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的界定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经济论文,格局论文,经济体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数十年来，新兴经济体(Emerging Economy)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将20国集团(G20)中的11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2009年这些国家的GDP总量合计为12.78万亿美元，占世界份额的22.1%，其中部分国家的GDP甚至已经超过除美国和日本之外的其他中等发达国家。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相对快速的复苏与发展更是备受瞩目，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相应提升，其中一个突出的标志是，由新兴经济体和主要发达国家组成的20国集团取代七国集团(G7)或八国集团(G8)转变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然而，目前与新兴经济体发展紧密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得到圆满的回答，包括：如何界定新兴经济体？如何评估新兴经济体在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经济状况怎样？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将面临怎样的风险与挑战？在国际经济规则的演变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将扮演什么角色？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间的关系以及新兴经济体自身的合作将向哪个方向发展？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首先，在借鉴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对“新兴经济体”的新界定，认为G20中的11个发展中国家可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并将其统称为“E11”。其次，分析了E11作为一个整体，在总体经济规模、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重点产品产出等方面具有的世界性影响力。再次，探讨了全球金融危机对“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复次，展望了“新兴经济体”未来在就业、财政平衡、资产价格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等诸多方面必须应对的挑战。最后，对于如何加强新兴经济体间以及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间的国际合作提出了一些看法与建议。
一、“新兴经济体”的界定
尽管新兴经济体最近十几年来被世人普遍讨论，但直到目前，对于新兴经济体概念本身，却仍没有一致认可的定义，对于哪些经济体应该被纳入新兴经济体的范畴也是众说纷纭。与此同时，不同研究者或不同机构有时还使用含义存在差异的词语来描述和讨论基本相似的国家或经济体，比如说除了“新兴经济体”外，人们还常使用“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和“新兴市场经济体”(Emerging Market Economy)等范畴。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人们开始使用“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一词，来形容几个快速增长且实行了诸多自由化政策的亚洲和拉美经济体。随后，通过实行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经济的相对快速增长。多年之后，作为世界银行集团成员之一的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IFC)率先提出了“新兴市场”的概念，意指发展中国家内部少数规模中等和收入较高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还拥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外国投资者能在该国金融市场上购买股票。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兴市场”涵盖的国家或地区范围逐步扩展，甚至还有人将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在内。①与此同时，“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两个概念便被涵盖范围更广的“新兴经济体”所取代。②这样一来，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新兴经济体”便等同于“发展中国家”。由此引申出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定义。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分类，2008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1906美元以上的国家或地区被划为“高收入经济体”。据此判断，“新兴经济体”大致上包含的就是那些2008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1906美元以下的国家或地区。
将所有经济体按单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来划分新兴经济体的做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至少面临两大问题：其一是概念边界范围过大；其二是判定标准单一。由此带来的两个后果是分析难度加大，以及群体特征模糊不清。有鉴于此，一些研究者或机构特别关注狭义的“新兴经济体”概念。在他们看来，“新兴经济体”一般仅指特定类型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根据他们的偏好，新兴经济体主要有六种划分特定类型的标准。
其一，按照经济增长速度来划分。贾因(Jain)提出，“新兴经济体”是指“商业或社会活动处在快速增长（或迅速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体”。③其二，按照经济增长和制度调整来划分。阿诺德和魁尔奇(Arnold & Quelch)认为，“新兴经济体”可以根据两个标准定义：一是经济快速增长，二是政府政策倾向于经济自由化和建立市场导向的体系；④霍斯基森(Hoskisson)等认为，“新兴经济体是指那些主要通过经济自由化实现了快速增长的低收入国家”。⑤其三，按照特定时期出口增长速度来划分。法国社会展望和国际信息研究中心(Centre d'Etudes Prospectives et d'Informetion Internationales,CEPII)认为，“新兴经济体”应该是指：那些在特定时期人均GDP低于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的50%，且同期出口增长率至少高于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10%的国家。其四，按照金融市场发展和开放程度来划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04年《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将“新兴市场”界定为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低于发达国家，但仍便于外国投资者大范围投资的发展中国家。其五，按照信息化发展水平及速度来划分。印度“知识团体中心”(Center for Knowledge Societies)认为，“新兴经济体”是指那些在有限或部分工业化条件下经历着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国家或地区。⑥其六，按照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政治影响力来划分。政治学家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将“新兴经济体”定义为：“对市场而言，政治至少和经济同等重要的国家。”⑦
