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理性及其分析方法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经验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理性选择理论的起点和方法论特色
理性选择理论来自于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借鉴，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个体是理性的，理性个体有最大化自我利益的倾向，当面临着多种选择时，他总是选择可能获得最佳效益的行动方案①。同时，理性个体选择和行动的聚合之后果就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唐斯在他的经典研究中指出，个体投票支持一个政党，是认为如果这一政党赢得选举，可以给他们带来最大利益。政党被假定为只受执政欲望驱动的，并且总会通过改变它们的纲领来争取选票②。
当然，作为一种政治学理论，即使是早期的理性选择理论也与新古典经济学有所不同，这表现在它注意到环境因素的复杂性，更加注意制度的作用以及注意到冲突和权力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非利己主义的动机等。从方法论上来看，尽管它比以往的政治学研究更加规范和可以检验，但并不像经济学方法那样主要是规范性和描述性的③，因此，它既追求规范和简约性，又具有经验性和解释性的功能。
在比较政治学的诸理论中，理性选择理论更具有简约性、一定的广泛性和相关层次上的可检验性，这也是它的效用所在。按照这一理论，对政治现象的研究要强调其理性化、因果性、逻辑性和广泛性，尽管它也考虑政治现象的非理性和复杂性，但它从不以过多地牺牲分析的逻辑性和严谨性为代价，并且企图通过引入数理分析方法来增强解释的效力。它强有力的抽象逻辑有助于人们在一定层次上共享同一种理解，而这是认知同一性和进行交流所不可或缺的；它还试图在理论和数据间建立一种系统化的联系，期望在逻辑和经验两个层次上都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从本性上来看，理性选择是为宏观过程提供微观基础的一种理论，因此，尽管它开始于“行为者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这样的个体层次的假定，却终结于集体行动的选择和制度层次。
理性选择理论强调路径依赖，这既来自于它的理性演绎，也来自于它对社会现实的经验分析。这是指一定时空中发生的一定行动不仅是由现时的各种相关因素决定的，而且更是过去的因素施加影响的结果，因为现时的考虑总是受过去因素的影响。它认为，政治现象的发生和变化是有因果联系的，发生在过去的某些事情可能是当前变化的来源和动力，从而制约着其变化的路径。然而，路径依赖并不简单地是指历史的决定作用，它是真实但不是唯一的，无论是依照或转移原来的路径都要受现实因素的影响。可以这样来表述路径依赖：一旦一个个体或集体步入了一条轨道，就会形成一种惯性，转向不同轨道的成本就会增高。尽管并非不存在着其他的选择，但既有的制度安排阻碍着人们的其他选择。例如，每个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制度和文化传统，尽管它们同时被卷入了现代化进程，但其传统仍然会有很大的约束力，使它们所选择的现代化努力仍然会受自己传统的影响，它们的发展路径只有在这两种合力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当然，实际影响发展路径的因素会更为复杂。要改变这种路径，尽管不是不可能，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尽管它是实际的选择但可能不是最优的选择或路径。
我们还可以通过政治变革来观察路径依赖。当某国政治变革的条件日渐成熟时，人们就会产生各种预期，这些预期引导着人们协调自己的行动，有时甚至会建立组织来影响发展。这种预期不仅源自社会中的技术因素，例如改变传统政权的具体措施及其可行性，而且还会受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多种影响，例如经济危机、腐败、民主观念的普及程度和文化传统中的思维定式对人们的影响程度等。正是在多重相关因素的影响下，人们的预期及其相关行动最终可能会通过协调而达到一种必要的平衡，这种平衡点或协调点的生成会引发政治变革并决定变革的路径④。换言之，这些相关条件会对政治变革的发生、过程和巩固产生强大的约束力，使其按照特定的路径发展，而使背离这种路径的变化难以发生，因为这要有很不相同的条件并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才能达到另一个不同的协调点。例如，只有将足够的行动者引向那里才能实现转变，而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者以及多数行动者的习惯通常会竭力维护既定的路径。当有组织保障时，路径就会更加稳固，因为组织有更大的约束作用，会拖着人们按照已有的方向走下去。
概括来说，理性选择理论至少有两个重要的优点：第一，它通过提供一种将自变量和因变量连结起来的因果机制而在政治现象之间建立起了真实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可以应用于本身所赖以建立的案例之外的案例，从而揭示出政治现象变化的一般规则。它有能力在理性和经验的基础上孕育出具有一定广泛性的理论。虽然在这个理论内部关于因果性或广泛的适用性的观点还存在着分歧，但是它们关于某种形式的因果推导、一定程度上的普遍主义和生产可证伪之假定方面都有很大的一致性。
