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与末季区域人才的变化——以引见官员、鼎甲、翰林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翰林论文,为例论文,清朝论文,官员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清朝的不同时期，活跃于政治、军事、教育、文化舞台上的各省籍、各旗籍的人充当了不同的角色。开始是出身于辽、吉的旗人驰骋于政治、军事领域；后期则是湘、淮系统的人执掌军事、政治牛耳；两广人稍露头角；江、浙人始终是文化教育方面的佼佼者和政治上的主角之一。显而易见，各个地区的人才状况不同。这里说的地区是以省区划分的，然而在清代的多民族国家中，满族是统治民族，满人主要不以地域来区划，而是以八旗旗籍来区别，同时八旗又分出满、蒙、汉三种，旗人的八旗旗籍就相当于汉人的省籍。讲到区域人才要包括省区的和旗籍的两类人才较为全面，较为符合清代实际。
清代区域人才的不同，在今存的清人笔记里可以找到很多纪录。段光清是安徽宿松人，宿松的邻县是太湖县，段氏在《镜湖自撰年谱》中写道：“太邑发人比吾邑原多，然其风气不如吾邑忠厚。”[1]这是说宿松出的科举人才不如太湖多，但民风比太湖好。这是在两个县之间进行比较。刘体智则在省区之间作对比，他说：“皖省科甲门第，逊于江浙，然于学问渊源，则较为早。”[2]认为安徽科甲虽不如江浙发达，但学术却不让于人。在文化上，周亮工以福建为例作说明：“闽中才俊辈出，颖异之士颇多，能诗者，十得六七。”“八闽士人，咸能作小楷，而会城人尤工此，两浙、三吴所未有，勿论江以北也。”[3]这样把江浙以外的人也带上了。刘继庄把江苏和江西作比较而赞赏后者，说“江西风土，与江南迥异”。江南“虽美丽，而有富贵闺阁气”，江西“有超然远举之致”[4]。苏州人总以出状元多而自豪，不时招来非议，如云“苏州出状元，亦犹河间出太监，绍兴出惰民，江西出剃头师，句容出剔脚匠”[5]。将状元和贱民或卑贱职业者相提并论，自然含讥讽之意，然而也显出各地职业和人才的不同。人才和风俗的差异，也带来矛盾。刘体智指出：“南北风气不同，性情亦异，微特满汉不能一家，即畿辅与江浙亦分两派。”[6]他的目的是要说清朝皇帝重满轻汉、亲北疏南，不过这反映出了满汉、南北风情与人才的不同。若对清代各地区人才作全面说明，一篇文章难于做到，故本文只涉及清代前期和末季的官僚人才及科举人才。
笔者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看到一些官员履历档，特别是雍正朝和光、宣时期的。“一史馆”的履历档，是皇帝引见、考察、任用官员形成的档案文书。被引见的官员包括四品至七品文官、三品至六品武官，以及少数三品文官及七品以下文武官。在引见过程中，被引见人要自写履历，其主管衙门也要为之写包括履历在内的申请引见报告，是以有履历文书的出现。履历中要书写姓名、年龄、籍贯、出身、经历、奖惩，因为皇帝在引见中有时会写出对其人的印象，所以有的履历文书中有朱批。“一史馆”今存履历档5.4万余件，并区分为三大类：宫中履历片、宫中档案履历单、宫中履历引见折。笔者主要利用这些史料进行本专题的研究，试图比较区域人才的异同及其变化，并希望能对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作些说明。
一、省籍、旗籍官员统计表反映的区域人才差异
笔者在履历档案中查阅了2700多个雍正朝引见官员的籍贯和旗籍，近300个光绪十八年（1892年）和454个宣统元年（1909年）引见官员的籍属资料，现利用它们制作出四份统计表，以期揭示不同时期区域人才的差异。
表一、雍正朝各旗籍、省籍引见官员统计暨位次表[7]
