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形成背景中的欧洲文化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传统论文,景中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国内外的研究者们论述颇详，除认定马克思主义是“工业革命”之后西欧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阶段促使工人运动即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运动的必然产物之外，还认为其在文化背景上直接受到19世纪欧洲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尤其是得力于对诸如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成果、英法两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德国本土的古典哲学的直接继承，等等。对此，列宁有过精辟而著名的论断，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三大理论来源和三大组成部分”——近一个世纪以来，研究者们几乎都没有超越列宁这一预设的论域，列宁的观点遂成为考察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文化背景和理论来源的经典性论断。
列宁的话屡受质疑，认为它不全面。谈到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伯尔基说：“马克思主义根本上属于欧洲政治社会理论的主流传统。”①这里所说的“主流”，在文艺复兴之前有两个：一是基督教的传统，它在世俗生活层面上表现为宗教道德规范，在精神生活层面上表现为超越理念；二是形而上学的传统，这个传统起源于古希腊，但罗马时期基督教的传入以及随后蛮族的入侵使希腊的传统中断了，欧洲人直到15世纪才真正复兴这一传统；随后又形成了欧洲近代的第三个传统，即人文主义的传统。17世纪欧洲开始工业化，近代自然科学首先在英国诞生，至19世纪便形成了第四个新的传统，即科学或科学主义的传统。
一、基督教的传统
基督教是欧洲的主流文化——这样说，恐怕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尽管希腊的理性哲学对近代欧洲文化的崛起十分重要，但写欧洲文明史，却只能溯自罗马，并不是源于希腊。古希腊的哲学只是到了12世纪才被欧洲人发现，15世纪才广为人知，从而使欧洲的精神发展史从古代希腊那里得到补阙。在此前一千多年来，整个欧洲的文化是建构在基督教文明之上的。虽然基督教教义是希伯来精神与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哲学长期融合的结果，但在欧洲人的头脑中，千百年来只能归属于基督教。对于当代西欧的主体民族日耳曼人来说，他们在相当历史时期内自称为“神圣罗马”——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在精神上对罗马教廷的皈依。
马克思出生于一个改宗了基督教的犹太人家族里。马克思的祖父和伯父都是犹太教的拉比，马克思的祖辈中很多都是拉比，“事实上，16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特里利拉比都是马克思的祖辈”②。到了马克思的父亲那里，只是为了更好地从事律师事业才改宗了基督教的新教，但其全家却生活在基督教旧教(天主教)的社区里，马克思的母亲则比马克思的父亲保留着更多的犹太教的信仰和习惯。马克思6岁时受洗成为一名基督教徒，其母也在次年改宗了路德教派③。这种浓郁的宗教背景，使犹太—基督教思想对少年马克思有着深刻的双重宗教的影响，正如麦克莱伦所写：“这种强大的家族传统对马克思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④虽然以后的马克思跟宗教和神学思想决裂走向了无神论，并通过接受和批判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但其青少年时期所深受感染的“犹太—基督教”文化，不失为其思想历程的起跑点。甚至“一些马克思的研究者认为他们已经在马克思的拉比家统中找到了理解整个马克思思想体系的钥匙”⑤。
跟马克思相比，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创始人——恩格斯与基督教的决裂则经过了痛苦的过程。直至18岁的时候，他仍然眷恋着上帝。不久他就陷入了对上帝的信仰和对科学真理怀疑的困境之中，正是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引导恩格斯摆脱了基督教的思想束缚，从而成为一名左翼的青年黑格尔分子，直至抛弃有神论而转向无神论，整个过程对他来说都经历着精神世界的痛苦纠结，他写道：“我陷于极度困扰之中……但当我确信不疑地接受了一种信念之后，我是不能、也绝不愿意走回头路的。”⑥正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使他深受鼓舞，他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写出了我的心里话”⑦，尽管他也致力于研究康德和费希特的思想，且熟知从苏格拉底到斯宾诺莎的哲学，但他认为这些人都不比黑格尔更重要。然而，当费尔巴哈的《论基督教的本质》发表之后，恩格斯和马克思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从此由唯心主义的无神论转向唯物主义的无神论。
然而，恩格斯这种与传统观念的决裂不等于说以前的信仰毫无价值。像马克思扬弃前人的思想一样，恩格斯紧随这种对世界初始化认识的逻辑原点之后，乃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思想进程的圆圈。换言之，新的信仰是对旧的信仰的扬弃。对此，在与马克思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恩格斯仍然没有忘记把共产主义与基督教信仰加以比较。他说：“基督教拨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的心胸中唤起共鸣。”⑧“基督教同任何大的革命运动一样，也是群众创造的。”⑨“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与现代工人运动有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里寻求这种得救，而社会主义则是在现世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⑩从恩格斯的这些话里，我们清晰地看到在解放全人类这一终极目标上，马克思主义融入了基督教的某些理念。正像人们所共识的一样，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笔下的人类历史还是基督教中的人类社会，都充满着罪恶，但这些罪恶最终都会得到拯救——在基督教中全人类最终的救赎是对乐园(伊甸园)的复归，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全人类的真正解放是对共产主义的复归，不过，这种复归了的共产主义已远远高于它的初始点即孕育着原罪的人间伊甸园——原始共产主义。
因此，伯尔基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来说，基督教“大概也算得上一个重要的源头”(11)，这应该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二、形而上学的传统