第二，它说明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之间的潜在距离⑤。理性选择理论既要阐明个体的理性行为，也要揭示理性行动者如何聚合行为和产生集体后果。它认为，尽管每个行动者的选择是有意向的和理性的，但其集体行动的结果也许是无意向和非理性的。因此，理性选择理论在终结个体利益完全决定和等同于集体行动或集体行动必然反映个体和集体利益的神话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对理性选择理论及其分析模型的批评
理性选择理论及其分析模型是通过简约政治现象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并抽象和概括其相同性来进行解释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政治现象的复杂性能不能这样简约，这是否符合实际，其间有多大的合理性？正是在这方面他引来了诸多批评。
即使是理性主义者也认识到，个体理性并不一定能产生最佳效益，个体理性选择的聚合也会产生非理性的结果，例如政治妥协产生的结果不一定是个体的最优选择，即不是最好或最有效率的，一些多党联盟争斗不休就是其表现。再比如，某个大学中的科研奖励政策可能是校内外各种力量多方博弈的结果，尽管它可能是“最终的平衡”，但并不一定是最合理的。有时导致最优结果的是另外一些可选择因素，而不是理性的选择；有时也取决于相关制度提供的约束或激励因素，取决于提供的增加或降低交易成本的状况，而这些并不总是可以理性演绎的，而是与文化和历史有关。此外，政治决策也可以直接发挥重要作用，这表现在它可以通过改变选择聚合方案的相对价格来影响理性个体的选择，例如一些国家的主要政党通过控制党员人数和交纳一定数量的党费而让人们对加入政党变得更为理性，即理性个体通过对包括个人发展的可能性程度在内的利益和成本的算计来采取积极或消极的态度。
一些批评者认为理性选择理论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学、以理性范式替代文化特殊性的研究方法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库特纳认为理性选择理论企图把新古典主义的市场模式运用于政治学研究的方法，实际上是用使经济学遭受打击的极端的自由放任思想来打击政治学⑥。他认为经济学自身的变化已经动摇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今天的经济学正在重新思考它的理论范式中的假说是否背离了现实，那种推崇已有的规范理论的趋势正在减弱。由于实践中发现的“不规则”现象越来越多，因而经济学家正在对过去的理论进行修正，这表现在他们已经减少了对纯粹的自由放任理论的支持。“经济学独立于历史和社会关系的部分不仅仅少而且含糊不清。”⑦威廉·格雷德指出生产过剩和政府放弃强有力的规制功能将预示着一种新的全球需求的崩溃，由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它的后裔理性选择理论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库特纳指出，从渐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中衍生出来的市场模式有三个基本的缺陷，它们对理性选择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是它过分简化人的动机及动力，以至于把这个经验分析模型变成了科学分析模型；二是它不懂得市民和市民社会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同时也需要政治权利；三是它使很多商品的价格错位，这说明纯粹的市场并不能产生最佳经济效益⑧。
库特纳还指出：“公共选择论者声称担任公职者的首要目标是重新进行选举，选民组织是不可或缺的希望得到免费搭乘的‘寻租者’，而不是表达民主声音的政治团体的合法成员。普通的公民被利益组织所覆盖，所以神话中的‘人民’从来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样，由于民主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所以最好尽可能给公共领域授权。”⑨这种观点在东亚威权主义国家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验证，在那里，政府宣称是威权式政府而不是西方式民主政府更可能从人民和国家的长远利益来考虑问题，这在某些情况下并非不是事实，但问题是人民并不总是短视的，从更根本上的意义上来说，他们懂得保障其根本利益需要民主。
一些学者指出，理性主义者为了建构一个普遍适用的分析模型而有意回避了有悖于理性主义的事实证据，尤其是偏好这一变量，由于不能对其直接进行度量和证伪，给理性主义者提供了随意改变个体动机的机会⑩，从而使其具有广泛性。实际上，当偏好偏离自利性时，就是不可检验的，也就不受重视，由此，人们只有一种利益偏好：个体以他们的方式行事是因为他们得到了某种收益，而自利与利他主义的结合永远是正确的动机，这就成了没有差异的重复。它的缺陷是没有在相关的特定经验环境中对这两种动机的适用性做出确切的假定，以使这一模型可以被检验，因而这就使其可能无法对“反常”现象做出解释(11)。
