差距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中国奇迹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中国东部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保障资金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