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现象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现象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进入80年代以来，台湾新女性文学异军突起，自成格局，一批作家以现代社会知识女性群体觉醒的姿态，再创了台湾新女性文学历史的辉煌。新女性文学的强烈的反叛精神，对传统文化积淀予以揭露，对男权中心秩序进行颠覆；新女性文学以直面人生的现实精神，从婚姻结构、家庭模式、爱情观念、事业前程等问题切入，写出了台湾妇女从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之间角色转换的难题；新女性文学以重建与再塑的积极导向，塑造出一大批充满现代精神的女强人形象，以唤起女性勇于不断发展自我，完善自我。
进入80年代以来，台湾文坛出现了多元化的创作趋势，现代派文学或乡土文学一枝独秀的局面成为历史。新女性主义文学于此时的异军突起，不仅来势迅猛，自成格局，更以鲜明的女性意识和丰富的社会人生内涵，扬起女性前卫的旗帜。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现象，新女性主义文学在作家群体、创作数量、小说品位、社会影响等方面，大有垄断台湾文艺界畅销排行榜首之阵势。对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进行考察，我们会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台湾当代文学创作的历史流向中，女性文学为严肃文学的一种表现形态，它区别于琼瑶、华严、姬小苔、玄小佛为代表的女性言情小说；作为充满鲜明性别意识的创作现象，它又不同于男作家笔下的妇女题材和出自于女作家之手的所有作品。总体看来，以女作家的切身体会描写女性的自身经历、生命方式和情感体验，以不同于男人的女性价值观来更正现存的价值观，以女性独特的感觉方式来探讨女性自身的性别，以企图超越男性话语的个性化的女性话语来写作，构成了女性文学的基本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观照台湾女性文学，她就有了比较严格的创作界定。
女性文学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条件，女性文学的内涵有它独特的性别意识和文学素质。发轫于50年代初期的台湾女性文学，离不开现代知识女性的成长和作为人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它与大陆迁台的女作家群体对“五四”以来的女性文学传统的继承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不断吸收20世纪以来西方女权主义的思想影响，同时又立足于台湾本土的文学环境，这使台湾女性文学以自己的风貌独立于世。追溯台湾女性文学的历史，它是在萌生与发展、创造与丰富的过程中，逐渐走向了80年代新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繁荣。
50年代，可谓台湾女性文学的奠基期。以苏雪林、谢冰莹、张秀亚、琦君、林海音、孟瑶、郭良蕙、徐钟佩、钟梅音、繁露、张漱菡等人为代表的女作家群，对台湾女性文学的发展功不可没。这群来自大陆的台湾女作家，在自身命运的转折点上来创作，对故乡女性人生命运的忆旧和对台湾女性生存境遇的感怀，就成为她们共同关注的内容。林海音作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女性文学作家，她的作品，从清末民初的北平社会到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现实，“历史的推移、社会的蜕变、世事的沧桑，皆透过女人心身来寻觅表现。”[①a]金鲤鱼永远跳不过妾的“龙门”，甚至不能在儿子的婚礼上显示一次母亲的存在（《金鲤鱼的百裥裙》）；朱淑芸为冲喜而受命结婚，成为寡妇人生的殉葬者（《殉》）。形形色色的婚姻故事与命运遭际，写尽了男性社会强权下被封建礼教所摧残的女性悲剧。50年代的女作家创作，主要描写受屈辱的女性人生，它虽然蕴含了反封建的思想意义，但哀怨的控诉多于积极的抗争，人道主义的关怀超过女性意识的观照；其女性形象仍然是被社会命运所左右的走不出父权家庭的一群。