由此看来，理性主义的视角是“外部性”的，它假定理性个体试图有效地适应环境，外部条件而不是人的主体性是该理论的中心。因而理性主义者倾向于机械行动的主体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性与利益相关性的描述，从而使行动者只有一种算计自己利益的行动取向。这样，利益成为社会秩序的障碍而非基础。理性主义者在实证的意义上视目标为随机性的，在规范的意义上视其为平等性的，这意味着价值最终是在分化而非团结人民。这种根据外部价格变化来解释行动的理性主义不可避免地会轻视个体和群体的身份形成问题。
一些学者指出，理性选择理论以一种跨文化界限的个体动机来解释人的行为方式，其合理性值得商榷。格雷德认为这种对文化的忽略表明理性选择理论更多地是冷战后美国利益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而较少是社会科学规律的反映：“随着全球工业公司的组织结构逐渐的趋同，一场意义深远的辩论在两种竞争的资本主义体制间形成了：独立的美国模式和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对日本的合作主义的国家指导性企业。一种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用法律规则来确保自由竞争，另一个是在许多公司之间建立商业关系和社会义务的网络；一个鼓吹用自由放任的方式来管理整个经济，另一个是采用规划工业发展和监督市场竞争者的国家战略；一个是个人主义的张扬，另一个则强调忠诚。”(12)简言之，他们认为理性选择的设计不仅没有解决跨文化的问题，而且本身主要是表现了美国文化的特征。然而，我们注意到格雷德是在承认企业结构具有趋同趋势的基础上来强调东西方两种企业结构和文化的差异的，因而他对理性主义跨文化的批判本身也有不足。
韦伯曾深刻地阐述过理性主义的矛盾。他认为，现代西方关注的是形式理性，即对手段与目的之间关系的关注，而非关注实质理性，即对目标本身的价值缺乏理性的判断。在现实世界中，政治行动的最终结果常常与人们初始的设想相矛盾，即社会和政治变迁通常会产生新的非理性、无效率和冲突，从而破坏着社会的均衡和秩序。由此看来，人类创造着一个非理性的“人工”世界，而这又会引发人们进一步的进行理性的手段与目的之间关系的计算，以采取干预措施，摆脱初始的非理性状况，然而这又引发了新的非理性结果。这种由支配自然和社会的理性意图而产生的动力和行动还会导致重要的价值性后果，即文化的世俗化与同质化。这些最终会使理性个体迷失生活目标，换言之，个体与社会纽带的完全脱离会导致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和非人性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共同价值观的蜕化和共享道德空间的萎缩。
韦伯以物质利益为线索考察了身份集团与社会阶级，以探讨理智所导致的非意图的消极后果，当代理性主义者也通过关注理智而探讨了现代性问题，他们不仅探讨了非意图的和消极的理性所导致的非理性后果，而且探讨了非意图的和积极的理性所导致的非理性后果，例如，在许多已经发生政治变革的国家或地区，理性的投票者与政治家共同制造了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这是因为他们的由利益导向的理性选择尽管可能与一般的政治发展目标相一致，与民主和政治自由主义以及市场化和效率相一致，但却与本国的现实或文化传统有很大距离，因而理性民主在这里出现了文化上的“水土不服”。
三、经验理性分析方法发展的回溯
对于核心的理性选择理论有很强的逻辑演绎然而缺乏针对性、未能充分考虑经验和文化的复杂性与作用这一点，仅仅简单地在偏好函数上增加文化因素是不够的，这仍然会有过多地同义反复而缺乏解释力的问题，也无法提供可检验的假设。研究者必须解释什么情况会激发行动者的工具性动机，什么情况会引发行动者更多的文化性考虑，以及两者是如何结合和互动的？为此，理性主义者也进行了各种努力来改进这个理论，一些解释越来越具有经验理性的倾向，并企图把这种既是理性的又是文化的行为假设模型化。
早期理性分析的局限性表现在，尽管它企图通过增加数理分析以增强自己的演绎能力，但是这种过于依赖程式化的逻辑而不是观察细节的方法，并不能解释政治世界中的很多问题，有时它虽然提供了合乎逻辑的解释，却并没有增强解释某些事实的效力，因为与此一事实相符合的逻辑并不一定与彼一事实相符合，而在政治领域中只有对细节的丰富而深刻的认知才能增加理性解释的解释力。所以，理性选择模型的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和主要动力就是如何在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基础上对社会政治现象的差异性做出更深刻而合理的解释。
为了对特殊性和差异性做出解释，一些早期的理性模型在理性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某种策略性，提出个体行为不但是理性的而且还是策略性的，他们会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做出决策，这种决策依赖于对他人可能采取的行动的评估。这种研究模型的理路仍是理性和个体主义的，其间所包含的理性的强弱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个体选择聚合的非理性内涵。
