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时期到 18世纪西方 “奢侈”观念的变迁与解读

刘园园 任新民

摘 要 任何观念的变迁皆是内在与外在共同作用的结果。“奢侈”作为一个经济和道德观念，其变化涉及哲学、文化、经济、政治等多个方面的影响和支撑。西方“奢侈”观念经历从负面到正面的变迁。奢侈观念变化的幕后是庞大而完整的西方经济哲学体系的进展过程。从古典时期的被谴责到18世纪的大辩论，“奢侈”经历了哲学与经济思想上的转变。解析“奢侈”观念从古典到18世纪的演进，对比其发生转折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因素，可以看出在观念的变迁中，社会环境的需求、影响和支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亦不难揭示经济观念变化的内在脉络与历程。

关键词 奢侈；变迁历程；观念

无论是在西方的经济观念、道德观念还是哲学观念里，“奢侈”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它从前期被抵制和谴责、在罗马时代被立法禁止、到近现代变成了促进消费和影响经济繁荣的因素，其变迁过程本就是研究经济道德观念变迁很好的取材。观念的变迁来自于思想上不断的继承与发展，批判与更迭，同时也得益于它们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变更与影响。本文将以“奢侈”为线，结合古典时期与18世纪的转变对比，来梳理与解读西方经济道德与哲学观念的变迁脉络。

一、古典范式中的“奢侈”观念

(一)古希腊哲学

在古希腊时期，对于“奢侈”进行过探讨，有明确的态度的有三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他们将对自然、城邦和灵魂的认知相融合，形成完整的哲学体系进而指导个人，对后世影响巨大。即便在今日也可以看到发表谴责“奢侈”观点的人们基本都会引用他们的思想元素。

1.苏格拉底与柏拉图

要解释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对于“奢侈”的理解，必须先从他们对于“城邦”的理解开始。在柏拉图《理想国》第二卷的记载中，城邦最初的起源是人们的共同需要。人类普遍有三种共同需要：衣食住。因自然禀赋的限制，个人更擅长某一类的技艺，却难以在所有方面都自给自足，因此需要合作与交换。这种协同式合作的基础就是(小型)“城邦”的起源(1)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7-59页。 。

讨论了城邦的起源之后，苏格拉底就提出了城邦的生活方式——只有衣食两项，且严苛的标准：衣物只有冬天才需要，而食物仅限于素食。(2) [美]克里斯托弗·贝里：《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8页。 当格劳孔反驳说这近乎于“猪的城邦”，还需要家具和餐点时，苏格拉底在此就明确提出格劳孔所求的是一个“奢侈”的、“狂躁”的城邦(3) 同上，第64页。 。

这次研究所作的分析都是基于CGSS2005的调查数据的，此外我在这次研究中主要应用了OLS回归分析，通过OLS回归分析来分析各个自变量和因变量社会距离之间的关系。此外，在分析自变量的时候，还运用到了因子分析。

最后，奢侈是如何消除其负面作用的呢？不同于古典范式中“奢侈”总是导致“腐败”的言论，斯密论证了人人为商的社会可以建立起来的商业美德、市场秩序和政治秩序。(1)现代道德观——美德与商业。斯密的道德观很简单，就是社会交往的问题。社会交往本身所起到的相互牵制的作用，使得美德得以成型。对于商业社会人人相互依赖的特性，斯密没有卢梭那种哀叹人的独立性丧失的悲观，相反他认为社会交往能够有效地促进商业社会美德的形成(36) [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谢宗林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97页。 。对斯密来说，在人人为商的社会中，普遍规则一定会得到遵守，因为个人“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37) [英]亚当·斯密著：《国富论》，第10页。 。而社会交往中对于陌生人会出现的有限的“同情”(38) 同上，第2页、第6页。 ，会使人变得理性、“温和”(39) 同上，第12-15页、第22页。 ，对于商业来说至关重要的“诚实和守时总是盛行”(40) [英]亚当·斯密：《法理学讲义》，第510页。 。这样的社会所制定的法律又可以维护中下层的大多数的利益。(2)市场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建立。斯密对于市民人文主义者那种依靠公民精神的做法抱怀疑态度，他认为这种精神的基础是不合理的，夸大了人的意志。公益(即卢梭的“普遍意志”)不是靠意志就能获得的，而是要通过特殊意志加以促进。卢梭在商业时代看到的是腐败的深化，而斯密看到的则是自由的更高级形式，即文明的标志——法治下的自由。(41) Adam·Smith：Edinburgh Review ， second discourse ，1775.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PP.250-254. P174.在人人为商的社会里，个人追求经济自由而形成相互依赖。这种社会所带来的富足，必须以由规则支配的公共制度为基础，而不是完全依赖于美德。由于人人依赖的商业关系，个人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亦需要兼顾到公平以保护自身权益，因此往往更为有效地促进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和政治秩序的建立。

苏格拉底反对奢侈的第二点原由，是第一点的反向推理。照前文所述，邻邦奢侈也会导致他们发起战争，因此简朴健康的城邦需要有武士来抵御侵略战争。由此引出了杜绝奢侈的第二个原因：奢侈会影响武士的精神，使其变得软弱。(5) 同上，第67页。

