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传播的语言文字因素研究兼论对“一带一路”沿线传播中华文化与汉语汉字的启示论文_刘亚琪

(四川外国语大学 重庆市沙坪坝区 400031)

摘要:基督教作为全球第一大宗教,影响着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日益紧密。沿线国家信奉基督教的比较多,为了更好地促进与沿线国家的合作,迫切需要研究基督教文化。研究基督教发展史是研究基督教文化的基础,对我们了解当今的基督教十分有益。在基督教发展历程中,宗教语言文字是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从宗教史的角度梳理了基督教的发展历史,研究了基督教的发展与其宗教语言文字演变的关系,并提出了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弘扬中华文化与传播汉语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基督教;语言文字;“一带一路”;中华文化;汉语汉字。

一、引言

2013年习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在对外交往中,我们首先要了解外国的文化。宗教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研究。根据世界宗教研究的权威资料美国《国际传教研究公报》的数据,2000年基督教徒有20.2亿人,占世界人口的33%,是世界第一大宗教,研究价值很高。“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基督教徒人口占优势。因此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研究基督教文化显得尤为迫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了解基督教发展的历史有利于我们认清基督教的现实。在基督教发展过程中,教会所用的官方文字即宗教语言文字也在发生变化,宗教语言文字就是在宗教典籍、宗教仪式中使用的文字。基督教发展可以与其宗教语言文字展开联合研究。

学术界对宗教与宗教语言文字的研究比较少,钟廷雄先生(1990)研究了宗教对文字的影响,认为文字的产生与宗教密切相关,文字随宗教的传播而传播,文字存在宗教色彩,文字的产生、发展、灭亡与宗教存在相关性。王远新(1990)指出用语言学的材料与方法研究宗教问题,通过对宗教的研究解释语言问题,从而实现语言学研究与宗教学研究的结合,从而解决单一学科本身难以解决的问题。贾儒(1999)认为宗教通过语言传播,语言通过宗教丰富自己,语言中带有了宗教因素,语言与宗教共同构成民族心理特质的组成部分。李英姿(2012)认为殖民时期与现代社会中宗教对语言本体与语言传播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储一鸣、王 蔚 (2010)认为宗教传播促动了早期语言研究的起步,指引着早期语言研究的方向,规定着早期语言研究的性质,并对语言研究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双面影响。根呷翁姆(2016)认为语言是宗教世界建构的基础与载体,宗教传播促进语言的丰富,两者构成民族心理特质的重要因素之一。前人单独研究宗教问题与语言问题的较多,把两个学科联系起来研究的较少;对宗教与语言的关系研究的较多,对宗教与文字研究的较少;宏观地、抽象地、笼统地对宗教与语言文字的关系研究的较多,微观地、具体地、细化地对某一种宗教与语言文字的关系研究的较少;通过案例考察某一个时点的宗教与语言文字的关系较多,研究长时期、全过程的宗教与语言文字的关系较少;研究宗教对语言文字的影响力较多,研究语言文字对宗教的影响较少。

为完善宗教与语言文字的研究,本文基于宗教与语言文字相互影响的基础之上,重点研究基督教发展历程中与其宗教语言文字变迁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宗教语言文字对基督教的反作用,对“一带一路”沿线传播中华文化与汉语汉字具有启示作用。

二、产生与发展

(一)基督教产生时期

旧约里用希伯来文记载了许多预言。主要的预言可以分为预言古城被毁灭、预言耶稣基督的出生与生活经历、预言基督的死亡与复活。这些预言以希伯来文记录在旧约里,可能更多的是后人附会。是为了彰显上帝的力量与先知的能力,增加对信徒的感染力。

可以看出,宗教作为一种精神武器可以团结本民族各个分散的部落共同抵抗强大的异族,于是基督教的前身犹太教应运而生。希伯来人饱受不断迁徙、异族统治之苦,迫切需要救世主带领他们走向民族独立,这是基督教产生的大背景。旧约主要是希伯来文写成的。由于犹太教的民族性,所以犹太教经典旧约是由犹太民族的语言希伯来文写成的,采用本民族文字作为宗教语言文字有利于宗教在民族内部传播,凝聚民族力量,但是不利于对其他民族的传教活动。

(二)基督教发展时期

耶稣死后的传教,可以分为使徒传教时期与罗马帝国时期。

1.使徒传教时期

使徒原意为“受差遣者”,指的是耶稣开始传道后从追随者中拣选的十二个作为传教助手的门徒。包括彼得、约翰、大雅各、安得烈、腓力、多马、拿但业、马太、小雅各、西门、犹大(不是叛徒犹大)、马提亚。以下是12使徒的殉道方式与传教地区:

表1 基督12门徒殉道方式与传教地区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资料整理

可以看出,12门徒中只有约翰善终,其他11人都是为了传教而牺牲。基督教早期传播充满了危险与困难,早期信徒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耶稣本人述而不作,圣经的新约是由使徒与后代弟子用流行于罗马帝国时期巴勒斯坦地区的通俗希腊文写成。此时在中东地区流行的是希腊文圣经(新约旧约两部分都用希腊文写成)。把希腊文作为基督教宗教语言文字,有利于基督教跨越希伯来人的民族界限,向中东地区的外民族广泛传播,有利于扩大基督教的跨民族影响力,使得基督教成为多民族宗教;同时有利于吸收当时先进的古希腊文化,促进基督教教义的完善与宗教典籍内涵的丰富。