令人吃惊的是陕西竟有近600名官员被引见，占全部引见官员的21.91%，即1/5以上，位居第1，而且比第2位的江南高出一倍多，为其他地区所不能比。当然，那时的陕西包括今天的陕西、甘肃、宁夏和青海，这些都是落后地区，加进它们也不能解释陕西引见官员之多的疑问。江南（包括今之江苏、安徽两省）居第2，从前述人们对它的种种议论可知，是毫不足怪的。第3是福建，达232人，可与江南媲美，也多少有点令人意外。这两省可视为第2个层次。第4至第10的汉军、浙江、山东、山西、直隶、四川、湖广（包括湖北、湖南两省），引见人数均在100名以上，是第3层次。第11至第15的河南、满洲、广东、顺天、云南，是第4层次。下余的引见人数都在50人以下，是为第5层次，蒙古、奉天尤少，江西竟然落至第16名，也是出人意料。
表二、光绪十八年各旗籍、省籍引见官员统计暨位次表[8]
在表二中，我们惊异地发现满人（含宗室成员）跃居首位，以69名占据引见官总数的23.2%（为第2位湖南的1.68倍），是当然的第1层次。湖南、安徽分居2、3位，第4位的汉军与它们的距离比较大，不能相提并论，故划为第二层次。第3层次有汉军、江苏、浙江、蒙古和江西。蒙古地位的变化，自然也是让人刮目相看的。此外都是第4层次，陕西引见官仅占总数的1.68%，少得可怜，而福建已跌落到最后一位。
与光绪十八年仅差17年的宣统元年各地域在引见方面有没有变化呢？让我们看一看表三。
表三、宣统元年各省籍、旗籍引见官员统计暨位次表[9]
表中显示，满人居高不下，而且引见官员占到总数的25.99%，超过1/4，比前又有增加；江苏、安徽、陕西、汉军和蒙古成为次于满人的第2层次；湖南降到第6位，与直隶、广东、顺天构成第3个层次；云南、四川已降为第4层次，广西、奉天、山东、山西排到了末尾。
光绪、宣统之间是清朝末期，我们把表二光绪十八年和表三宣统元年的引见官员的数字放在一起统计，制作成下表：
表四、光宣之际各省籍、旗籍引见官员统计暨位次表
满洲引见官187人，为总数的1/4，位居第1，与第2位安徽的差距非常之大，几乎是3倍。安徽和湖南引见官甚为接近，形成第2层次。江苏、汉军、蒙古和浙江为第3层次。陕西、江西、广东及直隶构成第4层次，河南、顺天以下通为最后一个层次，奉天、广西、福建引见官均在10人以内，尤少。
综合各省籍、旗籍引见官员的异同和变化，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各省籍、旗籍引见官员的比重，在不同时期变化比较大的，主要表现在首、尾几个位次籍别的变异上。
清朝前期和末季的第1位分别是陕西、满洲，满洲引见官在雍正朝处于20个位次中的第12位，可是到了光、宣之际，一跃而居首位，而且成倍地超过第2位；相反，原来处于绝对优势的陕西，地位显著下降，在光绪十八年的统计中，落到22位中的第11位，宣统元年有回升，光、宣之际保持在第7位，但属于第4层次，实际上是中间偏下地位，与雍正时期的状况无法相比。不同时期第1位的变化可谓巨大。第2位也处在变动之中，雍正朝包含江苏和安徽的江南，因当时江苏人才比安徽多，所谓江南，在人们观念里基本上是指江苏，可以笼统地说江苏居第2位；光绪十八年湖南跃居到第2位，而其在雍正朝与湖北在一起作为湖广才占第10位，上升极其明显；宣统元年江苏又恢复到原来位置；光、宣之际安徽处在第2位。也就是说第2位在苏、皖、湘三省中变动，并不稳定。湖南，当雍正朝与湖北一起为湖广时，居于中间的第10位，而到了光绪十八年上升到第2位，光宣之际保持在第3位，升势明显。雍正朝的第3位是福建，可是到光绪十八年却落到倒数第1的惨境，宣统元年地位虽有所回升，但光、宣之际合计，仍为倒数第2。末尾的变动之大与前列相似，最后1位，在雍正朝是蒙古，可是到光绪十八年它已上升至第6位，宣统元年又前进一步，光、宣之际也保持住了。光绪十八年末位福建，系由雍正朝第3位降下来的，前已说过。贵州在雍正朝位居第17，光绪十八年为第8位，宣统元年是11位，光、宣之际也是11位，有上升趋势。
总之，满洲、陕西、四川、福建、蒙古、湖南、贵州在引见官员中的地位变化巨大或较大，尤其是处在前列与后位的省、旗籍的变动显著，表明在清代的不同时期，相当部分的省籍、旗籍引见官员比重处于不稳定状态，升降不常。
2.一些省籍、旗籍引见官员比重处于比较稳定的地位，或恒在前列，或恒居中位，或永在末流。