在希腊时代，武士的精神与勇气至关重要。而柏拉图明确指出，过经济生活的人不可能无畏，他们是体格最弱的人。因此，把“奢侈”与“软弱”联系在一起，成为古典范式中谴责与规避奢侈的固有原因之一。而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担心经济生活的过分发展会使军事生活亦变成财富的来源，给予了经济生活一旦越界就会腐蚀整个社会的负面印象。(6)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高书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125页。

2.亚里士多德

对于“奢侈”的看法，亚里士多德在许多方面与柏拉图有相似之处。不同之处在于；(1)学说前提的假设。亚里士多德不同意柏拉图认为的城邦起源于共同需要(7) 同上，第40页。 ，他认为城邦在于其“目的论”中的“善”，也就是成就人们“好的生活”(8) 同上，第2页。 。由于亚里士多德对于好生活的定义是自给自足的、非工具性的、具有自身价值的生活，因此思考和政治活动被他认为是“好的生活”(9) 同上，第4页。 ，而经济生活因其工具性应置于从属地位(10) 同上，第19页。 。(2)自然观。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的天性就是事物去实现其本质或内在的潜力，目的论同样也适用于金钱。在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中，物品的生产是为了满足需要而非为了交换，货币(金钱)的本质就是起到物品交换的合法作用，而非为了自身的增值。因此高利贷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反自然，因货币并未实现自身的适当目的(11) 同上，第26页。 。(3)经济生活是从属性的，而高尚的生活才是“好的生活”(12) 同上，第4-8页。 。亚里士多德担心经济生活的扩展亦会使军事生活被视作财富的来源。因此，经济的从属地位、货币的天然目的以及奢侈的女气软弱和对于军事生活的推崇和担心，使得亚里士多德学说中对于经济生活的贬低一直构成了奢侈的古典印象成分。

(二)古罗马的“禁奢法”

加图是罗马时代最著名的监察官。他在任期间，罗马不断订立旨在钳制奢侈的各种法律。从公元前182年的禁奢法限制蜿蜒的宾客人数，到后来不厌其烦地规定开支和菜单，事无巨细(15) 同上。 。禁奢法也成为后面几个世纪影响力很大的法制之一。它的重点不在于是否有效，而在于其态度和影响。由于古罗马存在之大，影响之久，它对于奢侈的态度对后面的中世纪也有着深刻影响。

古罗马时期对待奢侈的态度及其尚武的理念，可以说从哲学观念上是承袭古希腊的。罗马人对“奢侈”的反对可以从最初的道德家们开始谈起，斯多葛派的学说继承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念，将“自然的生活”看作是简朴的生活，肉体的需求易满足又不自由，需被控制在从属地位。因此奢侈，成为了衡量非自然、非自由或腐化生活的一杆标尺(13) [古希腊]爱比克泰德：《爱比克泰德论说集》，王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79页、第376页。 。第二层原因，亦是沿袭古希腊的思想，认为奢侈软弱身心，容易造就懦弱的士兵。而“在古罗马社会，国家对私人行为进行干预的传统由来已久。”(14) 李飞：《古罗马禁止奢侈法初探》，《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08年第3期。 因帝国的腐败从奢侈开始，社会环境也需要被严格把控。

(三)基督教

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基督教文献中保留了罗马道德家在奢侈和腐败之间确立的关系。而基督教作家所增加的内容乃是在于将奢侈作为一种与适度和纯洁相对立的罪孽。(16) [美]克里斯托弗·贝里：《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第88页。 因此，到了15、16世纪，奢侈开始与野心、淫荡有关，而基督教则主张禁欲。这种观点对于后世的思想家也有影响。18世纪的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里，就认为奢侈产生的原因里，情妇是很重要的一项。(17) [德]维尔纳·桑巴特著，王燕平、侯小河译：《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05年，第182页。

然而基督教的观念到了18世纪也有了巨大的变化。1778年，虔诚的基督徒约翰逊博士认为“要在奢侈上花钱，就必须对穷人行善”。(18) James Boswell： 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 , Start Publishing LLC, 2013, P342.这其中在观念上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化，就是第二部分要探讨的主题。

二、17—18世纪的大讨论

从17世纪开始我们逐渐开始看到把“奢侈”去道德化的表述。17—18世纪的辩论范围之大、人数与流派涉及之多，笔者不可能一一论述。因此挑选几个不同时期观点比较典型的、引发变革的思想家作为代表：前辩论时期的巴尔本、引发争议的曼德维尔、大辩论时期的休谟和亚当·斯密。通过对他们观点的分析，看18世纪对于“奢侈”的印象和理念，是如何逐步发生变化的。

(一)巴尔本

学术界有文章称“18世纪大辩论”，说明了18世纪对于“奢侈”观念的讨论之盛。(19) 李新宽：《18世纪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世界历史》2016年第6期。 事实上，在17世纪已经开始了观念转变的先风。例如托马斯·芒从贸易的角度推翻了奢侈的传统观念。尽管他还坚守对于奢侈的道德标准理解，但是从经济方面来说，他认为不应该如此节俭以至于无法向国外销售商品。另一方面，那时候的重商主义者普遍认为贸易需要出口大于进口，奢侈的对象如果不利于出口，比如东方的丝绸制品只有利于进口，便被认为是奢余和有害的。

