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之气”与“崇高”背后的中西方文化
——以孟子与康德理论为例
王鑫悦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721013）
摘 要： 孟子的“浩然之气”与康德的“崇高”理论分别在中西方哲学理论中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二者皆追求主体独立的精神人格。“浩然之气”是指人的道德观念所引申出来的精神气象同时偏重于对人的仁义礼智的培养。“崇高”则出于对理性的崇拜，需要一定的客观物质来承载。同时“浩然之气”这一概念的至大至刚和“大丈夫”的人格养成又与数量和力量上的“崇高”范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与中国儒家思想中对“天人合一”的追求和西方理性传统中对自然科学的探索这一更深层的差异不无关系,由此揭示出背后隐藏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关键词： “浩然之气”；“崇高”；中西方文化差异；孟子；康德
中国传统哲学上的“浩然之气”，是孟子在孔子儒学基础上发展创新的理论话语，是孟子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孟子对“浩然之气”做出自己的定论：“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1]2755继而又提出“养气”说，指人不断提升道德修养。这种道德或伦理的精神状态，与宇宙之“气”相似，无形且不可见，需要搭配义与道德，坚持不懈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浩然之气”理论是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下提出的，同时也是孟子个人意志抒发的表现。与孟子有相似观点的康德，在郞吉弩斯、博克等人的基础上，提出极具个人特色的关于“崇高”的理论话语。康德一生思考的主题有两个：自然和人。他在第一部研究人的著作《对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中指出，要想获得某种审美快感，主体先要获得崇高感。康德的崇高理论偏向于痛感向快感的转化，他将崇高分为数学的崇高和力学的崇高，是指人通过克服对象带来的巨大困难、痛苦之后，人的本质获得一种超越和提升。无论是孟子提出的“浩然之气”还是康德的“崇高”理论其背后都隐藏着各自的文化特性。通过分析比较二者的文化特性，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中西方的文化差异。
一、超越千年的文化普同性
“浩然之气”，重点在于气。公孙丑对孟子提出疑问：什么是浩然之气？孟子回答道：“难言也。”[1]2755反向来说，浩然之气虽难言，但不是不能言。“气”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为“气，云气也，象形”[2]。其基本含义是云气，即以物质形态存在的具有流动性的水汽。后来人们给“气”赋予了更多的意义，逐渐与宇宙万物联系起来，甚至出现以“气”为主的五行之说。而孟子所谓的“气”是一种主观的气，表现人们的主体精神或心理状态。此时的“气”是一种无形式的、意会性的气。与孟子理论有诸多相似点的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将“崇高的分析”作为审美的一部分。在第二章“崇高的分析”中，他承认崇高对象一般是“无形式”的，以主观心理反应来说，美感只是单纯能够使人愉悦的快感，崇高却是由痛感转化而成的快感。康德认为，崇高的本质事物是无形的，它需要通过物质载体的表现被主体所认知[3]。由此，可以看出“浩然之气”与“崇高”的理论主体不约而同地相似，二者都是无形式的且被主体所认知后在脑海中产生影响。
孟子与康德在探讨“人性”时，都以先验的眼光来探求主体的理想人格。“浩然之气”注重人格的修养，是理想人格应有的生命境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浩然之气”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大丈夫”的理想人格。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这一理论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解读：一是从人的行为本能来看，孟子提出“四端自发说”，即以仁为主的恻隐之心、以义为主的羞恶之心、以礼为主的恭敬之心、以智为主的是非之心。这是说人心本善，仁义礼智都潜藏在人心之中。二是从逻辑上看，孟子主张“圣人与我同类”，是说即使圣人，心性与普通人都是相似的，所以人性本善是普遍概念。康德的“崇高”理论也是从先验的角度来观察主观心性的能力，也就是说，“崇高”的主体指向的也是人的主体心灵。早在罗马时代的朗吉弩斯就对崇高有过一定的分析，他认为真正的崇高会让人产生情绪上的亢奋，人在体验过这种亢奋之后，内心会产生愉快的骄傲。康德于此有相似的看法，认为“崇高”并不是外在的客观形式的存在，而是作用于主体心灵的反应。因此，康德理论中的“崇高”并非外在表象，而是一种来自主体心灵的理性观念。引起崇高感的并不是自然事物，而是存在于内心的，表现出主体心灵的一种获得感。孟子与康德在探讨各自理论的过程中，都将人性看作是一种先验的东西，都在追求主体独立的精神和人格。
