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葬崇宪太后诏》与六朝皇室风水信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后论文,皇室论文,风水论文,改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风水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的重要内容，①但学术界的研究力度相对薄弱，尤其是在汉魏六朝这一中国风水思想的形成时期，至今未见专题研究论文，存在许多有待开拓的领域和值得探讨的问题。至于皇室的风水信仰，似也无人涉及，而这对研究六朝官方意识形态的变化来说不可或缺。本文仅从宋明帝泰始四年(468)《改葬崇宪太后诏》入手，展现六朝皇室风水信仰公开化与合法化的历史细节，并初步探讨其背后的复杂历史动因。
一
宋明帝泰始四年《改葬崇宪太后诏》的重要意义，在于首次以诏书形式确立了风水信仰的官方形态。《宋书》卷41《后妃传》载：
泰始四年夏，诏有司曰：“崇宪昭太后修宁陵地，大明之世，久所考卜。前岁遭诸蕃之难，礼从权宜。奉营仓卒，未暇营改。而茔隧之所，山原卑陋。顷年颓坏，日有滋甚，恒费修整，终无永固。且详考地形，殊乖相势。朕蚤蒙慈遇，情礼兼常，思使终始之义，载彰幽显。史官可就岩山左右，更宅吉地。明审龟筮，须选令辰，式遵旧典，以礼创制。今中宇虽宁，边虏未息，营就之功，务在从简。举言寻悲，情如切割。”②诏中所云崇宪太后，系宋文帝之淑媛、宋孝武帝刘骏之母，名路惠男。元嘉三十年(453)，宋文帝为长子刘劭所弑，刘骏起兵讨伐，并于元嘉三十年四月己巳即位，是为宋孝武帝，尊生母路氏为太后，号曰崇宪。大明八年(464)，孝武帝刘骏病死，孝武帝长子刘子业即位，是为前废帝，以崇宪太后为太皇太后。刘子业即位后，“始犹难诸大臣及戴法兴等，既杀法兴，诸大臣莫不震慑。于是又诛群公。元凯以下，皆被殴捶牵曳。内外危惧，殿省骚然”。③前废帝的肆意横行，造成众臣自危的政治局面。时为湘东王的刘彧，系宋文帝第十一子，为刘子业叔父，乃“与腹心阮佃夫、李道儿等密共合谋”，④诛杀刘子业。景和元年(465)十一月，刘彧即位，是为宋明帝，改元泰始。改路氏太皇太后之号，仍号崇宪太后。
宋明帝与崇宪太后、晋孝武帝、前废帝刘子业、晋安王刘子勋之间关系如下图所示：
宋文帝
……
路淑媛 孝武帝
前废帝
（崇宪太后）
…… 晋安王
沈婕妤
宋明帝
注：图中虚线表示皇位继承顺序。
泰始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崇宪太后崩，谥昭太后。泰始二年五月，葬世祖陵东南，号曰修宁陵。既然如此，为何要于泰始四年颁诏书改葬呢？是否如诏书中所言“前岁遭诸蕃之难，礼从权宜。奉营仓卒，未暇营改”？显然并非如此。
如上所述，宋明帝即位，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前废帝刘子业被诛杀，皇位的继承者本应在孝武帝诸子中产生。晋安王刘子勋是孝武帝第三子，而孝武帝第二子豫章王刘子尚已经被赐死。因此，刘子勋是皇位的优先继承人，所以宋明帝即位不久，镇军将军长史邓琬等奉刘子勋起兵。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刘子勋即位于寻阳，年号义嘉，这样就造成了一国之内有两个政权的局面。毫无疑问，刘子勋比宋明帝有更强的号召力，江州举事以后，“四方并响应，威震天下。是岁四方贡计，并诣寻阳”。⑤“时诸方并举兵反，国家所保，唯丹阳、淮南数郡，其间诸县，或已应贼。东兵已至永世，宫省危惧，上集群臣以谋成败。”⑥也就是说，宋明帝即位之初，面临着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好鬼神，多忌讳”的宋明帝，听信巫者之言，开昭太后之陵墓，“先是晋安王子勋未平，巫者谓宜开昭太后陵以为厌胜”。⑦由此可见，改葬崇宪太后的主要原因并非泰始二年“奉营仓卒”之故。据史载，崇宪太后葬于泰始二年五月，八月宋明帝平叛成功，刘子勋被杀，则开崇宪太后陵墓的时间只能在泰始二年五月至七月之间。
泰始四年，宋明帝的统治逐渐稳固之后，方下诏为崇宪昭太后重修陵墓。宋明帝为崇宪昭太后重修陵墓，史书谓其“修复仓卒，不得如礼。上性忌，虑将来致灾”。⑧其实，这只是重修陵墓的一个因素。崇宪太后虽为孝武帝之母，但宋明帝“少失所生，为太后所摄养”，⑨而且孝武帝时，多赖崇宪太后方得以保全，明帝自陈“朕当时狼狈，不暇自理，赖崇宪太后譬解百端，少蒙申亮，得免殃责”，⑩所以“及上即位，供奉礼仪，不异旧日”。(11)当有司上奏太后宜“别居外宫”时，宋明帝不从。可见宋明帝对崇宪太后养育保全之情心存感怀，所以在孝武帝诸子被诛杀殆尽之后，宋明帝下诏为崇宪太后改葬，提出要“更宅吉地。明审龟筮，须选令辰，式遵旧典，以礼创制”。
此即《改葬崇宪太后诏》之由来。在这一事件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如前所论，宋明帝开崇宪太后陵的政治动机既明，则又有另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开陵这种手段作为打击刘子勋的政治工具？史书谓“开昭太后陵以为厌胜”。所谓“厌胜”，本是一种驱鬼除邪的巫术。其涵盖内容非常广泛，其来源也甚早。(12)作为一种解禳之术，“厌胜”广泛地应用于各种方术之中。“厌胜”与风水术的明确结合，根据现有记载，始于东晋时期。据《晋书·韩友传》：“韩友字景先，庐江舒人也。为书生，受《易》于会稽伍振，善占卜，能图宅相冢，亦行京费厌胜之术。”(13)可见，能图宅相冢的韩友，也是非常善于行“厌胜之术”。那么，为什么开陵可以为“厌胜”？这与丧葬风水观念密切相关。