1.态度的演变：从谴责到中性再到积极——从古希腊到亚当·斯密

第一，巴尔本最精彩的论点在于他提出了古典理论中“自然”和“简朴”的标准经不起推敲。他采用极为严谨的态度提出“衣食住”三项中，只有食物是必须的。因为此前的人类“大部分仍然赤身裸体，住茅屋洞穴”。这就意味着即使是传统认定的一部分需要中，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变通空间。于是，这些“需要”被设定的“自然”、“简朴”的标准就被打破了。既然简朴的标准无从确定，那么“奢侈”的标准自然也无可界定。今天的“简朴”是前人的奢侈，今天的“奢侈”可能就是后人的“简朴”。他从逻辑上提出了对古典论点的辩驳。

第二，他提出了“头脑的希求物”这一概念。克里斯托弗·贝里认为，柏拉图力图说明的是人不具备修饰或文化的需要。而巴尔本提出头脑的希求物这一概念，在文化哲学和消费领域的观念变革中意义重大。“为头脑提供其所求且具有价值的物品，都是那些可以满足欲望的东西。欲望意味着需要的愿望，它是灵魂的胃口。它之于灵魂，如同饥饿之于肉体一般自然。”(20) [英]尼古拉斯·巴尔本：《贸易论》，顾为群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4页。 巴尔本也知道头脑的希求物大多是“想象“的产物，比如时装。然而他并不像洛克那般认为服装是不好的。相反，对巴尔本来说则应完全褒奖，因为它给“绝大部分人带来了生计”。(21) [美]克里斯托弗·贝里：《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第111-112页。

第三，巴尔本利用个人与国家开支的差异性，提出奢侈与挥霍“有损于人的罪恶，但并不损及贸易”(22) [英]尼古拉斯·巴尔本：《贸易论》，第32页。 。巴尔本并非曲高和寡。在巴尔本之前的约翰·霍顿(John·Houghton)也认为那些挥霍、傲慢奢侈的人为王国带来财富，尽管自己的财产丧失殆尽。这一点也成为后来曼德维尔的中心论点。

(二)曼德维尔

《蜜蜂的寓言》(23) [荷]伯纳德·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 公众的利益》，肖聿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可说是早期为“奢侈”正名的最出名的作品之一。曼德维尔以其讥讽的文风和矛盾的对比展开了一场有关奢侈与繁荣、私人“恶德”与公众利益的论述。

西安的厚重，不只是在秦砖汉瓦上能感受到，在从周秦汉唐一路走来的西安人身上更能感受到。西安人堪称大西北人的豪爽和洒脱的集大成者，他们身上有着典型的关中人的性格，可以说是陕西人的缩影。

首先，曼德维尔引入了巴尔本关于“奢侈的标准”的观点，同时他还引申出了“阶级”——比如牧师的简朴和穷人的奢侈。第二，他辩驳了奢侈使人“软弱”的古典观念。他认为没有证据表明纨绔子弟比臭烘烘的劳动人民在战场上表现得更加软弱。再者说，即便真的奢侈矫揉的生活令男人不适合战场，受影响的也是富人，他们可以不参战。富人对于军事生活的贡献表现为“纳税”。第三，是个人开支与国家经济不同。之前巴尔本也有提及，到了曼德维尔这里，进一步延伸了这个观点：个人的奢侈有助于促进公众的利益，即经济的繁荣。

严格来说，因为本文引入了巴尔本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曼德维尔的观点基本是涵盖在巴尔本观点体系内的。但由于曼德维尔的用词大胆、论据鲜明，引发了同时期道学家们的围攻，因此名声大噪(抑或说“臭名昭著”)。在18世纪的法国、英国等地，很多思想家都受到曼德维尔思想的影响。例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直截了当地引用曼德维尔的观点；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受其影响，但伏尔泰的《对世俗的维护或为奢侈申辩》亦发表了类似的观点。

(三)休谟

而到了奢侈的去道德化阶段：17世纪已经逐渐有了将“奢侈”去道德化、中性化的观点，18世纪的思想家们大多也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进行多维延伸。很显然，曼德维尔是巴尔本的升级，而亚当·斯密受到休谟影响较深。可见新观念的发展，也需要继承、深化与延续。

通常来说，发展成熟的多元化企业，其经营战略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企业总体经营战略层次、事业部发展战略层次以及职能战略层次。其中，第一层次是企业战略体系的主体和基础，具体又分为稳定型、增长型和收缩型三种战略；第二层次具体规定了各项经营事业的目标和战略；第三层次又进一步将企业战略按照专门职能进行落实和具体化。本文在系统地分析了企业总体经营管理战略的基础上，结合企业生命周期的四阶段理论，得出了企业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所应采取的不同经营战略。

