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权体系、赋权农民与建设新农村的政策测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农村论文,体系论文,农民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照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满足生存与发展所需的交易，并不只是物品（或劳务）及其效用的转移和交换，而是与交易标的紧密联系的权利的转移和交换，是“权利束”的转移和交换。因此，赋予农民完整的权益是实现其主体性的根本途径。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向农民赋权是建设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向农民赋权主要包括赋予他们关系权、要素权和发展权。赋权的实现机制是建立善治的农村基层组织，在微观和宏观的层面明确建设新农村向农民赋权的政策取向，切实解决农民的切身利益。
（一）推进基层政府执政能力建设
建设新农村需要一个学习型、服务型的基层政府。该政府如何从财政机制、政令贯彻机制、执法机制上有效抑制其潜在的寻租行为，如何从制度上支持农民依法赋权和依法维权，值得深思。这其中首先要合理定位基层政府、农民组织及农民之间的关系，其次才是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
（二）建立平等的参与机制
作为善治前提的农村组织能力提升，一定要将精英人物的培养与赋权农民结合起来，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推进民主参与集体决策，以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18]。实践中应该着重考虑以下几个要素：社区和社会信息的知情权；民主参与的决策权；表达农民意愿的问责权。
（三）推动农民成为涉农服务的市场主体
关键要将改革资源分配机制、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和农民组织化建设结合起来考虑，探索农村善治对涉农资源分配社区化、村庄化的有效回应机制，以真正满足公共服务的可及性要求。
（四）重点关注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农民家庭沉重的教育支出负担；低水平的农村医疗保障及高昂的医疗费用；财政支农资金难以统筹使用，对农民急需的小型基础设施支持力度远远不够；城市对农民工“经济接纳，社会排斥”的做法仍未改观；“低价征地”已成为新时期“以农养工，以乡养城”的新形式；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的正规金融机构难以满足农民的信贷需求；农民在市场交易中的谈判地位低，农民自我服务组织的发育迟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