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数情结 中外论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结论文,中外论文,指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麦思平:寻找中国机会
身为全球四大指数公司之一——英国富时指数公司(FTSE)全球总裁,麦思平的生活非常忙碌,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采访他是在一次去机场的路上。
这位留着褐色头发的英国人笑容可掬,举止儒雅,但言谈间观点鲜明、毫不拖沓,“一个好的指数应该能够比较好地反映市场状况而不是歪曲。它应该不存偏见地帮助投资者了解市场状况而不是鼓励投资者去进行某种投资。如果一个指数试图告诉投资者应该去投资哪些股票,那么它显然存在着某种缺陷。”
指数人生
麦思平指数人生的起点应该在1985年,那一年他进入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期间锐意创新的他参与制定了一系列放松管制、使伦交所更加市场化的规则。1990年,表现出色的麦思平开始执掌伦交所的指数部门,他的商业才能也由此得以显现。短短5年间,外表亲切的麦思平对这个部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同事们惊奇地发现,原来这个非赢利性的操作系统还可以成为交易所的一个赢利中心,有媒体评价称,他成功地创建和实现了指数管理的商业运作方式。”
1995年,羽翼渐丰的麦思平决定自立门户,富时指数有限公司很快筹建完毕。这家由伦敦证交所和英国金融时报共同出资的指数公司具有独立经营权,从公司创立第一天起,麦思平就表示要办成一个全球性的股市指数管理公司。
短短几年时间,富时公司的业务从英国证券市场迅速拓展到世界各地。目前,该公司每天计算20000余只指数,其中有600只是实时指数。包含全球7000余支股票,覆盖了90%的全球股票总市值,其中最具全球影响力的是富时全球指数系列。“我们从一开始只为英国本土制作指数,到现在已经和东京、阿姆斯特丹等九个交易所建立起了很好的联系。我们现在为全球77个国家的客户提供服务。”麦思平对自己的成绩显然比较满意。
发现中国
2001年,麦思平带着他的指数梦想来到了中国,他相信自己能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新兴市场中有所收获。就像他在英国市场一样。
“12年前,作为香港恒生指数委员会的委员,我有幸被邀请到内地。那时中国的证券市场刚刚起步,而今天,海外投资者对这个市场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中国的一些公司正在逐渐学习按照商业规律办事,我们相信,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发展速度,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到中国来投资。”
2000年,经过对中国市场环境的充分考察,麦思平先生决定将他的指数王国拓展到中国,而与新华财经的相逢使得这种设想迅速地变成现实。2001年3月,新华富时指数公司应运而生。英国富时指数公司以及新华财经有限公司成为新公司的两大股东,麦思平担任新华富时指数公司总裁。
“在接触中国的过程中,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媒体对一些现象开始持怀疑态度。他们经常会让那些商业领袖们知道,他们有必要向公众解释一下公司为什么要采取某些行动。这将有助于市场更快地走向透明。”
“看来你们介入中国市场的时机不错。”记者问到。“这样的判断基本正确。”麦思平并不打算隐藏心中的喜悦。“近年来中国基金业扩容步伐明显加快,基金公司数量正在不断上升,产品多样化的要求使得指数化投资渐成新宠,市场对指数的关注程度正在加大。这为新华富时指数在中国的推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时机。”
麦思平对指数的作用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认为目前中国的大公司在A股市场上还没有形成主流,因此,中国股票市场还不太完整,代表性不强。同时,市场的可流通性差,再加上一些上市公司从事的行业较多,主营业务混乱。这就决定了目前在中国做可交易指数特别是股指期货的标的比较困难。麦思平表示,出于对中国市场特殊性的考虑,富时正在陆续推出一系列指数。他认为只有一系列的指数才能够全面地反映市场各个层面的状况。