综上所述，文化作为整个人类逐渐发展演变的产物，是一种超越时空、超越地域的存在。自古以来，中西方文化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作为人类的智慧结晶，自然而然存在一定的普同性。无论是以无形式存在的“气”还是从人性出发讨论崇高的哲学理论，虽然跨越两千多年的时空，但二者仍存在巨大的共通性。这一点也正体现了中西方文化背后隐藏的普同性质。
二、多样并存的文化异质性
自古以来“气”以无形式存在且难以表述，其中孟子提出并阐释了“养气说”。“养浩然之气”是指由人的道德观念所引申出来的一种精神气象。“浩然之气”的状态被孟子描述为“至大至刚”。“至大至刚”的特征有两个：一是存在于天地之间，当然这是孟子对至大至刚的形容或想象，并没有实指内容。二是与“义”相合所产生的道德之气，这充分体现了孟子“义与道”的精神修养[1]34-35。这说明孟子的浩然之气更偏重于对人的仁义礼智的培养，为“大丈夫”理想人格的养成提供了基础。何以成为“大丈夫”？孟子对此曾表达过自己的观点：“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1]2757孟子在这里表达的是“大丈夫”的一种精神概念，一种以儒家传统道德为基准的价值取向。在孟子的哲学理论中，他把“义”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主张性善论，将“义”作为评价人的道德标准，认为“义”由内心萌生，且存在于自己的心中。也就是说，“浩然之气”虽无形式，最终却指向儒家传统尊崇仁义的德性教化。“浩然之气”最终呈现形式便是“大丈夫”人格的养成。这不仅需要内在的坚定志向，同时也需要外在艰难困苦的打磨。在《孟子·告子下》中具体诠释了“大丈夫”的涵养方法：“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1]2759由此，“浩然之气”的理想人格得以形成。
传统的课堂教学重视知识的传授，重点放在教师如何教，忽视了教学是教与学的两个过程的结合。在概率统计课程教学中引入思维型课堂，其核心是在教学的四个环节中设计不同层次、不同目的的问题，层层推进。在师生平等的交流对话中完成学生对知识的自主构建，在知识的学习中培养数学思维与方法，并将之运用在实际问题的解决中，最终实现培养学生数学思维能力与应用创新能力的目标。
综上所述，孟子的理论观点，更偏向于先天规定，由现象推原因，缺乏系统的知识体系，多以经验的总结为论证观点，一味从经验层面进行说明，缺乏严密的科学论证和逻辑。由生活中的种种现象，从而得出结论，这完全属于逆向倒推法。康德与之最大区别在于对理论的科学性分析，更加注重系统性与完善性，对一个话题进行理性分析并最终得出结论。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理念当中，对自然的认识、对人性的思考都离不开人与自然的统一，大家似乎都在追求着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而在西方的学术理念当中，人与自然是分离开来的。对自然更多的是探索、认知和征服。
三、各具特点的文化民族性
与孟子时代不同，18世纪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继承了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宣扬人的理性，赞美人的力量。而同时期的德国，并没有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发生工业革命，而是在黑暗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整个社会状况十分落后，绝望情绪成为主流。当时德国并没有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德国广大群众也未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崇高”理论表达了康德作为一个美学家拯救德国的愿望。康德的生命几乎横跨整个18世纪，英国与法国的文学、政治、科学、哲学等自然科学，都深深影响着康德。康德受近代科学影响，不仅对自然科学，例如：数学、物理、天文学等方面的知识有研究；还对人文科学，例如：人类学、教育学、哲学等方面也有研究。康德渴望用自己的方式探索救国之路，他尝试着以美学理论为武器拯救德国，从人的精神层面出发对主体个性进行探索，从而进行美学研究。“崇高”理论便是美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康德将“崇高”分为数学上的“崇高”和力学上的“崇高”。不难看出，康德完备的知识体系，为“崇高”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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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以“气”为主的理论源远流长且种类繁多，古人为探索自然而对“气”这一概念加以补充，其目的在于试图说明自然的真实性。例如“天地之气”“血气”等观念。在孟子之前，儒家并无学者明确提出“气”的核心概念，孔子虽讨论过“血气”，但并未以核心概念明确提出过。“浩然之气”在孟子的哲学体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是孟子对儒学的创新发展。当时战国七雄争霸，竞争激烈，社会生产力在不断提高，人们更加追逐经济利益。但是战争的频繁发生，导致人们的个体生命安全受到威胁。面对这样的社会现状，士人救世心切，作为其中一员的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分具有影响力的“浩然之气”说。但对于“浩然之气”的提出到养成，孟子更偏向于继承儒家传统观点，由生活中的现象推原因，但实际缺乏科学基础，是一种朴素的认识方法。