丧葬风水吉凶观念萌芽于先秦时期，到东汉时期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太平经》卷50载《葬宅诀》中提到的“魂神还养”，(14)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丧葬风水理论的最早表述。在墓地和生者之间建立起吉凶感应的关系，是丧葬风水吉凶观念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正是因为祖先陵墓和子孙之间这种吉凶感应关系的存在，开掘陵墓就可以达到祸害其子孙目的。如前所述，崇宪太后系晋孝武帝之母，前废帝刘子业与晋安王刘子勋之祖母，所以宋明帝在与刘子勋的皇位争夺中，会听信巫者之言，开昭太后之陵墓。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开掘他人先祖陵墓，破坏其风水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并非始于宋明帝。据《三国志·吴书》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载：“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15)可见，后主孙皓也曾开荆州界内大臣的冢墓，以断其所谓“王气”。
宋明帝开崇宪太后陵墓并非一孤立事件，和宋明帝“好鬼神，多忌讳”的信仰取向密切相关。史载宋明帝时，“宫内禁忌尤甚，移床治壁，必先祭土神，使文士为文词祝策，如大祭飨”。(16)由此可见，宋明帝对风水等巫道之术是甚为崇信的，所以才会相信巫者之言，开崇宪太后的陵墓。宋明帝在对付萧道成时同样采用了风水厌胜之术，据《南齐书·祥瑞志》：
武进县彭山，旧茔在焉。其山岗阜相属数百里，上有五色云气，有龙出焉。宋明帝恶之，遣相墓工高灵文占视，灵文先与世祖善，还，诡答云：“不过方伯。”退谓世祖曰：“贵不可言。”帝意不已，遣人于墓左右校猎，以大铁钉长五六尺钉墓四维，以为厌胜。(17)宋明帝不仅派风水术士高灵文去占视萧道成家族的旧茔，在得到“不过方伯”的报告之后，仍然“遣人于墓左右校猎，以大铁钉长五六尺钉墓四维，以为厌胜”。
第二，诏书中提出崇宪太后“茔隧之所，山原卑陋。顷年颓坏，日有滋甚，恒费修整，终无永固。且详考地形，殊乖相势”，所以要求“史官可就岩山左右，更宅吉地。明审龟筮，须选令辰，式遵旧典，以礼创制”。
岩山，为孝武帝陵墓所在地。《宋书·孝武帝纪》载孝武帝“葬丹阳秣陵县岩山景宁陵”，(18)《元和郡县图志》亦载“孝武帝骏景宁陵在县西南四十里岩山”。(19)《景定建康志》引山谦之《丹阳记》曰：“秣陵县南有岩山……宋孝武帝改曰龙山。”(20)由于风水术有所谓“龙、砂、水、穴”之说，颇重“龙脉”（“龙”指宅居或葬地所依之主山，以其起伏连绵之形为“龙脉”），是风水术中吉凶判定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孝武帝将其所选葬地的岩山命名为“龙山”，可能不无风水方面的考虑。
中国古代风水术的吉凶判定体系中，有所谓“形”、“理”、“日”三个基本要素。诏书认为崇宪太后原葬地“山原卑陋”，不符合丧葬风水术中关于“形”的基本要求，因而称其“殊乖相势”，其实质就是以陵墓所处的山水形势来占断吉凶，此即风水术中的“形法”；诏中提出要“明审龟筮”，就是以龟筮之法确定墓穴及其朝向，即后世风水术中的“理”法；至于“须选令辰”，则毫无疑义就是所谓的“日”法，也就是选择时日。值得注意的是，诏书中明确提出，由史官负责崇宪太后的葬地选择。这一做法，为后代所继承，隋唐宋乃至明清时期，中央官署中均有所谓的“堪舆”之官，专门负责为皇室选择墓地。
综上所论，宋明帝泰始二年开陵与泰始四年下诏重修陵墓，都是基于风水术的考量。风水术不仅成为皇室陵墓选择的重要依据，而且也是政治斗争手段的一种延伸。宋明帝首次以诏书的形式确立了风水术的官方信仰地位，标志着以丧葬墓地选择为核心的风水术正式进入皇室。必须强调的是，风水术在皇室陵墓选择中的应用，并非始于宋明帝，但以诏书形式加以认可并公开提倡则始于此诏。六朝时期，以诏书形式对陵墓选择中风水因素进行公开宣示的并非宋明帝一人，如齐武帝萧赜也曾下诏，称“陵墓万世所宅，意尝恨休安陵未称，今可用东三处地最东边以葬我，名为景安陵”。(21)
二
《改葬崇宪太后诏》的颁发，固然与宋明帝个人的信仰取向密切相关，但同时也是风水术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六朝时期皇室风水信仰膨胀的必然产物。
风水作为一种趋吉避凶的方术，早在先秦时期就在巫术氛围较为浓厚的楚地盛行。(22)秦汉统一政权的建立，特别是两汉时期特殊的思想和社会氛围，使得风水信仰逐渐膨胀，并开始进入精英阶层的视野。风水信仰进入皇室，始于东汉。(23)但总体来说，汉魏西晋时期，风水信仰对皇室的影响并不是很大，特别是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并无密切关系。即便如此，皇室的风水信仰还是引起了一些士大夫的警惕。据《晋书·江统传》，江统于惠帝时曾任太子洗马，“在东宫累年，甚被亲礼”。因太子“奢费过度，多诸禁忌”，江统专门上书进谏，称“窃见禁土，令不得缮修墙壁，动正屋瓦。臣以为此既违典彝旧义，且以拘挛小忌而废弘廓大道，宜可蠲除，于事为宜。”(24)江统对愍怀太子的劝诫尽管有其政治考量，但也反映了当时精英阶层对风水术的定位，认为其“违典彝旧义”，不过是“拘挛小忌”。一方面，这种对风水术的批评态度是汉代以来许多精英分子的一贯立场，比如两汉时期的王符、王充，曹魏时期的阮侃，都对风水术持有类似的观点；另一方面，这些批评也正表明当时社会上风水信仰的阶层在逐渐上移。