与全球其他著名指数颁布商相比,麦思平带领的团队虽然进入中国市场时间较短,但其开拓中国市场的决心以及短时间内所取得的成绩不能不引起业内人士的关注。除了介入中国市场的时机的适当外,明确的战略部署以及强烈的市场营销意识都是麦思平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的原因所在。
与其他指数颁布商单纯依靠自身的努力推广产品不同,公关公司等现代营销手段的引入,都大大加速了新华富时指数在国内外市场的影响力。上个月,全球著名资产管理公司巴克莱国际投资管理公司(BCI)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RC)递表,申请将“i股新华富时香港中国25指数基金”增至其国际交易所买卖基金(ETF)名单中。据悉,若申请获准,这将是首个可供美国投资者追踪中国市场的交易所买卖基金产品。
在海外市场捷报频传后不久,麦思平在中国市场的努力也开始彰显成效,目前,湘财合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决定采用新华富时新增的三只行业指数作为旗下基金的衡量基准。这三只新基准指数分别为新华富时成长行业指数、新华富时周期行业指数及,新华富时稳定行业指数。而据他透露,国内第一只以新华富时A200指数作为标的纸数的基金预计也将在年内推出。
对复杂事物充满浓厚兴趣的麦思平,总是力图寻找出事物之间的规律。基于这样的兴趣,他选择了指数。同样的理由又促使他来到了中国。热爱足球的麦思平来到中国不久便放弃了自己钟情多年的绿茵场开始专心研读中国的历史。“我很欣赏中国人做事情的那种耐性。我相信,我们也会和中国的指数颁布商一起,帮助投资者开发成功的指数产品以获得丰富的回报。”
饶猛志:助人成功的“道”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道琼斯公司中国首席代表饶猛志的办公室里,这幅颇有意味的中国条幅被高高地悬挂在墙上,与之相呼应的是办公桌上依次排开的笔墨纸砚。如果不是置身其中,你很难想象这个房间的主人是一个在宾夕法尼亚州长大的美国人——即使当他开口说话以后。
“1993年我们来到中国之后,收到的第一份礼物就是这句古语。当时,中国人把DOWJONES翻译成道琼斯,这个‘道’字应该是一个助人成功的‘道’,它很好地表达了我们做事情所追求的目标以及所遵循的原则。”汉语流利的饶猛志微笑着解释这句古语与道琼斯之间的不解之缘。
喜欢爵士乐的饶猛志同时也酷爱中国传统文化,他的中文名字就是取自陶渊明“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诗句,1986年他开始在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学习亚洲学,稍后便来到中国潜心学习中文,大学毕业后又成了北师大学里为数不多的几名外籍教师之一。
“有时候很难说清一个人为什么选择了A而没有选择B,这个过程就像我当初选择亚洲学一样。很多人也许是出于一种明确的目的,比如对中国的热爱。而当初促使我站到这个队伍里的原因则是,在大一新生的报名队伍中,这个行列的学生最少。”
1995年,饶猛志加盟道琼斯。“当时中国经济日益迅猛的发展速度吸引了我,而对于新闻的好奇终于使我成为其在上海的一名记者,负责中国股票和商品市场的报导。”时至今日,他依然认为,拥有《华尔街日报》、《远东经济评论》等全球著名财经出版物在内的道琼斯在新闻采集上是最权威的。
1996年,就在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百岁诞辰之际,包括道中、道沪、道深以及道中88在内的道琼斯中国指数系列呱呱坠地。“道琼斯选择了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时刻,”饶猛志称,“100年前,美国市场被公认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市场。而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将会成为发展最快的国家。面对生机勃勃的中国资本市场,无动于衷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