综上所述，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性，这一点毋庸置疑。文化传统的积淀与文化习惯的养成是各民族在人类发展伊始便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浩然之气”是孟子对中国传统理念中“气”的更深层理解，他与传统理念有着很大差别：在传统概念中，“气”以一种无形式状态存在，是一种极具抽象性的物质。孟子将气与义结合，加入传统儒家的道德教化，提出带有以培养“大丈夫”理想人格为最终目标的“浩然之气”。而康德的“崇高”则不同。18－19世纪，西方反对宗教，提高人的主体地位，高扬理性旗帜，处于这一社会背景下的康德在前人的基础上丰富了“崇高”的内涵。作为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康德将“崇高”的本质归结于对理性的崇拜。而作为一种美学范畴的“崇高”与作为概念的“浩然之气”相较，这大概就是最本质的差别。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固然存在，但通过对比孟子的“浩然之气”与康德的“崇高”，针对中西文化中具体的观点进行比较，以小见大，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方法。
康德的“崇高”理论内容实际上也无形式，但其表现方式却与“浩然之气”不同。康德并不否认“崇高”需要一定的客观物质来承载，在“崇高分析论”中指出“崇高”可以在一个没有形式的事物上体现出来，例如：无限的星空、涛浪等，只有它们的外表形象进入人的大脑之后，对象才会在脑海中产生崇高的知觉。同时，康德在论“崇高”中，将其定义为绝对大的东西[4]253。我们无法对“绝对大”加以定义，只能简单地将它认作是超越一切的大，这对我们想象力来说绝对是一种考验。这种想象力无法适应我们理性中对真实理念的要求，在这种拉锯式的对峙中人们的主体意识在受阻之后获得的超越感，就代表着“崇高”的产生。“崇高”的产生过程是一种在生命力受到阻碍之后，随之而来的对生命力的升华，可以归结为经历痛苦过后的愉悦。因此可以想见，这种愉悦是一种间接的愉悦。它伴随着生命力的阻碍，也伴随着阻碍过后对生命力的升华。以力学的崇高为例，主体之所以会产生痛感，是源于“崇高”自身的威慑力，这种威慑力使人感到渺小和无力抗拒，从而会产生恐惧感。康德认为我们之所以会有崇高，是因为它们提高了我们的精神力量。越过平常的尺度，而让我们在内心里发现另一种抵抗能力，这赋予我们勇气来和自然界的全能威力的假象较量一下[4]253。他认为我们能够超脱恐惧，在恐惧感中解脱，我们才能获得崇高感，力学的“崇高”其实只存在于心灵中，而不存在于任何自然事物中，所以我们在面对的自然是无比巨大的威力之时，我们感受到“崇高”是在心灵中，对象只是引发“崇高”这种感觉。难以消除的恐惧客体，经过主体自身的融合转化变为理性精神，这就是“崇高”的魅力。
通过办理客户的入住手续，当前的品牌连锁酒店客户管理信息系统可以很轻松地获取到客人的姓名、性别、年龄、预定渠道、入住记录、消费记录等客户基本信息。品牌连锁酒店现有的管理信息系统也只能对这些客户基本信息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并不能深度地分析这些信息为酒店管理带来的价值。比如，满足客人的个性化要求是品牌连锁酒店客户关系管理的重要方式之一，假如客人入住客房的习惯是用乳胶枕，而现有的管理系统只会对客人一次次的换枕头要求进行记录，只能得到这些冰冷的数据而不会去深层分析这种重复现象。而如何让这单一的“一堆数据”转变为对酒店管理者培养忠实客户有用的“大数据”，这正是酒店客户管理信息系统改进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
四、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各个流派互相争鸣，其学术理论从经验入手更注重思想上的修养，以感性教化人。而西方一直以来的传统文化以个体的人为主导，更偏向于理性同时也更注重科学。从孟子和康德的理论中，来窥探中西方文化特性：从康德看孟子，可以说孟子缺乏理性的科学认知；从孟子看康德，其理论包含着纯粹的理性主义精神，但缺少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站在中西方文化心理的角度看，“浩然之气”与“崇高”是孟子与康德相隔2 000 多年先后提出的不同观点，虽然语言文字各不相同，但二者的观点在某些方面又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差异依然存在，但他们对哲学、对真理的追求，具有各自不同的方法和途径。
