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体制、运作创新与中国外交研究创新”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外交论文,研讨会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8月23日，第九届全国外交学学科建设暨“中国外交体制、运作创新与中国外交研究创新”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成功举行。研讨会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主办，外交部政策规划司乐玉成司长应邀出席会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大学、辽宁大学、云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与会。
会议开幕式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外交学系系主任吴心伯教授主持，他代表林尚立常务副院长致欢迎辞并简要介绍了复旦大学外交学系的概况，阐述了会议的主旨，希望通过此次会议加强政策研究与教学科研的交流合作。随后，乐玉成司长作了题为“中国外交的新形势与新挑战”的主旨报告。他首先结合当前的热点问题，深刻剖析了国际格局的新变化和我国外交面临的新形势，接着阐述了新形势下影响我国外交的五大因素，最后对外交人才的培养提出了四点建议。乐司长的报告内容丰富，生动深刻，有助于与会者更准确、全面地把握我国外交的趋向。
在学术研讨中，与会专家学者结合我国外交实践和外交学研究、教学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分别就中国外交的理念创新、中国外交的制度创新、中国外交的新视野以及中国外交学学科建设等四大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一)认知变迁与中国外交理念的创新
与会者认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环境发生变化，他者对中国的认知以及中国的自我认知也在变化，这些变化带来了中国外交理念的更新，中国外交应主动塑造新的形象，发展独特的崛起范式，实现外交理念的转变。
关于他者对中国的认知，华东师范大学冯绍雷教授认为，总体上外部认知环境在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这具体体现在政策、学术、媒体三个层面。在政策层面，美国对中国一系列认知概念的变化体现了政策认知的变化。在学术层面，1990年代初美国许多历史学家、人文学家开始对费正清传统——以“冲击—反应模式”来看待近代以来中国的变革——进行反思批判，认为必须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待中国的变化。在媒体层面，美国媒体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大篇幅、客观地报道中国。例如对中国罢工的报道，引用《人民日报》的数据，认为罢工是好事，一方面提高中国工人的集体谈判能力，另一方面工人工资上涨能够促进中国内需，拉动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对于西方的经济发展来说也是很好的事情。
在自我认知方面，中国传媒大学杨勉教授认为，随着国际格局的转型和中国国内发展模式的转型，中国外交也要实现转型，必须构建自己的崛起范式，为国际关系提供一种有别于大国权力政治的选择。第一，要刷新国际话语系统，提升中国的引领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第二，重视小国外交，提升小国外交的比重；第三，更多地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加强国际斡旋和协调；第四，提升媒体外交的能力。
外交理念的转变体现在外交主题的变化上。吴心伯教授提出，过去十年，中国的外交主题可以概括为“责任”与“合作”，主要是解决中国强大后要承担国际责任和怎么承担国际责任的问题。现在和未来，中国外交面临的新的主题则是“领导”和“建构”。“领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在老二的位置上发挥作用，二是如何协调好与老大美国的关系；“建构”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构国际机制，二是建构国际体系，考虑如何通过构建不同的志愿者同盟来支撑国际机制和国际体系的构建。中国政法大学贾文华教授提出，中国外交要从过去的“运营式外交”向“创新式外交”转变，由追随为主导的外交向以议程创设为主导的外交转变。华中师范大学郑秀琚副教授提出，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国外交是谋求国家与民族生存的革命的和平外交；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国外交是谋求强国富民的发展的和平外交；到新世纪，中国外交的主题要向谋求和平、合作与共赢的和谐世界外交转变。辽宁大学程文副教授指出，“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外交理念的一大创新，要将这一理念运用于具体的外交实践，涉及六个方面的问题：国家是构建和谐世界的主要行为体；和平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基本背景；普遍发展、共同繁荣是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互助合作是构建和谐世界的主要途径；文明多样性是和谐世界的特征；国际法准则是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保障。
