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批评论文,研讨会论文,中国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1)01-0065-04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研讨会”于2000年12月3日至6日在深圳大学召开。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60多位学者，就中国当代文艺批评问题进行热烈研讨。
一、对深圳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评价与展望
与会代表对这个议题充满兴趣。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一川教授，对深圳的贡献作简要回顾后，希望深圳在当今中国文艺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开拓中起到排头兵作用。他说：当前中国文艺批评呈现出多元化格局，以都市文化批评为视野的文艺批评，应当成为其中一“元”。深圳在80年代曾为中国的学术发展扮演过“前卫”角色。譬如，比较文学作为一个新学科，是由深圳引进的。1985年，在深圳大学召开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他相信深圳今后也会为中国都市文艺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开拓起到积极的作用。
李小甘这位评论、创作双肩挑的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简要介绍深圳所取得的成绩后强调：“深圳之所以能在文化艺术领域取得如此成就，是因为深圳火热的生活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深圳的综合经济实力现在名列全国大中城市的前列，经济强势必将造成了文化强势。深圳已经为本市文艺事业的发展做了五年规划，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名城。经济是城市之形，文化是城市之神。我们将以文化立市、经济强市、科教兴市、依法治市。”
这一席话，使与会代表对深圳文艺事业的前景充满信心。深圳文联主席张俊彪是一位资深作家，他在肯定深圳已取得的成绩的同时，还指出了存在的不足：“这20年来，深圳的文艺作品在全国获得千余奖项，目前就差茅盾文学奖没得过了。但目前也有不足，那就是精品少。再者，高速高效的生活节奏也使文艺界充斥一种浮躁之气，而且文学艺术各门类的发展也并不均衡。”
两位文化官员都诚恳希望学者为深圳文艺的发展出谋划策，尤其是深圳文化发展如何定位，很想听学者的意见。在文化部法规司挂职的王列生教授，强调了文化定位还需要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中国包括深圳应该在国际背景和全球化背景下进行文化定位。要在主体性坚持下最大限度地寻求关联性，要在充分言说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寻求对话质量，要在全面内顾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寻求世界文本阐释空间。”深圳大学吴俊忠教授从“思想深度”、“美学特征”的角度，对深圳文艺的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深圳的文艺批评具有与文艺创作比较合拍、文化意蕴具有时代性和当下性的鲜明特色，回应了大众媒介对文学发展的要求，较好地显现了文学的文化传播功能；但同时也存在着思想深度不够、美学特征不足的缺憾，需要引起重视，加以改进。”
与会代表各抒己见。有的学者认为深圳文艺事业的发展无须“定位”，不然反而会束缚其发展。江苏作协费振钟研究员的观点最为典型：特区文化无须定位，要充分发挥文化的开放性，利用边缘优势，造成文化的多样性。“定位”很容易使“文化”定于一地一时，而失去文化活力。“特区文化”，要突出文化的批判性和创造性。
学者对深圳寄予真诚的希望，希望深圳能在今后中国文化舞台上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上海华东师大吴俊教授说：利用地缘优势，同时借助各地（包括海外）人才、思想资源，强化文化批判的主动性（尤其是针对内地文化现象），使特区在文化方面也能成为话题中心。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标，他提出了具体设想，其中之一是：“建议以深圳大学人文社科院系为核心，创办或合办一家高品位且有独立姿态的文化思想刊物。”学者们的意见，不但真诚，而且很宝贵。如果再过10年20年回头看，其意义一定会更加彰显。