随着这三颤，三股冰寒内力侵入虎口，沿经脉直冲脉门。若是被这三股内力冲开脉门，顺势攻入心脉，后果不堪设想。
总之，我们从文化特性三个方面：普同性、异质性、民族性来对孟子的“浩然之气”和康德的“崇高”理论进行说明，从而对中西方民族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通过比较，更可以看到中西文化中的相似之处和不同特点。二者没有优劣之分，反而各具特色。同时，通过对两种文化异同的把握，方便对两种文化进行交流和补充，各取所长，可以创造出人类更加灿烂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阮元.十三经注疏[M].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
[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21.
[3]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83-85.
[4]李秋零.康德著作全集:第5 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Cultural Express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Behind“Great and Upright Spirit”and“Sublime”——Taking Mencius'and Kant's Theories as an Example
WANG Xinyu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Baoji,Shaanxi 721013,China)
Abstract: Mencius' theory of “great and upright spirit” and Kant's theory of “sublime” are both representativ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cal theories,and both of them pursue the independent spiritual personality of the subject.“Great and upright spirit”theory refers to the spiritual atmosphere derived from people's moral concepts,while focusing on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ity,righteousness,courtesy and wisdom.While the“sublime”theory needs certain objective material to carry due to its worship of reason.At the same time,the concept of “great and upright spirit” is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sublime” in the scope of quantity and strength,for it means to cultivate the personality of righteousness and strength and “being a true man”.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epe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ursuit of“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Chinese Confucianism and the exploration of Natural Science in Western rational tradition,thus revealing the hidden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Key words: “great and upright spirit”； “sublime”； Cultural identity；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Mencius；Kant
DOI： 10.3969/j.issn.1673-2065.2019.05.014
作者简介： 王鑫悦（1994-），女，河北邯郸人，在读硕士。
中图分类号： B222.5；B51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65(2019)05-0089-04
收稿日期： 2018-11-16
（责任编校： 耿春红英文校对： 杨 敏）
标签：“浩然之气”论文; “崇高”论文; 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 孟子论文; 康德论文; 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