近年来，关于“新兴经济体”界定的一个新趋势是，将少数几个国家组合成具有特定称谓的集团。比较典型的例子包括：“金砖四国”（即“BRICs”，分别指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新钻11国”［即“N-11”，分别指孟加拉国、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墨西哥、巴基斯坦、尼日利亚、菲律宾、土耳其和越南］；“基础四国”（即“BASIC”，分别指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这种以“集团”方式对新兴经济体的界定，虽然同样存在着划分标准简单（如经济实力）或过分依赖在特定领域上的功能性（如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等问题，但却由于特色鲜明、简洁明了和富有代表性而被广泛接受。特别是2009年6月16日“金砖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举行首次正式峰会，以及2010年4月在巴西举行第二次峰会，标志着“金砖四国”正从当年高盛经济学家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合作平台，并逐渐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从上述讨论可见，关于新兴经济体的界定尚未取得共识，确定一致认同的新兴经济体名录因而也困难重重。IMF通常在其所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把世界各国分为三大类：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和转轨经济体。从2004年开始，IMF又将全世界各国家和地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包括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在内的发达经济体；另一类是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2009年10月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中，IMF所列的新兴经济体有26个。在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08年《统计手册》中，确定的美洲与亚洲的新兴经济体为10个。前述法国社会展望和国际信息研究中心主要根据特定时期出口增长速度这一标准，确定了27个“新兴经济体”，在除去3个欧盟成员和韩国后，其目录上共有23个新兴经济体。此外，哥德斯坦和谢(Goldstein & Xie)⑧、巴拉(Balakrishnan)等⑨以及科斯(Kose)等⑩在其研究中也列出了明确的新兴经济体目录。
除了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以外，一些私人企业，尤其是专门提供全球指数及相关衍生金融产品标的的公司，在编制各种衡量新兴经济体证券市场表现指数的过程中，也确定了各自的新兴经济体名录。在各种与“新兴市场”或“新兴经济体”相关的指数中，比较著名的有摩根斯坦利国际资本公司(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MSCI)，以及富时指数有限公司(FTSE International Limited,FTSE)发布的新兴市场指数。前者所编制的MSCI指数(The MSCI Emerging Markets Index)，是全球投资组合经理们采用最多的投资标的，该指数由22个经济体组成。由英国《金融时报》与伦敦证券交易所联合成立的富时公司，在编制指数时，将新兴经济体按照市场环境、金融衍生品、清算和监管等指标，分为6个“先进新兴经济体”(Advanced Emerging Economies)，以及17个“第二梯队新兴经济体”(Secondary Emerging Economies)。
此外，还有BRICs及其相关国家组合（BRICS、BRICM和BRICK）、N-11、BASIC以及G20中的发展中成员（具体名录参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各种新兴经济体名录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对韩国的界定。韩国目前已经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从传统上看，OECD成员大都被认为属于发达经济体。然而，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仍然将韩国作为新兴经济体。摩根斯坦利国际资本公司编制的MSCI指数也纳入了韩国，而富时指数公司却不视其为新兴经济体。
时效性未得到充分反映，是各种新兴经济体名录存在的另一个问题。经济体性质的界定应该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但在一些名录中，为了保持界定的连续性与可比性，尽管列出的部分经济体已经超越了“新兴”阶段，却仍然被保留在名录内，结果是牺牲了时效性和客观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些机构采取了灵活的策略，比如摩根斯坦利和富时公司都定期对其新兴经济体名录进行调整。
在借鉴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兼顾经济体的系统重要性、代表性和地理平衡等多方面因素，并考虑到概念的可接受性和分析的可操作性，我们将新兴经济体界定为：二战后经济相对快速增长、具有较大经济规模和人口总量、目前人均收入相对较低、经济开放程度较高、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发展中经济体。基于上述界定，我们进一步确定了衡量“新兴经济体”的七项标准：
二战以来具有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具有相当的经济规模和人口总量； 目前具有中上等或中下等的人均收入水平；不在公认的发达国家或最不发达国家之列；具有较高的经济开放度；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具有较小争议性。
经过分析与比较，我们发现，G20中的11个发展中国家，相对而言最能满足上述七项标准。作为十多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产物之一，G20被建立起来。成立伊始，G20明确其宗旨，在于“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然而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前，G20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有限，发达国家仍然主导着对全球经济金融问题的讨论。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后，出于合作应对危机的目的，G20才开始受到重视。这表现为原来的部长会议被升格为首脑会议，并将会议机制化，从而取代由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组成的七国集团(G7)，成为全球经济金融合作的主要论坛。G20首脑会议机制化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其成员中除了8个主要发达国家和欧盟集团以外，还有11个发展中经济体，分别为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这里，G20中的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的自然区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简单且现成的界定“新兴经济体”的标准。(11)
