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文化——以欧洲文学与欧洲文学史研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文学论文,为例论文,史研究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世纪以来，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与以往所有的时代相比已取得了更大的进步。的确，与以前的进步相比，这些进步可以说是无法衡量的。这些进步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而且开创了新的可能性，其范围之广，不可估量。相对于人类对自然认识的进步，人类对历史认识的进步由于不那么显而易见，因此并不广为人知。人类被历史认识的进步所改变的，不是人们的生活方式，而是那些共享着这些知识进步的人们的思维方式。这些进步使人们的意识更加开阔、更加明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过程的运行也会对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具有意义。因为，道德和社会进步的最大敌人乃是意识上的愚钝和狭隘。在这个方面，所有各种反社会的情感与思维的懒惰，即尽可能减少能量消耗的原则（惰性力，vis inertiae），都同样强有力地起到了促进作用。人类对自然认识的进步是可以验证的，比如人们对于化学元素周期的规律都没有异议。而人类对历史认识的进步却只能通过自愿参与才能享受到。它没有实用的经济效应，也没有可计算得出的实用的社会效应。因而，这种进步遭到了通过强大势力体现出来的有利害关系的自我主义的冷漠和抵制。① 历史知识进步的主角总是一些孤独离群的个人，他们被诸如战争和革命的历史动乱所牵动而提出新的问题。修昔底德被诱发从事历史研究就是因为他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奥古斯丁写《上帝之城》是受到阿拉里克② 征服罗马的冲击。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和历史著作是他对法国征伐意大利的反应。1789年的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激发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随着1871年的失败而来的是泰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对法国历史的修正。继霍亨索伦帝国③ 的建立出现了尼采的“不合时宜”的文章，讨论“历史对生活的利与弊”，这篇文章为近代关于“历史主义”的讨论开了先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的《西方的衰落》在德国产生了轰动。意义更加深刻，并且浸染于德国哲学、神学、历史及整个文化产物之中的是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1865～1923）的未竟之作《历史主义及其问题》（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Probleme,1922）。在这本著作中，现代历史意识的演变以及目前的问题都得到了详尽的阐述，其方式方法至今仍无人超越。与其他国家相比，所有传统价值的历史化在德国进行得更加深入。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在其著述中将此与美学思考（即所谓“对于宇宙的共同感悟”，Mitwissenschaft des Alls）的愉悦联系起来。而在布克哈特（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1818～1897）的著作中，尽管他对此也有很多类似的论述，但却由于对画面上深深的阴影的警觉而得到纠正；他在这种警觉的感召下提出了预言式的警告——对滥用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的警告。这些警告在20世纪得到了印证。
在19和20世纪，源头性成果的发表和考古发掘为历史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从佩里戈尔④ 的山洞中掘出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在埃及的沙漠中发现了纸草纸文献，地中海地区的米诺斯⑤ 和赫梯⑥ 的过去，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遥远的时代，以及外来的文化，例如玛雅文化或者古老的印度文化，都变得触手可及。欧洲文化作为一个独特模式的“可被认识的单位”，⑦ 与这些文化形成对照，而特勒尔奇关于历史主义的讨论则定义了“欧洲主义”精髓。如果说，在许多地方历史主义被人悲叹为削弱意志力的相对局限的知识，或者被人将信将疑地容忍，特勒尔奇却为一项需要几代人去完成的伟大任务确立了目标——“建设的原则就是通过历史去超越历史，并且为创新扫清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凸显了欧洲文化的危机。文化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历史实体是怎样兴起、成长和消亡的？只有用精确的程序去比较文化的形式和结构，才能有希望去回答这些问题。正是阿诺德·J.汤因比开始了这项工作。就所有的历史科学而言，他的历史方法可以预示着对研究基础的修正和对研究范围的扩展，后者与原子物理学的研究有着可类比之处。他的方法在视角范围和实证主义（后者沿袭了最好的英国传统）这两方面区别于早期的历史哲学，完全摆脱了从某个原理演绎出来的教条主义的假设。