一些理性选择模型对均衡理论也有所修正。早期的理性分析模型指出行动者要对别人的潜在决策做出反应，并反过来影响别人，直到他们处于一种平衡状态为止。一般来说，均衡分析就是要模型化和解释这种在静止状态下可能发生的后果。然而经验理性在发展过程中除了假设政治行为互动的“最终”均衡外，越来越多地考虑形成或打破一个特定均衡的更多的背景因素，即关注文化等非理性因素对形成或打破均衡的影响。
早期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在各种政治行为互动的某个均衡中，没有人有动力去改变自己的选择，因为这种均衡本身就是各种行动者选择和博弈的结果。然而在现实政治世界中，选择以至平衡经常会有规律地改变。为了解释这种变化，就要考虑政治现象在受到什么样的外部冲击或自身变化时会对行动者的选择产生影响。例如，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化因素的输入会逐渐改变一个社会的传统的制度安排或均衡，人口压力或国家干预的变化也会改变相关公共资源的传统安排或均衡。还有，如果要在一个领域中进行人事制度改革，那么领导者不仅要理性化地推算改革的效果，评估改革的成本和代价，这既包括那些在改革中丧失权力或利益的人的反抗能力和制约他们的能力，以及如何才能使他们的反抗或不满被化解到最低限度等，还要计算所要付出的成本和补偿等，只有当预期改革有利于提高效率并且不至于因反对而夭折时，领导者才可能推行这项改革。而在这一过程中，无不存在着不确定因素、文化因素或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一个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变化并打破原有的均衡；同时在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宗教的影响下，人们的利益观和权力观是有差异的，因而采取的行动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而有针对性的研究，把这些“非理性”因素融入理性模型，才可能发展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或分析模型。
在把个体理性作为理论起点的基础上，经验理性更多地强调个人动机和偏好的多元性或非理性的一面。在早期的理性分析模型中，尽管也看到了个体选择会受到非理性利益因素的影响，但是这并没有成为研究设计的重要内容，这实际是在特定的应用之前一般性地确定行动者的偏好，例如，对于商人或企业主来说，合理的假定是他们共同的偏好和行为方式是利润最大化；对于处于风险之中的人来说，最大化安全就是他们的基本偏好和行为选择；对于政治家来说，假定他们都想保持权力。然而实际情况并非那么简单，例如在不同的宗教背景下或不同的环境中人们对财富和风险的看法会有很大的差别，而且无论是对于利润还是权力，人们已经越来越考虑到伦理和人权因素的影响。研究表明，由于历史传统和文化的不同，人们的权力观、财富观和福利观以及各种观念存在着不小的差异，由此对人的动机和行为产生的影响是有很大不同的。此外，由于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身份，所以他的选择可能是几种身份聚合的结果，而不仅是简单的理性人，例如，一个人作为一个公民，最大化自己的公民权利是其偏好；同时他又是一个工人，因而最大化自己的工作权利和工资也会是他的偏好等，那么，在特定的情况下那种选择更为理性？尽管我们说哪种挑战更大会导致哪种偏好更起作用，但是次要的挑战并非不起作用，尤其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哪种挑战更大，并不相同。
经验理性就是要对这种复杂的或差异性的理性或非理性因素进行研究，因此，它在相当程度上不受经济学的效用和财富最大化假定的约束，甚至假设个人不一定是自私的，这样可能更适于对政治现象进行解释，这样一种让行动者既考虑物质因素又考虑文化因素收益的假定可能更接近现实，因而也更具有合理性。然而，非利己主义考虑或其它动机标准的增加，例如不同的文化观、权力观和财富观标准的增加，也增加了分析的复杂性和难度。同时这也不能以过多地削弱广泛性为代价，因为这样会无法进行直接的比较，而缺乏直接比较的解释同样会过于狭隘而失之偏颇。
经验理性在内部和外部约束机制方面都更加关注非理性因素的影响。狭义的理性主义的外部约束主要有两种来源，经验理性对此都有所发展。一是对来自新古典经济学的稀缺性理论的发展，这一理论认为个体只能在其可获得的资源范围内进行最大化追求，没有资本的个体不可能通过投资来追求财富，没有选举权的个体不可能通过投票来选择执政者，而不论选择某个执政者是多么符合他的利益。而经验理性在承认这一假设的前提下，还认为在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制度背景下对人的行为约束的实际涵义是有差异的，就资本和选举权来说，在一些社会中，血缘、传统关系、社会和政治地位以及宗教都可能成为广义资本的一部分，人们可以由此获得财富或地位；而选举权也不是人们选择执政者的唯一渠道，人们可以通过其它的遴选方式如自上而下的精英挑选和举荐来选择合适的领导人。实际上，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公民对执政者的“理性选择”或遴选制度对公民的约束作用是不同的，因而由此方法选出的领导人并不一定是最理性的或最合适的。