当然，这11个国家既都是新兴经济体，又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新兴经济体角度看，它们有许多共性；但从不同发展阶段看，它们又有许多个性。同时，为了讨论和叙述的便利性，我们称这11国为“E11”。在以后的论述中，凡是讨论到以它们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时，均以“E11”表示。“E11”中“E”有三层含义：“新兴”(Emerging)，侧重“经济”(Economic)，代表“经济体”(Economy)。当然，“E11”的组成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二、E11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本节中，我们将对E11的基本状况进行描述和总结。(12)从最基本的领土、人口和经济总规模，到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结构以及发展状况，再到世界经济中的基本地位，我们进行了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概览，便于充分认识E11所具有的重要性、共同特征及其存在的一些问题。
领土作为国家的生存空间，是影响国力的基本因素。E11的领土总面积为4925万平方公里，占世界表面积的36.73%，是G7+AUS领土总面积（2919万平方公里）的1.69倍。而其余经济体的领土面积合计仅占世界表面积的41.5%。(13)其中，俄罗斯、中国和巴西的领土面积在E11中居前三位。
2008年，E11人口总量合计为34.12亿人，占世界人口总量的51%，是G7+AUS人口总量（7.5亿）的4.55倍，G4+EU人口总量（9.8亿）的3.48倍。其中，中国和印度是两个世界性的人口大国，2008年总人口分别高达13.27亿和11.86亿。
从GDP总量（2009年）来看，E11合计为12.78万亿美元， 占世界份额的22.1%；而G7+AUS为31.99万亿美元，占世界份额的55.2%；G4+EU为40.25万亿美元，占世界份额的66%。这意味着E11占世界GDP总量的份额与其余至少173个经济体大致相当，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E11占世界GDP总量的份额还在不断增长。此外，就单个国家而言，11国中部分国家的GDP或已超过除美国和日本之外的其他中等发达国家，或与之并驾齐驱。
在经济增长方面，E11表现突出。以各国GDP占E11的GDP总量（现价美元）的份额为权重，对各国的GDP增长率加权平均计算可得E11的经济增长率，该数值2009年为2.6%，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为-0.6%，G7+AUS经济增长率为-3.4%。在E11中，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令世人瞩目。
亮丽的经济增长率数据并没有彻底扭转E11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这一点突出表现在较低的人均GDP指标上。2009年，E11的人均GDP为3714美元，不到G7+AUS人均GDP（42273美元／人）的十分之一。然而由于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人口增长速度，E11的人均GDP在未来五年内将显著增长，且与G7+AUS国家的差距将明显缩小。
人均GDP以外，还有一些指标能说明E11的发展现状。从增加值的产业构成来看，E11更加偏向农业和工业，而G20中的其他经济体更加侧重于服务业。为了发挥后发优势，加速经济发展，E11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夯实教育基础。目前E11在教育方面的投入虽然有所增长，但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大部分仍低于4%的国际公认水平。同时，E11部分国家的小学入学率仍然较低，仍有提升空间；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改善幅度需要更大，这是提供专业和高级人才的重要基础，更是E11竞争力的保障。在创新方面，专利的申请数是一个重要的指标。E11在申请数量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整体水平远低于G7+AUS的水平。美国和日本的专利数几乎占G20国家的一半。但是，中国和韩国申请的专利总量水平提高较快。E11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取得了良好的进展，2008年，新兴经济体投入1.2万亿美元左右用于公路、铁路、电力、电信和其他项目建设，相当于其GDP总和的6%，这一比重是发达经济体的2倍。未来E11对基础设施的投入预计还将增大，但是与发达国家的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在基础设施中，通讯和互联网是硬件中的“软件”，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但是，在这两个方面，E11普遍处于劣势。尤其在互联网的使用方面，E11的普及率不及G7+AUS的一半。在手机拥有率上，部分E11已经接近甚至超过G7中的部分国家。尤其是最近几年，手机拥有率提升很快，比如中国。
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经济规模和发展状况，还严重依赖于其与全球经济的融合程度。在国际贸易方面，E11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状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实际GDP、出口和进口指数看，2000-2008年E11的进出口量增长均明显超过实际GDP的增长。二是从贸易额占GDP的比例来看，2008年E11为63.4%，几乎是G4+EU该数值(34.6%)的两倍。三是2008年，E11占世界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23.2%，世界货物贸易进口总额的19.8%，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13.2%， 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16.9%，且均为世界主要的贸易大国。
但同时，无论是从出口量还是从出口目的地排名来看，E11都对G4+EU市场存在严重的依赖。我们列出了E11各国前5大出口目的地（参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美国、日本和欧盟是所有E11国家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而在E11内部，相互间贸易的重要性远逊于其对G4+EU市场的依赖，其中只有中国是其余10国的主要出口地。这一事实意味着，E11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日本和欧盟的国内需求。
