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企业非党员职工党建认同度的社会学分析——以南京市规模以上非公企业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党员论文,非公论文,南京市论文,企业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7.1 文献标识码：A 文耄编号：1007-5194(2012)01-0027-05
“紧紧依靠人民”是党的事业的制胜法宝，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也只有紧紧联系、依靠企业的非党员职工，才能真正实现强本固基的党建目标。而党的建设的核心问题正是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因而，作为非公企业员工主体的非党员职工，他们对非公党建的认同度如何乃是检验非公党建成效如何的一项根本标尺。目前，非公领域的党建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多从党组织角度出发，从群众视角开展的研究还极为鲜见，专门分析尤其是实证分析也不多。所以，研究非党员职工的党建认同问题尤显必要。本文通过对调查所得数据的分析，并以非公业主以及党员职工的党建认同为参照对象，试图发现影响非公企业群众党建认同的主要因素，同时，研究这些因素对加强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又有什么样的启示。
一、样本的基本情况
本文所用资料来源于南京市党建研究所对151家规模以上非公企业的问卷调查，为便于研究，我们选取了规模以上国企改制民营企业、原生态民营企业、港澳台资企业作为具有不同党建基础的非公企业类型的代表。国企改制民营企业是指由国企改制而催生出的民营企业，与原企业存在较多的党建继承关系，具有一定的党建基础。原生态民营企业是指由民间资本投资而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党建基础薄弱，但长期接受大陆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影响。港澳台资企业是指由港澳台商投资的民营企业，谈不上有党建基础，受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大，与外资企业有较多的相似性。样本的抽取采取近似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选取的样本规模300份，回收289份，实际回收率96.3％。
鉴于学术界对党建认同问题还鲜有研究，其内涵和外延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认为，非党员职工的党建认同主要指非公企业的群众在与企业党组织和党员的互动中体现出来的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的相对同步性。是在某种动力需求的基础上，经过对非公党建长期的感知、情感体验、反复强化而形成的。为测量非党员职工的党建认同度，我们将上述内涵化为具体指标，比如，对企业党组织和党员的了解、亲疏与好恶，对企业党建工作做出的判断和评价，是否愿意加入党组织等。在若干指标当中，有两项具有代表性，最具代表性的是“在非公企业中是否有必要建立党组织”，它直接反映了非党员职工对非公党建的认同情况，而这也正是现实中人们对非公党建存疑的焦点问题。其次，“是否愿意加入党组织”也是一项重要指标，因为只有认同企业党建的员工才会有入党的真实意愿，又因为入党意愿受到宗教信仰的直接影响，在有宗教信仰和无宗教信仰的职工中，不愿入党的比例分别为30％和16％，因而测量这一指标时排除了有宗教信仰的职工(共21人)。
关于可能影响非党员职工党建认同度的变量，这里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职工自身的个体特征，如年龄、文化、收入、工作变动频率。二是企业方面的特征，如所在企业的类型。三是党组织方面的特征，如党员和党组织在企业内发挥的作用等。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年龄的影响
一般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会更加周全理性，对党组织的认识也会更加客观公正。在非公企业中，非党员职工的年龄与他们的党建认同度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呢?见表2：
表2的结果和统计检验表明，不同年龄的非党员职工对非公党建的认同并不存在明显差异。并且，在业主和党员两个对照组中，年龄和非公党建认同度之间也不存在相关性。这一结果说明，在普遍意义上，年龄与人们的非公党建认同度并不相关。
(二)文化程度的影响
文化程度往往直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因为受教育机会越多，人们的眼界越开阔，分析判断能力越强，也更易于客观评判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文化程度是否影响非党员职工的党建认同情况呢?见表3：
表3的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和非党员职工的党建认同度之间没有明显关联。而作为对照组的党员职工，其文化程度越高，对非公党建的认同度也越高。这说明，对于党员和群众这两个群体，影响非公党建认同度的因素存在明显差异。
(三)收入水平的影响
收入水平是反映党员经济状况的主要指标，传统观念认为，经济水平与人们的党建认同程度成正比，即收入越高，对非公党建的认同度越高。调查结果又是怎样的呢?详见表4：
表4的结果说明，非党员职工的收入水平与他们的党建认同度之间具有明显关联，即收入越高，其党建认同度也越高，这一点正好印证了传统看法。比较有意思的是，在对照组中，党员职工的党建认同度与他们的收入水平之间相关性并不显著。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说明党员与非党员对经济利益的关注程度有所不同。
(四)工作变动频率的影响
工作变动的频率是否影响职工的非公党建认同度呢?为此我们设计了“近5年来你先后在几家企业工作过?”这一选项，详见表5：
表5说明，工作过的企业数量与非党员职工的党建认同度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工作变动越频繁，对非公党建的认同度就越低。这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作为对照组的党员职工，工作单位则相对稳定得多，近5年工作过的企业均在3家之内，工作变动频率与其党建认同度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五)企业类型的影响
本文选取国企改制民营企业、原生态民营企业、港澳台资企业作为具有不同党建基础的非公企业类型的代表。非党员职工的党建认同度是否受到不同企业类型的影响呢?结果见表6：
表6的结果表明，非公企业类型与非党员职工党建认同度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由于卡方检验结果已经处于临界值，应该还存在另一变量影响着上述结果，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一现象与不同类型企业的工资水平有密切关联。