江苏在雍正间处于接近第2的地位，光绪十八年下降至第5位，这同乾隆朝苏、皖正式分治有关，稍后的宣统元年复为第2位，光、宣之际总算，则居于第4位。从总的情形看，它处在第2个层次，比较稳定。汉军在上列4个统计表中，3个居第4，1个在第5位，处于第2、第3层次之间，应属于第3层次，但是地位是稳定的。浙江在4个表中，不是处在第5位，就是第6位，牢定在第3集团。由于第1位与第2位差距大，而且处在第2层次的也少，所以处于第3层次的汉军、浙江在引见官员比重上从总体来讲是在前列的。
江西在表一中处在第16位的后进层次，而在后3个表中上升到第7、8位，基本上属于中间层次。湖广通算的湖北，在前期是第10位，到清末以一省而为第12位，可以说一直属于中间层次。广东在先为13位，后为第9位，稳定于中间层次。山东、山西、直隶、河南在引见官员的比重方面，皆在第10名前后。上述这些省份是中间层次的稳定成员。
顺天在4个表中的位置，依次是第14，第12，第9，第11，实际上引见官员很少，是下层地位。在历次统计数字中，广西引见官加在一起，计43人，而总计引见人是3480名，它只占1.24%，比率异常小。云南累计为73人，占总数的2.1%，比率也小得很。奉天在统计表上的次序始终属于后列。无疑，滇、桂、顺天、奉天是稳定的后进省、府。
3.区分各省籍、旗籍引见官员的层次和地位。
以上指出各个省籍、旗籍在引见官员方面的地位，并在局部问题上将他们区分为若干层次，至此，要作综合观察，即依据引见官员的实况和变动情形，将有清一代各省籍、旗籍作出层次的划分。笔者认为分成四个层次较为合适，即：第1层次，包括满洲、江苏、汉军、安徽、浙江5个省、旗籍；第2层次，有湖南、陕西两省籍；第3层次，省籍、旗籍较多，有赣、粤、鄂、直、鲁、豫、晋、川、闽、顺天、蒙古；第4层次，为滇、黔、桂和奉天。这4个层次，包括了22个省籍、旗籍，每一个特定层次，也就是它们在引见官员上所处的地位。这4个层次表明各行省和满、蒙、汉八旗处境不同，有先进、较先进、中间和后进的区别，所拥有的人才状况不一，处于不平衡状态；前面还说到各省、旗的地位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也表明它们之间有所竞争，不会绝对稳定。
上述各省籍、旗籍被引见人，大多数是中级官员，少数为高官和微员，不言而喻，他们基本上是中级行政人才，直接反映各行省和八旗的中级行政人才状况，但是高级行政人员是从中级官员晋升上去的，所以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省、旗籍的高级行政人才情形。
本节所叙述的各省、旗籍引见官员状况，以及在清代前期和末期的变化，只是从引见官员，也即中级官员的一个侧面，表明清代各行省和八旗人才的不平衡和基本上不稳定状态。那么，为什么会是不平衡的和不稳定的呢？下一节考察这一问题。
二、区域人才变化的原因
区域人才状况的形成，原因自然会是多方面的，与当地的经济、教育、文化发展水平相关，与传统有关，同政治更是汲汲相连。
1.战争与区域人才的关系
清初的统一战争使满人和汉军驰骋在政治、军事舞台上，涌现大量人才，毋庸多说。但是，为何陕西、湖南、安徽等省能在引见官员上名列前茅？笔者以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康、雍之际的西北用兵和咸、同时期的太平天国、捻军战争。
康熙末年从四川、青海两路进军西藏，胜利后驻军甘肃，准备对准噶尔用兵；雍正初年在青海平叛；中期发动对准噶尔的战争，坚持到末年尚未结束，战争后方即在今日的陕甘，所以那时陕西和四川既是用兵前线，又是后方。当地人参战和支援战争是势所必然，于是出任或升任武官，从而被引见。这不是臆测，有引见官的文职、武职数字做依据。前在表一中所列雍正朝各省、旗籍官员数字，包括了文武两类官员，可惜笔者在开始时没有将文武两类作分别的统计，只是从雍正八年起才积累这方面资料，以此制成下表：
表五、雍正八年至十三年引见各省、旗籍文武职官统计暨百分率表[10]