那么，什么是历史过程的基本单位呢？历史学家必须在这个基本单位上瞄准视线才能得到“可被认识的研究范围”。这些基本单位不是国家，而是涵括更广的历史实体，汤因比称之为“社会”，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到底有多少种文化呢？不多不少，整整21种。⑧ 数目尽管非常少，但有利于比较。每一个历史实体，在经过其物质和历史的环境以及内在的发展之后，都面临着一些问题并且必须经受考验。面对这些挑战，它不是成长，就是失败。它是否应对以及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决定着它的命运。在欧洲自大约公元前725年至大约公元前325年之间的古希腊城邦所提供的例证表明，在同样的历史实体中不同的成员面对同样的情况时能作出怎样的表现。他们的共同问题就是因人口增长而引起的日益加剧的食品供应的短缺。有些国家，例如科林斯（Corinth）和卡尔息斯（Chalcis）开始了海外殖民的行动。斯巴达（Sparta）用征服邻国麦新尼（Messene）来解决本土土地匮乏的问题，因此被迫将生活形式军事化，其后果是文化的瘫痪。雅典将农业和工业产品（如陶器）专门用来出口，并且在政治上作出安排，给予因新的经济体系而产生出来的阶级一部分权力。罗马又经历了什么样的挑战呢？具有决定性的挑战就是持续了百年的与迦太基的争斗。在第一次布匿战争（Punic Wars）之后，迦太基征服了西班牙，并企图利用西班牙的自然资源来补偿自己在战争中的损失。罗马在这里与迦太基对抗，因此导致了第二次布匿战争。罗马在艰难地取得了胜利之后，由于形势所迫，不仅要占领西班牙，而且还要保证那里的陆地交通的安全，由此最终导致凯撒征服高卢。为什么罗马人在莱茵河处停了下来，而不是继续向维斯杜拉河流域或第聂伯河流域推进？因为罗马人的精力在奥古斯都时代已经被长达两个世纪的战争与革命消耗殆尽了。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的经济和社会革命迫使罗马从东方输入大批奴隶。这些奴隶形成了罗马“内部的下层阶级”，他们带进了东方的宗教，从而为基督教后来以“大一统教会”的形式加入罗马“大一统国家”的有机体提供了基础。在经历了野蛮人迁徙的这段“中断期”之后，希腊－罗马的历史实体（在这个实体中日耳曼诸民族形成了“外部的下层阶级”）被新的西方历史实体所替代。后者正是沿着凯撒早先划出来的罗马－北高卢这条线具体成形的。但是，日耳曼的“野蛮人”则被经历了大一统国家和古典文化末期而生存下来的基督教会所俘获，因而放弃了为新的历史实体作出正面的知识贡献的可能。他们失败了，然而，在同样的情况下向巴尔干半岛迁徙的北部移民却赢得了胜利，他们征服了克里特－迈西尼⑨ 文化。希腊的“亚加亚人”（Achaeans）在他们征服的领域中强制推行希腊语。然而，日耳曼人却学习拉丁文。更准确地说：法兰克人在罗马化的高卢土地上放弃了自己的语言。
上述内容也许能够让人们对汤因比观点的丰富性留下一个印象，这种丰富性还蕴含在一些他的基本概念中，在此我们将只阐述那些有助于理解这些基本概念的内容。根据汤因比的观点，文化的生命曲线并不是沿着一条既定的路线而发展，正如斯宾格勒所主张的那样。尽管文化发展的路径相似，但每种文化都具有独特性，因为它在不同的表现方式之间有选择的自由。个体文化的运动可能相对独立（例如，玛雅文化与米诺斯文化），但是他们之间也可能有谱系上的联系，由此使得一种文化成为另一种文化的女儿文化。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古叙利亚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诸如此类，还有很多。个体文化的运动在文化的总体运动中占有它的位置。文化的总体运动不应被视为进步（progress），而是上升（ascent）。文化实体及其成员就像悬崖峭壁的攀登者，有些人停留在后面，其他人则越爬越高。从进化程度低的人和定居的原始人这样的高度上升，同时伴随着生命的脉搏跳动的节奏。在每种文化当中总有少数人起着向导的作用，他们依靠吸引力和放射力带领大多数人跟随他们前进。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人是作为统治者的少数人。如果这些少数人的创造性生命力受到伤害，他们将失去他们对那些不具有创造力的群众的魔力。这种状况将导致平民的分裂（secessio plebis），即导致内部和外部的下层阶级的兴起，因此失去社会的团结。
这些有选摘的、孤立的细节远不能展示汤因比著作的丰富性和阐发力，更不能体现其著作的思想结构之严谨和对所出示资料的准确掌控。我对此有同感。但我只能作如下回应：即使带有欠缺地展示当今历史界最伟大的思想成果，也比将其湮没忽略要好。面对科学发现，沉默的态度代表了对科学上的思想惯性（intellectual inertia）的妥协，即对“挑战”的逃避。这种挑战不合时宜地打破了悠闲的学究式的职业常规。对于我们当代的历史研究方法，汤因比的著作正代表了这样一种挑战。
不过，我还有另一个理由提到汤因比的著作。欧洲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是我们从事研究的必要前提。但如果欧洲不是我们观念中的一个历史实体，那么欧洲就只不过是一个名称而已，一个“地理上的术语”［如梅特涅（Clemens Wenzel Nepomuk Lothar,Furst von Metternich,1773～1859）所说的意大利］。然而，我们教科书中的旧式历史不可能是那样的。欧洲的整体历史在这种旧式历史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旧式历史中只有一些并存的族群和国家，而毫无历史的关联。今天或是昨天的“强国”历史都被人为地孤立起来，并从民族的神话和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去讲授，因此欧洲被肢解为地理上的碎片。依照现行的远古、中世纪和现代时期的划分，欧洲也被肢解成时间序列上的碎片。