在国际投资头寸方面，2007年11国金融账户资产总额高达5.6万亿美元，以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各种形式流入11国的资本在存量上已达6.5万亿美元。同时，E11还拥有世界外汇储备的47%（2008年），是十年前（1997年）的近8倍。从国际资本流入占GDP的比例来看，E11在危机前就已经达到3.88%的高水平，其中主要为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贷款，只有不到五分之一为外国证券投资。科斯等用两种方法衡量了新兴经济体对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参与，一种是法律衡量(de jure measure)，即在IMF定义的基础上考察一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情况。另一种是事实衡量(de facto measure)，即考察一国国际金融资产负债存量与该国GDP的比率。他们的研究发现，1970-2004年，新兴经济体用法律方式衡量的开放程度虽然没有明显变化，但事实上的金融一体化程度显著提高，并且在绝对值上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14)
总量数据虽然能给我们勾勒出大致的轮廓，但有时候也会低估经济影响力，因为这些指标会忽略一些经济体在特定产品或行业的国际经济影响力。2008年，E11生产了占世界产量35.66%的原油，合计产量是30.79百万桶／天，主要产出来自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另外，中国、墨西哥和巴西也是三个重要的石油产出国。E11是世界主要的粗钢生产者。2008年，全球58.7%的粗钢来自这11个国家，产量总额为7.81亿吨。同期，G7+AUS生产了3.4亿吨粗钢，占世界总产量的19.2%。在黄金产量方面， 中国是世界第一的产金大国，2008年生产黄金282吨，占世界总量的11.7%，另一个重要的产金国南非产量为220吨，占世界总量的9%。同时美国矿务部统计数字显示，2005年中国稀土产量达到11.9万吨，占全球稀土产量的96%。
三、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E11的经济发展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肇始于美欧等发达国家，在由局部的信贷危机演变成金融市场上的系统性危机后，进而通过各种渠道对这些国家的消费、投资与出口造成冲击，最终影响实体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是危机传导至新兴经济体的两个重要渠道。面对进出口和国际资本流动同时出现的动荡，新兴经济体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资和外贸政策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规模巨大、力度空前，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市场信心，加速了经济回暖，使新兴经济体不仅没有像一些预测所认为的那样陷于崩溃，反而较早进入了复苏阶段，但同时其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在产出、就业、金融市场和物价等方面仍然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一）经济增长相对强劲
受2008年9月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全球经济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世界经济虽然在该年一季度跌入谷底后就开始进入反弹期，然而全年增长率仍然仅为-0.8%。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次较为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全球经济还维持了将近1%的正增长。这也足以表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破坏力巨大。即使如此，世界经济复苏步伐之强劲还是远远超出预期，以至于各主要国际组织纷纷上调了相关数据和预测。IMF在2010年1月26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中，将对2010年世界产出的预测大幅提高至3.9%，上调了0.75个百分点。世界银行在1月20日发布的《2010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也将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上调至2.7%，远远高于2009年6月估计的2%。同时该报告还将2009年世界经济下滑幅度从2.9%下调至2.2%，对2011年经济增长的预期则维持在3.2%不变。
不平衡是本次世界经济复苏的一个突出特征，主要表现为新兴经济体相对于先进经济体更为强劲的增长。
2009年，“先进经济体”的增长率为-3.2%，明显低于-0.8%的世界经济增长率。这说明，2009年世界经济没有严重恶化应该归功于先进经济体以外的因素，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等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因素更加重要。
在政府及时有效的政策刺激下，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8.7%，不仅圆满完成了“保八”的目标，为本国人民和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而且通过进口、对外投资、参与国际合作、提供贸易融资和货币互换等多种形式，为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反弹与复苏提供了重要动力。
亚洲另一个新兴大国印度，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也保持了较为有力的经济增长，2009年经济增长率为5.7%。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应归功于以下三个因素：一是印度经济更加偏重内需。2006-2008年，印度人均贸易额为467美元，贸易额与GDP之比为47.6%，在E11中均处于低位，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相对有限。二是印度金融业尚存在一些投资限制。三是政府采取了减税、降息、增加支出和提供出口担保等一系列方式刺激经济。
在关注中国和印度亮丽经济增长数据的同时，巴西、俄罗斯和墨西哥等国的经济表现则说明，经济复苏的不平衡不仅存在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两大类型之间，新兴经济体内部的发展失衡也比较严重。2009年，巴西经济增长率为-0.4%，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俄罗斯和墨西哥则分别以-9%和-6.8%的经济增长率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重灾区。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2009年俄罗斯和墨西哥等经济体表现欠佳，但这并没有改变新兴经济体较快增长的趋势。从IMF对2010年和2011年的预测来看，巴西、墨西哥和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将快速反弹，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的整体水平，而与世界整体水平不相上下。此外， 自2001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低于世界经济增长率，且基本趋势是两者间的差距在拉大，同时，中国、印度以及危机前的俄罗斯都在以越来越大的幅度超过世界经济整体的增长率。