笔者在“一史馆”还看到雍正朝的年份不详的引见履历资料，现亦将引见官员分出文、武，制成图表，以便与表五参照说明武官在引见官员中的位置，以及区域人才同战争的关系。
表六、雍正朝不详年份引见各省、旗籍文武职官统计暨百分率表[11]
表五显示，在引见的文官与武官比率中，高居首列的是陕西、广东、四川、云南、福建、贵州、湖广，何以如此？闽粤别有缘故，滇黔湖广与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有关，陕西、四川则是由于西北用兵的关系。雍正八年——十三年引见的陕西籍官员共92人，其中武官83人，占总数的90.22%，而文官9人，才占9.78%，武官比文官多得多。表六揭示雍正朝不详年份引见的陕西籍武员244人，而文员仅有2人。这两份图表中陕西籍引见武官共计327人，而其在雍正朝总共被引见598人，则武官占据半数以上。还要看到，雍正元年至七年引见官中的武官也一定很多，笔者保守估计引见官中武员当在75%以上，文员不及1/4。表五表六的统计数字，四川在雍正朝共引见文武官129人，这中间除了确知的武官58人，还有雍正元年至七年被引见的武官，所以四川引见官中的武员比率，不一定有陕西高，但相差不会太远，约到六七成，当不会有问题。康熙末年川陕是一个总督辖区，是对藏用兵的基地，因而在当地涌现出一批武官，雍正朝的青海和准部用兵，更提拔了大量武员，所以才在川陕籍的引见官中有那么多的武官。因此，不能不认为康、雍两朝的西北用兵造就了川陕人才。西北用兵是全国性大事，川陕人被任用的多，升迁的快，被引见的自然就多，竟然达到全国之冠且遥遥领先的地步。
闽粤地处沿海，清朝非常重视那里的武备。康熙消灭郑氏集团统一台湾后，台湾隶属于福建，康熙末年又发生了朱一贵暴动，清朝政府虽然迅速将其平定，但其余众至雍正前朝还活动在内陆。清朝在福建的水师，历来招募当地人，这就给闽人以做武官的绝好机会。表五闽人被引见39人，其中武员30，占引见官的76.92%，就不足为奇了。至于滇黔人才与改土归流有关，容后再叙。
在表二中，湖南、安徽居于第2和第3地位，是湘军、淮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立了大功的必然结果。湘、淮军是平定太平军、捻军的主力，湘、淮人士从而驰骋在政治军事舞台上，并得到清朝政府的支持。清朝为在旷日持久的与太平军和捻军战争中获胜，不得不重用汉人，于是湘、淮功臣出任封疆大吏，遍布全国，“同治八九年间，十八省督抚提镇，为湘淮军功臣占其大半”[12]。其中的一些人并进而为大学士，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骆秉璋等。根据清朝满汉复职制原则，历来有汉人大学士，曾、左、李等挂名大学士本不足怪，但他们是因军功而入，与一般文士入阁就不一样了，所以陈康祺说：“（咸丰）军兴以来，汉臣得大学士者，多以疆臣受钺，狝剃贼氛，劳勚尤多，遂膺爰立。”[13]因为军功，湘淮军将领通过保荐，提拔部属，于是出现大量军功官员。朱克敬说到吏治不清时讲：“南省苦兵，军功之员居多。”[14]表明军功官员太多了。这些人自然会出任武官，但是也有一批人做文官，这与以前川陕军功惟任武职不同。这时不少人预先捐个小文官，迨后保举，就升任地方官了。这种情形，也如朱克敬所说：“今日从军之士，往往预捐文职末员，以为保荐地步。”在下者如此，在上者助行其私，朱氏又说：“今军营保荐，类曰文武兼资。……但遇立功，不授以都、守、参、游，而保以牧、令、道、府，道、府再保，便至两司，两司再保，便至巡抚。”[15]在光绪十八年的表二中湘人受引见的领先于皖人，17年后的宣统元年引见情况颠倒起来，表三显示安徽引见官31人，保持总数的第3位，湖南只有22人，位置从第2退居第6。皖人何以能越过湘人呢？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战争。平捻之役，始则由曾国藩指挥，继由李鸿章督导，也就是淮军取代了湘军地位，此后中法安南之战、中日甲午之战，又多是湘军将领任指挥。