风水信仰阶层的上移，并没有导致曹魏和西晋时期皇室风水信仰的盛行，两代帝陵建设中并没有考虑风水因素，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如曹操临终对自己墓地的选择提出要葬于“瘠薄之地”，文帝曹丕陵墓也是“营此丘墟不食之地”，都明显不符合当时风水择地的基本要求。(25)而在南方的孙吴政权和稍后的东晋，特别是宋、齐、梁、陈诸朝，则完全不同，皇室风水信仰的相关历史记载甚多。(26)
以墓地选择为核心的丧葬风水术，成为皇室风水信仰的主体，这是六朝时期皇室风水信仰最为突出的特征。有学者根据汉代帝陵选址推断，认为汉代皇室陵墓选择中考虑了风水因素，(27)但缺乏直接的文献证据。帝陵选址中考虑吉凶因素的，首见于孙吴。陆机在《吴大帝诔》文中提到孙权的墓地选择时称“神庐既考，史臣献贞”，(28)据此可知孙权的墓地是经过史臣考卜的。至于东晋时期，皇室继续实行西晋时期的薄葬制度，陵墓不封不树，东晋11个帝陵中，唯晋穆帝永平陵起有坟丘。东晋帝陵选址中是否考虑了风水因素，也无直接文献证据。但东晋皇室是相信丧葬风水术的，《晋书·郭璞传》就记录了一个事例：
璞尝为人葬，帝微服往观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此法当灭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问耳。”帝甚异之。(29)从晋明帝和主人的对话中，不难看出皇帝本人对风水术有所了解，认为葬在“龙角”，按照风水术对葬地的选择方法，会有灭族之祸。
另宋代王洙奉敕所修《地理新书》卷9中，引《晋纪》佚文记有司马道子父子事：“会稽王道子妃王氏薨，将营墓，后有大坑，相墓者以为不祥。道子不从，使夷塞之。世子元显累谏不纳，识者有以知道子将亡。其后卒遇桓氏之祸。”(30)司马道子父子是东晋后期皇室中权倾一时的重要人物，司马道子在为妃子王氏选择墓地时，相墓者以为陵墓之后有大坑，甚为不祥。此事是作为风水术“吉凶可稽”的一个史例为宋代官修《地理新书》所引，今天看来当然是无稽之论。但它至少说明东晋后期皇室重要成员司马道子父子是相信丧葬风水术的，道子的“不从”和元显的“累谏”都只是具体吉凶的分歧，而并非信仰的分歧，相墓者参与墓地选择就是有力证明。
至于六朝皇陵选择中风水术的具体技术系统，因史料无征，无法详论。但从现存的六朝皇陵看，其选择多背山向阳，非常符合风水术中的葬地选择吉凶原则。(31)
风水主要影响社会底层的民众生活，究其信仰动机来说，不过是一种趋吉避凶的命运祈愿而已，一般不具有任何政治功能。但对六朝皇室而言，风水信仰不仅仅是一种趋吉避凶的祈愿，而更多是一种维护皇权统治的政治工具，表现出鲜明的政治色彩。考察六朝时期皇室风水信仰的政治动机，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风水被作为一种神秘的祥瑞，为皇权更迭提供社会舆论。风水术对于风水信仰者不仅是一种趋吉避凶的选择术，而且还具有某种神秘的预测和启示功能。将个人乃至家族的政治命运和风水相联系，自两汉以来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32)风水术的这种神秘预测功能，在皇权较为动荡的六朝时期，自然而然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作为皇权“天命”依据的重要补充，成为夺取政权的舆论工具。据《建康实录》：
案，《祥瑞志》：钟家于富春，早失父，幼与母居，性至孝。遭岁荒，俭以种瓜自业。忽有三少年诣钟乞瓜，钟厚待之。三人曰：“此山下善，可藏，当出天子。君望山下百步许，顾见我等去，即可葬处也。”钟去三四十步便返顾，见三人并乘白鹤飞去。钟记之，后死葬其地。地在县城东，冢上常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33)
对此，《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裴松之注引《吴书》云：“坚世仕吴，家于富春，葬于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曼延数里。众皆往观视。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34)二者的记载虽略有不同，但都说明孙吴的兴起和其家墓地有着密切关系。在今天看来这些都是不稽之言，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皇权的合理性是需要社会舆论支持的。孙氏墓地的风水就成为其获得政权的神秘昭示，成为天命所归的祥瑞。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历史上以陵墓风水作为天命所归的祥瑞，就是起于孙吴政权，这对中国古代的皇权政治和风水信仰发展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事件。代晋的刘宋政权也曾有类似的记载，《南史·武帝纪》叙述刘裕的种种神异时，就提到了其父墓地的风水祥瑞：