北京大学叶自成教授提出，要运用中国传统思维中的“二元一体”观念，帮助厘清中国外交中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结盟”与“不结盟”、“干涉”与“不干涉”等等，特别是“内政”与“外交”这一对概念，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研究外交不能离开中国国内的基本特点，不能离开中国国内的需求。
(二)中国外交的体制改革与创新
中国外交体制的改革和创新问题是会议讨论的重点和热点。
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国际国内因素对中国外交体制提出了挑战。外交主体的多元化、外交议题的多样化，使得众多国内部门参与到外交决策和执行过程中，跨部门的协调和外交决策面临越来越复杂的问题。与会者认为，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的成立正是应对这一挑战的体制创新，但仍有待完善。外交学院梁晓君副教授、复旦大学杜幼康研究员分别以对外援助为案例，分析了外交部门与经济部门协调中存在的问题。很多学者指出，外交部在中央部委中的地位不够高，这一体制问题严重影响外交部发挥统一协调的职能。复旦大学潘忠歧教授指出，2008年外交部边境海洋司的建立，近年来根据特定议题设立特使，都是应对这一挑战的体制创新，效果明显。
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也对外交体制、特别是外交决策体制提出了挑战。外交学院王春英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改革的方向是民主和分权，这对外交决策体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是中央政府内部的分权，以前是外交部一家影响决策，现在经济和文化部门逐渐有了处理涉外事务的权限，各部委也建立涉外事务司处理对外事务，对外交决策有了更多的参与权。其次，中央也对地方放权。由于外贸的发展，地方政府也有了更多的对外交往的权限。随着地方政府在外交中作用的扩大，其对中央外交决策也有越来越多的影响。第三，社会的分权。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公民言论自由权力得到保障，社会自主性逐渐增加，大量NGO出现，对外交往非常频繁。学术界、公民个人对外交的讨论也逐渐增多，外交决策也开始逐渐关注民意的影响。
王春英教授认为，随着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的建立，逐步形成了多元协商的决策体制，这一体制创新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然存在问题，主要是民主不充分，集中不完善。一方面，权力过多集中在中央政府，全国人大在外交决策上发挥作用不够，地方得到的分权不是制度化的分权，随时有可能被收回，吸收人民的意见、专家学者的意见还没有形成一个制度化的平台；另一方面，各政府部门各自为政的现象严重，有些问题没有强力的部门牵头协调解决，专家意见和民意整合困难，民意有时也是非理性的，不能真正明确判断国家利益是什么。
在政治体制影响和作用于外交体制的同时，外交体制的变革反过来会作用于政治体制，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创新。上海外国语大学苏长和教授指出，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参与和改革，不仅对国际社会产生影响，也对中国国内政治体制的改革产生影响。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上升，中国更多地介入全球事务，也有更多的海外利益需要保护，外交部及其他政府部门都已程度不等地参与到全球治理进程中。这一变化对政府改革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政府部门不仅要满足为国内提供公共产品的需求，还要向能够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职能转变，为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提供重要的行政支持作用。为了适应国际参与和国际合作的需要，我国政府部门在对外交往中出现了四个趋势：一是政府内部国际合作司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内行政体制的变化；二是跨部门的协调机制的建立，特定议题跨部门委员会的建立是一个重大的体制创新；三是跨政府的合作，直接与议题相关国的对应政府部门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四是参与和利用国际集体行动机构，将某些议题放到国际集体决策机构讨论和执行。对于这些重要趋势的研究亟待加强。
外交决策与外交研究的沟通有所改善，外交决策越来越重视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近年来也出现了选拔优秀专家学者到驻外使馆工作和选派外交官到院校研究机构驻所研究的现象。但是，不少学者认为，外交决策与外交研究之间的沟通仍然存在体制和实践的障碍，比如出于保密的原因，外交工作中许多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无法准确传递给研究者，造成研究资源浪费等。同时，外交研究要与外交实践相结合，在外交研究中必须重视外交与内政的结合，重视外交政策的内政基础。
(三)周边外交、区域外交、气候外交领域的创新
