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化新白领的中产阶层化研究：内容、理论构架与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产论文,构架论文,阶层论文,白领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4-12-01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5)01-0040-05 DOI：10.13959/j.issn.1003-2398.2015.01.07 1 前言 中产阶层化现象始于格拉斯的研究，她发现伴随着内城住宅的整修、居住环境的美化，原先破败的中心城区开始复苏、发展；继而引发中产阶级回迁内城社区、侵入蓝领工人邻里、社区，导致社会特征因社区阶层结构变化而重构的一种社会空间现象。诚然，这一过程及其社会空间结果并不总是积极的，它常常伴随着内城有机社区瓦解、邻里的多样性被破坏等[1]。同时，中产阶层化也被视为中上阶层对城市中心的改造和重构，它不仅是一个居住问题、社区现象，而且也是引发诸如城市创意产业、商业与零售业活动、住宅中介修缮、家政服务等内城生产活动地方格局变化的社会空间过程[2-4]。 莎朗·左金从城市文化视角用中产阶层化过程的文化表达和内涵解释这一社会空间现象，指出城市文化的利用、文化巨变是城市重建和中产阶层化的推动者[5，6]。萨森等则拓展了中产阶层化研究的范围，提出一个关于全球化视角下的分析框架，分析了全球化对中产阶层化的影响，并认为这种影响与不断加剧的贫富隔离密切关联。但也有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全球化并不会加剧城市住宅的空间隔离，相反还使这种隔离弱化。引人注目的是，在中产阶层化研究中，围绕中产阶层化过程的机理和驱动机制，具有宏大叙事色彩的马克思主义与基于后马克思主义小叙事倾向的后工业化流派间论战在斯密斯(Neil Smith)的租差理论(rent-gap)和李(David Ley)的个体需求假设之间延续了三十余年[2，3，7-10]。 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产阶层化研究进入全球化、多元化蓬勃发展阶段，并且与城市复兴实践紧密关联。在中产阶层化的机理、对内城社会经济的影响方面，利茨利用二元论探讨了这一社会空间过程对内城社会生产与消费、组织机构与个体、经济与文化景观等对立统一体内交互作用的贡献[11]。也有学者指出，经历中产阶层化自我建构的群体有异于其它中产阶层群体。该群体的社会化、空间化过程将推动该阶层自我认定、自我建构(class constitution)等复杂过程、路径[11-13]。 国内学者肯定了中产阶层化在我国旧城更新中的重要作用，并探讨中国中产阶层化的某些新类型、部分特征与驱动机制[14-16]。一些学者则从住房与旧城改造视角审视中产阶层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居住环境以及内城社会结构的变迁后果。在社会学领域，则从中产阶层的传统社会经济状况和身份认定等视角展开研究。 诚然，中产阶层化研究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中产阶层化边缘化现象也在经济学界获得一些共识[17]；但是作为(2008年)后金融危机的产物，日益凸显、泛化的边缘化新白领中产阶层化现象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现象，值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本文解释了城市边缘化新白领的中产阶层化及其社会后果如何成为当前重要城市社会空间重构问题之一；继而简要地揭示了这一异化中产阶层化过程的建构机理，最后引入了这一社会空间重构过程的研究框架。 2 边缘化新白领中产阶层化——异化的中产阶层化 2.1 边缘化新白领及其中产阶层化 传统的中产阶层化研究的客体或对象主要是中产阶层；但是，中产阶层或中间阶层的划分方法、标准和相关定义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目前社会地理学界能够认同的界定缘于经济学的划分，也就是通过中间群体在整个社会群体结构中的社会收入或财富所处的结构或位置来确定。诚然，仅依赖经济标准并不一定能准确地勾勒出中产阶层的轮廓，我们也可通过韦伯的社会分层构架(Weberian Stratification)，即社会财富、声望和权力三个维度来划分出中间群体。不论基于何种标准，通常白领群体被认为是中产阶层的中坚，白领群体及其再生产的空间向心集聚过程以及伴随的内城低收入群体被替代等社会空间效应成为中产阶层化研究的核心内容。围绕这一中坚群体的来源和他们空间再生产的渊源，斯密斯(Darren Smith)等将学生，这个潜在的中产群体(potential groupings of gentrifiers)，纳入了中产阶层化的研究[18，19]。 