从教学方法的立场出发，这种双重肢解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必要的（但在实践时通常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同样从教学方法的立场出发，把这种双重肢解的做法统一于一个整体的观念之下来弥补它的片面性，也是同样有必要的。我们只要看一看我们学校的课程就一目了然了。学校里讲述历史的画面，总是忠实地反映学术性的历史教学。但是自1864年以来，德国的历史课受到俾斯麦和霍亨索伦王朝的影响，所有布兰登堡的选帝侯⑩ 的名字都要求学生记住。魏玛共和国取消这一做法了吗？我不知道。但是，根据魏玛共和国的课程要求，我确知，中世纪的历史（919～1517）是怎样分授给十一年级学生的。首先，16小时分给了帝国历史，其中4个小时分给了撒克逊人，5个小时分给了撒利族人，7个小时分给了霍亨斯陶芬。然后，4个小时分给了十字军，另外4个小时分给了“德国的内部发展和思想生活”。中世纪晚期的德国历史（1254～1517）得到了11小时。德国之外的中世纪所有的历史还剩下9小时了：1小时分给法国（987～1515），1小时分给英国（871～1485），1小时分给西班牙（711～1516），2小时分给人类的重大发现，4小时分给意大利文艺复兴。在英国和法国，学时的分割比例无疑也与此相同。但是，德国经历了一次战败和一次革命，德国应该从中获益而改变历史教学。……然而，今天有没有人正在做这件事情呢？将历史的画面欧洲化在今天已成为政治上的必要，这不仅仅限于德国。
20世纪的新的自然知识和新的历史知识并不相矛盾，因为，今天已不同于用机械的观点认识宇宙的那个时代了。自由的概念渐渐地进入了自然科学，同时科学再次对宗教的质疑打开了门户。历史，就它自己这部分而言，已将本身的注意力转向文化兴起的问题。它将视角向后延伸至史前文化。它用人类的年龄来衡量我们能够检测的历史时期，由此得出线索去探讨更多的人类文化。而且，通过文化的比较获得对于人类历史上所产生的神话的分类，并且把神话作为宇宙事件的象征来加以分析。这就为认识自然和宗教打开了眼界。
我们关于自然知识和历史知识的融合所形成的一个崭新的“开放的”宇宙画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特色。在《历史主义及其问题》一书的结尾，特勒尔奇为一项使命勾画出了轮廓：这个使命就是集中、简化、深入地了解西方历史赋予我们的理性的和文化的内容，这些内容必须是从历史主义的熔炉中提炼出来并以全新完整的和统一的面貌出现。“最理想的效果是一个伟大的艺术象征，如过去的《神曲》和后来的《浮士德》……”值得注意的是，汤因比在他的著述中也认为（尽管是出于完全不同的意思），诗的形式似乎是历史主义的极端概念。他的思路是这样的：就现在的知识状态而言，经过了仅仅六千年的历史发展，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已能充分满足历史主义的要求，这种研究方法通过归纳而达到规律的建立。但是如果想象把历史延伸到十倍或百倍的长度，要使用科学的技术就变得不可行了，这只能求助于诗的形式来表达。“最终越来越明显的是，除了‘虚构’的文学手段，使用其他任何技术手段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对现代历史方法的考察将我们引导到诗的概念，即由想象产生的叙述（“虚构”“fiction”）。这是一个具有灵活性的表述，包括古老的史诗、戏剧，以及古代和现代的小说。不过，希腊神话也在此范围之内。因为，正如希罗多德所说，荷马和赫西奥德为希腊人创造了他们的神。创造出神话、故事和诗的创造性的想象力是人类的原始功能。这是不是终极的事实？对此能否再作更进一步的分析呢？哲学思想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并把它并入到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中？在当代德国众多的自成体系的哲学流派中，我还没有看到一个能胜任此项工作。他们在自己本身和有关“存在”这个问题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因此没有时间去顾及一个以历史视角去思考的人。唯一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的哲学家是亨利·柏格森。他在1907年（《创造演化论》L’ 
creatrice一书中）用“生命冲动”（“élan vital”）的意象来阐释宇宙的过程。自然寻求在物质中实现一个能达到有意识层次的生命。通过不同渠道（但有些是死胡同），生命上升到更高的形式。在昆虫的世界里，在蚂蚁和蜜蜂中间，生命向前推进到社会的形式。它们工作得十分完美，是因为它们受本能的驱使。但也正因为如此，它们一成不变，在它们的前面没有任何发展。只有在人类身上，意识才得以实现。想象力在生命的整个领域中以新事物的创造证实了自己，它只有在人类中才能找到以个人延续自己的方式——这些个人被赐予智慧，同时还被赐予主动性、自主自决性和自由。人类创造工具用来改变物质。由此，他的智力发展与坚实的物体世界相适应，而且在机械领域中最为成功。在本能指引下的生命会平安无事，然而，在智思的领域中的生命却会遇到危险。(11) 如果智力没有遭遇任何阻力，它会威胁不仅个人而且社会的存在。它只会对事实（即对感性认识）低头。如果“自然”想预防智力的危险，自然就必须制造虚构的感觉和现象。它们具有幻觉的效果，也就是说在心里它们看上去是真实的存在，并且能影响到行为。这就为智识与迷信可以同时并存作出了解释。“唯有具有智力的生命才会迷信。”制造虚构的功能（“fonction fabulatrice”）对生命而言已必不可少。本能的积淀，像光环一样围绕着智思，滋养着这种功能。本能不能直接介入以保护生命。由于智思只对感知的意象作出反应，本能则创造出“想象的”感觉。(12) 这种感知最初可能以某种不明确的“掌控力的存在”（恰如罗马人的“守护神”the numen of the Romans）出现，后来则以灵异的方式出现，直到很晚才以神祇的方式出现。神话是一个后期的产物，而走上多神主义的道路则是文化的进步。想象力是虚构文学和神话的制造者，它具有“编造”灵异和神祇的功能。