形而上学的传统即哲学的传统，一般都把它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之中。然而，虽然亚里士多德写了《形而上学》一书，但他本人并不知道这一名词，因而也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一名词，该名词是后来的亚氏研究者在编纂亚氏作品时添加上的，意即“物理学之后”的学说。由于亚氏曾把他的《物理学》称为“第二哲学”，其本人又经常使用“第一原理”这一称谓，故后学便因此推论“形而上学”应为“第一哲学”。“形而上学”又称“本体论”哲学，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我们研究的主题是本体，我们所探讨的正是本体的原理与原因。”(12)而本体又分两种，一种是可灭可毁的本体，一种是“不动变永恒的本体”，形而上学的任务正是要探求那生灭现象背后永恒不变的本体。
其实，希腊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哲学的拓荒者或真正的奠基人应该是亚里士多德的祖师爷苏格拉底的师辈人物巴门尼德，亚里士多德只不过是综合了从巴门尼德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系统的本体论而把它更系统、更理性化了。这种探究宇宙万物的“始基”或“元一”的学问到了罗马时期逐渐式微，但柏拉图的哲学理念却内化于基督教的教义之中，成为希腊哲学和希伯来神学相融合的“两希思想”即“教父哲学”的核心思想，这种核心思想在哲学上就是法国学者德里达所称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尽管这种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特征的形而上学在19世纪以后受到实证哲学和科学主义的全力“拒斥”，但它实际上却贯穿于近代欧洲哲学和思想发展史的始终，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特征罢了。在柏拉图那里，理念世界相较于现实世界，理念世界是本体，而在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那里，这就是形式与质料，二者相较，形式是本体。到了教父哲学创始人奥古斯丁那里，天上之城与人间之城，天上之城是本体。再到托马斯·阿奎那那里，无限与有限，无限是本体。至近代笛卡儿那里，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精神实体是本体，等等，这种把世界二重化进而认为其中一重世界决定另外一重世界的思想，是形而上学最本质的特征，即“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标志性理念——之所以用这个称谓，乃是因为最根本的、决定一切的本体在中世纪哲学那里就叫做“逻各斯”，其源出于古希腊赫拉克利特的术语。欧洲哲学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形式即使到了发起“哥白尼革命”的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那里，也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康德的形而上学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先验的东西比经验的东西更根本。至于黑格尔，他虽然建立了一个有异于他的前辈们的唯心主义一元论体系，在其辩证法的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里，从来就没有任何不变的现象，但绝对理念的本源性却是不变的。
近代实证主义哲学拒斥形而上学，实际上拒斥的是那个不可实证的“本体”，它们要把本体论的认识论转换为经验的、实证的认识论。然而，至于本体论的最基本的方法，却被全盘继承下来。这种所谓“最基本方法”的基础主义，就是穷究现象界背后之本体的致思路线，在希腊，它是对“元一”的求寻，在中世纪，它是对“上帝”的皈依，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时期，它是对“理性”的向往。继实证科学形成之后，形而上学斯文扫地，形而上学最基本的致思之路一变而为近代科学的知识论，但它仍然没有离却对现象界背后终极本体的穷究。不过，在分门别类的自然科学那里，其各自的本体却有所不同，如天文学的天体、物理学的基本粒子、生物科学的基因等，取代了传统形而上学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抽象的本体，其证明的方法也以实验室的经验方法取代了单纯超验的思辨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德国古典哲学思想核心的扬弃和传承，而康德哲学又是对以笛卡儿、莱布尼茨、沃尔夫等人为代表的欧陆理性主义哲学和以培根、洛克、休谟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集成和发展，黑格尔哲学则把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发展到了顶峰，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是欧洲主流哲学的革命性转换。这种转换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吸收和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之上完成的。按照恩格斯的观点，传统哲学到了黑格尔那里就走到了尽头，“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13)第一个方面是说黑格尔哲学概括了从前以“本体论”为核心的形而上学的成就，第二个方面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黑格尔为基点实现了革命性的转换，这种转换实现了科学世界观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超越，正如恩格斯所说：“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14)恩格斯的这段话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客观过程，又是一种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经典性概述。自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一种彻底无神论的、批判的、革命的、实践的、辩证的“新唯物主义”展示在世人面前。
三、人文主义的传统
“人文主义”(Humanism)一词，在汉语中也被译为人道主义。这一名词在欧洲历史上虽然直到19世纪才出现，但是其词根却源于罗马时期，作为一种近代西方思想范畴和术语，实产生于14世纪至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应该说，人文主义是一个引领时代风俗习惯的重要思潮，推动文艺复兴的一代思想巨人、哲学家、作家和艺术家，后人通常把他们称为“人文主义者”——他们都是近欧洲文化伟大的培育者。人文主义氤氲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占绝对统治的精神氛围中，标志着市民阶层意识形态的兴起和新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它宣扬个性解放，提倡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价值观，具有鲜明地反封建专制、反教会愚昧、反经院哲学的特色，说穿了，“人文主义”实质上就是对“神文主义”的反动。