六七十年代，是台湾女性文学的发展期。在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潮影响下出现的学院派女作家，充分显示了文学的创新精神。从陈若曦的《妇人桃花》、《灰眼黑猫》、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欧阳子的《花瓶》、施叔青的《壁虎》可知，她们对女性命运的考察，由外部存在形态的描述转向内部本体生命的发掘，由一味的控诉揭露转向对世俗伦理道德的大胆挑战。其创作更多地侧重于人性、潜意识、性心理对女性人生的影响力量，表现方法也从传统的现实主义，一变而为象征的、暗喻的、意识流的现代派文学创作流向。这种女性文学创作的实现，主要诉诸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技巧的借鉴，而非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观照，其女性解放的社会意义的传达，自然受到一定的局限。
80年代以来，台湾进入了新女性主义文学的勃兴期。曾心仪、李昂、廖辉英、吕秀莲、肖
、朱秀娟、袁琼琼、苏伟贞、蒋晓云、李元贞、杨小云等人为代表的女作家，以现代社会知识女性群体觉醒的姿态，再创了台湾女性文学历史的辉煌。新女性主义文学面向社会的现实性、关心普通女性人生的大众性、以及引导女性意识的前卫性，使它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力；不仅作品读者甚众，许多作品的题目，如《自己的天空》、《不归路》、《陪他一段》等等，都以社会大众流行语的形式而颇具传播效应。新女性主义文学于80年代的崛起，原因有二：其一，在台湾社会工商化的过程中，女性大众文化教育水准与就业率的提高，带来了女性人生背景与女性角色的转换。现代知识女性群体的扩大，为文学反观女性自身命运提供了历史的契机；由闺阁走向社会的角色变化，使女性面临新天新地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遭遇着工商社会与男权传统的多重症结。新女性主义文学的勃兴，正是台湾女性所面临所选择的生存境遇的反映。其二，女权主义运动的思想影响，为新女性主义文学的勃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背景。直接受到美国当代女权运动冲击的吕秀莲，70年代初留学归来后大力倡导台湾新女性主义运动，她开专栏，设热线，组织演讲，出版书籍，参与时政，成为亚洲当代女权运动的“第一人”。台湾新女性主义运动的内涵，已经不再仅仅是解决女性人生疾苦、婚姻悲剧和经济独立的问题，它升华到以男权统治的批判和女性自身的完善来建立两性和谐的社会，以女性的社会参与、人性自由和精神建树来实现女性解放的更高层次。80年代脱颖而出的台湾女作家，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这种新女性主义的洗礼。李昂曾经直言：“我不否认我受到女权运动者的影响”[②a]，吕秀莲和李元贞则是从新女性主义运动走向新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新女性主义的思想启蒙，带来了新女性主义文学富有前卫意义的探索，也使它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女性文学的创作新质和作品风貌。
1.
台湾的新女性主义文学，是以强烈的反叛精神作为先导的。对传统文化积淀的揭露和对男权中心秩序的颠覆，使文学达到对女性边缘生存模式的反思与抗衡。这种清晰明确的创作指向，带来了新女性主义文学对过去那种囿于一时一事、单纯控诉揭露的女性文学的整体超越。
人类几千年的文化历史，是一部失却了女性话语的男性历史。从母权社会的“女神”沦为父权社会的“女奴”，女性作为历史的失败者和现实的异己者，被放逐于男性权力文化之外的边缘位置，其生存模式、行为准则、道德规范都被纳入了男性中心的社会秩序。“天道阳尊阴卑，人事男尊女卑”，父权制的巨型话语和历史的因袭重负，不仅湮没了女性的历史的声音，也制造着女性现实处境的失落。深受女权主义思想影响的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伊始，就以叛逆者的现象，向千百年来盘根错节的父权制社会猛烈抨击，以廓清一代又一代女性的历史生存真相。廖辉英与李昂的小说，最典型地代表了这种女性批判精神。