在这里，我们将不去探索柏格森的宗教形而上学与神秘主义结合后会达到怎样的高度。我们只要指出汤因比（和普朗克一样）也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这一点就足够了。(13) 自然和历史知识的进步与哲学知识的进步相同——我们对后者的知识仅作了匆匆的一瞥——也都汇聚于一点，这就是对基督教的肯定。
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柏格森关于虚构功能的发现至关重要。由此，诗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这个争辩不休的话题才第一次在概念上得以澄清，并且被并入进一个广博的科学的宇宙画面之中。谁想摒弃柏格森的理论，就必须用一个更好的理论去替代它。对我来说，似乎还有一点需要进一步阐述。柏格森从生物学的角度推论出智力和虚构功能。二者是由“生命”，或者是“自然”，或者是作为二者基础的“创造力”产生出来的机制。但是，“原本用来为生物保留物种的人性机制，在进化过程中，也被用来为生物范围之外的和超生物的目的服务”（舍勒语），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眼睛和耳朵在为生存的斗争中原本是用来起保护作用的；在视觉艺术和音乐中，眼睛和耳朵则变成了并非服务于其原本目的性的理想的创作性器官。打造工具的人（homo faber）的智力上升到对宇宙认知性的冥想。虚构功能从为了生存目的而编造故事上升到创造神和神话，而且最终将自己完全从宗教世界中解放出来，变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游戏。这就是“把人创造出来并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我们自己听的能力”。
这种能力创造出吉尔伽美什史诗和天堂中蛇的神话，《伊利亚特》和俄狄浦斯的英雄传奇，但丁的《神曲》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它是所有伟大文学的根和用之不竭的源泉。它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这些诗篇是经过了千百年而流传下来的。正是这些诗篇，才是博大精深的欧洲文学的极为辽阔的范围和背景。
现在，回到这个主题上来，我们将不仅从地理上而且还要从历史上了解欧洲。今天要提倡的“历史画面的欧洲化”也必须应用于文学。如果欧洲是一个参与两个文化——古代地中海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的历史实体，那么这也同样适用于欧洲文学。只有将文学的两个组成部分合成一幅画面，文学才能作为一个整体被了解。但是根据现在的文学史，现代欧洲要到大约1500年才开始。这种做法的聪明程度就如同有人许愿要描述莱茵河，但只提供从美因茨到科隆的这一段。当然，也有“中世纪”文学史。中世纪文学大约始于1000年，也就是，还接着用刚才那个比喻：顺流而下，远至斯特拉斯堡。但是，从400年到1000年的这一段到哪里去了？要比喻这一段就得从巴塞尔开始。这一段默默地被人忽略，原因很简单：这几百年的文学，尽管有微不足道的例外，用的全是拉丁文。为什么？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因为日耳曼诸民族允许他们自己以罗马教会的形式被罗马所同化。我们必须再往回走得更远一些。“现代”欧洲文学与地中海的文学相互融合，就仿佛是莱茵河接受了源自台伯河的水。施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1868～1933），有着莱茵河－法兰克人血统的最后一位伟大诗人，觉得有一种神秘的亲和力使他对罗马的日耳曼和法兰克的过渡期的洛塔林基亚王国有着归属感，他的祖先就源于此地。在六首隐秘的、格言体的描写莱茵河的诗中，他如同在梦幻中唤起了对王国的记忆并把它带到未来。它将打破东方与西方、德国与法国的界限。
对王子般的兄弟英勇地
坚守着宽阔的内部王国的中心。
即刻将要从百年睡梦中唤醒第三个
合法的孩子并在莱茵河上举起王冠。
与莱茵河有联系的人可能会感到诗人的神话在他内心深处的共鸣。诗中提到四个城市：“第一个城市”（巴塞尔）、“银城”（阿坚托拉屯，斯特拉斯堡）、“金城”（美因茨）和“神圣的”科隆。涨水的莱茵河说话了：
这些讨厌的碎石，红赭石、白垩石和焦油，
我把它们全部吐到能净化一切的大海之中。
一位读者向诗人指出，“红赭石、白垩石和焦油”与德国国旗的颜色相对应。诗人笑着接受了这种解释。关于莱茵河的最后一首格言诗这样写道：
说到节日将近，王国即将诞生，
新酒袋装进了新酒。但先不要说了
直到你们所有迟钝的和坚韧的灵魂
将流动着我火焰般的血液，我的罗马气息。
这些诗句来自《第七个戒指》（Der siebente Ring,1907）。在这些诗句的旁边我要为具有德法渊源的歌德作证。1815年8月11日，祖尔皮茨·波伊塞内（Sulpiz Boisserée,1783～1854）作出如下陈述：“歌德对罗马事物的偏好这个主题出现了。他说他一定在哈德良（Hadrian）时期生活过。罗马的任何东西都本能地吸引着他。诸如伟大的理智，无论什么东西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这些都与他意趣相合。然而希腊的东西却不。”我引用这些见证，是因为它们记录了曾经构成罗马帝国之一部分的日耳曼与罗马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不是情感上的反思，而是实质上的参与。在这样的意识中，历史进入到当下。由此，我们逐渐意识到了欧洲。
