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戊戌维新看近代北京、上海的城市互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北京论文,上海论文,近代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054(2003)04-0111-08
北京，是晚清中国的首都，也是位于内陆的最大传统行政中心城市；上海，是近代中国开埠最早、经济实力最强的新兴通商口岸城市。因此，这两座城市都是近代中国的核心城市，其地位与作用是中国其他任何城市都无法比拟的。在近代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北京与上海在不同时期都分别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一点，早在戊戌维新时期便已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通过对北京与上海在戊戌维新时期的互动研究，不仅可以发现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的两种类型、两种特征，还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探讨近代中国政治变化的不同作用机制。
一、外力入侵与城市发展道路的分离
“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1](P111-112)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闭关自守、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外国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而且也使中国城市封闭、自成体系的发展模式发生断裂，由此而使近代中国的城市分别走上以北京、上海为模型的两条相异的发展道路，并最终形成了分别“作为旧中国的遗留”与“来自发达国家的影响”的一种“双重城市体系”。[2]
近代以来的外力入侵使以北京为代表的传统行政中心城市与以上海为代表的新兴通商口岸城市在发展道路上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三个主要方面发生分离。
从政治上讲，晚清时期的上海已脱离了封建势力的控制，而北京却一直控制在封建统治者手中。作为鸦片战争以后建立起来的第一批通商口岸城市，开埠以后的上海“被外国资本势力强制性地从中国封建统治机制中分离出来，中国封建统治者……对日益繁盛的租界更是失去控制”。[3]1854年以后上海租界的建立与独立的市政机构的设置使上海在事实上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实体。“‘最光怪陆离的袖珍共和国’，世人常这么称呼上海。上海，在中国没有任何其他城市与他一样”。[4](P20)与之相较，作为封建帝国的首都，北京却一直紧紧地控制在封建统治者手中，不仅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通过条约明文规定“京师不在通商之例”，[5]即使后来设立起来的使馆区也只是“一个外交官的山中城堡”，并且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6](P178)因此，相较上海的开放、自由而言，封建统治者的牢牢控制使清末的北京在政治上更多地表现出封闭、保守、专制特征。政治发展道路的分离必然导致北京、上海在近代中国政治活动中发挥不同的作用。
从经济上讲，在近代中国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开埠通商口岸城市为服从服务于外国资本主义需要，在原料搜集、商品销售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这种不断扩大的经济活动中， “经济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杠杆”。[3]而在这些开埠通商口岸城市中，拥有优越地理位置和广阔内陆腹地的上海更居其首。开埠以后不久，上海便以其无可匹敌的优势而超过其他通商口岸，在整个19世纪的后半期，除去1888、1890、1891、1893年等个别年份外，上海的对外贸易值都占全国总值的一半以上，有时甚至高达65%。[7](P153)1895年以后，外国资本在中国自由设厂又进一步使上海“成为一个大的制造业中心”。[8](P158)与此同时，北京经济发展却十分缓慢，除明清时期形成的区域贸易中心地位被其附近通商口岸天津取代外，古代北京在朝贡贸易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与俄罗斯等国的北方对外陆上贸易中心位置也被天津取而代之。[9](P213/188-189)北京近代工业发展更为落后。一方面， “外国工厂被限制在条约口岸”，[6](P69)另一方面，封建保守势力对在北京设立近代型官办企业也并不热心。因而直至19世纪末，北京所有的机器工业仅神机营机器局、官书局等少数几家，“直到清末，京畿地区一直未能形成自己的地方经济。北京的经济是典型的京师经济，寄生经济，其繁荣与否完全取决于朝廷的政治局势”。[10](P87)