被誉为纯粹的“女性问题作家”的廖辉英，1982年以短篇小说《油麻菜籽》而一举成名，并荣获《中国时报》文学奖首奖。这部“一笔写尽台湾妇女30年悲苦生活”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妇女的命运、地位、境遇以及自身解放的多重问题。小说中，阿惠的母亲出身名门，却不幸误嫁了一个浪荡公子。她既憎恨丈夫的自私、懒惰、不负责任，又心甘情愿地替他收拾烂摊子，一生的“日子在半是认命、半是不甘的吵嚷中过去”。女人的含辛茹苦与丈夫的逍遥浪荡形成鲜明对照，男尊女卑的传统再度表明了男权社会中两性地位的不平等。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其中大量藉由世代口耳相传的方式，对台湾文化营造男性中心神话、刻板认知性别角色的历史与现实给予了深刻的揭示，并以近似符咒的摄人力量，凸现出父权传统的强大与顽固，以及女性人生被男权话语所统治的悲剧。故事开始不久，那位连娶六妾而苦无一子的阿惠的外祖父，曾用“查某囡仔是油麻菜籽命”来劝慰婚姻不幸的女儿；而多年以后，面对学习上与哥哥一较长短、待遇上抗议男女差别的女儿阿惠，母亲竟振振有词地说：“你计较什么？查某囡仔是油麻菜籽命，落到哪里就长到哪里。没嫁的查某囡仔，命好不算好。……你阿兄将来要传李家的香烟，你和他计较什么？将来你还不知姓什么呢？”得知阿惠考入了众人称羡的名牌大学，母亲“竟冲着成绩单撇撇嘴；‘猪不肥，肥到狗身上去。’”男孩子是传续烟火的香鼎，女孩子只是祭供用的猪头，母亲对女儿的这种“教导”，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男权情结。阿惠的母亲作为父权统治下的受害者，一生扮演婚姻的悲剧角色，已经是两性地位不平等社会的一种悲剧。更令人可悲的是，“男性为自己创造了女性形象，而女性则模仿这个形象创造了自己”。（尼采语）阿惠的母亲不仅把自身地位的低下和被轻视，看作天意命定，而且忠实地传播着这种巩固父权统治的命运观，这不能不说是女性自身的深层悲哀。如果说，以前表现女性遭遇的控诉文学总把婚姻不幸的责任推卸给男性，归之于愚人不贤和封建婚姻制度的桎梏；那么，《油麻菜籽》的突破，一是在“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背后，发掘出男权中心的巨型文化语码和因袭生存秩序，以唤起女性对自身生存真相的警醒和对男权秩序的质疑。二是通过阿惠的母亲对“油麻菜籽”命运观的自觉认同，深刻剖析了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集体无意识对女性人格精神的扼杀，从女性自身发掘了悲剧命运的成因。
以《杀夫》而骇世惊俗的李昂，其作品从性角度切入，批判锋芒直指男性沙文主义，对父权中心秩序颠覆的力度，令看惯了闺怨文学的男性社会震惊、愤怒。从作者偏爱的《妇人杀夫》的小说原名，可见其女性主义色彩之一斑。将《春申旧闻》一书中“詹周氏杀夫”的社会新闻，移植到日据时期的台湾鹿港，李昂认为“这样才能显现出我企图对台湾社会中两性问题所做的探讨，更为了要传达出传统社会中妇女扮演的角色与地位。”[①b]《杀夫》的世界里，一方面是林市的叔叔为代表的凶恶、无耻、虚伪的封建家族势力；一方面是屠户陈江水为标志的兽性与血腥的夫权统治。弱女子林市为了生存的辗转挣扎，无论是在暴力、侮辱下的驯服、哀求、拜祷，还是尝试经济自救、企图逃离家庭的“突围”，都无法改变她受人宰割的绝境。林市被逐步非人化、被迫走上精神崩溃的过程，赤裸裸地见证了传统架构下男性权力的狰狞面目。在这个男性权力统治的世界里，叔叔为了换取长期吃肉不要钱的“肉票”，可以把孤女林市卖给野屠户陈江水为妻；陈江水因为掌握家庭经济权力和男性役使权力，可以任意对林市进行原始兽性的性虐待和性掠夺，并屡屡以食物作为充满病态快感的奖惩工具。而林市，为求免于饥饿，惟有默默地忍受男性所施加于自己的性暴力。性欲、暴力和食欲这些人类原始本能在男权社会中的交织，把女性变成了任意买卖的物品，被人泄欲的工具，服侍男性的奴隶。林市在父权统治桎梏下经济不能自立的生存凄凉和自我被放逐的物化悲哀，写尽了旧时代里“生为女人不是人”的女性悲剧。林市后来在忍无可忍的精神恍惚中，将陈江水疯狂地斩成肉块，这种以弱杀强的原始性突围，蕴含着一种对男权秩序的颠覆精神。“在象征意义上，可说是代表了对于女性遭受物化的反抗与控诉，将女性分崩离析、饱受切割的自我主体，投射到男性的肉体上。”[②b]从《杀夫》可知，李昂作为80年代台湾文坛上最见力度的女作家，她在性文学领域的大胆挑战，她在女性本体意识上对台湾不平等的两性关系所做的深刻思考，使她当之无愧地走在了新女性主义文学的前列。
2.
