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乡镇企业产权改革模式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镇企业论文,费用论文,风险论文,模式论文,产权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企业所有权的分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单边治理合约，由资本家或工人独占企业所有权；另一种是共同治理合约，由资本家和工人共占企业所有权。我国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在乡政府逐渐放弃企业所有权后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共同治理合约即股份合作制，工人和企业经营者共占企业所有权；另一种是单边治理合约，股权集中在管理层那里，并出现经营者持大股现象。在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里，不同的产权结构对经济效率是没有影响的，但现实世界里交易成本是不为零的，不同的产权结构对经济效率是有影响的，由此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会选择不同的合约安排？本文将从交易费用和风险规避的角度来解释乡镇企业产权改革中不同的合约安排。
一、与契约有关的交易成本
现代企业理论最重要的发现是把企业看作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集合，无论乡镇企业的产权是部分或全部转让，都是通过不同的合约安排来进行的。产权的转让和合约的形成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①与产权转让有关的费用，如产权界定的费用、用于交易的产权选择费用等；②与契约本身有关的费用，如契约的谈判、拟定、执行及争议仲裁费用等。不同的当事人、不同的交易对象、不同的合约形式以及不同的交易环境，交易费用是不同的。对产权改制的乡镇企业来说，产权的界定费用是用集体资产支付的。对乡（镇）政府来说，改制的成本来自改革的反对方，因此，使改制方案尽可能获得大多数人的赞同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方法；对于购买企业股权的股东，交易成本可以分解为契约成本和实施成本。契约成本是一种可见的或事前的交易成本，如搜寻目标企业的信息成本、契约的谈判成本以及最终获得企业股权的付费等。除了契约成本之外，任何把不同所有者的资源组合起来投入生产的合约，按照所签订的合约条款，都包括控制资源的投入与分配产出的实施成本。理性的经济人在选择不同的合约安排时，不仅要考虑当前的契约成本，而且也要考虑契约形成后的实施成本。均衡的合约安排是权衡这两种交易成本的结果，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节省交易费用。
二、不同产权结构交易费用之比较
这里所指的交易费用是指合约形成后的实施成本，即企业经营时的管理费用。较高的管理费用会降低资产的价值。在市场价格给定的情况下，股权的相对集中，特别是向经营者集中，经营者独自决定投入和分配，可以降低合约的实施成本，提高管理决策效率；在股权相对分散的股份合作制企业里，经营者与工人都是企业的股东，企业的投入和分配由经营者和工人共同决定。因此，股份合作制合约的实施成本要比股权向经营者集中复杂得多。
推行股份合作制的部分原因是理论上的误区造成的，认为让职工持股以致人人持股，企业职工按股分享企业剩余索取权，可以充分调动企业职工等各阶层的积极性。从理论上讲，当企业规模很小，企业职工以及持股人数很少时，企业的经营管理相对容易，企业的内部协调成本低，持股人之间的相互监督也可以降低企业经营的监督管理费用，职工持股还可以解决企业筹资的困难，因而，对规模较小的企业推行职工持股计划，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有效率的。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持股人数增多，个人利益与团体利益的冲突增加，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按劳分配还是按股分配的对立也更加严重，股东之间的协调更加困难，这种内部协调谈判等交易费用的增加足以抵消合伙制所带来的规模经济，而持股人搭便车的现象，更是一种对经营者偷懒的激励。股份合作制的这种制度缺陷导致了合约实施时交易费用的增加和管理效率的降低。为了克服股权过度分散的这种缺陷，就有了德姆塞茨的“第一次法律修正”，即现资者的权利必须以某种方式重新安排，确立资本多数决定原则。所有权的适当集中以及现代公司所坚持的资本决定原则，实际上是以权利的某种重新安排，去克服原来每个股东都有权决策时产生的“社会成本”，以提高管理决策的效率。这是因为对每个出资者来说，虽然他们组成了公司，自己成了所有者，但如果每个人都参与公司的每项经营决策，意味着公司的每一项决策都必须征得每一个出资者的同意才能付诸实践，那么，公司在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必然被这种较高的谈判成本所抵消甚至超过。由于我国企业产权改革刚刚开始，所有权和经营权没有分离，因此，当股权向经营者集中时，企业的经营者也就成了企业的大股东。