二是对制度性和组织性约束作用的发展。制度是用来建构和控制社会互动的各种规则的，它制约着行动者的策略或选择，进而产生均衡结果，以至行动者不再或难以改变这个结果。但与早期的理性分析模型不同的是，经验理性更为重视制度和组织作用的差异性，因为在不同的制度之间，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之间，同类政治制度和组织的作用是有很大差异的，换言之，在相同的制度设计中可能会由于国情或文化传统和治理方式的不同而使制度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同为国家行政制度，美国的制度与中国的制度可能会因文化、社会和经济因素的不同而使其运作的过程和效果有很大的差异，因而各具特色。所以，只有一般性的演绎而没有丰富的针对性研究是无法阐明这种制约性作用的。
经验理性还更为强调行动者选择和行动的策略性。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中，市场将他人选择转换成价格并形成其选择基础的产品范围以影响消费者，理性选择模型吸收了这一理论并把它转化为政治行动的策略思考。它认为，尽管政治关系不像经济关系那样具有数理逻辑性，但行为理性仍然存在，只不过对其他相关行动者行为的评估要先于自己的理性选择。立法者的表决、公民对政府的服从、集体活动的参与甚至反叛行动，在进行这些选择之前行动者都要评估相关行动者的可能反映或行动，在此基础上自己再采取相对有利的行动。也就是说，就是要假定其他行动者也是工具理性的，而且会从相同的信息中做出相同的推断。而在经验理性的设计中，尽管并没有否定这种基本的假定，但是它认为他人的潜在行为和自己的决策都会受“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例如，立法者的投票不仅要考虑到党派关系和选民利益等理性因素的作用，而且还会受不同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个人经历和特殊的主观意愿的影响。为了探讨和解释这种复杂性，经验理性在相当程度上不再遵循单一理性的推演，而是要对影响行动的文化传统、现实条件和个性以及偏好进行专门的研究，并寻找它们与理性之间的关系。
经验理性更多地强调形成均衡状态的多元性和非理性条件或因素。由于个体或集体的选择和行动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形成或不形成均衡状态的条件和结果也具有这种特点。狭义的理性选择模型假定理性个体或集体行为的互动会产生均衡状态，而在经验理性看来，均衡状态的形成或打破不仅是理性个体选择的结果，而且也要受非理性因素的影响。纯理性的选择和由此而导致的均衡在多数情况下只是相对的存在或者特殊性的存在，其原因就是行动者的动机和选择一定会受自己所处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社会制度等环境的影响。例如，文明的冲突或战争之所以发生，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就是根据理性行为所假定的均衡没有出现；而文明的和谐或均衡之所在某些地方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形成，也并非完全出于各国政治家和民众的理性选择，还可能有宗教或文化等非理性因素的考量和选择。
四、两种研究路径及其分析模型
奥斯特洛姆企图在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建立第二代集体行动模型的努力(13)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早期的理性模型中加入了经验因素的考量。她的“有限理性”认为，面对有限的信息、有限的时间和处理信息的有限的认识，个体通常会从经验出发设计一个虽不完整但简单快捷的试探性的操作程序来解决问题(14)。考虑到环境的有限性，如果其设计和行为是以“合理”的看法为基础的，那么其程序也具有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行动会一直持续到不再赢利为止，再转而寻找新的路径。由于这种决策模式只会引起政策的量的变化，因此当存在着严重的不确定性时，它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不会使理性行动者出现重大的失误。
有限理性中的自然选择模型试图阐明人们在复杂的多元文化环境中可以学到解决集体行动的办法(15)。它认为，个体可以通过试探程序学到和建立何时需要回报、何时不要回报的方法和路径。人们在交流和树立信誉的过程中会建立起相对合理的行为规范，这又促使人们内化并遵循这种规范；同时也会体验到，如果违反了这一规范，就会付出代价。这里显然仍存在着路径依赖。那么这种试探程序和行为规范是如何发生和进行的呢？一种路径是，博弈者模仿那些由于发现了一个好的试探程序而取得成功的人的方法，在重复的博弈互动中，弈者把“好的试探程序”像一种文化基因那样习得和内化，使其进化并形成惯例，从而达到一种均衡。如果弈者的规范不是对他人的最佳回应，那么他人就会模仿更为成功的人。这种进化论不仅更为现实可用，而且还可以对存在多种均衡博弈中的均衡协调做出解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博弈论中这一难以克服的困境。这种“试探程序”演进的过程，同时也是经验因素不断融入理性主义的过程。
此外，利瓦伊企图通过建立一种叙事性的经验理性分析方法。