面对台湾经济转型时代女性遭遇的现实症结，面对社会价值观念急剧变革背景下女性的人生调适，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是以直面人生的现实精神，从女性感同身受的婚姻结构、家庭模式、爱情观念、事业前程、角色冲突等问题切入，写出了台湾妇女从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之间角色转换的难题。
廖辉英在《今夜又微雨》一文中指出，身处转型期社会之中的现代男女，“不仅自处艰困，相处也或明或暗，如此那般的危机。对红尘儿女而言，一切皆在不安定的转换与错乱之中纷扰，于是个别行为通常也有意料之外的非常情况表现。所以，现代男女必须饱受传统例行与现代专有的双重磨难之煎熬，无疑苦过从前那些世代的男男女女。”[③b]新女性主义文学在这种社会变迁的背景上写台湾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惑，所经过的人生历练，所选择的两难境地，它所体现的正是对女性现实人生的当下关怀精神。
新女性主义文学对台湾女性现实境遇的描写，从传统女性和职业女性两个层面上展开。在传统女性那里因婚变、外遇带来的情感危机和生存搁浅，是她们遭遇的致命创伤。变迁中的台湾社会，带来女性角色的多元化，男性更有机会将他们接触到的社会女子与滞留家中，依附丈夫的家庭主妇相比，婚姻的冒险与诱惑，比较与失衡自然增多，也加大了夫妻情感的危机。加之社会对于男性情感走私的一向宽容和庇护，婚变中的女子不仅在财产分配、孩子监护方面得不到平等待遇，离婚后还往往被人指责“连一个丈夫、一桩婚姻都保不住”。传统女性以终生幸福维系于男子的旧观念来对待急剧变化的工商社会，往往出乎意料地遭受人生的灭顶之灾。肖《唯良的爱》中的唯良，袁琼琼《自己的天空》中的静敏，廖辉英《爱与寂寞散步》中的李海萍，《不归路》中的李芸儿，就是这种挣扎于婚变和外遇之中的传统女性。对唯良、静敏、李海萍这些家庭主妇来说，小时候生活在父亲的家，长大了拥有丈夫的家，自己全部的生活就是丈夫、孩子、家。一味笼罩在男性主体的话语之下，希望通过爱情和婚姻，全身心地依赖男人，直到家庭之舟沉没，才发现自己红颜已老，身无所长，沦陷于情感困境和生存困境难以自拔。对于婚变后的抉择，唯良千呼万唤不见丈夫回头，绝望之中走向毁灭之路。而静敏、李海萍她们，虽然一度沉落于万念俱灰的生命谷底，最后终于走向人生挫败中的自我拯救，在复出社会工作的过程中争取了为生存自主、为人格独立、为生命张扬的女性权利。经过了开店、跑保险业务的社会历练，静敏从一个哭哭啼啼的弱女子，变成了自主的、有把握的女人，奋斗出一片自己的天空。从一个摆地摊卖衣服的小贩，到“亦然”饮食店的服务员，再到“人杰VIP俱乐部”的职员，最后成为T报妇女版的主编，李海萍以一个能做自己的主人、能心智成熟的承受生活寂寞、能把小爱转化为大爱的形象，走出了婚变女性自我拯救、自我成长的人生之路。比起现代子君的爱情悲剧，当代“娜拉”们再度出走的实现，是以经济独立的追求作为前提的；但经济的独立并不意味着女性解放的全部，没有人格精神的自立自强，能够独立生存的女人也仍然要依附男人而生存。如同《不归路》中那个柔软不幸的李芸儿，经济的独立，感情的挣扎，都无从改变她结婚无望、求妾不得的“黑市夫人”的尴尬位置。男性情结的苦苦缠绕，使她注定踏上失去自我的“不归路”。
对于现代职业女性而言，女性角色多元化引起的人生冲突，造成了她们在事业与家庭、爱情与婚姻、个人与社会之中选择的两难境地。廖辉英的《红尘劫》、《今夜微雨》、蒋晓云的《姻缘路》、吕秀莲的《拾穗》、曹丽娟的《红颜》，集中反映了那些事业领先、学有所成的现代女性的情感困境。在生存竞争激烈的工商社会，现代女性往往以一种男人式的强悍和苦行僧式的克制，将女人的天性、情感和世俗生活欲望压抑到最低点，全力以赴成就事业。但事业成功的同时，又伴随着感情的落寞，不是佳期已误，就是知音难觅，特别是大男子主义传统依然深重的现实社会里，事业女性常常被男性排斥和冷落，他们狭小的人生之船载不动雄心万里的豪客。