我们谈到我们的历史课程中对欧洲的双重肢解，如果我们回到文学史，问题已不是肢解，而是欧洲意识的完全缺失。在历史课程中，在学生被带着从查里曼大帝走到现在之前，他还能听到关于马拉松和坎尼、伯里克利、恺撒和奥古斯都的一些事情。但是他从欧洲文学中学到了什么？让我们抛开学校提个问题：有没有研究欧洲文学的科学？它是不是在大学中发展出来的？近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如何，曾经有一个文学研究的学科（Literaturwissenschaft）。(14) 它试图成为有别于文学史而且比文学史更好的一门学问（艺术研究Kunstwissenschaft与艺术史的关系与之类似）。它与历史语文学（philology）(15) 不大相合，因此它寻求其他学科的支持：哲学（狄尔泰，柏格森）、社会学、精神分析学，特别是艺术史（沃夫林）。文学研究的哲学化从形而上学和伦理学问题（如死亡和爱情）的角度审视文学，它想成为思想史（Geistesgeschichte）的研究。在艺术史中得到支持的流派把它的运作建立在“艺术之间相互阐发”这样一个极为可疑的原则之上，而且由此产生艺术玩家对事实的云遮雾罩；然后，则开始将这种按相继的风格次序划分时期的艺术史系统地引进文学。我们便由此得到了文学的罗马时期、哥特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等等，一直到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经过“特性-直觉”的审视过程，每种风格时期都被赐予一种“特性”和一个特别的“人”。“哥特人”（赫伊津哈为他加上一个“前哥特”的伙伴）已经成为最流行的提法，但在其之后，离“巴洛克人”的出现也就不远了[2](P77)。关于哥特、巴洛克等等的“特性”，已有一些具有深度的观点，但这些观点的有些部分肯定是矛盾的。莎士比亚属于文艺复兴时期还是巴洛克时期？波德莱尔是印象主义者吗？格奥尔格是表现主义者吗？学者们的很多智力和精力都花费在这些问题上。除了以风格分期之外，还有沃夫林的艺术－历史的“基本概念”。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开放型的”和“关闭型的”形式。归根结底，歌德的《浮士德》是开放型的吗？瓦雷里的作品是关闭型的吗？这真是令人焦虑的问题。甚至，正如具有很多智慧和很多历史知识的卡尔·若尔所试图表明的，是不是还有一个“束缚型的”世纪和“放松型的”世纪的规律性的交替（既然每个世纪都有自己的“世纪精神”）？在现代历史时期中，偶数的世纪是“放松型的”（14、16、18世纪，从所有表象来看20世纪也是），而奇数的世纪则是“束缚型的”（13、15、17、19世纪），以此类推，以至无穷。若尔是一位哲学家。通常搞文学研究（Literaturwissenschaft）的人都是从事日耳曼文学、语言、文化研究的专家。现在，在所有的所谓国别文学中，无论是作为欧洲文学的开始区域还是观察区域，德国文学都是最不合适的，这一点下面将再讨论。或许这就是日耳曼文学研究所表现出的强烈需要外界支持的原因。但它与所有现代文学研究流派共享的特点，就是充其量它使文学大约起始于1100年，因为罗马时期的建筑风格当时正值盛时。但是艺术史与地理学或社会学一样都不是超级学科。特勒尔奇已在取笑这些“无所不知的艺术史学家”。[3](P734)现代文学研究，也就是过去50年的学问，大体说来，是一个幻影。作为一个研究欧洲文学的学科，它之所以不能胜任有两个原因：刻意缩小的狭窄视野；没能认识到欧洲文学的内在结构。
欧洲文学与欧洲文化的存在共有同样的时空范围和界限，因此它拥有大约26个世纪的一段历史（从荷马到歌德来计算）。任何通过自己观察只知道其中6个或7个世纪的人，要想了解其他世纪便不得不依赖手册或工具书。这就像一个旅行者对意大利的了解只是从阿尔卑斯山到阿尔诺河，要想知道其他的知识就只能借助贝的克旅行指南。任何只知道中世纪和现代时期的人其实并不懂这两个时期的文学，因为在他狭小的观察领域他会碰到诸如“史诗”、“古典主义”、“巴洛克”（即矫揉造作的风格主义），以及很多其他的现象，而这些现象的历史和意义则只能从更早时期的欧洲文学中才能得到理解。要想把欧洲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只能在一个人从荷马到歌德的每个阶段都获得了公民身份之后才有可能。即使有这样的教科书，这种整体观也不能从中获得。一个人只有在欧洲文学这个“国家”里的所有“省”分住了很多年，并且经常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四处奔走，他才能在欧洲文学这个“国家”里获得公民身份。当一个人成为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时，他就是欧洲人了。在几个毫无关联的历史语言学（philologies）中分割欧洲文学的做法，使此事几乎完全不可能发生。尽管“古典的”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范围超越了奥古斯都文学，但在教学上却很少那么做。“现代的”历史语言学的方向是现代的“国别文学”。这个概念是在拿破仑的超级国家的压力下唤起民族意识之后而开始建立的。因此这个概念受时间条件的高度限制，而且对任何整体观都起着更大的阻碍作用。然而，过去四五代历史语文学家们的著作创造出如此大量的辅助资料，而正是他们受到不公正谴责的专业化，使得一个人能够依靠一些语言工具在每一种主要的欧洲文学研究领域中找到自己的出路。因此，专业化为新的普遍化开辟了道路。但是，这一事实还并不为人所知，而且几乎没有被利用。