在工业产出方面，主要新兴经济体均已实现增长率转正。作为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工业产出的增长说明这些国家经济恢复具有相对稳定的基础。
与实际GDP增长相比，工业产出数据更加凸显了世界经济复苏状况的不均衡。首先，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中，仅日本在2009年12月实现了5.3%的小幅增长，其他国家的工业产出还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复苏迹象。其次，中国、韩国、印度、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在2009年底工业产出都实现了10%以上的强劲增长，尤其是韩国2009年12月工业产出增长率高达34.9%。再次，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等国虽然出现了连续两个月的工业产出正增长，但是力度十分微弱，涨幅仅为1%～2%。最后，墨西哥和土耳其两国的工业生产仍然处于收缩状况，尽管程度有所减轻。
新兴经济体工业产出率先复苏，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这些国家已经与世界其他经济体、尤其是发达国家“脱钩”。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反而是“挂钩”的明证，因为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状况的改善和国际贸易的正常化，是新兴经济体工业产出增长的重要动力。从工业复苏的国别状况来看，虽然主要依靠内需的经济体（如印度）所受冲击较小、恢复较早，但是近期反弹最为强劲的却还是外需驱动型的经济体（如韩国）。
与经济增长的整体趋势一致，新兴经济体产出的改善仍然十分脆弱。主要经济体工业产出的增长出现在11月和12月，因此难以据此判断增长已经呈稳定态势。土耳其的情况也说明，新兴经济体工业产出的状况极易出现反复。即使对于非常强劲的产出增长数据，我们同样也抱审慎乐观的态度。因为在计算上，同比增长率的明显提高可能由两个原因造成：一个是分子（即本年当月数据）的大幅增长；另一个则可能是分母（即上年同月数据）较小，所以分子的微小提高就会带来增长率的显著改善。
（二）就业市场尚待改善
尽管产出在增长，但是E11的就业市场仍然有待改善。虽然中国的城镇失业率仅为4.3%，但是两个因素使我们对该数字保持谨慎乐观。首先，该数字处于2002年12月以来的高位，而且由于中国劳动力数目的庞大，0.1%的失业率涨跌就意味着失业人数的巨大变化。2009年年末，中国城镇就业人数为3.1亿，这样失业率上涨0.1%，失业人数将增加31万。其次，该数字仅代表了城镇的失业状况，而城镇就业人口仅占中国总就业人口的40%。韩国与中国情况类似，不仅失业率处于十年来的高位，而且进入2010年以来，失业率还有大幅攀升之势。巴西、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的失业率虽然呈降低趋势，但是从绝对数字看都在8%左右。墨西哥、南非和土耳其的失业率都呈攀升之势，虽然墨西哥的失业率不到6%，但南非却高达24%，土耳其也超过13%。
失业率增高不仅将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还将侵蚀本已十分脆弱的经济反弹基础，阻碍经济的复苏。具体来论，高失业率将直接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抑制居民的消费倾向，增加其储蓄倾向；同时，对于未来就业状况的悲观看法，亦将影响到居民的就业预期和工资增长预期，从而导致当期消费的进一步削减。在投资领域，私人消费的稳定与增长是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高失业率将通过影响企业对于消费、经济增长和盈利的预期，进而约束商业支出的增加。而如果没有企业投资的增长，糟糕的就业状况恐怕难以得到改善。在进出口领域，高失业率通过国内政治制度的传导，将促使一些国家决策者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三）物价回升的同时通胀压力加大
随着宏观经济状况的好转，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物价有所回升，通胀压力加大。事实上，对于通货膨胀的担心，即使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也没有停止过。为了救助危机，各主要经济体政府都实施了数额巨大的财政刺激政策和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很大程度上都是避免大衰退的必要举措，支持者甚至声称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复苏，因为温和通胀条件下的工资增长速度将滞后于物价，从而增加企业利润，刺激私人投资。但是更为审慎的看法认为，私人预期与实际经济活动的逆转可能是非常迅速的，如果政府没有及时认识到这种逆转并且迅速收回过剩的流动性，那么通货膨胀就可能马上跃升至难以接受的程度。
从主要新兴经济体近来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CPl)的情况看，这种担心暂时还没有成为现实。绝大多数国家的CPI仍然维持在2%～6%的可控水平，并且基本上明显低于2008年9月危机爆发前的状况。印度与俄罗斯可能是两个例外。印度的特殊之处在于2009年9月起物价的突然大幅上升，而俄罗斯则在普遍的物价回升中维持了2008年10月以来CPI下降的趋势。食品价格的连续加速上涨推动了印度2009年12月的CPI同比增长率高达14.97%，以至于2010年1月29日印度央行将商业银行的现金储备率上调75个基点，成为金砖四国中第一个收紧货币政策的国家。在俄罗斯，受居民收入增长较慢、消费需求下降和卢布币值稳定等多种因素驱动，俄罗斯在2009年的通货膨胀率仅为8.8%，创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的历史新低。而2007年和2008年，俄罗斯的通胀率分别为11.9%和11.3%。
整体看，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目前的主要政策目标依然是稳定增长。通胀的压力虽然在增长，但是考虑到世界经济仍处于复苏初期，此后通胀可能维持低速温和增长态势。政策刺激仍然是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私人商业活动尚未真正恢复，产能利用率还处于低位。所以一般而言，短期内通胀的压力仍然是潜在的。
同时，另一些因素促使我们对新兴经济体的未来物价状况保持高度关注。从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生产者物价指数(Producer Price Index,PPI)来看，2009年四季度上升的速度明显超过以CPI衡量的物价水平。PPI的主要目的，是衡量企业购买一篮子物品和劳务的总费用。由于企业最终要把它们的费用以更高消费价格的形式转移给消费者，所以通常认为生产者物价指数的变动有助于预测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变动。这样，较快的PPI增速预示着未来较高的CPI数值。此外，大宗商品（尤其是食品与能源）价格的上涨以及短期资本大量流入导致的流动性过剩，都可能成为新兴经济体未来物价上涨的重要驱动力。私人预期与实际经济活动突然逆转的威胁仍然存在。谨慎、及时、周密的退出安排必须在政府日程上占据显要位置。
（四）资产价格上涨引发对金融泡沫的担忧
尽管潜在的通胀压力加大，但相对而言，新兴经济体更为突出的风险来自于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自2008年11月跌入谷底后，新兴市场的股票价格开始反弹。与最低点相比，中国、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和墨西哥等主要新兴经济体的股票指数都上涨了150%以上。房地产市场回暖的时间较晚，但在2009年9月以后价格上涨的势头已经十分明显。