人文主义积淀为一种新的传统，极大地影响和支配了近代欧洲思想界，并渗透到人们的观念和语言之中，在继之而来的启蒙运动、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中，人文主义都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并涌现了一批人文主义大师，如洛克、斯宾诺莎、卢梭、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赫尔德、歌德、席勒、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他们思考的中心课题无不是人的尊严、自由、创造性的精神力量和自我能力的完善，如对人的批判性反思能力、复杂性推理能力和对现实世界的理智性构建能力的完善，等等。人文主义主张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以“人本”反对“神本”、以“理性法庭”取代“宗教法庭”，这种价值取向最终催生了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本主义(Anthropologismus)。19世纪的人本主义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一脉相承，都以反对基督教神学的禁欲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为宗旨，都把人的解放、自由、平等和幸福奉为最高价值。不同的是，人文主义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渗透在几乎所有的人文和艺术学科之中，而人本主义则主要表现为一种哲学流派，在费尔巴哈那里就是人本主义的唯物论。从德国古典哲学营垒中杀出，同时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两人的哲学既进行批判继承又进行创新性转换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受到人文主义传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和不容忽视的。
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佩特拉契克曾经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与其敌人的意识形态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总是受到不应有的歪曲，指责它同人文主义相对立，以至“剥夺人的人格”和抛弃人的普遍价值。“他们宣布，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与人道主义水火不相容的。他们从唯心主义和抽象伦理的含义上去解释人道主义，这种立场早已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以可靠的事实为根据，建立了‘真正人道主义’的理论，并确定了实现‘真正人道主义’的实际手段。”(15)另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则认为，马克思虽然接受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但在1845年就同这种哲学开始了决裂，不过，“马克思同一切哲学人本主义和哲学人道主义的决裂不是一项次要的细节，它和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浑成一体”(16)。此处的“科学发现”即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他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真正的人道主义”)，在阿尔都塞看来，这种“科学发现”与马克思所决裂的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是“浑成一体”、互相联系的。
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数百年来的人文主义传统采取了“扬弃”的态度，像对待基督教和黑格尔哲学一样，他们把这些人类文化思想遗产与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7)。康德把自由意志叫做“绝对命令”，即一种普遍的道德律，这种普遍的道德律把人和人性作为目的，而非手段。马克思在这里借用了康德的这一哲学术语，并吸收了康德哲学中人文主义的精神实质，把它与人类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因此，在马克思那里，人道主义被界定为“实践的人道主义”，即“真正的人道主义”。
虽然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是人的目的”的社会组织即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之前，要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但它从人文主义传统那里继承下来的人道价值观一刻也不曾中断。对此，法国学者戈德曼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在“经历了一个从无产阶级民主专政的过渡性阶段后，社会的阶级划分的取消，人剥削人的消失都会带来一种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类性、个人自由、平等、人的尊严、言论自由)那里继承来的伟大价值的合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给人以一种真正的人格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的纯粹形式上的人格”。(18)“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人们常说——是属于西方人道主义范畴内的，无论其基督教的还是理性主义以及无神论的开展都是这样……他们的思想总是在一条完全的人道主义的路线上发展，他们肯定个人自由、言论自由、博爱以及平等的价值，尽管作为辩证思想，他们曾观察并承认了专政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阶段，但认为这种专政是向这些价值的真正的和全面的实现过渡的。”(19)这里，戈德曼既区别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差异，又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和继承性，证明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脱离人类文明大道的怪物。
四、科学的传统