皇考墓在丹徒之候山，其地秦史所谓曲阿、丹徒间有天子气者也。时有孔恭者，妙善占墓，帝尝与经墓，欺之曰：“此墓何如？”孔恭曰：“非常地也。”帝由是益自负。(35)
这条史料，除了说明刘裕代晋有其天命所归的祥瑞外，还提到了“妙善占墓”的风水术士孔恭。关于孔恭的生平，史不可考，但它反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随着风水术政治功能的强化，风水术士已经开始介入政治活动。
再如，代梁的六朝最后一个政权陈，也有风水之祥瑞。据《陈书·高祖本纪》：
高祖武皇帝讳霸先，字兴国，小字法生，吴兴长城下若里人，汉太丘长陈寔之后也。世居颍川。寔玄孙準，晋太尉。準生匡，匡生达，永嘉南迁，为丞相掾，历太子洗马，出为长城令，悦其山水，遂家焉。常谓所亲曰：“此地山川秀丽，当有王者兴，二百年后，我子孙必钟斯运。”(36)
风水术成为天命所归的祥瑞决定了它的双刃性：既可作为维护皇权的舆论工具，也可作为反对者的政治工具。对风水术的这种担心，曹魏时期的阮侃就已经在和嵇康关于“宅无吉凶”的辩论中指出，风水术可能会使人们萌发“妖心”。其实，皇权对风水术也一直充满了警惕，上引晋明帝的事例就是一个证明。当主人说“当致天子”时，明帝立即追问：“出天子邪？”足见其警惕之心。这种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南齐永明三年(485)富阳发生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起义者唐寓之就是利用了所谓风水祥瑞来制造舆论，发动起义。据《南齐书·沈文季传》载：
富阳人唐寓之侨居桐庐，父祖相传图墓为业。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气，山中得金印，转相诳惑。三年冬，寓之聚党四百人，于新城水断商旅，党与分布近县。新城令陆赤奋、桐庐令王天愍弃县走。寓之向富阳，抄略人民，县令何洵告鱼浦子逻主从系公，发鱼浦村男丁防县。永兴遣西陵戍主夏侯昙羡率将吏及戍左右埭界人起兵赴救。寓之遂陷富阳。(37)
第二，在六朝时期，风水术不仅作为政权更迭的祥瑞，而且是皇室维护统治的一种手段。在六朝时期残酷的政治斗争中，风水术常常成为各派政治势力斗争时借助的工具。因为在当时人看来，风水术不仅具有神秘的预测功能，还是一种较为有效的趋吉避凶的祈禳厌胜之术。上引宋明帝的开崇宪太后陵和用左道之术破坏齐高帝的“旧茔”就是一个有力例证。类似的情况在梁元帝时也发生过，《南史·杜嶷传》载：“嶷位西荆州刺史，时谶言‘独梁之下有瞎天子’，元帝以嶷其人也。会嶷改葬父祖，帝敕图墓者恶为之，逾年而嶷卒。”(38)梁元帝为了打击杜氏，竟然在杜氏改葬父祖时，让风水术士故意为恶，以此铲除其政治对手。
梁武帝时，昭明太子萧统和梁武帝之间也一度因为风水问题而产生了猜忌，以至于梁武帝在太子去世后并不立其嗣。
初，丁贵嫔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将斩草，有卖地者因阉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万，许以百万与之。三副密启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于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毕，有道士善图墓，云“地不利长子，若厌伏或可申延”。乃为蜡鹅及诸物埋墓侧长子位。有宫监鲍邈之、魏雅者，二人初并为太子所爱，邈之晚见疏于雅，密启武帝云：“雅为太子厌祷。”帝密遣检掘，果得鹅等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得止，于是唯诛道士，由是太子迄终以此惭慨，故其嗣不立。(39)
第三，风水术也成为定都及皇室其他建筑活动的重要依据。在孙吴定都过程中，风水术就起了重要作用。据《建康实录》引《江表传》：
案，《江表传》：汉建安中，刘备尝宿于秣陵，观江山之秀，劝帝居之。初，张纮谓帝曰：“秣陵，楚威王所置，名金陵，地势岗阜连石头。古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因掘断连岗，故名秣陵。今据所见存，地有其气，象天之所会，今宜为都邑。”帝深善之。后闻刘备语曰：“智者意同。”故即帝位闻谣言，而思张纮议，乃下都之。又案，《吴录》：刘备曾使诸葛亮至京，因观秣陵山阜，曰：“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40)
又，《三国志·吴书·张纮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江表传》曰：纮谓权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今处所具存，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41)
以上两条材料，记录虽然详略有异，但都说明了在孙吴定都建康的过程中，风水因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后来孙皓一度迁都武昌，也有风水术厌胜的原因。据《三国志·吴书》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记载：“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既闻但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42)