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的回升有积极的一面，它反映了投资者对于这些国家增长前景的乐观看法，也反映了世界经济形势好转条件下投资者偏好的变化，追求较高收益的心态逐渐取代了危机期间对资产安全的强烈需求，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间可能的经济增长速度差异、利率差异和币值未来变动的不同方向，导致国际资本不断流入新兴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对银行而言意味着此前估计的资产减记和信贷损失有可能减少，从而带来资产负债表的改善，并进而便利银行的放贷行为，为未来信贷增长提供条件。投资者对证券市场信心的恢复，也使企业通过直接渠道进行资金融通更为顺畅、便利。
但在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的迅速上涨，其中也潜伏着资产价格泡沫形成与扩张的危险。各国政府采取的强劲刺激政策在2009年较为有效地救助了危机，避免了经济严重、急剧地下滑，稳定了金融市场。但其副作用是，退出时机、方式和力度的选择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在经济复苏势头未稳的情况下，过早退出将扼杀经济增长的绿芽；可是一旦经济增长企稳，甚至只要消费者与投资者关于未来的预期改变，并对其行为方式进行相应调整，那么政府滞后的退出将带来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的灾难。
（五）金融市场基本稳定但未明显恢复
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使市场信心一度处于崩溃边缘。促使金融市场正常化是一切救助措施的重中之重，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正常运转的金融市场，任何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都将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在各中央银行、财政部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联合干预下，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基本稳定下来。银行机构问题贷款规模增速放缓，流动性短缺问题得到缓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降低，投资者信心逐渐恢复。
在新兴市场，股票价格明显回升。2009年主要股票市场的市值普遍超过2008年的水平。这主要反映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股票指数的回涨；二是股市融资功能的恢复。中国、韩国和印度等国主要证券交易所债券发行募集的金额也显著增长。
然而，新兴市场的债券市场和股市规模仍相对较小，这使得它们对银行金融的依赖程度比西方国家高很多。所以，金融市场复苏状况还要看银行信贷的情况。而在信贷市场，除中国外，一些新兴经济体的信贷增长并未明显恢复，在不同国家分别表现为：家庭和企业贷款增长率下降；对私人企业贷款增速减缓。同时，在南非、巴西和阿根廷等国，M[,3]的增长率显著下降，而M[,1]的增速明显上升，这说明私人部门更加偏好以富有流动性的方式来持有货币资产，因而从另一个方面显示，金融市场的紧张状况并未根本缓解，仍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四、展望E11的未来
展望未来，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彻底清除仍需时日，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依然脆弱，新兴经济体危机应对措施中存在潜在的风险可能将在未来逐渐凸现。
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直接拉动了新兴经济体的复苏，但仍有一些潜在的问题需要解决。其中包括：第一，财政赤字，2009年新兴经济体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明显增加，在印度和俄罗斯等国家甚至已经飙升至近7%的水平。这一方面来自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以及减税政策实施所导致的税收收入减少；另一方面来自于政府投资支出、转移支付和经常性支出的增加。激增的财政赤字意味着未来经济刺激方案的可能性与力度缩小，还意味着必须发行国债融资，而糟糕的财政状况又会提高融资成本。第二，刺激计划还会产生“挤出”效应，即政府开支可能导致资源从私营企业流出，形成政府与私营企业争夺资源的局面。第三，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是政府财政刺激的两个重点领域，而在国内产能利用率处于低位、基础设施已经相对完备而且世界经济将进入低速温和增长期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加产能和基础设施的边际收益可能极低，甚至可能带来负效应。
其次，宽松货币政策带来资产价格泡沫形成与扩张的风险。目前，除个别国家外，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的上升尚控制在一定的程度和速度之内，然而未来形成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甚高。发达经济体高企的失业率和经济结构的缓慢调整，意味着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外部需求不会迅速强劲增长，而内需的扩张暂时还无法完全替代外需成为新兴经济体增长的重要引擎，因而实体经济的自主复苏将是缓慢的过程。此外，还有一些制约因素导致企业不愿或不能将资金投入实体经济。这些因素包括：在经济复苏的初级阶段，企业对于经济前景和投资预期收益并不乐观；企业的产能利用程度还不是很高，现有生产能力还没有充分释放；企业经历了一个利润大幅度下降期，可用的自有资金有限；垄断行业与服务业改革的相对滞后，以及缺乏新的支柱行业，导致企业的投资热情难以激发；刺激政策带来的大量流动性可能更加集中于部分大型企业，私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局面仍未根本解决。所以，在宽松货币环境和汇率升值预期驱动下形成的大量流动性可能无法为实体经济所吸收，而是大量涌入虚拟经济领域，推动资产价格大幅上涨，乃至形成泡沫。在经济复苏势头不稳的情况下，退出策略选择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一些E11国家已经制定了退出计划，其中部分经济体已经提高了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考虑到各国在经济增长、物价、就业、汇率、短期资本流入、财政状况等诸多方面的差异，E11将自主决定退出的时机、步伐和方式，同时相互间也需要充分的协调与合作，以保证政策的充分传导和不对他国经济复苏造成负面影响。