此处用“科学的传统”而没有直接用“科学主义的传统”，主要是避免争议。因为时下“科学主义”常常作为一种负面的、与人文主义相对立的概念来使用的。20世纪以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并不总是给人类带来福利，它也带来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生存空间的恶化和危机、地球资源的盲目开发和化石能源的日渐枯竭以及热衷于用最新尖端科学技术制造杀人武器，等等，这使得科学主义成为唯科学论的代名词，从而受到人文主义者越来越多的批判。事实上，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以及科学成果对人类的贡献来看，对科学的信仰、对科学方法的推崇——“科学主义”的思潮并不总是负面的，特别是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孕育和萌芽期，主张科学是一种信仰和唯一可靠的知识时，它无疑具有反对基督教神学的进步意义。因此，科学主义应是一个中性词：当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分析事物、批判宗教迷信时，这时的“科学主义”即使矫枉过正，它仍然是正面的；而当奉科学为万能的上帝、以唯科学理念反对人文精神和价值时，甚至当科学遮蔽了人们的良心见物不见人时，科学主义无疑是负面的。在必然世界中，科学能够促使人类走向自由。但在可能世界里，科学显然具有两面性：对人类或有利或有害。否认科学的有害一面、否认科学和技术有可能造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以及认定科学推动的未来世界只有一种可能——普遍和绝对的自由世界的实现，这就是科学主义的典型精神特征。
科学主义经历了四个主要的发展阶段。最早的科学主义源头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笛卡儿的基础主义和18世纪休谟的经验主义；第二是19世纪的法国和英国的实证主义；第三是19世纪-20世纪欧洲流行的逻辑实证主义；第四是20世纪中期在美国出现的逻辑实用主义和科学实在论。后两种科学主义思潮都以分析哲学为基础、以“科学哲学”为表征，发生和流行于马克思与恩格斯身后，我们在这里不去赘述。笛卡儿的“基础主义”即认识论的基础主义，把科学作为唯一可靠的知识和永恒的真理，以知识的确定性和“清晰明白”原则来排除如伦理学、美学和神学的思想于科学知识之外，这种理性主义思潮对欧洲大陆哲学的影响巨大，而且根深蒂固。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被认为是实证主义的先驱，他在《人类理智研究》一书中把知识划分为关于观念之间的关系和关于事实的知识，也就是近代逻辑实证主义所说的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声称要把那些无法进行“经验推论”即无法实证的神学、经院哲学等形而上学投入烈火，付之一炬，从而开启了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先河。当然，无论是笛卡儿的基础主义还是休谟的经验主义都通过康德之手融进了德国古典哲学之中，加之19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引发的实证文化氛围，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直接文化背景。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之间的联系。实证主义思想体系的创始人孔德系理工科出身的学者，曾做过5年圣西门的秘书，因为在学术思想上的不一致，终致二人分道扬镳。孔德主张用自然科学、数学和力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从而排斥对形而上学“本体”的探究，创立了如社会动力学、社会静力学这样的学科。孔德的实证方法源于培根的经验主义的观察、归纳法，在英国有着很深的传统，除培根之外，休谟的经验主义也是其思想源头之一。继孔德之后，英国的斯宾塞等人将生物进化论引入社会学，把社会看成像人体一样的有机体进行实证研究。以后以奥地利哲学家和物理学家马赫与德国人阿芬那留斯创立的经验批判主义把哲学仅仅归结为科学认识论，成为联结19世纪以孔德和斯宾塞为代表的早期实证主义与20世纪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的过渡环节。问题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受到过孔德的影响？
考察一下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的经典著作，我们没有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到孔德这个人。反而在孔德去世后约10年左右，马克思在1866年对孔德痛加否定，鄙屑地称呼孔德为“这个家伙”，将其学说斥为“腐朽的实证主义”，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比孔德的数学和物理学“不知道伟大多少倍”(20)。1871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的初稿中，专门写了《工人与孔德》、《孔德派的观点》两个段落，痛批了孔德的政治观点。马克思指出：“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巴黎工人还知道：他是一部新的教义问答的作者，这部新的教义问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圣徒代替了旧教皇和旧圣徒。”(21)恩格斯对孔德的评价看起来比马克思稍好一些，虽然他认为孔德具有“庸人的世界观”，但承认孔德具有“许多天才的思想”，然而却又说“孔德的全部天才思想都是从圣西门那里接受过来的，但是他在按照他个人的观点分类整理时把这些思想糟蹋了”(22)，最后还是把孔德否定了。
那么，我们是否据此而认定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接受过孔德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呢？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孔德是比马克思年长20岁的前辈人，其学术活动也远早于马克思和恩格斯。1824年，孔德的《实证哲学体系》正式出版，1830年，其实证主义思想体系的代表作《实证哲学教程》成书。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可能受到实证主义多少影响。1851-1854年，孔德四卷本的《实证政治体系》陆续出版且孔德的学说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时马克思主义也已经形成，如果说，马克思从学生时代到马克思主义的成熟时期与风靡一时的实证主义完全绝缘，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马克思主义直接的重要来源之一是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圣西门著作的熟知程度跟受圣西门的影响不言而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第四章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格律恩的批判中，提到了圣西门的三部代表性作品，并反复提到了《实业家问答》一书，认为《实业家政治问答》是《实业家问答》的另一个名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这部著作的熟知程度。然而，《实业家问答》的第三册是孔德撰写的，1824年再版时，孔德加了一个副标题——“实证政治体系”，即孔德晚年的集成作《实证政治体系》的第一卷。由此我们可知，马克思曾经认真研读过孔德的思想，如果说他在接受圣西门的影响时拒绝了孔德，恐怕是难以服人的。