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那样，没有哪一段欧洲文学史会像中世纪早期和全盛时期的拉丁文学那样鲜为人知，鲜为人涉足。然而，纵观欧洲历史，正是这一阶段历史，作为衰败的远古时期和成型如此缓慢的西方世界之间的联系环节，具有极为关键的地位。但是仅有非常少数的专家致力于这一阶段历史的研究，它被归在“中世纪拉丁历史语文学”的名下。在整个欧洲，可能有十几位这方面的专家。中世纪其余的部分，被天主教的哲学家（即天主教神学教授中研究教义历史的代表）和我们的大学中中世纪历史的代表所分割。这两组人需要处理手稿来源和文字，即和文学打交道。然而中世纪拉丁文专家、经院哲学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历史学家之间的联系极少。现代历史语文学家也是一样，尽管他们也研究中世纪，但是他们通常对中世纪拉丁历史语文学的态度和他们对总的文学史、政治史和文化史的态度是一样的冷漠。因此，中世纪被肢解为毫无关联的几个专业。中世纪研究没有一个总的学科，这对欧洲文学的研究又构成进一步的障碍。特勒尔奇在1922年可能说得很对：“中世纪文化还有待展示”（《历史主义及其问题》第767页）。这一观点至今依然正确。中世纪文化还不能得以展现，因为中世纪的拉丁文学的研究还并不完全。这就意味着中世纪在今天依然是黑暗的，就像它当时被错误地呈现予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一样。正因为这个缘故，欧洲文学的历史思考必须从最黑暗的这一刻开始。因此，本研究被命名为《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我们希望，这个书名会由书中的各章节中所提供的越来越多的证据来证明其宗旨的合理性。
我们是不是正在设计一个无法实现的计划？“天国的守护者”肯定会发出这种断言，这个名字是阿比·沃伯格以前用来称呼那些占据了不同专业的学者和专业边界的守护者的。他们有继承下来的权利和利益去保护——《利益的束缚》（Los Intereses creados），正如192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哈辛托·贝纳文特为他所著的喜剧之一所起的剧名一样。这些守护者的反对没有多大意义。扩展我们的人文学科的问题是现实的、迫切的、普遍的，而且是能够解决的。汤因比证实了这一点。柏格森用形而上学作为例子讨论了这一问题：“这里有一个哲学问题。我们没有选择它，而是遇到了它。它堵住我们的路。除非把这个障碍挪开，别无其他选择，否则我们就得停止哲学的思考。这个困难必须得到解决，问题的每一个成分也必须得到分析。这要将我们引向何方？无人知晓。甚至没有人能够说出什么科学能胜任解决这个新问题。有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门完全陌生的科学。我在说些什么？仅仅熟悉甚至得到这门科学的渊博的知识是不够的。有些时候我们将不得不修正某些程序、某些习惯、某些理论去准确地附和事实而且附和提出问题的根据。很好，我们将要学习一门我们过去不知道的科学。我们要深入进去，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会修正它。如果这需要几个月或很多年，那么，需要多少时间我们就花多少时间。可是，一个人的生命不够长又怎么办？那么我们就用几代人去完成它。当今，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没有义务建立一套完整的哲学。因此，我们要告诉哲学家，这就是我们向哲学家提出的方法。这个方法要求不论哲学家有多老，他都应该做好再成为一名学生的准备。”(16)与作为哲学家的柏格森相比，要研究欧洲文学的人所面临的任务会轻一些，他只需要使自己熟悉古典、中世纪的拉丁文和现代的历史语文学的方法和主题。他将“需要多少时间就花多少时间”。在此过程中他会学到足够的东西，以使他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现代的国别文学。
他将认识到欧洲文学是一个“可被认识的单位”（intelligible unit），当它被分割成碎片之后就会从视线中消失。他会认识到，它有一个与视觉艺术结构根本不同的独特的结构。先抛开其他方面不谈，只因为文学是思想的载体，而艺术则不是。但是，与艺术不同，文学有自己的运动、成长和连续的形式，它有一种艺术所不具有的自由。对文学来说，所有的过去即是现在，或者可以成为现在。一部新的译著可以将荷马以新的面貌再现于我们面前。鲁道夫·亚历山大·施罗德的荷马不同于沃斯的荷马。我可以随时拿起荷马或是柏拉图的书，我在那时就“拥有”了他，而且是完全地拥有。他存在于无数的版本中。帕提农神庙和圣彼得大教堂只存在一次，我能用照片使它呈现在我眼前，而图像只能是局部的而且是模糊不清的。但是这些照片不能带给我大理石，我不能像我在《奥德赛》或者《神曲》中那样触摸它们，绕着它们行走。在书中，诗是真实的现在。不管是一张提香（Tiziano Vecellio Titian,1490～1576）的画的照片，还是一张即使几块钱就能买到的最接近原画的摹本，都不能使我“拥有”一个提香。我能和所有时代的文学有一个直接的、亲密无间的、引人入胜的、充满活力的关系，但与艺术却不能。艺术品需要我在博物馆中去细心观察。书比画面要真实得多。在书本中，我们有一个真正的本体关系和在一个知识实体中的真实参与。然而，一本书，撇开其他不谈，就是一个“文本”。一位读者可能读得懂，也可能读不懂。也许其中有些“难懂的”的段落，需要一定的技能去解读它们。这种技能的名字就是历史语文学。由于文学研究（Literaturwissenschaft）要和原文打交道，没有历史语文学，文学研究就会变得无助。没有任何直觉和“特性－直觉”能弥补这种缺陷。所谓的艺术研究（Kunstwissenschaft）(17) 相比之下就要好得多。它与画和拍摄的幻灯片打交道。这里不存在那种认识性或概念性的东西。要想理解品达的诗需要付出艰苦的脑力，而去明白帕提农神殿的中楣却不需要。同样的对比关系也能从但丁和大教堂之间的关系中得到，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与读懂书相比，看懂画是件容易的事。那么，如果人能够从大教堂中学到“哥特的精髓”，就不必再去读但丁了。然而，恰恰相反！文学史（还有那个讨厌的历史语文学！）需要向艺术史学习！在这所有的一切当中，有一件事情被遗忘了——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这就是书和画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人们能够随时地而且完全地拥有荷马、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这种可能性表明，文学有着一个不同于艺术的存在模式。不过，由此可知，文学创作还受制于艺术创作之外的其他规律。“超越时间的现在”（the“timeless present”）作为文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特性。意味着过去的文学总能活跃在现在的文学之中。因此，维吉尔中的荷马，但丁中的维吉尔，莎士比亚中的蒲鲁塔克和塞内加，歌德的《葛兹·冯·伯里欣根》（G