叙事性分析遵循理性主义的行为假定，认为个体是理性的决策者，他们的行动与偏好有着根本上的一致性，因而他们总是追随自己的偏好和目标；在此基础上，这种方法的主要特征是要进一步明确区分和界定关键行动者和普通行动者以及他们的策略考虑，还要明确特定的技术、社会、政治或经济约束，而这种细化依赖于对细节尤其是特定案例的精细而全面的分析。(16)这实际上要求它更加重视个体和集体选择所受到的经验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叙事性分析方法特别重视两种案例的选择和研究：一种是用来解释具体研究对象的案例，这包括导致某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具体原因的案例，因为“叙事”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和问题存在于这类具体的案例之中。例如，伊朗20世纪80年代以后原旨主义兴起的渊源、过程、内涵和形式等就是有着丰富研究内容的具体案例。另一种是用来阐释一般性规则的案例，诸如政治发展模式、政治体制特征、联盟形式和政党体制等，例如“东亚模式”或“美国模式”中所包含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规律以及政府对经济的管制等相对具体的规律或方法不仅包含着认识东亚各国和美国发展规律的内容，而且也是认识世界各国发展模式及其特征的重要参照。尽管实践中在这两种案例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但是在理论上却应进行明确的区分，因为混淆它们各自的作用会混淆分析过程并使分析结果缺乏说服力。
对这种案例的充分掌握意味着吸收了大量的经验因素并有了更多的文化考量，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专门的分析模型，可以对关键行动者和一般行动者的选择和行为进行区分，查明对他们的约束和导向因素，进行因果机理的演绎，从而对其进行“深度的描述”，并对相关假设进行广泛性检验。这种分析模型是在理性主义的框架内，既可以使用函数等式的形式，也可以从博弈论中推导出来，最重要的或许是可以使研究者不拘泥于原有的理性关系和制度关系，而是要更多地依据“叙事”原则。显然，在这一过程中合理而充分地开发不同文化背景或经验的案例并把它们融入理性原则始终是重要的一环。
理性主义的内在矛盾是，一方面，它倾向于尽可能地拥有决定论，以使自己的规则和解释明确而有效力，而文化分析强调的则是特殊性和模糊性，并不要求广泛的决定性。叙事性分析则试图通过综合这两种方法来缓解理性分析的内在矛盾，它既鼓励因果性推导，又鼓励关系点或选择点的充分而精细的展示，把因果关系与多重相关因素及背景结合起来进行解读。从理想的状态来看，它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遵循一种而不是另一种路径，同时，只有在阐明相关案例的细节时才能对这种路径依赖和结果做出更加完满而有说服力的解释，才能不被其它可能性所左右。这种方法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两分法，通过它，人们既可以将理性方法与其他方法区别开来，又可以在理性方法与文化方法之间进行沟通。当然，理想的状态毕竟是理想，在相当意义上要在理性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广泛性与精细性和特殊性之间达到完美是不可能的，它只能通过降低广泛性或降低针对性来达致相对的结合。
无论如何，叙事性分析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早期的理性主义者所面临的矛盾，它在理性主义的框架中通过增加更多的经验和精细的描述来丰富人们的认知，以对复杂的事物做出解释，而这种经验和精细性与因果机理的结合使它的解释更为吸引人和可信。这种结合也使它的结果保持着可检验性和相当的广泛性。当然，这种经验和精细性的增加会使其适用范围受到限制。
分析叙事性方法不再像狭义的理性模型那样简约和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它是在保持一定的理性演绎和适用性的基础上而更加强调针对性，以此来增强解释力，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实际上，从目前的研究方法所能达到的效果来看，那种能够明确地模型化一套因果机制并限制其操作范围的研究可能是最有效的，而那些企图进行最广泛的适用性解释或通过完全改变分析方法或模型来进行研究的方法并不是最有效的，高度概括性的方法通常缺乏针对性，而不同的研究方法或模型最好是互相验证和补充而不是互相替代。尽管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模型可能是通向相同结论的不同路径，但更多地过程和结果是会有很大的不同，至少在程度上是如此，换言之，有时一定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模型更适于研究一定的或某一类对象，而其他的研究对象则更适于用另一些方法或分析模型进行研究。
叙事性分析方法既要从变化的政治世界中分析出因果机理较广泛的适用性，又要通过案例选择和精细研究来确定因果机理的可信性，这在一定意义上仍是比较政治研究中关于单一国家研究与多国比较研究、案例研究与统计研究、描述性研究与解释性研究诸方法之间关系及争论的延伸和深化，其深化主要表现在它企图建立一种以这种关系为基础的分析模型。就叙事性分析而言，如何通过案例设计来实现理性演绎与精细叙事之间的有机结合，还缺乏可信性强的研究成果，有时体现在它所表述的要对关键行动者和一般行动者的理性行为进行区分的共谋者概念的运用之中，有时表现在叙事性案例和阐述规律的案例的运用之中。经验和文化与理性的结合始终是它所要考虑的基本问题。