当然，所有权集中的代价是大股东可能会伤害小股东的利益。当小股东不同意大股东的决策时，却仍然要忍受和承担公司决策的后果，这便为管理层转嫁其管理决策失误于无决策权的股东带来了激励。为了保护这部分少数股东的利益，就有了德姆塞茨的“第二次法律修正”，即股东可以在事先未得到其他股东同意或不解散公司的情况下，出售自己的股权。这种“用脚投票”的退出机制，不仅可以通过股权交易的市场竞争降低股东对公司管理者经营活动的监督成本，而且有助于提高大股东和小股东的一致性，降低代理成本。但在我国大多数乡镇企业的股权设置中，无法采用德姆塞茨的“两个法律修正”来解决管理决策效率所要求的所有权集中与公司规模经济和保护小股东利益这三者的矛盾。其原因有二：一是改制后的乡镇企业达不到股份公司的制度标准，乡镇企业的股权大多具有不可转让性或很低的流动性。二是作为企业职工持股者，天然就是“内部所有者”，他们不同于标准股份公司的外部小股东，在公司信息占有上更有优势或搜索公司信息的成本较低；更重要的是，他们随时可以“用手示威”，用不同的工作态度来表示他们各自的意见。克服这一矛盾的可行方法是股权在企业股东之间的协议转让，这将最终导致股权向管理层集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营者持大股对公司提高管理决策效率、降低内部协调成本以及激励企业组织创新活动是有利的。事实上在乡镇企业产权改革中，企业经营者享受着优厚的待遇：①他们具有优先购买企业资产的权利；②原经营者是企业产权转让的主要决策者和操作者，一般来说，他们可以达到以低价购买的目的；③依据贡献的大小，经营者可以分到比一般职工更多的股权；④经营者在支付所购股权的方式上可以得到优惠，一般来说是用今后的企业利润来支付，而不涉及现有个人财产的抵押（谭秋成，1999）。经营者获得这种优厚的待遇使他们解决了购买企业股权的资本约束，并有能力最终成为拥有企业控制权的大股东。
三、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乡镇企业产权改革模式的选择
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不同模式，可以用交易费用的不同及规避风险的假设来分析。给定与某一产出相联系的风险状态，较高的交易成本会导致生产性资产的回报率较低；另一方面，给定交易成本，规避风险意味着资产的价值与收入的变化是负相关的。
我们可以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对上述论点进行说明。在存在风险的情况下，资本的必要收益率(r)由无风险收益率(r[,f])和风险收益率两部分组成。即：
r=r[,f]+β×δ
其中，δ为收入的方差，衡量收入变化风险的大小；β为一个正的常数。从上式可以看出，风险越大，资本的必要收益率(r)也就越高；而资产的价值等于未来收益(CF[,t])的贴现值(PV)，即：
PV= ∑CF[,t]/(1+r)[t]
下标t表示第t年，其贴现率r为资本的必要收益率，资本的必要收益率越高，未来收益的贴现值(PV)就越小，所以资产的价值与收入的变化是负相关的。
首先，我们假设交易成本是企业产权改革模式选择所唯一需要考虑的变量。这一假设可以理解为根据企业过去的经营业绩、产品的市场占有量、企业的赢利能力以及企业净资产等，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年内，收入和资产残值的贴现值足以弥补为获得企业产权的付费。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是相关利益主体（乡政府、企业经营者和企业职工）讨价还价、利益均衡的结果。现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乡镇企业产权改革时设置职工股是乡政府为寻求企业职工支持改革的交易条件，以此来减少改革的成本。因为当企业职工面临“劳动的大锅饭”被打破、失业威胁、收入分配与社会地位严重分化时，往往起来反对或阻碍更彻底的产权改革。因此，给企业职工分配小部分个人股或允许职工参与购买企业股权，企业产权改革容易获得企业职工支持。对乡政府来说，产权改革获得企业职工的支持，意味着改革成本的降低；而改革成本的最小化是乡政府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因此，让职工持股以获得企业职工对改革的支持，乡政府是愿意的。
但对企业经营者来说，随着企业持股人数、持股比例的增加，企业经营的内部协调成本增加，资产的回报率降低。而且，由于搭便车现象无法排除，经营者无法尽可能地占有其管理或创新收益。在这种情况下，经营者激励相容约束的条件很难满足。在不考虑企业经营风险的情况下，经营者可以选择其他方式而不是股权来寻求职工对企业产权改革的支持。例如，湖北劲酒厂一直是一家赢利能力很强的企业，当然企业的盈利是同厂长的经营管理分不开的。地方政府为了企业的发展，同时也为了留住厂长这个人才，在对企业产权改革时，将企业股权全部转让给了厂长一个人，并且同意用企业以后的利润支付购买的股权，条件是企业不允许搬迁，必须在当地经营。这样，地方政府一是保证了税收，二是解决了当地居民的就业问题。为了获得企业职工对改制的支持，企业经营者承诺，酒厂现有职工不得无故解聘，并且在改制后每年为企业职工增加一定的工资。这等于用保留职工的工作岗位和增加工资的承诺赎回了企业职工购买企业股权的权利。对企业经营者来说，这样做一是可以节约股权分散带来的股东之间的协调成本，提高了经营决策效率；二是管理和创新的外部性完全内部化，经营者可以独占管理和创新的收益。