yz von Berlichingen）中的莎士比亚，拉辛的《伊芙琴尼亚》和歌德的《伊芙琴尼亚》中的欧里庇得斯。或者，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霍夫曼斯塔尔中的《一千零一夜》和卡尔德隆，乔伊斯中的《奥德赛》，托·斯·艾略特中的埃斯库罗斯、佩特罗尼乌斯、但丁、特里斯坦·阔比埃，以及西班牙的神秘主义。在此，作品之间种种可能的相互关联是一笔取之不尽的财富。而且，此间有一个文学形式的园地——无论它们是文类（genres）（贝奈戴托·克罗齐迫于他的哲学系统，宣告文类并不是真实的！）还是格律和章节的形式，无论它们是规定的程式，或是叙述主题，或是语言手段。这都是一个无边无际的领域。最后，还有在文学上已经形成的并且能够不断获得新生的人物宝库：阿基里斯、俄狄浦斯、塞弥拉弥斯，浮士德、唐璜。安德烈·纪德最后的而且也是最成熟的著作是《提修斯》，一个纪德笔下的提修斯。
正如欧洲文学只能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欧洲文学的研究也只能从历史的角度入手，而绝不是以文学史的形式！叙述式的和流水账式的历史只能产生像罗列事实的清单那样的知识。这种历史方法，以什么形式发现材料本身，还将以同样的形式将材料留下来。但是，历史的调查需要将材料拆解开，并深入进去。它需要发展分析方法，即“分解”材料的方法（仿照化学分解反应物的方式），并且使材料的结构显露出来。必要的观点只能从文学的比较阅读中获取，也就是说，只有用实证的方法去发现。只有一个从历史和历史语文学的角度入手的文学学科才能胜任此项任务。
这样一个“欧洲文学的科学”在我们的大学里没有对号入座的位置，也绝不可能有。现今的历史语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学术组织，与1850年的知识界的画面是呼应的。以1950年的眼光来看，这个画面与1850年的铁路设施一样地陈旧而过时。我们已将铁路设施现代化了，但却没有将我们传播（文化）传统的系统现代化。应该怎样去做这件事，不可能在这里讨论。但是可以指出一点：没有现代化的欧洲文学研究，也就不可能有欧洲传统的建立。
开创欧洲文学的英雄人物是荷马，欧洲文学最后一位世界级的作家是歌德。歌德对德国的意义是什么？霍夫曼斯塔尔为此作出了两个陈述：“作为一种教育的基础，歌德可以替代整个文化。”他还说：“我们没有现代文学。我们只有歌德以及初始阶段的现代文学。”这是对自歌德去世以来德国文学的沉重批判。但是，瓦雷里也尖刻地说过：“现代人简直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满足的。”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文学还没有经过筛选，还没有把已经死亡的和具有活力的内容分开。以此为题可以写一系列的专题论文。但是，关于欧洲文学的结束语不属于文学史而属于文学批评。在这一方面，在德国，我们有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以及一些初始阶段的批评。(18)
*本文为德国著名历史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恩斯特·R.库齐乌斯（Ernst R.Curtius,1886～1956）的著作《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的第一章，在全书出版前曾作为独立文章发表。原著初版为德文，本文乃根据其英译本（Willard R.Trask译，1953）译出，标题系中文译校者所加。本文初译时曾蒙一位匿名友人的鼎力相助，谨此致谢。
注释：
① 也许，在此提及一个出现于1926年的警告是合乎时宜的。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1874～1928，德国哲学家）写道：“民主的扩张，曾经作为自由学术和哲学的同盟，共同对抗教会及其至高无上的权威对思想的束缚，如今却正慢慢地成为学术自由的最大危险。如在雅典诋毁苏格拉底和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的这类民主，正慢慢地在西方而且也可能在北美再现。正如事实已经教导我们的，唯有那正在奋斗中的相对‘少数的精英’，其主流是自由的民主才是科学和哲学的同盟。当今占上风的、且最终要延伸到妇女和未成年人中的那种民主，并不是理性和科学的朋友，而是敌人。”（《知识的形式及社会》Die Wissensformen und die Gesellschaft,1926,89页）——原注
② 阿拉里克（Alaric，约公元前370～公元前410）：西哥特（Visigoth，哥特族的分支，古代日耳曼族最重要的一支。）国王，于410年攻占了罗马。
③ 霍亨索伦帝国（Hohenzollern empire）：这里指存在于1871至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
④ 佩里戈尔山洞（the caves of Périgord）19世纪考古学家在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叫莱塞济（Les Eyzies）的小镇发现了25个史前山洞，内有旧石器时期的装饰和壁画。