1996年,饶猛志的身份已经由一名普通的新闻记者变成道琼斯公司中国区副代表,主要负责道琼斯公司中文信息产品的推广与开发。对于道琼斯推出中国指数系列,饶猛志认为公司看重的是其长期的战略意义。“在指数编制中,我们非常看重数据的历史性,希望能有尽量多的历史数据供投资者进行比较。我们当时需要一个衡量中国股市总体走势的工具,这同样也是道琼斯公司第一只指数诞生的理由。”
指数产生的初衷是出于对市场的描述。当人们在交易过程中渐渐发现,跟踪指数进行投资也能为自己带来收益时,指数的投资功能便应运而生。“1996年,道琼斯推出的中国指数系列中,道中、道深以及道沪被设计为标尺性指数,用来向投资者描述市场状况。而道中88则可以在条件允许时成为衍生产品的基础。”
“为什么选择了88这个数字呢?”记者问到。“88这个数字在中国意味着财富和繁荣。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指数不仅能为我们也能为投资者带来财富。”饶猛志的回答风趣而且很有中国味道。
饶猛志告诉记者,作为主要用来投资的交易性指数产品,其成分股数量的多少将直接决定着以该产品为标的的指数基金的顺利运行,因此,海外市场投资者对于成分股数量的选择通常是慎之又慎的。“一般而言,交易性指数产品的成分股数量应该是有限的。因为如果做衍生产品的标的,成份股数量少将方便投资者进行投资,成本也不会很高。相反,如果成分股数量很多,将增加指数基金的运行成本。”他建议投资者在选择指数产品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这个指数是用来作为表征市场状况的还是主要用来投资的。
“那么在中国目前的市场中,存不存在着一种指数产品既可以很好地表征市场状况,又非常适合进行指数化投资呢?”对于这个国内部分指数颁布商给予肯定回答的问题,饶猛志的答复则相当含蓄。“这就好像你要买一辆时速200公里的车,你又想参加比赛,又想拉东西一样。我们认为,这种车很难有。要不,很贵。”
饶猛志非常愿意向记者谈及中国市场。毕竟,7年的指数运作使道琼斯对中国的了解日益加深,而13年的中国生活经历也使饶猛志对这个市场有着愈加充分的发言权。
“道琼斯指数的研究表明:中国股市总市值增长非常快,小型股数量众多成为中国股市的最大特征。与此同时,中国股市的波动性也比较大。”饶猛志举了一个例子,“美国股市最近十年的平均年度波动是10%左右。而中国这个数字是美国的3倍。”
在进行中美两国市场比较的时候,饶猛志不忘强调,道琼斯指数在全球都是采用统一的标准进行划分与编制的。“道琼斯中国指数系列的编制也是如此。我们所遵循的四个原则是:计算方法高度透明,成份股选择规则的客观性,以市场表现为唯一标准,具有根据未来金融市场变化进行调整的灵活性。”
1991年,道琼斯公司采用统一的标准和方法编制发布了道琼斯全球股票指数。该指数包括分布34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家公司。这些公司按产业部门分为10个产业、18个领域、51个行业和89个部门。但该指数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将中国市场上的公司列入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外国的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很难。人民币的不可自由兑换以及法人股、国有股的不流通,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市场与外部的衔接。”饶猛志认为,对于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开放而言,QFII仅仅是一个开始。
宋逢明:真正的指数公司是不赚钱的
宋逢明教授的办公室在北京清华园一栋古朴的小楼上。宽大的办公桌,简单的黑色沙发,一墙堆放得满满的书籍共同营造出学者特有的朴素与严谨。被媒体誉为“中国金融工程之父”的宋逢明在这间办公室里的正式身份是清华大学金融工程实验室主任。你很难相信,1995年才起步的中国金融工程研究便发端于此。
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清华大学金融工程实验室素以资本市场的研究见长。中国股市的扣减标准、统一指数的研究开发、中国股票市场的波动性研究等课题都是在监管部门的委托下由该实验室主持完成。