除了定都以外，在皇室的其他建筑活动中，风水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决策因素。如晋元帝南渡，于大兴二年(319)“作南郊，在宫城南十五里，郭璞卜立之”。(43)
三
以上笔者简要梳理了六朝时期皇室风水信仰的历史风貌，初步阐释了其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密切关系。有理由进一步追问，被视为有违“典彝旧义”的“拘挛小忌”，为何在六朝时期能够堂而皇之地走入皇室的信仰世界，并对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笔者以为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六朝时期皇室风水信仰的兴起和盛行，和六朝时期思想文化特别是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变化有密切关系。两汉以来，建立在儒家政治伦理基础上的皇权天授、君权至上等种种象征系统及理论，是支持皇权非常有效的意识形态。但是，这种意识形态随着儒学的衰微在六朝时期逐渐丧失了吸引力。笼罩于皇权身上的那层神秘外衣，早被魏晋以来皇权更迭中的腥风血雨冲刷殆尽。汉魏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思想文化转型期，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两汉以来儒学独尊地位的丧失，正如鱼豢所称：“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44)这种儒学衰微的状况，在南朝表现更加突出。据《南史·儒林传序》：“逮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大道之郁也久矣乎。”(45)儒学的衰微，对建立在儒家政治伦理学说上的专制皇权无疑非常不利，从而导致盛行于民间的各种信仰迅速填补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空白。民众中的种种神秘主义信仰，一变而成为皇权的某种祥瑞和象征，成为服务皇权统治的有力的社会舆论工具。据上文所引，孙吴、刘宋、萧齐、陈诸朝都有所谓风水祥瑞之说，可见这种现象并非偶然。
六朝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神秘主义的兴起。汉末至西晋时期的政治动乱，导致了汉族政权的南迁和文化重心的南移。政权地理位置的变化，文化重心的南移，南北文化的迅速融合，使得原本就巫风大盛的江南地区，成为滋生统治阶层种种神秘主义信仰的温床。(46)任何一种社会信仰，都是长时段大众心态的集中反映，具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立即消亡，这是民间信仰的重要特征之一。吴越之地向来就有浓厚的神秘主义传统，及至汉代，“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47) 《隋书·地理志》说扬州“俗信鬼神，好淫祀”，(48)说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49)南方神秘主义文化氛围，使六朝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极为明显的神秘主义倾向，而这种倾向无疑为风水信仰在统治阶层特别是皇室的兴起和膨胀提供了思想基础。
第二，在分析六朝时期皇室风水信仰时，还必须注意到六朝时期特殊的政治格局。当时政治格局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遭到破坏。皇位继承无序，一直是困扰皇室的重要问题。围绕皇权的斗争，无论在异姓之间还是皇室内部都异常残酷，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孙权之后的孙吴政权帝位继承一直操纵于权臣之手，东晋的皇权更是有多次倾覆之虞，代晋的刘宋政权，其皇室内部的残杀尤为酷烈，时人所谓“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50)关于刘宋的宗室屠杀，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1“宋子孙屠戮之惨”中说：“宋武九子，四十余孙，六七十曾孙，死于非命者十之七八，且无一有后于世者。”(51)据清人汪中《补宋书宗室世系表序》称，刘宋60年中，皇族129人，被杀者121人，其中皇室内骨肉相屠者80人。(52)萧齐和萧梁及至陈三朝，其皇权更迭也都是在腥风血雨之中实现的。皇权的非正常更迭，使得皇室一直生活在内忧外患之中，外惧权臣禅代，内忧宗室篡位。在这种情况下，斗争的双方都将政治斗争的手段不断延伸，使得周易占卜、星占、风角、望气、占梦等许多方术都成为政治斗争工具，具有浓厚社会信仰基础的风水术也不会例外，上文所引各例就是明证。这是六朝时期皇室风水信仰另一个重要的推动力。