《红颜》中的路敏得到了留美博士的学位，却嫁杏无期，成为众人的话柄；《拾穗》中的“她”，堪称优秀出众的女子，在爱情的田野上“拾穗”，力求完美却是两手空空而归；《红尘劫》中的广告界女强人黎欣欣，雄心与能力敢与男子一争长短，却注定不该动情，每一动情，必有损伤，终于在弱肉强食的人生逐鹿中败下阵来，对充满劫难的红尘世界深感绝望。《今夜微雨》中的杜佳洛，容貌美丽，精明干练，事业一帆风顺，婚姻却一再触礁。因为男人无法容忍女人的能干，她总也难以实现“过一家一业、正正常常的夫妻生活”这个起码而普通的愿望。对这些踽踽独行在无望的姻缘路上的事业女性，新女性主义文学满怀同情地描写了他们内心的失重和哀怨，也帮助她们反省自身的偏颇和局限，努力从事业与生活两者分离的困境中走出来。同时，作品通过现代女性血泪交织的人生拼搏画面，让人们意识到台湾工商业畸形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建设不相协调的现实，认识到要清除封建残余思想、争取真正的两性平等，还必须经过漫长曲折的奋斗过程。
3.
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以重建与再塑的积极导向，塑造了充满现代精神的女强人形象，意在倡导女性的自我觉悟与自我完善，做一个“以生为女人自傲，能充分发挥志趣，适度保持自我，负责任尽本分，有独立人格思想而与男女两性均维持和睦真挚关系的女人。”[①c]
新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者历经社会磨练，又深受新女性主义运动影响，她们本身就是时代的强者。廖辉英“在广告圈和企业界沉浮了十多年，因为职位的关系，练就了一层外表，被称为‘广告界的女强人’”；[②c]朱秀娟爱文，习商，写小说，开贸易公司，是台湾文坛的一个异数。以倡导新女性主义运动而闻名台岛的吕秀莲，更是事业女性的前卫代表人物。在他们看来，“女性在谋生技能、常识基础这些方面，绝不输于男人之体力、智慧和耐性，其实也不弱于男人，因此，有些卓拔的女性，必然超群而出。”[③c]新女性主义作家们的自身历练与人生理解，成为她们塑造女强人形象的现实生活土壤。廖辉英《盲点》中冲破封建的家庭伦理规范、开拓自己事业天地的丁素素，苏伟贞《世间女子》中艰难创业与人生突围的唐宁，肖《霞飞之家》中一生创建、经营“霞飞之家”西餐厅的桂美，朱秀娟《女强人》中从高考落榜生成长为商界女经理、两度拒绝没有自我的婚姻传统的林欣华，《丹霞飘》中具有东方女强人气质的服装设计师尹桂珊，以及吕秀莲《这三个女人》中的新女性高秀如，《贞节牌坊》中坚持独立人格的舞女蓝玉青，尽管她们性格各异，境遇有别，却都有着从普通人到新女性的共同奋斗历程：一方面，以抗衡和颠覆的勇气，她们敢于面对男性的道德规范和世俗偏见；另一方面，以新女性理想的张扬，她们勇于发展自我，塑造自我，从而成为女性的强者。
吕秀莲的创作以两性之间的关系作为取材的对象，藉以呼应她所倡导的新女性主义思想，从而把台湾的女性文学提升到新的社会层面。中篇小说《贞节牌坊》“是就传统贞操观念所作的‘世说新语’。我以为贞操不应限于两性的性关系。它是每个人对自己尊严的维护，与对生活原则的坚持。现代化的贞操观念，应从礼教的桎梏提升为人性的修炼，从被动的束缚转换为主动的操持，更从女性片面的伦理扩充为两性全面的道德戒律。”[④c]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蓝玉青，家道中落后被迫辍学当舞女养家，她不为“菲华企业董事长夫人”的桂冠所诱惑，坚持与普通医生叶明真诚相爱，并贞节互期，富贵不移。蓝玉青的独立人格精神，她向世俗挑战的现代贞操观念，则显示了台湾普通女性的成长。