基于斯密斯(Neil Smith)地理非均衡性(unevenness geography)和马克思主义构架的理解，我们应认识到资本主义将通过经济危机的地理转移和社会转移整合形式而得以延续[20]。籍此，中产阶层和无产者均成为诸如2008年金融灾难之类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替罪羔羊，中产阶层的边缘化亦不可避免，尤其是对于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群体，此边缘化问题更令人瞩目。为此，本文将边缘化新白领群体概念界定为刚离校且未满三年的大学生(专、本和研究生)群体。一方面，他(她)们通过高等教育获得了一定的文化资本，有助于其未来社会地位的取得[21]。同时，在国内文化断层与受外来文化冲击的背景下，他(她)们扮演了流行文化的消费者和创造者的双重角色，对转型期的城市社会空间重构影响深刻；另一方面，他(她)们三年内大多能受雇于全职工作，收入达到2.5倍城镇居民平均收入的标准，符合“收入中产”的标准。研究此群体中产阶层化过程，可以丰富传统的中产阶层化研究的内容，推进学生化(studentification)机理的解析，并使中产阶层化这一分支研究回归于城市社会变迁这一多学科研究主题。 2.2 边缘化新白领的中产阶层化：异化的中产阶层化 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后，西方资本主义加快了社会经济矛盾的地理大转移：一方面，通过生产的全球化路径，特别是美国利用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绝对话语权，将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通过地理不均衡发展转嫁到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仅以2008至2010年两轮货币量化宽松政策(QE1-QE2)为例，美国通过近5.3万亿美元的金融武器就将的巨额美债海量缩水、稀释。另一方面，通过全球化城市空间再生产、消费模式的嵌入，将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矛盾问题转移到亚太、南美洲地区的城市场所内。其最终的结果之一就是全球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社会收入降低和个人家庭财富缩水，社会生境进一步边缘化。 籍此，广大新兴市场化国家大中城市白领阶层相继成为华尔街失败的替罪羊之一，其社会经济生境的边缘化不可避免。尤其对刚步出校门的高校毕业生这一边缘化新白领群体而言，“毕业就等于失业”、“白领的工作，农民工的收入”，“北漂”、“蚁族”成为新白领群体的鲜活写照。因此，在此国际化社会经济背景下，边缘化的新白领必然导致其中产阶层化历程的异化，与常规的中产阶层化过程特征、机制与社会空间后果相异[22，23]。 3 边缘化新白领中产阶层化的研究意义 首先，边缘化新白领中产阶层化的研究可以深化理解全球化对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影响的路径。与早期全球化背景下针对北京、南京的研究发现不同，新世纪以来城市社会空间极化现象展示出不同的特征——中产阶层边缘化现象尤为显著，其中又以新白领的边缘化最为突出。由于他(她)们自身资本积累薄弱、社会网络资本稀少、组织经营能力低下的原因，金融海啸之后全球性薪酬波动、实际收入剧减等社会边缘化问题对这一亚群体影响极为深远。通过此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揭示中国城市社会空间边缘化重构现象的全球化作用路径与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响应机制，丰富一般中产阶层化理论研究体系。 其次，揭示新白领的社会空间化机理、深化对中产阶层化过程的理解。在城市社会空间演化格局中，新白领不仅是中产阶层的中下群体；而且也是实现内城中产阶层化现象的主体：一方面，迫于接近内城工作、休闲、居住的需求，他(她)们从不同的原居住地向心集聚到内城社区。在这一过程中，他(她)们的对内城场所的持续“入侵”直接、间接将原有低收入阶层置换、挤出内城社区。另一方面，伴随着这一空间过程，新白领也完成了中产阶层所特有的文化、审美、消费及其自我认同等能力的社会化历程，成为中产阶层的一个亚群体。围绕新白领中产阶层化这一特殊类型的研究，可以对中国一般中产阶层化研究体系和构架产生重要的补充、延伸和完善，因此对中国未来中产阶层发育，内城城市社区重构、空间重组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推动意义。