最后，风水术自身的发展，也提供了风水信仰进入皇室的可能性。风水术自汉代以来就出现了两个互为因果的发展趋势：一是与社会主流思想相融合；二是信仰阶层的逐步上移。所谓与主流思想的融合，是指风水术在思想层面上逐步融合了儒家的天人感应观、孝道观念、命运观等主流社会思想，在技术层面上也迅速融合了阴阳、五行、八卦以及四时、四方、天干、地支等要素，摆脱了早期单纯的民间巫术性质，这为风水信仰阶层逐步上移提供了可能。反过来，精英阶层的介入，又进一步推动风水术理论和技术体系的完善。这种信仰阶层的上移，导致了精英阶层对皇室风水信仰的认可和接受。所以，汉、魏、西晋时期，一些知识精英还对风水信仰持批评态度；而到六朝时期，知识精英对皇室的风水信仰不仅几乎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本身也是风水术的信奉者。(53)六朝皇室中许多人不仅信奉风水术，而且有些还对风水术颇为精通。上文所引晋明帝司马绍就是一例。梁武帝萧衍也是“阴阳纬候，卜筮占诀，并悉称善”。(54)而著有《宅经》、《葬经》的萧吉就是梁武帝萧衍兄长沙宣武王懿之孙，史载其“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术”，(55)可见萧吉的风水之学有家学传统。再如《南史·毛喜传》载陈宣帝亲自为毛喜之母图墓。(56)
四
必须指出，风水信仰在南北朝时期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无论是就风水术本身的发展，抑或风水信仰的社会影响而言，北朝均可置之不论。而就皇室的风水信仰来看，有关北朝皇室风水信仰的历史记载几近空白。历史记载的缺失，可以说明风水术对北朝皇室影响甚微。
但是也应该看到，南朝的风水信仰，在萧梁后期开始对北方有所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两个人身上：陆法和与萧吉。陆法和，本隐于江陵，曾“为人置宅图墓，以避祸求福”，梁元帝时，“以法和为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县公”。天保六年(555)，陆法和入北齐，颇受高洋信任，“文宣以法和为大都督十州诸军事、太尉公、西南道大行台、大都督、五州诸军事、荆州刺史”。(57)历史没有明确记载其在北齐的风水活动，但作为“为人置宅图墓”的风水术士，可以推论，其风水信仰对北齐的统治阶层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至于萧吉，其直接参与了隋代皇室的葬地选择，对隋文帝、炀帝的风水信仰产生了直接影响。据《隋书·萧吉传》：
萧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长沙宣武王懿之孙也。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术。江陵陷，遂归于周，为仪同。宣帝时，吉以朝政日乱，上书切谏，帝不纳。及隋受禅，进上仪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阴阳书。
萧吉，本为萧梁宗室，入周为“仪同”，隋时受命考定“古今阴阳书”，颇精于风水之术，并撰有《宅经》8卷、《葬经》6卷。独孤皇后崩，隋文帝命萧吉负责选择葬地：
及献皇后崩，上令吉卜择葬所，吉历筮山原，至一处，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图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高纬父葬，岂不卜乎？国寻灭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当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当战没。”然竟从吉言。
隋文帝虽然大谈“吉凶由人，不在于地”，但最终还是“竟从吉言”。《隋书》本传又记载：
吉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鸡未鸣前，有黑云方圆五六百步，从地属天。东南又有旌旗车马帐幕，布满七八里，并有人往来检校，部伍甚整，日出乃灭，同见者十余人。谨案《葬书》云：‘气王与姓相生，大吉。’今黑气当冬王，与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孙无疆之候也。”上大悦。
从“竟从吉言”到“大悦”，隋文帝风水信仰的心理变化历程跃然纸上。隋炀帝对风水之术也颇为崇信：
及炀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开府。尝行经华阴，见杨素冢上有白气属天，密言于帝。帝问其故，吉曰：“其候素家当有兵祸，灭门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后从容谓杨玄感曰：“公家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为吉祥，托以辽东未灭，不遑私门之事。未几而玄感以反族灭，帝弥信之。(58)
萧吉在隋文帝和炀帝时期的风水活动，是南方风水术数与丧葬风水观念向北传播的一个缩影。另《隋书·经籍志》所载风水术数典籍中，大多为梁时所有，(59)亦可为风水术数北传之证明。