二、为90年代中国文艺批评把脉
中国文艺批评的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所以为其诊断把脉就自然成了这20世纪最后一次全国性的文艺批评研讨会的中心议题。学者们都想借这次会议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文艺评论家张炯教授，在从思想和实绩两个方面肯定新时期文艺批评之后，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90年代以来，文学走向边缘，文艺理论批评受到强烈冲击，助长了有偿批评和广告批评，促使批评队伍分流，浮躁、浮泛之作增多，缺乏实事求是的“捧派”、不与人为善的“骂派”不但存在，甚至成为“市场炒作的热点”；理论与批评缺乏沟通，书评家缺乏理论思考，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相脱节。深圳大学博士导师、著名文艺理论家胡经之教授，也对文艺批评的现状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现今的文艺批评广告推销盛行。这种所谓的文艺批评不仅不触及文艺作品的缺点，而且也揭示不出文艺作品之美，有的甚至反而把肉麻当有趣，对色情、暴力、黑幕、隐私津津乐道，垂涎欲滴，这是价值评价的观念混乱和颠倒。”两位老批评家的意见，得到年轻学者的响应。王列生认为：“90年代中国文艺批评存在严重的庸俗利益主义、血缘亲情主义以及非学理主义的倾向，缺乏建构意义和文化参照功能。”人民文学出版社李建军博士指出，当前存在的文学腐败破坏了文学生态环境，存在“两种不健康的批评形态：一种是高俅式的“红包批评”，只要给钱，就点头哈腰说好听话；一种是李逵式的“骂派批评”，抡起板斧砍将起来，仗血气之勇，图一时之快。前一种批评是多重主体的腐败性合谋，是文学腐败的一种典型样态；后一种批评则是导致作家与批评家的隔膜甚至对立，因而也是不可取的。这两种批评都败坏着我们的“文学生态环境”。
出现上述症状的原因又是学者们讨论的一个热点。如果说学者们对90年代文艺批评现状的批评，观点有着惊人的一致或相似；那么，对产生这些弊端的原因分析则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了。湖北师院张开焱教授认为：“有意地疏远甚至斩断了同有几千年深厚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形态和精神的联系，也基本斩断了与80年代关注社会和现实的批评精神的联系，它基本是从西方20世纪文论中借来一些观念和方法进行操作的结果。它更关注的是与一时段的西方文论和文学批评的同步性和呼应性，而不是与本土文学批评的历史贯通性和脉承性；同时，就批评成果来看，其价值效能和影响都极其有限，成为一种‘各领风骚三五天’的瞬间性存在，几乎没有什么批评成果有持续影响；就批评家自己的批评意识而言，对批评成果恒久价值的追求意识也非常淡薄，只关注批评效应的当下性。这一切，使得90年代的文学批评成了一种空间化的短暂存在。”对于大量西方理论进入的问题，深圳大学吴予敏教授进行深入分析：“大量外来的文学理论，形成了独立的话语圈子，不仅作家不能进入，学者也常常不知所云，离现实的文学创作越来越远。所谓纯粹的学理批评，实际上是西方学术体制的产物，是现代性的知识形态分化的结果。他们往往不是从文学的整体境界出发，而是将文学作品当作验证某种理论的智力的游戏场。”
《小说评论》编辑部主任刑小利则对90年代文艺批评给予了较多的肯定。他在指出因受到非文学的不幸干扰、尤其是商业性恶炒而出现种种问题的同时，坚定地认为“众声喧哗”是一种时代的进步。他说：90年代文艺批评可说是“众声喧哗”。其中最引人注目也最有实绩的，是一大批年轻批评家崛起并活跃于批评界，他们的价值观和审美理想不同于老一代批评家，其思想更敏锐，目光更深远。他们对现实社会和人类世界各种焦点问题有深入思考和比较切实的研究，艺术观念更具个性特点因而也更多样化，他们的批评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文艺批评实践。评判任何事物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必须采用比较的方法。山东师大吴义勤教授通过90年代与80年代的比较，认为90年代文艺批评在本质上大为进步了。他说：“中国90年代文艺批评虽然整体上看，没有80年代文艺批评那样有轰动性反响和广泛的社会效应，但是90年代文艺批评的现状并不是如有人指责的用‘缺席’和‘失误’就可概括的。实际上90年代文艺批评的本质上是比80年代大为进步了的。这主要体现为80年代的文艺批评和文学创作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潮是同步共鸣、呼应着向前发展的。而90年代文艺批评则有自身的独立性和非意识形态性与非社会性的品格，某种意义上90年代文艺批评处在回归文艺批评本质的健康轨道上。”应该说，这位年轻的博士生导师的分析是中肯的。