这也对扩大城市社会消费、增强社会稳定、实现中国社会生产消费的社会转型，边缘化社群和谐理性地融入主流社会、文化价值等行动策略实施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最后，新白领中产阶层化过程具有内城物质空间重组与社会空间重构的双重效用，为内城地区建设与更新、产业转型与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在“十二五”以来，大城市内城产业结构调整、物质空间优化以及社区和谐发展成为城市政府的核心行动策略。无疑，新白领中产阶层化空间与社会后效的认知对这些城市政府行动计划的顺利实施、转型战略目标的成功实现休戚相关。 4 边缘化新白领中产阶层化的研究内容 4.1 内城新白领的社会空间特征 首先我们须明晰内城新白领的社会经济边缘化状况。随着2008金融海啸之后，欧美资本世界借助于国际贸易、信用汇率系统和跨国企业的全球化市场网络体系，将金融危机部分转嫁到其它非金融行业、两大洋彼岸、广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大中城市。据牛津大学的Foster等人新近研究表明，近来北美大陆中产阶层的边缘化现象也不容忽视；作为欧美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嫁祸对象，中国自然不能幸免[17]。刚步出校门的新白领群体不得不面临多重社会经济压力的阻击：一方面，收入低、就业压力大；另一方面，直面高不可攀的房价和难以抑制的通货膨胀。由此，他(她)们目前都面临自我社会身份确认的迷惑，预示阶层群体自我建构路径、内容构成与机理的特异性。简而言之，该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生态位势边缘化倾向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这些压力和困境必然导致内城新白领群体的社会、经济、文化特征有异于其他中产阶层亚群体，从而凸显新白领社会群体的边缘化问题。 其次，须洞察内城新白领群体的社会空间特征。该社会群体的生活、工作空间仍然相对集中于内城区，他(她)们的社会空间特征有异于其它社会阶层或群体：一方面，随着少数发达的区域中心城市和沿海地区相继进入中等发达地区的行列，这些地区(新)白领展示了与其它社会(亚)群体不同的生活习惯、消费特征、自我身份认同和场所认定倾向。随着他(她)们涌入内城区，导致内城区性别年龄结构、家庭结构、职业结构等空间特征出现较大的变化。他(她)们对内城空间重塑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也不雷同于其它临近社会阶层、群体的类似范式。这一相异的自我建构历程和路径，必将导致他(她)们在经济、社会、文化特征上与其它在内城、郊区的一般中产阶层亚群体相异。例如北京“后海”、昆明的“创库”、上海衡山路等从事艺术新白领群体、小资聚集的地方化场所，展示出的愤青化、雅皮化、波希米亚化等多重特质，反映这些内城场所独特的再生产路径。 另一方面，由于新白领群体的边缘化现象日渐凸显，催生内城社会空间的异化特征。这一全球性地方化问题也必然导致该亚群体在内城区的空间分布、居住模式、生产生活通勤模式可能展示出与前辈有所差异的个性。例如，在众多媒体焦距中的“蚁族”辛酸、“北漂”故事，暗示该社会群体可能更加依赖于家庭服务、家庭生活便捷设备和虚拟社会，以此替代高昂的房价、交际娱乐成本和节约时间。这一切又会对城市功能、结构提出新的要求，催生新的发展思路、模式以及诸如小户型地产开发、SoHo社区此类的一些新概念。 4.2 新白领阶层的中产阶层化机制 在明晰新白领阶层的中产阶层化的社会内容和空间特征之后，应揭示其社会与空间再生产过程，即解析该社会群体的中产阶层化机理。新白领阶层的中产阶层化机制研究领域可涵盖： 首先，从理论上探讨新白领群体的中产阶层化动力机制研究。回顾西方学者的研究，传统中产阶层化过程的动力主要有三种解析流派：①基于结构马克思主义的供给学说。该学派认为导致中产阶层化外在驱动力就是兑现租差(rent-gap)的需求，后者通过内城更新使得原老旧住宅的潜在地租得以显化。因为工作岗位、消费供给等的区位安排，中产阶层被迫消费内城居住产品，籍此卷入前述资本再生产与增殖的循环路径。②后工业化流派则认为，中产阶层迁入内城是因为其独特的社会习惯和品位的内在需求，旧城更新是顺应白领阶层居住需求的后果。③折衷流派认为，白领入侵内城的行为是住宅的生命周期的必然结果。因为翻新的住宅能提供更多居住服务，继而吸引白领迁入。显然他(她)们可以提出比原居民更高的竞标租金[24]。显然，在已有全球化构架下深化在非西方地区城市的跟踪研究显得尤其重要[8]。针对近来金融危机后日趋边缘化的趋势，探求新白领群体迁入旧(内)城区的动力机制是否仍然与上述一般化机制相似？是否会导致发展演化机理的异化等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其次，解构新白领的社会空间再生产过程和机理。