进入唐代，风水信仰在社会各阶层迅速膨胀。唐太宗时，吕才一度受命整理风水之书。“太宗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致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旧书四十七卷，十五年书成，诏颁行之。”(60)又《唐六典》卷14《太卜署》：“凡阴阳杂占，吉凶悔吝，其类有九，决万民之犹豫：一曰婚嫁，二曰生产，三曰历注，四曰屋宅，五曰禄命，六曰拜官，七曰祀祭，八曰发病，九曰殡葬。”(61)唐太宗对于风水术数之书，不仅诏命吕才加以整理，而且正式下诏颁行。这一方面反映了隋唐时期皇室风水信仰的继续膨胀，风水信仰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了合法性认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皇权对风水信仰的控制得到了某种强化。
综上所论，以《改葬祟宪太后诏》为标志，风水术在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官方的合法性认可。这是六朝时期风水术数发展的必然结果，反映了这一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在神秘主义膨胀的背景之下，风水信仰逐步融入社会上层的发展趋势。六朝皇室的风水信仰，是隋唐时期官方风水信仰确立的历史张本。以此言之，《改葬崇宪太后诏》可谓隋唐时期风水信仰官方形态确立的制度渊源。也就是说，隋唐时期的风水信仰，无论是具体的术数还是观念，应该更多的是承继南朝，而非北朝，这也为这一历史时期思想文化研究中的“北统”、“南统”争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注释：
①风水，又名堪舆、地理、卜宅、相宅、图宅、青乌术、青囊术，也称形法等。风水乃后起称谓。本文研究所界定的六朝时期，见于文献记载的“风水”称谓，有图宅、卜宅、安宅、图墓、相冢等。但为了叙述方便，通以“风水”名之。可参见史箴：《风水典故考略》，王其享主编：《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1-25页。
②《宋书》卷41《后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88页。
③《宋书》卷7《前废帝纪》，第147页。
④《宋书》卷8《明帝纪》，第152页。
⑤《宋书》卷80《孝武十四王传》，第2060页
⑥《宋书》卷57《蔡廓传》，第1581页。
⑦《宋书》卷41《后妃传》，第1288页。
⑧《宋书》卷41《后妃传》，第1288页。
⑨《宋书》卷41《后妃传》，第1287页。
⑩《宋书》卷79《文五王传》，第2040页。
(11)《宋书》卷41《后妃传》，第1287页。
(12)参见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71-84页。
(13)《晋书》卷95《韩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76页。
(14)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82页。
(15)《三国志·吴书》卷48《孙皓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66页。
(16)《宋书》卷8《明帝纪》，第170页。
(17)《南齐书》卷18《祥瑞志》，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52页。
(18)《宋书》卷6《孝武帝纪》，第135页。
(19)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97页。
(20)马光祖修，周应合撰：《景定建康志》，《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567页。
(21)《南齐书》卷3《武帝纪》，第62页。
(22)关于风水术早期形态的了解得益于考古发现，相关研究可参考饶宗颐、曾宪通：《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中心专刊（三），1982年，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刘乐贤：《九店楚简日书》，《华学》第2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晏昌贵、钟炜：《九店楚简〈日书·相宅篇〉研究》，《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4期。
(23)《后汉书》卷15《来历传》载：“时皇太子惊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圣舍。太子乳母王男、厨监邴吉等以为圣舍新缮修，犯土禁，不可久御。”（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91页）这条史料记载的是汉顺帝为太子时，到其乳母家避难养病，因为是新修住宅，“犯土禁”，所以王男等人认为顺帝不可在宅中久待。原因就在于移房动土，会触犯各种神煞，必须解谢后方可居住，这是皇室信奉风水术的最早记载。