同时也要看到，太平军、捻军战后，战争的影响比前小了，所以皖人势力难于大发展，而终让具有文士实力的江苏走到前头。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战争对区域人才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总之，战争使前线和后方所在地区的人们经受磨炼，造就了一批人才；政府再实行赏功政策，予以任用和提升；加上浓重的地域观念，因战争而成为长吏的人多了，他们招徕同乡，给以信任、爱护和提拔。这样，区域人才就比以前兴盛了。
2.科举与区域人才的关系
清代以前，科举人才就有集中在某些地区的趋势，如在宋代，江西就以出进士而著名。清代，科举中式的以江、浙为多，安徽、山东、江西、福建以及旗人也不少。
地域性的科举人才状况，在世传“科名盛事”、“科举佳话”中有所透露。人们艳称“连中三元”，即乡、会、殿试第1，清代共2人，一为苏籍，一为桂籍；中会状的，清代共10人，江苏有7人，浙江有3人；解状2人，江、浙各有一人[16]。此3项共14人，计苏籍9人，浙籍4人，桂籍1人。这种地区分配情况的出现绝非偶然，只能说明江浙举业兴旺。我们不妨再看状元的籍属与地区的关系，仍作表以明之。
表七、清代各省籍、旗籍状元人数统计及位次表[17]
由表七可以看出，江苏遥遥领先，得49名，占114名总数的43%；浙江次之，有20人，占17.5%；江浙两省占了60%；安徽、山东、直隶、广西又次之；八旗、江西、福建、湖北、广东各有3名。此种情形与会状情况相合。
再看特科。康熙、乾隆两朝分别举行博学鸿辞特科，其中试人的省籍状况是：
表八、博学鸿辞科各省籍人数统计及位次表[18]
第1名仍是包含江苏、安徽的江南，中试占总人数的36.38%。浙江紧追其后，占27%。江西、湖广、直隶、山东也不少。博学鸿辞科系推荐考试，中试人多的地方，是因为被推荐的人多，表明这些省区是人才发达的地方。以上是就个人中试与地区关系而言，下面从家族科举状况与地方关系作些分析。
表九、清代各省籍、旗籍鼎甲、传胪家族统计及位次表[19]
江、浙仍分列第1、第2，安徽、山东、福建并列第3，显非偶然现象。以上是就科举而言，再从科举出仕作分析。科举出仕涉及方面广阔，难于全面说清楚，我们选择翰林家族与地方关系作一剖析。翰林院是宰相的摇篮，中进士而又钦点翰林，是何等荣耀，诚可扶摇直上，前途无量。由翰林出身而父子皆为大学士者，汉人中计有5家，为江苏常熟蒋氏、翁氏，无锡嵇氏，安徽桐城张氏，山东诸城刘氏[20]。江苏独得3家，皖、鲁各1家，这些都是在科举中有名或较有名的省份。再扩大家族任官范围，制成下表：
表十、清代各省、旗籍翰林家族统计与比率表[21]
在这里还是江浙依次居前两位，江西、满洲、安徽、山东比肩而立。
可以总结说，科举及其出仕人才，以江苏人最多，浙江居其次，虽和江苏距离不小，但其地位也非居后者所能超越；皖、鲁、赣、闽籍人及满洲旗人中士人和仕籍也多；湖南、广东、广西都有发展的趋势。
将上述科举及科举出仕情形和前4个表的引见官员资料作一对照，不难发现两者的一致性。在引见官员中，不时居于江苏前面的陕西、湖南、安徽及满洲，前三者由于战争的缘故，有时凌驾江苏之上，前已作过说明，不必赘叙；满洲上升的原因，以下将叙述。要之，它们都有特殊的道理，而江苏别无他故，唯有雄厚的、他处无法与之比拟的科举人才，使之始终处于仕宦的前列地位。浙江也是如此。浙江士人在清代受过不少打击，康、雍两朝尤甚，如庄廷珑明史案、查继佐案、汪景祺案等，并一度被停止科举。雍正帝在引见浙江籍官员时，往往说某某人“一点无浙江习气”，“人老成，不似浙江人风气”，“着实明白，只恐有浙江习气”[22]等，在称赞这些人中，透露出对浙江风气和浙江人的憎恶，但是浙江举业仍然是那么兴盛，所以才能在仕宦上保持第2的首要地位。安徽人出仕在清代后期得益于淮军的战功良多，但有清一代还是依靠举业，淮军主要人物也同科举有关，李鸿章、刘秉璋、潘鼎新等都是甲乙科出身。同样，湘军的起家，也是靠科举出身的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组织和维持的。山东人、江西人出仕较多，基础也在于举业发达。福建和广西也因一些科举人才而出名。广东地处海疆，与桂、闽等边疆省份一样，科举不易，但文化发达，在学术界有一定地位，也产生一些科举官员。