休谟不同于曼德维尔只是反讽地引用社会观点给奢侈下“恶德”的定义，而是在一开篇便给出了“奢侈”的定义是“满足感官享受的极大精美”(24) 瑜青主编：《休谟经典文存》，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这一定义与罗马时代允许量的浪费而否定质的精美有本质的区别，更与古典时期柏拉图式的“简朴”不同。休谟认为，“精美”是适用于商业时代的发展特征，既具有社会意义，又适用于个人。奢侈的艺术与“精美之术”是相通的。其二，提出“社会发展阶段”。通过对社会阶段进行人类学、社会学和史学角度的解读，休谟提出了社会从自给自足、发展农业到发展制造业的“社会阶段论”，并认为“富余的人手”从事奢侈的技艺可以增进国家的“幸福”。休谟对于社会的阶段论，使他得以否定斯巴达社会所代表的古典“美德”，也得以为奢侈在现代商业社会的影响建立“进步”的正当性(25) 高全喜：《休谟的政治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9页。 ，确定了奢侈道德中性的地位。“精美”是保证奢侈并不浪费，而是愈加精细，从而提高技艺。其三，从社会阶段论出发，休谟认为商业社会对于情感的提升是“文明”的，而非是野蛮的。他提出了与孟德斯鸠相似看法的“温柔商业”。与此相对应的是对“勇猛”这一美德的相对贬低——这种军事上的美德只有在“未开化的民族”中才占据主导地位(26) 瑜青主编：《休谟经典文存》，第29页。 。因此，休谟不需要像曼德维尔那样争辩奢侈未必带来柔弱，而是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古典时期贬低的“柔弱”变为了新的商业时代进步与文明的特征之一。

现阶段，我国黄瓜品种众多，农户应结合土壤环境与需求选择品种。通常，应尽可能选择抗病性强、适应力强的黄瓜品种，防止受到病虫影响，提高种植效果。栽培前应先晾晒黄瓜种子，随后浸泡在热水中使种子泡发，水温保持在50℃，并保证水分充足。当水温与室温接近后浸泡4 h，利用棉纱布包裹除去种子中的水分，晾干后准备种植。

休谟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在于行动带来幸福(27) [英]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62页。 。行动不仅带来个人的幸福，更带来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奢侈作为人类的欲望之一可以积极的促进行动，从固有的负面评价中解脱出来。好的政府应当管理和引导其走向积极进步的方向。奢侈是中性的，只看其是否对于社会的进步起到增益的作用。

利用单因素检验分析不同专业研究生对于初级知识、中级知识、高级知识、初级技能、中级技能、高级技能、态度的差异情况。经过分析，不同专业研究生对于中级知识、中级技能、态度因素的P值均大于0.05，没有显著性差异，在初级知识、高级知识、初级技能、高级技能中P值均大于0.05，具有显著性差异，其中理工和艺术类专业得分均高于文史类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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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亚当·斯密

如果说休谟的作用在于多方面地为现代商业社会中的“奢侈”进行了辩护，那么斯密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建立了一个缜密的现代商业社会的价值体系。

首先，斯密反驳了古典哲学范式中的一些基本的观念。(1)交易的正当性。斯密与亚里士多德等古典哲学家不同，他认为“交易”也是一种自然倾向。人人皆商的社会不是一种腐败，而是一种与人类特点相适应的社会形式。(2)欲望的正向作用。斯密对于欲望有着积极自然的评价，他认为改善我们境况的欲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欲望。其结果是积极的，会促进一个社会的富足。此外由于这种不安分根植于人类的本性，因此斯多葛派的安详是“反自然的”，它所教导的是人之天性所不及的完美状态。(3)贫穷不是美德。在对于富足和生活的高尚方面，斯密直言在一个发达的市场体系中存在着“可以惠及底层人民的普遍富足”(28)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谢宗林、李华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7页。 ，贫穷并不会达到赎罪或令人高尚的效果。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往往会遗弃老弱病残，任其饿死或被野兽吞噬。”(29) [美]克里斯托弗·贝里：《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第156页。 (4)简朴的体现。斯密也对斯多葛派的“简朴”进行了批判。对斯多葛派来说，简朴即欲望的收敛。而对斯密来说，简朴是“积蓄”的美德，是“积存”的来源。简朴和勤奋的品质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农夫”身上。且作为农夫，他可以享受发达国家带来的文明和繁荣的物质生活水平。因此简朴与勤奋、与发达和繁荣、与富足的物质生活水平并不矛盾。

其次，斯密论证了奢侈(特别是时尚)在社会进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斯密认为“人类能拥有的最大的两个恩赐”是“富裕和自由”(30) [英]亚当·斯密：《法理学讲义》，冯玉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95页。 。其中“自由”体现为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以及人人独立的状态。那么奢侈是如何对于“自由”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呢？ 第一，奢侈是不损害价值的。斯密认为物品有两种价值，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且在他的观点里，需求不会影响商品的价值，长期来看，生产成本才是决定价值的唯一因素。(31) [美]斯坦利·L·布鲁、兰迪·R·格兰特：《经济思想史》，邸晓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6页。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斯密的观点中，“奢侈”是不会对市场起到反作用的。尽管短时间内确有市场价格的波动，但是由于物品的价值并不会受到需求的影响，所以奢侈品不存在“哄抬物价”的可能。另外，斯密受重农主义的影响较深，更倾向于认可国家的劳动生产力，而并非仅仅是促进商品交换的速率。因此总被谴责为“奢侈”的时尚业，在斯密看来亦是增加劳动分工，凝结了工人劳动产出和技艺提升的有效需求行业。(32) 同上，第56页。 值得注意的是，休谟与斯密所指的奢侈中，物品的精美(亦即“时尚”)显然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奢侈并非是量的浪费而是质量的提升与装饰的华美。第二，斯密提出历史维度的“四阶段论”。和休谟一样，斯密也提出了关于社会的“四阶段论”。他的深度在于认为在游牧时代和封建时代的自由是“少数人的自由”(33) [英]亚当·斯密：《法理学讲义》，第229页。 。财产(尤其是地产)关系导致了奴隶与雇佣的依赖关系，这种关系的解除引发独立性。在向第四阶段——也就是商业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时尚的出现对于解除人身依附关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精致的制造业使得财富拥有者对多余的财富有了用于个人“奢侈”的出路。在《国富论》一书中，斯密描述了一种现象：封建力量下镶钻的扣环，如何最终导致了人身依附关系的解散(34)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第324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被斯密称为“对公众幸福最为重要的一场革命”(35) [英]同上，第326页。 的社会变革中，奢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不是个人谋划的结果，因为普遍的福利并不是作为一种目的刻意努力而实现的。在斯密看来，这才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普遍真理。