周边外交是中国外交的基础。近年来，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在周边外交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华中师范大学韦红教授探讨了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外交面临的挑战和对策。她指出，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是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外交取得的重要成果，然而仍有诸多制约因素：一是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经济互补性不足，经济结构相似，竞争性强；二是中国希望通过自由贸易区搭建与东盟国家的互信共赢，但事实上在东南亚国家中却存在着中国经济威胁论和人权威胁论；三是全球经济波动影响中国在东盟的经济利益；四是东南亚国家的国内因素制约中国在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和发展，许多国家民主转型不充分，反对党出于政党利益将经济问题政治化；五是经济交往中的能源、资源、环境等问题带来对中国不利的舆论环境；六是区域外大国的介入和竞争。为此，中国可以采取四项对策：一是产业链升级，增强经济互补性；二是在非政府层面展开民间外交，增进公众对中国的了解，消除“中国威胁论”的不利影响，改善对中国的舆论环境；三是拓展经济外交的内涵，增强可持续性；四是积极解决周边地区安全问题，提升中国在解决周边安全问题上的能力和影响力，削弱东南亚国家在这方面对美国的依靠。
在积极开展经济外交的同时，必须充分发挥文化外交的作用。程文副教授提出，要充分发挥“和谐世界”理念在睦邻外交中的作用，秉持和谐外交理念来处理周边关系。云南大学谢念亲副教授提出，针对东南亚国家的文化特点，要充分发挥“贝叶文化”在中国与东南亚“和谐周边”构建中的作用：一是把贝叶文化作为中国与东南亚“和谐周边”构建的文化纽带，二是把贝叶文化作为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旅游合作的品牌，三是通过佛教文化交流加深中国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相互认知和理解。
中非合作论坛是近年来中国在区域外交领域的一大创新。南京大学郑先武副教授指出，中非合作论坛在区域合作领域发展出了一个不同于“欧洲模式”和“东盟模式”的“中国模式”。其基本特点是：政府主导，多行为体参与；发展导向，多领域推进；协商一致，弱制度运行；开放性，与全球机制一致；恪守主权，尊重多样性。这一模式还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作为合作一方的中国是一个实力强大的主权国家，自主决策能力最强；二是区域间安排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更注重合作伙伴之间的平等相待。这一模式还存在不足，有待改进：一是“弱制度”决策方式虽有灵活性优势，但常常导致区域间安排履行中强制性不足、自愿性明显的结果；二是区域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不足。
在气候外交领域，华中师范大学胡宗山教授认为，虽然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气候外交上主张双轨制，但是现有的碳密度式减排承诺仍然难以适应强大的国际压力，必须有新的应对之策：一是在排放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及早设定有限的总量减排目标，由自主减排向有限强制减排过渡；二是以历史和人均作为谈判筹码，以强制减排额度换取发达国家资金援助和清洁技术转让，在气候谈判议程设定、谈判博弈等方面全面积极进取；三是提出中国版各国温室气体减排方案，占据制高点；四是在国内开展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减排行动，以支持对外提出的减排方案；五是区分中国的生存性排放与奢侈性排放，不同的排放类型适应不同的减排政策；六是推进不具约束力的自愿减排行动，考虑按照排放强度(如单位强度和人均强度等)进行减排；七是参与气候变化方面国际合作规则的制定，提出中国的战略构想。
上海交通大学郑华副教授提出，要进一步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不能仅仅集中在文化交流领域，要注意对政治性议题的关注；不仅要做公众的工作，更要注意对精英阶层的培养。
(四)外交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与会者认为，近年来，我国外交学学科发展迅速，不少高校建立了外交学或相关学科的系、专业、学科点，产生了许多科研成果，为国家外交、外事部门输送了大量人才，但是外交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仍面临诸多问题。
在学科建设方面，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外交研究如何真正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如何真正研究我国外交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将研究成果服务于国家外交实践的需要，如何生产能够影响甚至引导外交实践的成果。复旦大学肖佳灵副教授提出，要重视外交学学科的基础研究和教学，她结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开设的“中国外交经典文献阅读”课程阐述了研究外交经典文献的重要性。复旦大学石源华教授提出，要重视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特别是北洋时代外交史的研究，发挥外交史资政育人的功能。还有与会者提出，要充分重视当代中国外交案例的搜集、整理、研究和教学。
在人才培养方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郑腊香博士谈了外交学专业学生就业面临的实际困难；北京外国语大学田小惠副教授谈了专业教育与语言教育之间的矛盾问题；四川外国语大学宋国华博士谈了外交学专业学生培养国际化的重要性。与会者普遍认为，需要通过更大的努力真正培养一大批适应新形势下国家外交、外事工作需求的专门人才，使他们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过人的专业知识、熟悉国际规则及国际组织运行、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及较高的政治素质。
（本文中与会者的观点经录音整理，未经与会者本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