再次，部分新兴经济体在对外政策领域存在保护主义抬头趋势。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一些国家采取了提高进口关税、实施新的非关税壁垒以及限制资金外流等措施，世界范围内贸易救济措施的实行也显著增加。仅在2009年第三季度，全球就已启动了44宗新调查，较2008年同期增长了53%。考虑到启动调查程序与正式采取救济措施间通常存在一年以上的时滞，可以预计2010年贸易救济措施影响范围还将显著扩大。保护主义倾向加强的原因在于，危机时期，一方面传统上制约贸易保护主义的因素有所削弱，另一方面保护主义的冲动加剧。制约贸易保护主义的传统因素包括：第一，大国间贸易战可能造成的两败俱伤的后果，当决策者充分认识到这一后果时，将会把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基于此认识基础上的大国制度改进，也会增强决策者抗衡保护主义压力的能力。第二，WTO等国际合作机构，通过不断推进成员间的贸易自由化，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贸易规则以及惩罚成员违反贸易协定的行为，提高成员实施自由贸易的收益，增加成员实施保护主义措施的成本，遏制成员尤其是大国的贸易保护冲动。而在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国内外需求显著减少的情况下，各国可能会试图通过提高关税或其他贸易壁垒等手段，为国内产业保留一定需求量。制度方面，停滞不前的多哈回合已经严重削弱了成员对WTO的信心及其影响力；现实存在的大量“关税水分”（即成员目前实施的关税率与WTO允许其采用关税率之间的差异，参见图1）为成员在不违反既定协议的情况下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提供了便利。而且，由于WTO试图在尊重各国保护公民权利的基础上推行自由贸易，这也为成员滥用健康、安全和技术管制等理由设立非关税壁垒提供了许多便利。尽管在多种因素制约下，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世界主要国家竞相提高关税并引发贸易战的局面不会再出现，但是保护主义急剧抬头的倾向无疑将延缓世界贸易的增长，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复苏。
图1 E11实施关税与约束关税（2008年）（单位：%）
注释：俄罗斯由于不是WTO成员所以未纳入。
数据来源：WTO网站。
最后，国际合作有待深化。G20地位的提升凸显出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其经济实力及地位的相对提高以及在全球经济事务中作用的日益增加。在此次危机前，新兴经济体高于发达经济体的速度增长就已经作为一种长期趋势存在，危机只是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来自IMF的数据显示，1991-1998年，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为2.5%，新兴经济体为3.3%；1999-2006年，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为2.7%，新兴经济体为5.8%；2007-2010年，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预计为0.3%，新兴经济体为5.2%。可以看出，新兴经济体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追赶发达经济体，而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话语权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变化。
G20是加强E11合作的重要平台。金融危机推动全球治理进入新阶段，主要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是危机凸显了原有治理体系的缺陷，变革呼声随之高涨；二是各国携手克服危机的努力和对危机成因的深刻反思，为构建新的全球治理框架提供了关键契机。在此背景下，2009年全球治理改革深入推进，取得的一个重要进展是G20转变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G20地位提升是全球金融危机大背景下各国协调经济政策、携手共度时艰的结果，也是对既往世界体系内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实力与全球治理话语权失衡的积极矫正。G20迄今为止已进行了三次峰会，通过明确实施空前力度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避免了全球经济出现危险、急剧的下滑，并且稳定了金融市场；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承诺完成WTO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促进全球贸易及投资，建立开放的全球经济。G20地位的提升和相关成果的取得符合E11的根本利益，E11应立足于该平台创造积极有利的发展环境。
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是E11在G20框架下处理与发达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当今世界是高度相互依赖，而且依赖程度仍在不断加深的世界。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互动并非零和博弈，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新兴经济体长期以来的发展一直极大地受益于发达经济体的健康稳定，而发达经济体也越来越离不开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我们希望看到，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合作进一步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越来越顺畅，这符合双方、乃至世界所有经济体的利益。但是新兴经济体毕竟都还处于发展过程中，与发达经济体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虽然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也认识到应该更多承担全球治理的责任，但在责任的分担上理应与发达国家有所差别。相较于G7和欧盟，E11在共同利益的界定、进而在议程设定和立场协调等方面的能力与合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五、结语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E11日益成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些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无论是在总体经济规模，还是在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重点产品产出等等方面，都已经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在本次危机中发达经济体深受打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E11在过去一年多来相对较快地摆脱了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长期看，E11相对较低的人均GDP水平、巨大的人口总量和长期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增长潜力不可低估。如果按照高盛公司的预测逻辑，那么在2025年之前，E11的经济规模将达到G7+AUS的一半以上，而在2040年之前，E11在经济规模上甚至将超过G7+AUS。
E11共同面临的发展重任又为加强他们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迄今为止，E11的经济虽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存在的问题还很多，主要包括：市场机制不够健全，物质和制度基础设施还不完善，人均收入较低，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社会发展较为滞后等等。而且，它们长期以来较为依赖出口，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展望未来，E11的经济增长还包含诸多不确定性，增长前景将取决于新兴经济体自身政策的调整、国内外资源的供给、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贸易保护主义的状况以及发达经济体的发展等诸多因素。而这些问题显然不是单靠某一个国家的力量能够解决的。