2.罗马帝国时期

由于基督教追求希伯来人的独立解放,宣传上帝是独一真神,与罗马帝国信奉的主流宗教罗马多神教相抵触,公元64年尼禄大帝开始迫害基督徒。公元302年,因基督徒只崇拜上帝反对皇帝崇拜的传统,罗马帝国第一位正式皇帝戴克里先没收基督徒士兵的武器、没收教会财产、焚烧圣经,下发了信教者得死的号令,是为教会史上“最后的大迫害”。

随着基督教信徒数量的激增和基督教会对统治阶级所做出的让步,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赦令,赦免基督教徒。为了利用基督教加强统治,公元392年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颁布命令,废除一切旧有的宗教,关闭一切氏族神庙,禁止一切异教活动,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是拉丁语,所以拉丁语圣经成为主流。基督教采用拉丁语作为宗教语言文字,有利于基督教在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罗马帝国境内广泛传播,使得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不同行省共同信奉的跨地区宗教,突破了基督教偏安中东的地域范围;同时有利于吸收先进的古罗马文化,促进基督教自身的发展。

三、鼎盛与分裂

(一)基督教鼎盛时期

罗马帝国承认基督教为国教后,基督教迅速发展,信徒数量激增。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皇帝被南下的日耳曼人推翻,罗马教宗出面讲和,成功说服日耳曼人撤退,罗马教宗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欧洲进入中世纪。中世纪是基督教的鼎盛时期,政治上罗马教会在欧洲境内确立最高统治地位。教皇独尊,凌驾于各国国王之上。教权高于王权,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封建宗教等级制度:教皇--红衣主教--主教--神父。经济上教会拥有大量土地与附属农民,征收什一税,出售赎罪券,聚敛了大量的财富,神父们存在一定的经济腐败问题与生活作风问题。教会在文化上实行专制主义,设立宗教裁判所,禁止异端思想,以拉丁文版本的圣经为唯一神圣的版本,不承认其他语言版本。由于当时的欧洲会拉丁语的人数很少,主要是教会神父,所以教会垄断了圣经的解释权,普通信徒文盲率高,大多不认识拉丁文,只能通过神父的讲解来学习圣经。军事上教会发动八次十字军东征,攻击伊斯兰教徒,夺取圣城耶路撒冷,扩大基督教控制范围。教育上教会推行神学教育,建立大量的神学院与修道院,开设神学、拉丁文、修辞学等课程,教学使用拉丁文。拉丁文作为基督教宗教语言文字大约千年时间,一方面强化了教廷的权力,统一的文字有利于教廷的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当时欧洲教育水平低,广大百姓不懂拉丁文,必须借助懂拉丁文教父作为中介来与上帝沟通,也读不懂拉丁文的圣经,教会也禁止翻译与使用其他语言版本的宗教典籍。这使得基督教长期故步自封,难以在民众里深入发展。

(二)基督教分裂时期

以基督教为国教的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在394年击败了西部的篡位者欧根尼乌斯后,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唯一统治者。395年狄奥多西去世,他把帝国一分为二,东部分给长子阿卡迪乌斯,西部分给幼子霍诺里乌斯,形成了东西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的教会由罗马教宗管理,东罗马帝国的教会由君士坦丁主教长管理,但总体上东部教会服从于西部教会。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继承者。由于东部教会使用希腊文圣经,西部教会使用拉丁文圣经,不同的语言文字对圣经的记载不同,人们对圣经的理解产生分歧,为东西教会的大分裂埋下了伏笔。1054年基督教会分裂成东西两部分。东部教会认为自己是罗马帝国正统的继承人,所以自称东正教,与罗马圣公会也就是天主教会决裂。东部教会不再接受罗马教廷的指挥。教会大分裂深刻地反映出宗教语言文字对宗教发展的反作用。东西部基督教会由于使用不同的宗教语言文字,文字承载的是文化,由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差异,两大教会难以产生文化认同,最后分道扬镳。教会大分裂中宗教语言文字不同是重要因素,这点长期被史学界所忽视。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梳理基督教发展史与宗教语言文字的变迁史,发现宗教发展与宗教语言文字存在密切的关系,基督教从在中东地区传播到世界各地,从古代强调神职人员的中介作用到人人皆可为祭司,宗教语言文字也随着宗教的传播从单一变得多样化。一方面,宗教语言文字是宗教传播的工具。圣经的文字从希伯来文演变为希腊文,有利于基督教在中东的传播;从希腊文演变为拉丁文,有利于在罗马帝国境内传播。另一方面,宗教语言文字的不同会引起人们对教义的理解出现分歧,教会内部不同教派最终走向分裂,这是导致基督教会大分裂的深层文化因素。信奉希腊文圣经的东正教与信奉拉丁文圣经的天主教分道扬镳。综上所述,宗教发展与宗教语言文字变迁是相互影响的。宗教发展对宗教语言文字变迁有重要作用,宗教语言文字变迁对宗教发展具有重要的反作用。

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提出如下建议:第一,为了抵御西方文化的精神殖民,要加强汉语汉字的保护与传承,坚持文化自信,保护和传承优秀的中华文化。汉语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与工具,要传承中华文化先要保护和传承汉语汉字,警惕汉字拉丁化、汉字字母化的思想。第二,加强孔子学院的建设,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汉语汉字教育人才,有利于传播汉语汉字,这是传播中华文化的基础。第三,大力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有利于与中华文化密切相关的汉字汉语的传播。世界上会汉语汉字的人越多,认同中华文化的越多,愿意与中国合作的就越多,越有利于我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深化对外开放,与各国实现互利共赢,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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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亚琪,1993年生,山西省长治市人,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务文化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与跨文化比较。

论文作者:刘亚琪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7年8月中

论文发表时间:2017/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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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传播的语言文字因素研究兼论对“一带一路”沿线传播中华文化与汉语汉字的启示论文_刘亚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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