从文化上讲，作为“中国与西方联系的焦点”，[11](P15)上海成为晚清时期西学引入与传播的集中地，而北京依然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与控制。在不断扩大的中外交往中，上海以其独特的中外交流地位而成为近代中国西学引进的中心，“19世纪后期，当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主流仍为儒家正统思想所占据时，西方知识已经由上海传入中国”。[12](P167)而方便快捷的交通通讯、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设备又使新知识在上海得以更加广泛地传播。而北京由于一直控制在保守的封建统治者手中，“士大夫多守旧‘以用夷变夏’非议者甚众”。反对西学尤力的倭仁“一时清流极推服之”。[13](P385)因此，在上海成为近代中国最早接触并传播西方先进文化的城市时，北京却在整个19世纪末都未能实现文化中心角色的转换，相较上海而言，逐渐丧失了其在文化上的中心位置。从报刊等新式媒介的发行看，到1895年前，主要由外国人创办的报刊已多达几十种，而北京的新式报刊几乎没有。[7](P925)再从翻译出版的西书看，据统计，1899年前的半个世纪，全国译成中文的西书共556种，其中上海翻译出版的473种，占85%以上，而北京、广州、天津、长沙、杭州等地加在一起仅占不到15%。[14](P11)
总之，自1842年起，城市发展道路的分离使北京与上海在19世纪末已形成明显的反差，不同的发展道路使上海日益成为近代中国最为开放、也最为自由的城市，而北京则成为近代中国封闭、保守的象征。城市发展道路的不同也决定了两城市在近代中国政治运动中注定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二、上海与维新思想的策源、宣传
任何制度改革都必须首先确立其理论前提，对于中国这样有着厚重历史文化传统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来讲，更是如此。因此，与后来的五四运动等近代中国较大型运动相类似的是，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相结合是戊戌运动的重要特征。这一运动在开始阶段是一场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为主的思想运动，随着后来思想运动与政治日益紧密的结合，并最终于1898年发起“百日维新”，这一运动进一步上升为政治运动。作为一种异于中国传统的制度和文化思想，维新变法以近代西方政治制度为参照的新思想必然只能由外国引入，而上海在近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所处的中心位置使上海成为维新变法思想的主要来源地，从而为后来北京的维新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与思想基础。
首先，上海为维新提供了变法的主要思想、方法。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或制度，民主、三权分立等西方近代民主制度、思想并不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熟悉。最早接触西方制度、文化的先发优势使上海知识分子很早便意识到中国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的问题与不足，因此，早在19世纪50年代，有关变法的思想便在酝酿之中。1857年出版的上海第一份中文期刊《六合丛谈》上，松江人韩应陛写的《用强说》，王韬写的《反用强说》，都是讨论变法问题的时论文章。60年代，寓沪西人所办的《上海新报》、《教会新报》上，不时有议论时政、倡导变法的文章。冯桂芬在1861年所写的《校攽庐抗议》，系统地提出了社会改革的设想。而70年代以后，上海各类报刊讨论中西制度异同，评判各自短长的文章更日趋增多。在这些讨论中，变法的思想逐渐酝酿成熟。[7](P956)上海的这些思想讨论对戊戌维新的核心人物康有为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在途经上海，“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之后，康有为才“举一反三，就小知大，遂别开境界，以是尤知学贵实验”，[15](P107)由此开始转变成为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
其次，上海为维新变法主要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基于近代科学知识基础上的理论基础。与后来“五四”高举“民主、科学”大旗所处时代背景不同，19世纪末期除个别地方外，整个中国的思想界非常封闭、保守，传统思想占据绝对主体，“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们的头脑”。因此，维新派也只能“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16](P603)为了将新的思想转换为当下知识界熟知的文本，不管是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还是谭嗣同的“仁”学，其基本的概念界说都是取自传统儒学。但是，新的学说却与传统儒学貌合神离，因为在进化论、西方民主原则、三权分立制度以及相应的天赋人权思想、社会契约思想已在上海知识界传播的时代，康有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公羊三世”说还深深地根植于进化论，而谭嗣同“仁学”的理论基础也是“天赋人权论”与“平等自由观”。因此，有学者指出：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人士的新知识，有许多地方是从研读广学会书籍中而来的”。[17](P52)