清代地方举业的发达与否，与地方的教育有特别的关联。地区教育，包括府州县学、社学、族学、家学，区域人士和地方官如果尽心把这些学校办好，培育出人才，参加科举，中试就会多，举业就兴旺。所以，地区、举业、人才三者联系在一起。从根本上说，人才的培养，离不开社区的教育条件；人才的发现，科举是其表现形式之一；人才一经出现，既是属于全国的，同时也是社区的。科举和区域人才是辩证关系，那个地方教育办得好，培育了士人，那里就举业发达；举业兴旺了，进一步促进地方教育的发展，培养出更多的读书人，为举业兴盛提供充足的后备大军。
科举人才因同出仕相连，所以很容易被理解为官僚人才，但这并不全面。确有许多甲乙榜人士为官作宦，然而贡、监生员中多数人并不出仕，在所有出仕者中也有一些人不做行政官员，而做学官，还有些人做官不久即退职。所有这些人，加上行政官员中的部分人士，都可能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而成为文人学者。实际上，在清代科举出身者中，产生了许多经学家、史学家、地学家、历算家、金石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小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藏书家等等。康熙朝有所谓理学名臣；清代经学、理学中有直隶颜李学派、关学、吴学、皖学、常州学派、扬州学派、今文经学派等；文学中有桐城古文派、阳湖派、常州词派、山东王士祯神韵说、沈德潜格调说、直隶翁方纲肌理说、袁枚性灵说等；艺术方面的扬州八怪、旗人高其佩指画；并出现百科全书式学者钱大昕，创造性史学家赵翼，甲骨文重要发现者王懿荣，掀起戊戌维新思潮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等。当然，非科举出身的人和仅为秀才、贡生身分之人，也出了不少文学艺术家，如蒲松龄、吴敬梓等，但是，我们仍可以认为，科举人才中大批学者、大家不仅推动了清代学术的发展，还使地方学术发展起来，所以那么多的学术流派才以地方命名。
总之，科举虽然是在全国范围进行的，但由于各地区教育、经济发展的状况不平衡，以及传统因素的作用，造成各地科举人才的重大差异。举业的发展，进一步引起人才的变化，于是有的地方人才极盛，有的少得可怜，有的颇有进步，有的踟躅不前。科举影响着区域人才的盛衰和演变。
3.民族政策与旗籍、区域人才的关系
清朝政府的民族政策，对满、蒙、汉军旗人人才及少数民族所在地区的人才的出现，起着重大的作用。雍正朝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对滇、黔、桂、湘、鄂几省，特别是滇黔人才的产生起了不小的作用。在改土归流的地方派驻绿营军，还发生过战争，这就出现了西北用兵中陕西的那种情况，即当地人出任武官的增多了。我们看表五雍正八年——十三年引见的官员中的武官，滇、黔、湖广均比文官多出许多，云南籍引见武官竟是文官的4倍，贵州是3倍，湖广是1.75倍。不详年份的引见，滇、黔、桂全部是武官，湖广也几乎如此。如果不是改土归流，这几个省份不可能有那么多武官出现。
太平军、捻军战争固然把湘、皖人士推到军事、政治前台，但没有多久，满洲和蒙古在政治上的力量也增强了。蒙古引见官，在雍正朝仅有2人，于各旗籍、省籍中是倒数第1位，而在光绪十八年的引见中，跃居第6位，宣统元年更进至第5位，变化巨大。
满洲引见官在雍正朝位居第12位，光宣之时，不仅跃居第1位，而且将第2位远远抛在后面。