针对社会经济生境边缘化的内城新白领，该社会群体的生产、消费、休闲娱乐活动可能出现相应的异化、甚至转型；由此波及内城空间再生产以及该群体社会化过程特色和路径的创造性破坏、以至破坏性创新。 4.3 社会空间后果 鉴于新白领社会群体展示了社会经济异化特征、经历了新型中产阶层化过程，分析新白领新型中产阶层化的机制、模式及其对内城物质空间重组、社区重构的创新性破坏与破坏性创新显得尤为重要。由于中产阶层再生产存在两个必要的(空间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循环路径，边缘化的新白领阶层必然会通过社会再生产渠道内化成新的消费观念、行为意识和价值观。这些意识行为规范可能是对传统小资文化的创造性破坏(变更)或激化为对传统中产文化价值观的破坏性创新(转型)。毋庸置疑，这种中产阶层社会化变更或转型既具有全球化、资本主义危机转嫁的深刻历史印痕，也会带有浓郁的地域化中国特色，是一种典型的全球性本地化过程[25]。 在上述社会化循环路径发育的作用下，新白领中产阶层社会化的异化、转型必然影响内城空间场所的再生产。消费观念的变革、转型必然导致内城城市空间构建的重构，至少会引发内城城市功能持续地植入与再植入。例如，居住观念的变化、转型作用于内城住宅供需规模、建筑形式、地产供给模式等，继而推动城市功能结构、城市空间形态的重构与异化。 5 新白领中产阶层化研究构架 鉴于新白领的中产阶层化现象和研究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为了更好地开展后续研究，有必要建构新白领中产阶层化研究的构架。本构架将解析三方面研究内容(即新白领及其边缘化现象、中产阶层“社会空间化”与“空间社会化”对立二元中产阶层化机理、新白领中产阶层化的社会空间后果)之间的关系。 首先，将确定研究的范围和主体。鉴于本研究目标是初步构建新白领中产阶层化的理论构架，明晰新白领的中产阶层化现象及其驱动机理。研究范围必须紧贴中产阶层化这一社会空间过程发生的地理尺度和特定的社会群体。因此，内城地区以社区邻里为尺度的地方化场所是重点关注的地理尺度。研究主体对象则应聚焦于低收入、刚步出校门的大学毕业就(失)业群体。 其次，分析新白领群体在目前情况的边缘化现象。可通过两个层次解析新白领群体边缘化现象：①通过社会调查研究，掌握近期内城区新白领群体的社会经济总体特征；②在洞察新白领群体总体特征的基础上，将研究对象划分为不同的亚群体，继而设计针对该亚群体的反身调查研究，最后再抽取访谈对象，实施访谈，刻画出各亚群体的个人日常(社会经济)活动差异[26]。 再次，上述新白领的边缘化过程将建构、凝华为新白领群体中产阶层化机理。此机理可包含：①新白领中产阶层化过程的驱动机制。可运用二元视角，借鉴哈维(David Harvey)、卡斯特尔(Manual Castells)以及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马克思主义空间再生产、供给的理论以及李(David Ley)等人的后马克思主义后工业消费需求理论来解释边缘化新白领阶层中产阶层化的形成、演化机制。在建构中产阶层化的动力机制时，厘清主导动力要素、结构及其组合——究其缘由，到底是李(David Ley)的需求假说起到决定作用，还是斯密斯(Neil Smith)的供给理论推动中产阶层化过程？还是混合动力机制驱动边缘化白领群体的中产阶层化历程？②剖析新白领群体的社会空间再生产特点与机理，揭示该群体的内城生产、消费、休闲娱乐空间性质及其再生产过程对城市产业转型与空间更新的影响。③揭示当前国际化社会经济与大城市地区内城建筑环境塑造、建构边缘化新白领群体的社会化机理，解释该群体自我认同、建构(class constitution)与异化的中产阶层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历程。 最后，新白领的边缘化及其中产阶层化过程必然导致城市社会空间的重构和重组，相关研究必须揭示新白领群体中产阶层化过程的社会后果。通过新白领群体中产阶层化机理的解析，洞察这一群体对未来中产阶层中下层的社会生产、消费娱乐和自我身份认定等社会身份、经济状况、空间特征的重塑。由此，揭示该群体的社会再生产与空间再生产循环路径对整个内城中产阶层、内城社区结构重构和物质空间体系重组的重要作用。例如，诸如在北京“后海”、昆明“创库”、南京1912这些内城场所，新白领创新群体(创新阶层)如何利用原来内城废弃的厂房、生产性场地，将之转化为创作、交易、生活场所？这种特殊场所的空间再生产对这些城市内城地区产生何种影响？这直接关系到内城的产业、空间转型与景观更新路径选择。这种特殊的社会化路径如何刻画、孕育新的社会群体，完成他(她)们的群体自我建构？ 诚然，新白领中产阶层化的两个循环路径不是独立、封闭的；而是相互交融的、互为因果(图1)。在卡斯特尔以及列斐伏尔等的研究中，空间不仅是城市的容器，也是城市社会的本身[12，27]。籍此，新白领中产阶层化必然导致内城经济、社会与文化环境景观的重构与物质景观的更新、重组并蕴藏阶层群体自我建构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