第三，上海为维新变法的政治思想及其实践提供了主要参照对象。新的政治思想开启了康有为等维新人士的思想，而这些政治思想的实践更为维新人士后来的政治维新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操作模式。康有为于1879年游历香港之时，“见西人宫室之瓌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在此走马观花地了解的基础上，1882年康有为又“道经上海（租界）之繁盛”，考察了上海租界以工部局、纳税人会议、领事法庭等三权分立制度的施行，以及阅览了上海各种报纸、杂志所传递的西方议会选举等民主制度及相关的民主、平等、自由思想之后，更从实践上对西方政治制度有了切身的体会，“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18](P2)西人治术之“本”后来便成为维新运动的“根本”，其所谓根本，即为“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19](P237)
当1895年以后维新派大举进入北京，实现其维新理想之时，上海又成为维新运动的重要宣传阵地，与北京的维新实践运动遥相呼应。便捷的交通、通信设施使上海为宣传维新运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由于上海“总南北之汇，为士夫所走集”，讲习于其间可以“推行于直省焉”。[20](P172)所以，一方面，为加强宣传力度，在1895年到1898年的维新运动期间，维新人士不断在上海创办报刊和发起各类维新学会，据统计，此间维新派在全国创办了近40种报刊，其中27种在上海发行，全国先后成立过78个学会，其中有17个在上海，上海成了北京之外推动维新运动发展的另一重要宣传中心。[21]另一方面，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更得到上海外国传教士与其他新式知识分子的支持。比如，维新期间上海《万国公报》先后刊载的有关变法的文章就主要有林乐知的《文学兴国策序》（第88期）、《中西关系论》（第352期）、李佳白《改政急便条议》（第90期）、《新命论》（第95期）、李提摩太《新政策》（第87期）、甘霖《中国变新策》（第94期）等讨论中国实行变法的文章。这些有关变法的文章对北京正在进行的维新运动起了示范、刺激、传输与推动的作用。
三、维新运动中的城市互动
我国研究现代化的著名学者罗荣渠先生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而言，国家即中央政权在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中起着决定性作用。[22](P185)而在实现现代化领导权“从传统领袖向现代领袖转移”[23](P5)之前，是否推行现代化的权力仍然掌握在清朝统治者手中。因此，作为晚清推进现代化的一次尝试，维新思想一旦希望上升为政治实践，就只能通过影响北京的清朝统治者来实现。为此，新思想在上海逐渐酝酿成熟之后，维新活动的政治重心便转移至北京。
北京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因此，“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合群非开会不可，在外省开会，则一地方官足以制之，非合士夫开之于京师不可，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所以康有为认为：“变法本源，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24](P133/132)因此，为将其维新思想转变为政治实践，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家在北京致力于广泛的宣传。
在北京推广宣传的过程中，上海的经历从两个主要方面为维新思想家们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为了制造维新舆论，一方面，仿照上海外国传教士所办之新式传媒《万国公报》而于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因与上海《万国公报》同名受指责而改为《中外纪闻》）作为其舆论工具，极力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并沿用上海《万国公报》免费赠阅的方法，“分送朝士，不收报费”，努力扩大读者面以及在上层官僚中的影响。事实上，康有为等所创办《万国公报》的确在北京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识议一变焉”。[25](P40)另一方面，由上海外国传教士们组织的广学会“广西国之学于中国”的成效以及它们以自愿联合为原则、以知识和政治相兼为目标的组织形式也给予维新派以重要的启示，“使他们认识到这样一个团体具有作为革命工具的潜力”。[26](P375)因此，到了北京之后，“康有为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27](146)在上海广学会的示范作用与上海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直接影响下，1895年11月，北京创办了强学会。这一新兴组织的兴办从组织原则到组织形式以及办会宗旨等诸方面都模仿了上海的广学会，并吸引了张之洞、袁世凯、陈炽等一批官员的加入。在强学会的带动下，北京又成立了闽学会、蜀学会、保国会、保浙会、保川会等10多个学会组织。此外，在自身知识实力不足的情况下，维新派的舆论宣传也得到了上海的知识支持。李提摩太说：康有为等创办的《万国公报》“主要的内容是从我们杂志转载过去，仅有的分别是我们报纸在上海铅印，而他们是用政府出版京报的木版印的。因此在外表上和政府的机关报相似，而内容则是介绍广学会传播的西方思想”。[28]
维新派的广泛宣传使光绪皇帝和翁同榖、徐致靖、汪鸣銮、长麟等官员深受影响，因而“筹思新政”。[29](P284)1898年6月11日正式展开的维新变法涵盖了废八股，办学堂，设译局，裁撤冗员，设农工商总局，奖励新著作、新发明，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学会，设制度局等18个大项。虽然维新变法仅仅是“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30](P579)而并非如维新派在上海所宣传的那样“尽采西法”，但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实践了维新派的早期现代化理想。