在客观评价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中E11地位提升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以下三点：其一，全球经济实力对比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尽管E11作为一个整体，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然而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并未根本改变，且仍在通过G8会议加强内部政策协调，为其在G20峰会上取得更大的收获做好充足准备。其二，尽管G20已出现机制化的趋势，但领导人之间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达成广泛共识尚有一定难度。达成共识后，G20成员如何将这些共识转化成具体的国内政策，以及如何确保这些政策得到有效实施，这两方面的不确定性都很高。其三，E11在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等方面尚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直接导致E11在具体问题上的立场分歧，对于全球治理未来格局的构想也有待进一步磨合沟通。E11现有合作主要是功能性的，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全面的政策协调与合作还有所缺失。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认为，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不仅将长期存在，其重要性还将不断提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还没有另外的多边机制可以取代。同时，我们的分析已经显示，E11在世界经济中具有相当的系统重要性，在发展中国家中具有广泛代表性。上述两点决定了其内部合作的深化和推广拥有巨大的空间。鉴于G20将长期扮演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商全球重大事务国际平台这一角色，故积极推动E11内部的合作明显有助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互利共赢。总体上E11的合作宜循序渐进，可先仿效G7或G8，建立G20峰会前E11部长级会议制度，加强重大问题上相互间立场的协调一致。
（完稿日期：2010年4月）
注释：
①Thorpe, J., K. Prakash-Mani,"Developing Value: The Business Case for Sustainability in Emerging Markets",http://www.ifc.org/ifcext/enviro.nsf/AttachmentsByTitle/p_DevelopingValue_full/
FILE/Developing_Value_full.pdf.
②Hoskisson,R.E.,L.Eden,and Chung M.L.,et al,"Strategy in Emerging Economie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0,43(3):249～267.
③Jain,S.C.,"Emerging Econom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UK&US: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6.
④Arnold,D.J., Quelch,J.A.,"New Strategies in Emerging Economies",Sloan Management Review,1998,40(1):7～20.
⑤同①。
⑥Center for Knowledge Societies,The Emerging Economy Report 2008.
⑦Jain,S.C.,"Emerging Econom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UK&US: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6.
⑧Morris Goldstein and Daniel Xie,"The Impac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on Emerging Asia",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9,working paper 09～11.
⑨Balakrishnan,Ravi,Stephan Danninger,Selim Elekdag,and Irina Tytell,"The Transmission of Financial Stress from Advanced to Emerging Economies",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king Paper 09/133(June).Washington: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⑩Kose,M.Ayhan,Eswar Prasad,Kenneth Rogoff,and Shang-Jin Wei,"Financial Globalization:A Reappraisal",2009,IMF Staff Paper 56,1:8～62.
(11)传统上，OECD成员一般被视为发达经济体，然而从表1可以看出，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基本上被各种新兴经济体目录所纳入，这显示其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合理性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可。沙特阿拉伯可能是一个例外，很少有机构将其作为新兴经济体。然而，由于其经济结构的各种特征与G7、欧盟和澳大利亚等发达成员存在显著差异，本文仍然将其纳入研究视野。
(12)为充分说明E11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本文从不同方面将E11的基本情况与G20中其他经济体的基本情况（分为G7+AUS和G4+EU两个对照组）进行了比较。其中，“G7+AUS”即七国集团加上澳大利亚，“G4+EU”即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四国加上欧盟27国。在特定情况下，仅对比了E11和G7+AUS的基本情况，特定情况包括：(1)数据限制；(2)G7+AUS更具代表性。
(13)对于世界共有多少个经济体并没有统一的数据，目前联合国共有192个成员，但一些经济体并不是联合国成员，因此该数据可能低估。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大致认为除了E11和G7+AUS，世界上至少还有173个国家。在下文中，我们将用“其余经济体”一词指代世界上除E11和G7+AUS以外的经济体。
(14)Kose,M.Ayhan,Eswar Prasad,Kenneth Rogoff,and Shang-Jin Wei,"Financial Globalization:A Reappraisal",2009,IMF Staff Paper 56,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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