满洲人、蒙古人引见的增多，应当是政策性的结果，而非偶然现象。在镇压太平军、捻军时，清朝征调新满洲和蒙古人参加战斗，建立功勋，使得他们增加了被引见的机会，也成为“中兴”的一种力量。陈康祺指出，战争中满洲旗人出了许多战将和殉节义士，满旗“足与湘淮两军争旌旗壁垒之色”[23]。刘体智也说：“（清朝）所以转危为安，成中兴之业者，固由湘淮军将多出儒臣，不欲更姓改物，致起长久之内争；抑亦八旗将领，犹有能者故也。”[24]清朝皇帝在重用汉人的同时，加紧依靠自己的基本力量，重用满洲旗人，尤其是宗室，恭亲王奕出任军机大臣，即为不同寻常之举。清代以亲王为军机大臣，在雍正朝有怡亲王允祥，嘉庆初有成亲王永瑆，此后即以不合制度，不许亲王再行出任。至同治朝不仅派充，并有垄断朝纲之势。同时，派任汉军旗人为军机章京，这也是从来没有的事情[25]。恭亲王以后又有醇亲王奕譞、载沣相继秉政，直至最后的宗室内阁，无不表明清帝实行重用旗人的政策，以与汉人制衡。此外，满人经过长期汉化，文化水平提高，道光以降科举人才增多[26]，官僚人才相应增加，也是客观事实。
造成区域人才状况变化的因素还有很多，如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社会结构的特点，政府在某地设置行政、经济机构，地区的文化教育和举业传统，外来人口和移民的影响，外来文化的影响，等等。本文因主要利用统计资料作分析，对上述诸方面，有的掌握资料不足，有的已写过文章[27]，这里不再赘述。
人口流动性小的社会，区域人才对社会的作用比较显著。古代社会限制人口流动的因素很多，清代也是如此。但是清朝民族政策和科举制度的实行，以及因战争造成的政治变局，均给区域人才的出现和变化以不可忽视的影响。
注释：
[1]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道光二十年条。
[2]刘体智：《异辞录》卷一《皖省学问渊源》。
[3]周亮工：《闽小记》卷一《才俊》。
[4]刘继庄：《广阳杂记》卷四。
[5]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一《苏州状元》。
[6]《异辞录》卷三《清廷亲北疏南》。
[7]“一史馆”藏档，宫中全宗·履历单·雍正朝，卷二——一四○，缩微胶卷第一盘。
[8]“一史馆”藏档，宫中全宗·履历单·光绪十八年，卷一五七——一七一，缩微胶卷第3盘。
[9]“一史馆”藏档，宫中全宗·履历单·宣统元年，卷三五二——三七四，缩微胶卷第5、第6盘。
[10]“一史馆”藏档，宫中全宗·履历单·雍正朝，卷六七——一四○，缩微胶卷第1盘。
[11]“一史馆”藏档，宫中全宗·履历单·雍正朝，卷六七——一四○，缩微胶卷第1盘。
[12]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卷四《清朝史料·满汉轻重之关系》。
[13]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一《咸同二朝宰相》。
[14]朱克敬：《暝庵杂识》卷一。
[15]朱克敬：《暝庵杂识》卷一。
[16]朱彭寿：《旧典备征》卷四《科名盛事》。
[17]朱彭寿：《旧典备征》卷四《科名盛事》。
[18]朱克敬：《暝庵二识》卷二。
[19]《旧典备征》卷四《科名盛事》。
[20]《旧典备征》卷四《科名盛事》。
[21]平步清：《霞外攟屑》卷一《词林佳话》。
[22]《雍正朝朱笔引见单》，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5、50、68页。
[23]《郎潜纪闻初笔》卷一《咸同二朝宰相》。
[24]《异辞录》卷一《多隆阿之死》。
[25]参见继昌《行素斋杂记》卷上。
[26]参见继昌《行素斋杂记》卷上。
[27]参见拙作《清代仪征人才的兴起及原因》，载《扬州研究》，台北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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