“奢侈”的城邦与“健康”的城邦有何差别呢？苏格拉底认为“健康”的城邦生活简朴，人们的交往活动都是以满足基本的需要为目的。在这样的城邦里生活愉快祥和，没有贫困和战争。唯一的限制因素在于必须节制人口、量入为出。而“奢侈”城邦对于精美生活的需求，使得城中需有画工、绣工、诗人、舞者等装点奢华者的一席之地，需要各类工匠仆役，以及医师。因此，奢侈城邦的需求一旦超越了必需品，就必须扩张地盘与人口数量，以容纳需要存在的各行各业。扩张的需求会引发对于邻邦的战争。因此“奢侈”的后果之一就是引发战争。(4) 同上，第66页。

溶磷能力是根瘤菌株第2普遍的促生属性(24/38)，其中22/24和13/24的菌株分别具有溶解有机磷和无机磷的能力。菌株LL11和WLL3具有最强和最弱的溶解有机磷能力，溶磷圈D/d分别为4.01和1.01。这2株菌以及菌株G3L11、G9L5、G9TT5、LL1、LL2、LL6、LP4、LT3和WLG1仅能溶解有机磷，没有溶解无机磷的能力。在具有无机磷溶解能力的菌株中，除菌株QL2和WTT1不能溶解有机磷外，其余所有菌株既能溶解有机磷又能溶解无机磷。其中QL2溶解无机磷能力最强，溶磷圈D/d值(1.91)显著大于其余所有菌株。

因此，虽然在17世纪末奢侈就开始了“去道德化”的进程，但在斯密和休谟这里，被奢侈影响的“公益”也开始了其非政治化的过程——公益失去了其高于个人的特性。同时个人对于幸福的追求又能够促进公益，因此“奢侈”的负面效果开始被清除，正面积极的作用开始显现出来。

(五)大辩论的走向

在18世纪，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贝克莱(Berkeley)认为奢侈“毁坏我们的天性”，并在其所著《防止大英帝国的毁灭论》一文中，宣称奢侈法是一种必要的矫正手段，而另一方面则有亚当·斯密认为富裕是一种“福音”，并在《国富论》中指出，禁奢法代表了君王大臣们力图监管个人经济活动的无能和想当然(42)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第348页。 。

而自亚当斯密以后，“奢侈”的地位虽然偶有摇摆，但基本上渐渐朝着中立或积极方向奔去，已不再是受到社会道德谴责的经济观念和生活方式了。19世纪的马克思虽反对资本主义，但对于奢侈则认为是社会需要发展的正常过程(43) [美]斯坦利·L·布鲁、兰迪·R·格兰特：《经济思想史》，第184、187页。 。20世纪的凯恩斯学派又扭转了消费与储蓄的国家印象(44) [美]克莱因：《凯恩斯的革命》，薛潘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44-147页、第184-190页。 。

当时虽然无法辨明亚当·斯密思想理论的正确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他思想的重要性也日渐显露出来。目前虽然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与理念时有调整，但很少再见到把“奢侈”作为一种反面的公众消费理念而加以限制的政策出现。“奢侈”与否，逐渐成为了公民自由选择、自负盈亏的消费选择和消费理念。

三、奢侈观念变迁历程的内在脉络解读

奢侈，作为一种描述消费现象与生活状态的词汇，一个代表经济思想态度的观念，对它态度的转变经历了以下阶段：首先，在最初被古希腊哲学家谴责。其次，在古罗马时被立法禁止，认为是国家落败的原因(45) [罗马]李维：《建城以来史》，穆启乐、张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0页。 。再次，在中世纪被作为美德的对立面而进行抵制。然后，到17世纪逐渐使用“去道德化”、中性化的表述，且有思想家为其申辩。最后，到18世纪被亚当·斯密认为是解除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重要推动因素，在公众革命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对奢侈态度的转变，体现了西方经济道德思想的转变历程，体现了一段观念史、思想史与道德史的变迁。

取干燥的具塞试管3支，分别编号为1、2、3，在3支试管中均加入5 mL乙醛、0.1 g乙醛脱氢酶和1.5 g余甘果果肉，分放在30℃、37℃和40℃下放置10 h，然后测定乙醛含量。每组实验均做3组平行实验。