三、对新世纪文艺批评的展望
对新世纪文艺批评进行展望，也是与会学者热烈讨论的话题。
东北师大逄增玉教授从批判精神、理性意识、批评激情等等的关系出发，强调提倡批评的理性意识。批评要有批判精神，但批判精神的底蕴是理性。批评和批评家的声誉是因内含的理性（价值的与历史的）而获得。批评有权力，但不是滥发淫威的帝王；批评有激情，但激情源头应是正义和理性。抢占话语权、命名癖、过于保守和过于激进都是缺失理性的表征。同样，批评的犬儒主义也是缺乏理性自信的反映。所以，提倡批评的批判意识，形成健康良好的批评机制，是繁荣批评的必要之途。而深圳大学吴予敏教授则强调中国文艺批评需要“鲜明的个性”和“独立的理论品格”。他说：“处在权力话语和商业文化挤迫中的文学批评，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品格，就会丧失基本的审美价值判断。真正的主流批评，应当对文学的主流趋向、时代的审美风尚有主导力量的批评。”同时他认为，媒体炒作不等于媒体批评。他欣赏中国优良的文学传统，“中国的文学传统讲究意境浑成，把握作品的气韵风神，作品意象、读者感悟和作家思想贯通一气，知人论世。当然，不是说不要讲方法论，而是说，不要削足适履。本来是得鱼忘筌的事，结果反客为主。”胡经之教授强调应该从美的、历史的观点来进行文艺批评：“从美的、历史的观点出发进行文艺批评，并不是不要文化批评、道德批评，甚至也不能否定政治批评，具体作品需要具体分析。但这种批评不能脱离文学艺术作品的整体，不能置总体艺术构思于不顾。文化批评也好，道德批评也好，政治批评也好，不应离开审美批评孤立进行。对文艺批评说来，美学的分析更为基本，它不仅触及形式，更深透到内容：究竟把什么感受为美的，把什么感受为丑的，从而自然流露出作家、艺术家的审美意向，表现出作家、艺术家的审美人格的品位。”
张炯教授在他的长篇发言里，强调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各种文艺批评范式，包括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文艺批评在某些方面自然也丰富了人们对文艺作品的认识。但它们毕竟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重要作用和主导地位。因此，我殷切地希望我们这次会议能经过大家的研讨、互补互参、集思广益，获得更多切实的成果，为促进我国文艺理论批评的理论批评的发展和文艺创作的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特别是为促进当代更成熟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为提倡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的文艺批评的主导地位作出贡献。”张炯教授抱着这种殷切的希望与会，认真听取每一位学者的发言，热情参与讨论。
深大文学院院长郁龙余教授代表主办单位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从弘扬主旋律、会场生动活泼以及研讨内容的广度、深度和力度等方面高度肯定了这次会议，得到与会学者的一致认同。同时，他对文艺批评的发展提出自己的意见：文艺批评应该建立自己的“行规”，要按规矩办事。当下的许多问题和矛盾，与没有“行规”有关。一些同志一方面拒绝非文学的干预，拒绝政治干预；但同时又非常自觉、积极地去干预政治。我们一方面呼喊文艺批评指导不了文艺创造，同时又想用文艺批评去指导政治。连文艺创作都指导不了的文艺批评，又怎么能去指导政治呢？文学和政治关系密切，但又是两个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行规，吃过界必然发生矛盾。要搞好文艺批评，应先立好“行规”，规定好自己要做的事和做事的规则；同时，执业人员应加强职业意识。会议结束后张炯教授说，了解到许多情况，听了许多不同意见，交了许多新朋友，说收获颇丰一点也不为过。
收稿日期：2001-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