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企业职工持股的股份合作制模式呢？我们可以用规避风险的假设来分析。假设对所有形式的合约来说交易成本都一样。“规避风险”在这里定义为：在预期平均收入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宁愿选择较小的收入变化而不是较大的收入变化。企业的风险来源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自然风险。这里我们把自然风险定义为非人为可以控制的因素，如自然灾害等。二是企业的经营风险。企业的盈亏不仅仅是企业的投入和产出的函数，而且外生于生产函数的变量，例如产品价格、替代产品的价格、市场供求的变化以及消费者偏好的变化等，都是一些难以预测的、不确定的、而且会严重影响企业盈利的因素。在经营者持大股的情况下，经营者要承担大部分风险；在股权相对分散的股份合作制企业里，企业的盈亏在持股人之间分配。因此，在规避风险的假设下，经营者愿意接受股份合作制这种合约。当然，可能有部分职工不愿意承担风险而拒绝接受职工持股计划，宁愿接受固定工资合约。但是，当企业面临倒闭、职工将承担下岗或失业的风险时，只要持股的收益大于或等于转换工作带来的收益，企业职工就会接受这种合约。
给定交易成本，规避风险意味着资产的价值与收入的变化是负相关的。股份合作制下的风险分散使改制企业资产的价值较高，而较高的交易成本则降低了企业资产的价值。财富最大化意味着所选定的产权改革模式必然是能够使企业资产价值最大化的模式。这是乡（镇）政府和购买企业的股东选择企业改制模式的依据。
关于规避风险与企业改制模式的选择，我们可以对重庆市嘉陵化工厂的改制案例（注：中信实业银行重庆分行课题组：《国有中型企业产权交易——对一个案例的剖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此个案虽然涉及的是国有企业，但也同样适用于乡镇企业的分析。）做进一步的分析。
重庆市嘉陵化工厂（简称“嘉化”）是生产化工原料的中型国有企业。嘉化从1988年～1990年实现利税3000万元的骨干型国有企业，变成1994年～1996年亏损达2067万元、负债率为91%的不良企业，并迅速滑向破产的边缘。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和历时几个月的资产评估、改制方案的酝酿以及政府与企业在“出售价格”上数个回合的“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协议。1997年6月18日嘉化职工出资450万元买下了拥有1.5亿元国有资产的自己赖以生存的工厂，并进行了内部职工持股的股份合作制改造。全体股东以所持股份投票，选举出董事会与监事会成员，嘉化重新挂牌，成立嘉陵化学制品有限公司。嘉化改制后，效果很显著。两个月后，成本下降22%，销售收入增长100%，月亏损下降50%。改制3年后，嘉化逐步扭亏为盈，2000年1～8月实现利税413万元，负债率降为69%，持续发展态势基本形成。
表面上看，政府把拥有1.5亿国有资产的中型企业仅以450万元贱卖给了职工，似有“国有资产流失”或“私分国有资产”的嫌疑。但我们注意到，嘉化经资产评估，其国有资产虽然为1.5亿元，但总债务却高达1.36亿元，资产净值仅为1400万元。这种高负债的财务结构本身就蕴藏了巨大的财务风险，而企业以往亏损的历史也说明企业经营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嘉化改制3年后才逐步扭亏为盈也证实了这一判断。因此，在存在巨大风险的情况下，经营者为规避风险是不会接受经营者持大股的改制方案的。即使接受，股权主要集中在经营者手里，出资的价格也会低于450万元。对政府来说，将企业卖给职工，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不仅收回了部分国有资产，而且改制后濒临破产的企业扭亏为盈，并妥善安置了原来的1208名职工，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
让我们总结一下上面的论述。如果把规避风险的假设与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假设分开来考虑，我们就不能很好地解释所观察到的不同改制模式同时并存的现象。因此我们认为，不同改制模式的选择取决于分散风险所带来的收益与不同改制模式的交易成本之间的权衡。在这里，我匀忽略了对产权改制模式的选择有重要影响的市场因素。理论上，不同的市场环境也会影响产权改革模式的选择，但我国现阶段进行的乡镇企业产权改革，还主要是地方政府、企业现有经营者和企业内部职工之间的博弈，基本上排除了市场上的潜在竞争者。因此可以认为，现阶段市场因素还没有影响到企业改制模式的选择。
四、两种改制模式的评述
无论是股份合作制还是经营者持大股的改制模式，当取消集体股后，政企就完全分离了，企业真正成为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政府不再为监督企业的生产经营而付费，这种社会资源的节省无疑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而产权的明晰，持股人按股分享企业的剩余，必将激励企业节省生产成本，改进生产管理，进行各种创新，促进企业的发展壮大。
企业的产权结构也将随企业的生产规模、经营风险而不断地变化。当企业的经营风险逐渐降低，企业的资产随风险的降低而价值凸升，企业的经营者也会采取扩股或回购的方式使股权向经营者集中，从而按资本多数原则，去克服每个股东都参与决策时产生的“社会成本”，以提高管理决策效率，并尽可能的使管理决策的外部性内在化。而对于经营者持大股的企业，当企业的盈利无法满足扩大生产规模的要求，间接融资困难或财务风险较大时，也会采取扩股的形式，使股权适当分散，以满足规模经营的需要。总之，企业的股权结构并非一成不变，究竟是使股权分散还是集中，仍将在交易成本与规避风险之间进行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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