(一)观念的延续

思想观念的变迁史，往往是缓慢、连续且有承接的。古罗马对于奢侈的观念，就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一脉相承，中世纪则进一步延伸和增加了奢侈的含义与罪状。可见观念的延续。

由于资金扶持始终是农村扶贫的中心环节，中国在扶贫资金管理方面的试验和创新较多。财政扶贫资金管理方面的创新主要有：第一，地区间财政扶贫资金分配由模糊分配改为主要按要素法进行分配；第二，财政扶贫资金实行专户管理、报账制；第三，建立财政扶贫资金监测信息系统对资金进行监管；第四，建立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考评机制和资金分配、使用公开公示制度；第五，建立审计、财政、业务部门、社会舆论等各方面参与的多元化监管机制。

休谟的《论奢侈》首先发表于1752年，后改为《论艺术的精美》。这是他对18世纪大辩论最显著的贡献。但实际上是针对曼德维尔而作的。

如果教师在开展课堂教学时，仅仅将国学经典生硬地引入进来，就很难让学生做到充分的理解，同时也会让课堂变得非常枯燥，所以，教师要使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开展课堂教学。从心理学上讲，小学生因为年龄较小，他们往往对声音、色彩、形象有非常高的兴趣，特别是那些动态的事物，很容易让学生的注意力得到集中。

(二)观念的变革

尼古拉斯·巴尔本是扭转“奢侈”在西方经济道德观念中位置的先锋之一。他的《贸易论》一书，比起同时期的其他著作，可以更加鲜明地看到对“奢侈”的理解已经发生转变。尽管他在书中对“奢侈”一词仅提出过一次，但丝毫不影响其经济观念的铺展。他提出了三点后面的思想家也经常引用的哲学基础：1.古希腊时期的“简朴”并非是最原始的“自然”标准。从而旗帜鲜明地反驳了古典理论中否定奢侈的前提假设。2.人不仅有物质的“希求物”，还有头脑的“希求物”。3.国家繁荣与个人开支并不等同。

随机选取在本院门诊100例患者,并通过随机分组的方式将这些患者分为实验组和观察组,每组患者50例。男性48例,女性52例,年龄21—69岁(>45岁39人,<45岁61人),经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对照组采用一般护理,实验组采用主动护理方式,在病人结束门诊治疗后,对两组患者的医患纠纷发生率进行比较。

思想观念的变迁不是横空出世，也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着对于前者的继承、批判与创新。因此，在奢侈观念的变迁中，既有理论的沿袭，也有构成部分的改变与革新。

2.旧假设的推翻与新理论的构建

假设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提出和发展的前提，对于新的理论体系至关重要。在新观念建立之时，大多成功的新观念都是提出了崭新的假设与缜密的逻辑体系。改变旧有理论的假设，从而改变立论点，改变观念。在“奢侈”的观念体系中，由于某些假设被推翻而导致旧有理论站不住脚，从而形成新理论的有：(1)需要。从巴尔本开始，到18世纪的辩论，很大一部分都是反驳古典观点，树立了新的假设。比如古典范式里的观念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就是——人的需求是有限的，因此要过“简朴”、“自然”的生活。只要满足这些基本的共同需求，就可以达到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所说的简朴和健康。多余的需求都需要被“控制”。巴尔本先驳斥了这个假设，认为需求是无限的。第二个假设在于他们似乎认为人不需要文化的需求。巴尔本则提出需求有两种：物质的希求物和头脑的“希求物”。(2)自由。自由观念在亚里士多德等古典哲学里是自给自足的活动，是政治公民的权利和参与义务。而在亚当·斯密这里，是由于解除人身依附关系和建立市场所带来的职业选择权自由，和人民为了个人利益而建立的公共法治所带来的高级“自由”。(3)国家与个人经济开支不能等同。在很多古典观点里，个人的奢靡会导致社会风气的腐化，从而导致国家的衰败与财富的流失。而17世纪后新的经济思想则是：将家庭开支和国家开支分离，贸易越繁荣，国家越发达；个人的奢侈造就经济的流通与国家的繁荣。从而形成新的经济理论。

3.“奢侈”一词含义与作用的变化

本组8例中男性5例，女性3例，无明显性别优势；发病年龄28～60岁，年龄中位值40岁左右；出现症状到就诊时间为3个月～3年，中位时间近12个月；临床表现反复打喷嚏2例，鼻阻3例，涕中带血1例，流鼻血1例，颌面部肿胀、疼痛4例，面部蚁行感1例，面部电击痛1例，眼部肿胀、突眼4例等。其中1例有鼻咽癌放疗史，2例有拔牙史，3例有鼻息肉术后史，2例有过敏性鼻炎症状。实验室检查均阴性。全身检查未见明显远隔转移。