再次，马克思在认识论上是一位强调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者，而在研究方法上，却是一位真正的实证主义者，这恐怕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一方面，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他们经常从正面使用“实证”、“实证哲学”、“实证的科学”，并用“真正的实证科学”来反对“黑格尔的虚假的实证主义”(23)；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拒斥形而上学的态度与实证主义者并无二致，甚至宣布哲学已经“终结”，取而代之的只能是科学。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24)正是基于此种立意，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来没有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哲学，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讲中，把马克思生平中的两项重大理论贡献即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同达尔文的进化论等量齐观，即认为它们是科学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情怀主要缘于19世纪工业化程度的发达和自然科学的创新性成果(如三大发现)，他们频繁地使用“实证科学”、“实证主义”也并不只是有孔德学说一个源头，因为实证主义一词也并非孔德的首创。但19世纪中叶以第一代实证主义所代表的科学思潮的确反映了那个时代科学主义兴起的真实语境和精神特征，而欧洲科学主义的传统也正是从那个时代氤氲成形，身在其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法排斥来自这种思潮的触动和影响。然而我们还应看到，马克思所讲的“真正的实证科学”与孔德的实证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的“真正的实证科学”是建立在“感性世界”和社会实践基石之上的，正是由于对社会历史和“现存世界”的实证考察，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才称得上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才能被称为“科学的世界观”。
由上文所述四个传统的发展脉络来看，无论是古代基督教的传统还是近代形而上学的传统，抑或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传统和19世纪兴起的科学主义传统，尽管从现象上看各不相同，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就实质而论，实有一根本的共通之处，这就是深蕴其中的本体论的思想内核。在基督教那里，这个本体是人格化的生灭一切的造物主(神)；在形而上学那里，这个造物主成为无神论的终极物质或精神实体；在人文主义那里，神就是人，人代替了上帝成了终极本体；而到了科学主义那里，泛神论或泛物质论渗透到各种具体学科之中，学者们分门别类地用实证方法去探寻各自研究领域中的“本体”。上述所有一切以追寻“本体”为宗旨的致思趋向，构成了欧洲文化的总体性思维特征，本质上体现了德里达所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中轴或传统。这个传统造成对“本体”的不懈追求的定势，即所谓的广义的“本体论”。本体论必然引发知识论，求知又不得不遵循思维的逻辑，形成一定的认知方法。至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扬弃了欧洲文化传统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造成了对这种传统的高度超越，从而构建了一个崭新的、革命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
①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伍庆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
②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
③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8页。
④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
⑤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
⑥海因里希·格姆科夫：《恩格斯传》，易廷镇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0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40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57页。
⑨《恩格斯论宗教》，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7页。
(11)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伍庆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
(12)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3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51页。
(15)A.佩特拉契克：《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人道主义问题》，毓才译，《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论争》，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第193页。
(16)路·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顾良译，《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论争》，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第22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18)吕西安·戈德曼：《马克思主义与人文科学》，罗国祥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263页。
(19)吕西安·戈德曼：《马克思主义与人文科学》，罗国祥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278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6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6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74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71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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