《这三个女人》作为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它主要透过起点相同而际遇各异的三种女性人生状态，来探讨知识女性的业力因缘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激变。以少女时代全部豪情壮志换来家庭城堡入境许可证的洋博士夫人许玉芝，虽然不乏世俗称羡的幸福，却时时感到失去自我的困惑；沉溺于爱情的象牙塔的美丽少妇汪云，到头来竟发现自己守护的是一桩荒谬而渐愧的婚姻；而热心事业追求和社会工作的名教授高秀如，虽然单身却拥有充实的人生和独立自主的人格。不再以寻找男人的庇护作为生命依托，不再以男性世界的规范作为行动准则，高秀如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奋斗中走向了新女性的成熟。作者以理想型的高秀如、矛盾型的许玉芝、家妇型的汪云在社会人生激变中最终的殊途同归，奏响了新女性生命的三重奏，也为台湾社会提供了不断走向自我觉醒和自我重建的女性楷模。
新女性主义文学的批判锋芒、现实指向和重建精神，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进步，也为台湾社会的价值观念变革和两性关系改善带来了新的曙光。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传统与现实的冲突，新旧价值观念的矛盾，男性规范与女性解放的抵牾，又常常缠绕着现实人生，影响着文学创作。如同经济独立并不能代表完全的女性独立一样，新女性主义文学也难以造就所有的、真正的新女性。问题的症结在于：一方面，从挣脱传统权力关系格局出发的某些现代女性，虽然经历了两性关系的重整和经济自立的奋斗，她们仍然挣扎于传统与现代角力的泥淖，以致于迷失自我，重蹈人生怪圈。《自己的天空》中的静敏，从被第三者颠覆的家庭中出走，成为经济自立而自信的女强人，却又重复历史般地成为他人婚变中的第三者——“这次是她了，她是那另一个。”苏伟贞笔下那些看似现代却又无所自处的女性，每每控诉着父权统治，骨子里又缠绕着父权情结；一心否定传统婚姻，却又勘不破情关，走不出老旧故事的幽怨。新女性主义文学的这种创作缺失，自然影响到新女性形象的素质与品位。另一方面，新女性主义文学对女强人形象的塑造，理想色彩过重，浪漫虚幻有余，本真深刻不足。朱秀娟那部颇有影响的《女强人》，完美得象“一本中规中矩的‘励志’小说”。主人公林欣华的女性创业史，一是充满了际遇的巧合，二是凭借个人的努力可以无往而不胜。这种充满生活幻象的描写，恰恰掩饰了工商社会生存竞争的真相。林欣华以工作狂的形象出现，要强到动辄锋芒毕露，凌厉逼人，生命的血肉被过滤干净，婚姻与工作的冲突被刻意铺陈，周遭的人物为她所调度和驱使，这个形象的真实程度难免不被人怀疑。由此可知，女性意识的确立和女性解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新女性主义作家在塑造笔下新女性形象的同时，也仍然面临着现代女性价值观的重建与提升。
注释：
①a叶石涛：《林海音论》，载《台湾乡土作家论集》，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266页。
②a李昂：《我不是大女人主义者》，载《女性的意见》，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70页。
①b李昂：《写在书前》，载《杀夫·鹿城故事》，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版，第8页。
②b张惠娟《直道相思了无益》，载《当代台湾女性文学论》，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55页。
③b廖辉英：《今夜又微雨》，载台湾1986年3月23日《联合报》。
①c吕秀莲：《新女性主义》，敦理出版社1986年版。
②c廖辉英：《油麻菜籽·自序》，载《油麻菜籽》，皇冠出版社1983年版。
③c转引自《〈红尘劫〉作者与作品简介》，载《红尘劫》，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④c吕秀莲：《铁窗下摇笔杆·自序》，载《这三个女人》，北方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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