含义的变化可以改变词性，亦可以改变其道德色彩。从希腊时期反对精美的装饰和丰富的文化生活，到罗马反对质量的精美而允许数量的浪费，到巴尔本和曼德维尔认为富人的消费促进了穷人的劳作和收入，再到休谟和斯密认为奢侈与时尚促进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这其中蕴含了“奢侈”含义的变化：巴尔本与曼德维尔的“奢侈”可能依旧包含了浪费与挥霍，而休谟与斯密已将其定义为“质量(技艺)的精美”。同时也反映了其他观念的变化：人们精神生活的需求逐渐得到肯定和认可；“精美”所促使的行业分工和技艺提升，被认为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时尚”的易变性不再受到谴责，因其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换。我们不难看出，它的背后体现出了思想家所处时代的生产力的提升，以及商品的堆积，提高商品流通效率的需要。

四、“奢侈”观念变迁的外在原因解读

没有一种思想和经济观念是无缘无故改变的，像奢侈这种涉及经济、道德、政治层面的观念更是如此。18世纪大辩论的前奏是15—16世纪农业、工业、商业的蓬勃发展；自然科学进步，产生了一大批像培根、牛顿等自然科学家；航海大发现促进了经济发达外加海外争夺，王权逐渐取代神权。意识形态方面，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15世纪开启的航海“地理大发现”时代，16世纪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17世纪的科学革命，18世纪的启蒙运动……人们的思想理念逐渐依靠理性，而非神学和单纯的道德观。(46) [美]斯坦利·L·布鲁、兰·迪R·格兰特：《经济思想史》，第50页。

从科学发展的角度看，近代工业的发展是同自然科学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47) 厉以宁：《欧洲经济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7页。 从经济的角度看，突破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对内道德准则与对外道德准则之间的藩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48) [德]马克思·韦伯：《世界经济简史》，李慧泉译，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18年，第257页。 并将商业原则和以此为基础的劳动组织融进内部经济。从文化角度看，西方文明开始以理性道德准则指导人存在于生活，开始走向明确的理性主义。从社会角度看，工业化带给一个国家的是社会经济制度、人们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变化，这是工业化以前农村工业的发展所不曾发生过的情况。(49) 厉以宁：《欧洲经济史》，第188页。

社会时代背景的变化。15世纪后，伴随着航海科技的进步，“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到来。各国贸易流通交往的加深，促进了欧洲各国之间的贸易需求、原材料开发和进出口贸易的发展。随着国家之间贸易的广泛流动，商业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产生。伴随着这股商业发展潮流的，就是思想观念的映射。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航海大发现时代的到来，促进了商业的进步。殖民地的扩张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由此而带来的商业观念的变迁，也就在情理之中。18世纪后期工业大革命开始，而17、18世纪也确实是迎来了思想观念创新上的大爆发——从“神学”到“理性主义”时代的到来。在17世纪，巴尔本的《论贸易》开始批判古典经济观念关于奢侈的假设，从而发展出新的观念。曼德维尔继承了他的思想，并有更新和进步。18世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横空出世。

每一次思想观念的重大变革，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知识与观念的变迁伴随着各种背景，从认知上是经历了理性主义到启蒙运动，从外部看是从大航海时代到殖民地到工业革命的发生。真正的思想与观念都要经过实实在在的演变过程，它的发展就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被刷新、更迭、从而产生更加适应甚至可以进一步指导社会发展现实的思想与观念。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支撑。虽然经济思想观念的变迁与社会背景的发展息息相关，但是我们并不能说就是它们决定了某种主义的形成。一种观念是否可以在以后位居高位，要看社会实践是否能够推动和去验证它。马克思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50)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经济观念能否真正发生变革，表现为能否满足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比如，明代中期，我国思想家也提出过支持奢侈与繁荣贸易的理念。从社会背景上来说，因为明代中后期正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新阶段。但它却并未在后来发展中成为主流。因明清朝代的更替，并未使资本主义在我国成为发展的主流。文化和政治的双重现实，使我国并未在经济观念上走入重商重贸易、鼓励奢侈的文化风潮。

但欧洲经过殖民地的开发以及工业大革命的发生，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劳动分工进一步细化，大城市的人口密集程度空前，商品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高效率的流通，也支撑了奢侈的物质基础。可以说工业大革命的现实，决定了亚当·斯密关于奢侈、商业与社会秩序理论的正确性和适用性。

教学实践证明，电工电子技术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把传统教学方式的优势和基于Moodle平台的线上教学的优势结合起来，既能发挥教师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又可充分体现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从而取得最优化的教学效果。当然，混合式教学的重点不在于混合哪些事物，而在于如何混合。到底采取哪种方式进行混合式教学，才能获得最优的教学效果，值得教学工作者不断地探索和研究。

科学知识的进步。新论据产生新观点。在哥伦布航行确定“地球是圆的”这个假设被验证之前，古典哲学里理论是支持“地心说”的。由不同前提发展出来的理论认知完全不同，如同“地心说”和“日心说”的区别。在经济观念领域，很多事实和观念的转变无法像客观世界那样有着鲜明的证据，更多的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和需求。古典时期的很多哲学观念，他们完整的逻辑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占据主要地位，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被认为“有效”，或者说无法验证其错误与否。李维在写罗马史的时候将罗马的失败归结为对财富和“奢侈的贪恋和索取”(51) [罗马]李维：《建城以来史》，穆启乐、张强等译，第10页。 ，历史学家弗洛拉斯(Florus)和萨勒斯特(Sallust)等都奉行这样一种理念。而在当代看来，国家的衰亡并不只因“腐败”这一种单一的元素。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新论据的补充所形成的新观点与新角度。