狭义的理性主义者是意图主义者，他们视理性为行动的唯一原因，从而把复杂的环境或文化简约化了。这种狭义性使其具有很大的排他性，忽视了复杂的经验世界，因此也无法对政治世界的复杂性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正是因为如此，学者们运用广义的理性选择理论及其诸多的分析模型，并显示出了具有较强针对性的解释力或吸引力。广义论者扩展了理性主义的边界，其方式是深入微观而研究文化，探索宏观而考察结构。他们走向文化，将偏好与信念既看作原因又看作结果；并走向结构，将环境既看作原因也看作结果。但是由于它吸收了很多不同的具体的经验、方法和规则，因而不能像狭义的理论那样容易证伪和检验，于是，在这个理论流派内部一直存在着纯粹主义与兼容主义之间的争论。
注释：
①Elster J.,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22.
②Anthony Downs,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New York:Harper & Row,1957; Downs A.,Social Values and Democracy,in Monroe(ed.),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Democracy,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1.
③Bates Robert H.,Contra Contratarianism,Politics and Society,1988,p.16.
④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202～26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⑤休·沃德：《理性选择》，载大卫·马什和格里·斯托克：《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第66～6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⑥Kuttner B.,The Limits of Markets,The American Prospect(March-Aprill),1997,p.30.
⑦Robert M.Solow,How Did Economics Get That Way and What Way Did It Get,Daedalus(Winter),1997,pp.56～57.
⑧Kuttner B.,The Limits of Markets,The American Prospect(March-Aprill),1997,p.30.
⑨Kuttner B.,The Limits of Markets,The American Prospect(March-Aprill),1997,p.30.
⑩Green D.and Shapiro I.,pathologie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A Critique of Applica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
(11)Ward H.,The Fetishisation of Falsification:The Debate oil Rational Choice,New Political Economy,1996,pp.283～296.
(12)Greider William,One World Ready or Not:The Manic Logic of Global Capitalism,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7,p.
(13)Ostrom E.,A Behavioural Approach to 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92),1997,pp.1 ～22.
(14)Herbert Simon,Models of Bounded Rationality,vol.2,Cambridge:Mass MIT Press,1982.
(15)Ginitis H.,Game Theory Evolving,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237～283.
(16)马格丽特·利瓦伊：《一个模型、一种方法和一幅图画：比较和历史分析中的理性选择》，载马克·I·利希巴赫(Mark I.Lichbach)和阿兰·S·朱克曼(Alan S.Zuckerman)主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第3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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