⑤ 米诺斯（Minoan）：公元前3000～公元前1000年前后以克里特（Crete）岛为中心发达起来的文化。
⑥ 赫梯（Hittite）：小亚细亚东部和叙利亚北部的古代部族，繁荣期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200年。
⑦ 所谓“可被认识的单位”（intelligible unit）以及下文中的“可被认识的研究范围”（intelligible fields of study），系借用汤因比的术语。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以“文化”或“文明”作为比较分析的基本单位，而不是以“国家”或“民族国家”。——译注
⑧ 汤因比在1972年版《历史研究》一卷本的序言中称，据其后来统计至少有31种文明。——译注
⑨ 克里特－迈西尼文化（Creto-Mycenaean culture）：克里特文化同于米诺斯文化。迈西尼文化的时期基本上与克里特文化平行。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400年之间两种文化相互影响。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迈西尼文化占据了优势，大部分克里特文化传统从岛上转移到了大陆。
⑩ 选帝侯（electors）：具有成为日耳曼国王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资格的王子。原本所有王子都具有资格，1257年后选帝侯限于七个。1918年，神圣罗马帝国结束，选帝侯体制随之消失。
(11) 下面的论述参考《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Les Deux Sources de la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1933）——原注
(12) 今天这种机制不时地出现，正如柏格森（第125页）举例所表明的一样。——原注
(13) 汤因比曾声称自己不是基督徒，读大学期间就不再信仰基督教教义。[1](P139)——译注
(14) 据我所知，1897年由日耳曼文学专家恩斯特·艾尔斯特（Ernst Elster）在《文学研究的原理》（Prinzipien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正式地提出。——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被阐明。马克思·科赫（Max Koch,1855～1931）在1885年创办了一个《比较文学历史杂志》（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Literaturgeschichte）。我也提到过H·M·波斯奈特（H.M.Posnett），《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纽约，1886）。——W·韦茨（W.Wetz），《从比较文学历史的立场论莎士比亚》（Shakespeare vom Standpunkt der vergleichenden Literaturgeschichte,1890）。——L.P.贝茨（L.P.Betz），《比较文学》（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1900）。——关于批评方面：格勒贝尔（
），《罗马历史语文学大纲》（Grundriss der romanischen Philologie），卷1（第二版，1904～1906），181页。——F·巴尔登施佩格（F.Baldensperger），“比较文学——字和东西”（“Littérature comparée.Le mot et al chose”）《比较文学杂志》（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卷1[1921],1－29）。——原注
(15) Philology：该词条在《牛津大词典》（O.E.D.）中有两条定义与本章有关：1.对学问和文学的热爱、对文学的研究，广义而言，包括语法、文学批评和解释，文学和文字与历史之间的关系等；文学或古典文学的学问；高雅的学问。2.（现代用法）对语言结构和发展的研究；语言的科学；语言学。《韦氏第三版国际大词典》（Webster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中也有两条定义：1.文学研究，包括或可能包括语法、批评、文学史、语言史、写作系统和其他任何与文学或者与文学中所使用的语言有关的东西；文学或古典文学的学问。2.a：语言学，特别是历史和比较语言学。b：对人类说话方式的研究，特别是作为文学的载体和作为阐明文化历史的研究范围。（在本书翻译中，“philology”根据前后文译作“历史语文学”或“历史语言学”。）——译注
(16) 参见亨利·柏格森，《思想及其运动》（1934），84页及以下。——原注
(17) 我把它与作为历史学科的艺术史（an history）加以区分。——原注
(18) 以上这一章在出版本书之前已于1947年在一个杂志上发表过。从事艺术历史方面研究的人士表达了反对意见。触怒他们的是关于“文学是思想的载体，而艺术则不是”的陈述。为此，我要阐明：假如柏拉图的著作丢失了，我们不可能从希腊的造型艺术中将他的著作重建起来。逻各斯（Logos）只能用文字来表达自己。——原注
标签：文化论文; 罗马市论文; 文学论文; 德国历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人类进步论文; 中世纪论文; 社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