新知识产生的历史观。奢侈观念在18世纪能够成功的转型，与休谟和斯密建立的历史观是分不开的。比如，休谟对于斯巴达的态度，在很大一方面取决于他对于历史的态度融合了社会学与哲学的角度。休谟和斯密显然在哲学的观点上，添加了对于历史和社会阶段的取材。他们对于社会阶段的论述，得益于当时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发展。这在之前古典时期的讨论中是难以出现的。因此，新的知识资料与新论据的出现，有利地发展和支撑了新观点。

消费的需求。劳动力的提升、劳动效率的提升、产业分工逐渐细化，奢侈方面对于质量“精工细作”和时尚“容易变化”的需求，反而成了拉动内需的一大动力。原来被广为诟病的“时尚”的易变性，在这样的时代反而成了促进快速消费的动力。由此可以看出，奢侈之所以能够在今天进入相对自由的消费观，经济方面的贡献与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功不可没。

消费税、奢侈税等形式的税收制度。税收制度是国家调节经济价值的一种政策风向，也充分反映了一国关于政治和经济道德的价值观。(52) [美]克里斯托弗·贝里：《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研究》，第205页。 18世纪以来，西欧对于消费税的收取制度无疑是相对成功的，被现代社会许多国家所借鉴。“奢侈税”属于消费税的另外一种形式，即对部分高价格的奢侈品给出额外的税率，可以抑制消费并且增进国家收入。既符合了国家的价值导向又满足了国库收入的经济需求。通过这样的方式，奢侈品在国家政策和群众消费的自由选择之间达到了某种“双向”的自由。另外，奢侈品在有闲阶级(53) [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甘平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6-48页。 之中的流行，其中便有价格的因素所导致的“稀缺”影响。因此，从消费心理上来讲，高税率虽然未必会使得奢侈品不再畅销，但确实能够使得国家相对获益。

个人美德的宽容。15世纪后期，伴随着贸易的繁荣发展，文学艺术领域也得到了蓬勃发展。文艺复兴的兴起，使得人们的眼光从“神”转向了“人”。大量的雕塑、画作表现了人体自身的美感，人们的思想也开始转向对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歌颂。“人”本身的作用被凸显出来。思想界对于个人美德的辩论也逐渐开始有所变化。比起古典时期的绝对美德，17—18世纪的思想家们显然对于美德更为宽容。曼德维尔在讨论奢侈的作用时，使用的副标题尚且是“私人的恶德与公众的利益”。在书里，曼德维尔或许是为了辩论方便，仍使用的“恶德”来描绘奢侈，只因它可以促进公众利益才变的可以接受。而到了休谟，奢侈已经是中性的了。书名也从最初的“论奢侈”到“论技艺的提高”。奢侈没有好与坏，只看是否合理的被运用从而促进公众利益。同时，休谟认为地方政府无法强求人们运用美德，只能够用各种情感与利益因素来引导人们进行合理的活动。而不能够制定妥善政策的地方长官是失职的。

而到了斯密，更明显他对于“人”的要求并非是完美的。显然他认为斯多葛派对人的意志要求是“超人”的，而斯密对人的美德需求则更为“宽容——或者说是客观。在古典范式里，奢侈在道德哲学的领域被讨论的较多。因如何看待它对于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决定了它如何引导个人。因此，后来个人思想的解放、对美的方面的讨论，以及经济发展社会环境带来的新的动向所引起的改变与视角，都使得奢侈在道德方面有所松动，变成了客观的看待和考虑它会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影响。

结 语

任何一个观念的变迁都是内在与外在共同作用的结果。“奢侈”作为一个经济和道德观念，它的变化涉及到哲学、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影响和支撑。奢侈观念变化的背后，其实是庞大而完整的西方经济哲学体系的进展过程。一方面，对它从古典到18世纪的演进进行解析，可以看出经济观念变化的内在脉络与历程。另一方面，对比其发生转折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因素，可以看出在观念的变迁中，社会环境的需求、影响和支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这一论断，在研究经济哲学思想与道德思想的历史中，依然有着指导作用。再者，通过对“奢侈”观念的探讨，可以看出“奢侈”在近代处于中性的缘由。对它过去历史的反观，有利于我们对今天消费思想的了解和选择。奢侈早已不代表浪费，近代以来它的概念基本体现在工艺的提升、行业的细化、时尚的发展、过高的价位等等。现代社会依然有人反对奢侈，如何更好地应用和应对“奢侈”观念，是现当代消费观念中另一个深刻的课题。

From Classical Period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Concept of Luxury in Western

Liu Yuanyuan Ren Xinmin

Abstract ：“Luxury”is a constantly changing concept of economic morality. In western, the concept of “luxury” has also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change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From the condemnation in the classical period to the great debat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uxury" has undergone a philosophic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ought is a combin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unction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is change stage,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ain the internal context and external reasons of the change of luxury concept.

Key words : luxury; the changing process; factor analysis

作者简介： 刘园园，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任新民，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命运共同体思想唯物史观研究”(项目编号：17XKS024)。

中图分类号 B5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 2019) 12-0064-13

责任编辑： 王望

标签：奢侈论文;  变迁历程论文;  观念论文;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