(24)《晋书》卷56《江统传》，第1537页。
(25)这一时期丧葬风水的吉凶原则，因文献缺失，无法确知。《太平经》卷50所载《葬宅诀》提道：“欲知地效，投小微贱种于地，而后生日兴大善者，大生地也；置大善种于地，而后生日恶者，是逆地也；日衰少者，是消地也。”可知，曹操选择贫瘠之地是不符合葬地选择的吉凶原则的。见王明：《太平经合校》，第182页。
(26)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74-175页。
(27)参见韩养民、韩小晶：《风水与西汉陵》，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
(28)欧阳询：《艺文类聚》卷13《帝王部三·吴大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245页。
(29)《晋书》卷72《郭璞传》，第1909页。
(30)《重校正地理新书》，《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术数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54册，第68页。
(31)参见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辑委员会编：《六朝陵墓调查报告》，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1935年。
(32)司马迁在《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中解释韩信的命运时，就把韩信的政治命运与其母葬地相联系。（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30页）《后汉书》卷45《袁安传》关于袁安葬父的记载也揭示了当时人们的风水观念。（第1522页）
(33)许嵩：《建康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4页。
(34)《三国志·吴书》卷46《孙破虏讨逆传》，第1093页。
(35)《南史》卷1《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页。
(36)《陈书》卷1《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页。
(37)《南齐书》卷44《沈文季传》，第776-777页。
(38)《南史》卷64《杜嶷传》，第1557页。
(39)《南史》卷53《昭明太子统传》，第1312-1313页。
(40)许嵩：《建康实录》，第38页。
(41)《三国志·吴书》卷52《张纮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第1246页。
(42)《三国志·吴书》卷48《孙皓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第1166页。
(43)许嵩：《建康实录》，第133页。
(44)《三国志·魏书》卷13《王肃传》注引《魏略》，第420页。
(45)《南史》卷71《儒林传》，第1730页。
(46)关于六朝思想文化领域的神秘主义倾向，还是一个值得开拓的研究领域。王晓毅在《张湛玄学理论创建》一文中论述张湛的玄学思想时指出，“由于融入了传统的元气论和数术因素，使张湛的思想芜杂，带有神秘色彩”。（《哲学研究》2005年第11期，第35-40页）
(47)《后汉书》卷41《第五伦传》，第1397页。
(48)《隋书》卷31《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86页。
(49)《隋书》卷31《地理志》，第897页。
(50)《魏书》卷97《岛夷刘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42页。
(51)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校正》，第241页。
(52)罗振玉：《补宋书宗室世系表》，《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4233页。
(53)关于六朝时期士大夫信奉风水术的记载甚多，比如郭璞、陶侃、谢灵运、陶弘景、柳世隆、荀伯玉等。
(54)《梁书》卷1《武帝纪》，第96页。
(55)《隋书》卷78《萧吉传》，第1774页。
(56)《南史》卷68《毛喜传》，第1670页。
(57)《北齐书》卷32《陆法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29、430页。
(58)《隋书》卷78《萧吉传》，第1774、1776-1777页。
(59)《隋书》卷34《经籍志》载：“梁有《冢书》、《黄帝葬山图》各四卷，《五音相墓书》五卷，《五音图墓书》九十一卷，《五姓图山龙》及《科墓葬不传》各一卷，《杂相墓书》四十五卷，亡。”（第1039页）
(60)《旧唐书》卷79《吕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720页。
(61)《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