从表7可见，在非党员职工党建认同度方面，企业类型这一影响因素背后是收入水平的制约。由于港澳台资企业工资水平相对较高，原生态民营企业低工资职工相对较多，因而港澳台资企业认同度最高，原生态民营企业最低。这一结果与党员和业主两个对照组存在明显不同，对照组的企业类型和党建认同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六)党员和党组织在企业内作用的影响
在党员和业主两个对照组中，党员和党组织在企业内发挥的作用越大，调研对象的党建认同度就越高，非党员职工的认同状况是否也是如此呢?见表8。
表8的结果表明，非党员职工关于企业党建必要性的评价，与党员以及党组织在企业内发挥的作用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党员和党组织发挥的作用越大，所获得的评价也就越高，这与业主以及党员职工党建认同度调查结果高度一致，不同的只是认同程度的高低，党员的认同程度略高于业主和非党员职工。
(七)是否有必要建立党组织和职工入党意愿之间的关系
本文以“在非公企业是否有必要建立党组织”和“是否愿意加入党组织”作为测量指标，以此考察非党员职工的党建认同度，这两项指标之间的关联性如何呢?见表9：
表9的结果说明，两个测量指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职工对企业党建必要性的评价越高，他们的入党意愿也就越强烈。此种关联正好证明了这两个指标在测量党建认同度方面的一致性和可信度。从两个指标的影响因索和一致性来看，“在非公企业是否有必要建立党组织”是主要测量指标，“是否愿意加入党组织”是对前一指标的验证和补充。由于篇幅所限，下面仅将与职工入党意愿有显著关联的变量列入文中。
表10的结果显示，职工近5年来转换的单位越多，其入党意愿也就越低，这恰好从另一侧面验证了表5中关于工作变动频率影响职工党建认同的新发现。
表11说明，非党员的入党意愿并不受党员作用的影响，但受到党组织的直接影响，党组织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大，职工的入党意愿就越强烈，这一测量结果又验证了表8中有关党建认同的相关结论。
三、结论与启示
(一)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本研究主要从非党员职工个体、所在企业类型以及企业党组织等几个方面，考察了这些因素与非党员职工党建必要性评价及其入党意愿之间的关系，以此反映非公企业非党员职工的党建认同度。结果表明：1.非党员职工的年龄、文化程度与其党建认同度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2.非党员职工的收入水平与其党建认同度之间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收入越高，对非公党建的认同度也越高。3.非党员职工的工作变动频率与其党建认同度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近5年来职工转换的企业越多，对非公党建的认同度就越低。4.所在企业类型与非党员职工党建认同度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已处于边缘，其关联性受制于职工的收入水平。5.党员和党组织在企业内发挥的作用越大，非党员职工对非公党建的认同度就越高。6.非党员职工的入党意愿与他们的工作变动频率呈显著的负相关性，与企业党组织促进企业发展的程度呈明显的正相关性，与其他变量则无明显关联。7.非党员职工对企业党建必要性的评价越高，他们的入党意愿也越高。
(二)若干问题的讨论
首先是党员和党组织在企业内的作用与非党员职工党建认同度之间的关系。在上文被测量的变量中，党员和党组织的影响尤为突出，党员和党组织在企业内发挥的作用越大，非公党建所获得的认同度也就越高。相比较于党员这一因素，党组织在企业内的作用又更为重要，它不仅与非党员的党建必要性评价呈正相关关系，而且与非党员的入党意愿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根据各影响因素与测量指标之间的关联程度，本课题组认为，在影响非党员职工党建认同度的诸要素中，党组织促进企业发展的作用这一因素最为关键，其次是党员的作用，然后是职工的工作变动频率和收入水平等其他因素。这一结果提示我们，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提高职工非公党建认同度的重要着力点，并再一次证实了党组织在非公企业中“有为”才能“有位”。
其次是收入水平与非党员职工党建认同度之间的关系。传统观念认为，收入水平越高，人们的党建认同度就越高，本次研究正好证实了这一点。而在党员对照组中，收入水平与党建认同之间并没有明显关联。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其一，党员和非党员两个群体对个人利益的态度有所不同。相比较而言，非党员职工更关注个人的经济利益。在党建必要性评价方面，企业类型的影响受制于收入水平这一因素，恰好可以证明这一点。党员职工则具有较高的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其二，在调查对象中，非党员的收入普遍低于党员，比如年收入在3.0001-6万元的职工中，两者的比例分别为16.6％和30％，而在1万元以下的低收入职工中，非党员又比党员高出3.3％。这说明，提高企业职工的收入水平，改善其生活状况，既是建设和谐企业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职工党建认同度的客观需要。
再次是工作变动频率与非党员职工党建认同度之间的关系。非党员职工近5年来工作过的企业数量越多，其党建认同度越低。诚然，影响职工工作单位变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企业因素，也有自身因素。但客观来说，国际国内的经济波动、市场体系的不健全不完善等导致很多企业难以为继，进而影响职工就业和企业党组织的发展，基层组织自身的不稳定直接制约员工的党建认同度。此外，人们的心理压力和幸福指数与工作的稳定性高度相关，心理压力的增加和幸福感的降低往往波及人们对执政党的认同，并迁咎于执政党建立在企业的基层组织。可见，争取良好的经济环境，规范市场运行秩序，促进企业平稳健康发展，不仅考验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也直接影响执政党在非公企业的基层组织获得的党建认同。
最后是关于非党员职工入党意愿的影响因素。其一，非党员职工的入党意愿与他们近5年工作过的企业数量呈显著的负相关性。研究发现，职工的收入水平与他们工作的不稳定程度并没有关联，因而，工作波动影响其入党意愿的可能原因，一方面来自工作不稳定导致的劳碌奔波，使得他们无暇顾及信仰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是外在因素导致其工作变动频繁，则可能由此产生对执政党基层组织的抱怨情绪。其二，非党员职工的入党意愿与企业党组织促进企业发展的程度呈明显的正相关性，促进作用越大，非党员职工的入党意愿就越高。相比企业数量，这一因素的影响更为显著，相关性更高。这就要求企业党组织以实际工作成效来服务企业、服务群众，增强对非党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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