尽管这次变法运动只有百余天的时间便因保守派的政变而以失败告终，却对北京城市的早期现代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受此冲击，北京此前封闭、保守的状态受到强烈的震荡，使北京“上自朝廷，下至人士，纷纷言变法，盖为四千年拨旧开新之大举”。[31](P19)北京的士子们即使在重新恢复科举之后，也“自有不甘于谬陋者”，“非复如昔日之可以掩闭抑遏矣”。[32](P176)而新式学堂、报馆的开设使城市的文化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更新，从而为入民国以后北京继续保持中国制度文化的中心位置奠定了基础。此外，1898年的维新内容又为清末的新政提供了参考依据。作为清末新政的基础，张之洞、刘坤一的江楚会奏涉及教育、行政、军事、经济等诸方面，其中很多方面都是基于1898年戊戌维新时所提供的原则。[33]这些又都有助于清末北京政治功能的更新与早期现代化。
与此同时，维新派在北京的广泛舆论宣传也对上海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登高呼远”的宣传使上海文化的影响迅速超越了口岸一隅，上海在近代中国文化中心的地位也随之而初步奠定。戊戌之前，上海的新思想、新文化主要传播于沿海口岸，但是，通过康梁等在北京的“登高呼远”，新思想、新文化逐渐向内地渗透、扩散，影响面明显扩大。这从维新派所办刊物的发行销售和影响可见一斑。汪康年1896年所办《时务报》出刊后，“江淮河汉之间……争传诵之，行销至万七千余册”，这是以前上海宣传新思想书籍传播范围上从来没有过的。[34](P250)从而大大提升了上海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到20世纪初，上海已成为中国革新的象征。清朝灭亡前夕曾有人评论道：“自甲午后，（上海）一有举动，辄影响于全国，而政府亦为之雳惊，故一切新事业亦莫不起点于上海，推行于内地，斯时之上海，为全国之所企户，直负有新中国模型之资格”。[35]
四、百日维新后的京沪互动
北京的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以后，维新派及其学会、报刊都受到以慈禧以首的封建保守势力的严重打击，在北京城市的维新运动遭到镇压的情况下，上海却以其特殊的优势再一次对北京产生影响，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北京的维新运动，从而使北京与上海的互动进入一个新的层面。
首先，上海租界的独特政治地位使维新人士免受清朝的政治迫害，从而使其力量得以保存，上海也因而成为“改良派重新生聚的处所”。[7](P680)由于上海租界将清政府的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完全排除在外，这里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36](P31)独特的政治环境使上海租界成为维新运动失败后维新人士的避难所。政变发生后，维新精神领袖康有为就是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庇护和护送下，躲过清政府的搜捕，转道香港，避地海外。另一名维新人物黄遵宪也被租界当局以种种理由保了下来，最后达成妥协，让黄返回广东老家。此外，维新官员文廷式也是在上海租界的保护下得以脱险。
其次，上海又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北京未尽的维新运动。一方面，虽然维新运动遭到镇压，但是，作为百日维新的核心人物，光绪皇帝的存在仍然对慈禧太后构成威胁，因此，慈禧企图废帝，并于1900年实行“己亥立储”。消息一传出，以经元善等为首的上海维新积极分子发动大规模请愿，强烈要求慈禧太后取消废帝立储计划。作为戊戌变法中维新与守旧之争的继续，反立储的大规模请愿活动至少从名义上保存了北京“维新的象征”与“变法的希望”。[7](P681)另一方面，1900年，维新派重要人物唐才常、汪康年等又在上海发起另一次大规模维新活动，即组织“中国国会”，这一组织的重要宗旨之一就是请光绪皇帝复辟。虽然最后也以失败告终，但却对北京的封建统治者造成强大的压力。
第三，上海脱离于中国封建统治之外的独立政治地位不仅使这里保存了维新力量，而且后来更成为挑战北京政治权威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集散地与活动中心，为下一次政治运动中北京与上海的互动不断积蓄力量。蔡元培曾言道：“盖自戊戌政变后，……人人视上海为北京政府权力所不能及之地。演说会之所以成立，《革命军》、《驳康有为政见书》之所以能出版，皆由于此”。[37](P400)除了1903年拒俄运动中上海资产阶级绅商向北京政府提出挑战，1910年资产阶级立宪派在上海成立国会请愿团，并三次派人到北京请愿，推动北京的立宪运动发展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活动外，资产阶级革命派更于上海租界内著书立说，号召推翻北京的满清政府。而辛亥革命上海起义的成功，则是继武昌起义后给予清政府的第二次决定性打击，“上海之义师起后，太晤士报谓：清政府在东南之命运已绝”。[38]从而对清政府的最后灭亡和北京中央政权的更替与早期现代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作为19世纪末中国最开放、最自由的城市与最封闭、最专制保守的城市，上海与北京分别在戊戌运动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而运动中城市间的互动也使两城市自身获益匪浅，从而推动了北京与上海的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