业内人士评论,宋逢明对中国金融工程这一学科的普及与发展具有开拓性的贡献;实际上也确实如此。1995年,当他从加州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回到清华时,金融工程这一学科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回国不到一年,宋逢明有关金融工程学理论的开山之作《一门新兴的工程学科——金融工程》便在《人民日报》发表,此篇文章被业内公认为中国金融工程学理论的开篇之作。其后不久,有关金融工程学的一批文章、译作以及研究专著等也都陆续出版。
除了出版作品普及金融工程的基本理念外,宋逢明还参与组建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工程研究会,出任中国数量经济学会金融研究部主任,此外,他还担纲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九五”项目中的“金融工程”课题。通过一系列的“启蒙”运动,清华大学金融工程实验室逐渐在业界奠定了自己的位置,所以2000年梁定邦先生准备推出中国市场统一指数的时候,宋逢明及其实验室便自然地被委以重任,承担统一指数的设计与研究工作。
“我们做了很多实证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这件事情的推动并不是一个研究部门所能解决的。”虽然统一指数的推出一直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但宋逢明及其率领的实验室对指数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与跟踪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几年的时间里,其前后与中信、新华富时等各类指数发布者保持着密切联系,对指数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动态也一直给予着密切的关注。
“我认为,一些机构投资者搞指数化投资,将跟踪指数作为内部自营业务或者代客理财的投资方式,是符合该产品所具有的组合投资、分散风险的要求。但如果设立指数基金,把指数做成一个产品推向市场,则需要市场相关条件的配合。”宋逢明指出,“首先,作为一种战略化的投资方式,指数基金取得收益的理论前提是市场的有效性,即它相信市场本身能够充分地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促进企业效益的提高。因此在市场有效性的前提下,跟踪市场表现,采取被动化的指数投资方式既可以降低基金运行成本,又可以规避非系统性风险,这正是指数基金得到世界各地投资者认同的主要原因。在一个弱有效性的市场条件下,指数基金如何获得长足发展,是一个令人思考的问题。”
谈到这里,宋逢明拿出了由其参与、新近完成的研究报告《深圳股票市场稳定性研究》,“研究表明,中国市场总风险不比美国的大。但系统性风险比美国的大。系统性风险所占总风险的比例大约有65%-70%。而美国这一数字仅为40%-50%。由于指数基金完全承受系统性风险,因此,系统性风险得不到缓解,指数基金能否更好地发展?”
这仅仅是令宋逢明困惑的问题之一。第二个困惑则来自于国内市场特有的交易机制。“和别的市场不同,中国有涨跌停板的限制,这就有可能造成基金在跟踪指数过程中,涨停时买不进、跌停时卖不出的困难,我们将其命名为“停板损失”。经过我们的研究测算,市场上的一些指数因为本身波动性大,停板损失将会占到交易价值很高的比重。那么,指数基金又将如何避免涨跌板为基金运作所带来的损害呢?”
宋逢明的困惑之三来源于对指数基金维护成本的考虑。“当市场发生变化时,指数基金也相应地做出调整,那么,对于那些成分股数量众多的指数基金而言,其在遵循市场变化按比例调整仓位时,又如何能保证维护费用的低廉?而在我国现有的20%国债与80%股票投资比例的限制下,国内的指数基金又将采取何种策略保证其跟踪的有效性,这些都是需要投资者思考的问题。”
作为一名学者,宋逢明在业内一向以严谨著称,他不断强调,在中国指数基金运行的市场环境、交易机制以及投资方式受到相关限制的前提下,指数基金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其发展将面临很大障碍。“如果指数发布渠道能解决的话,市场最先应推出的是一个全市场统一的流通股指数。它既可以表征整个市场的状况,又可以作为业绩评价的基准。同时,一些指数颁布商可以推出一些个性化的指数,如小盘股指数与高科技股指数作为基金追踪的标的,以满足投资者组合投资、分散风险的需要。”
作为一个置身利益之外的学者,宋教授不断地强调,国内外的指数颁布商应该尽快从指数大战中脱身而出,根据自身的特色积极推出一些适合市场需求的个性化产品。“其实一个真正的指数公司是不赚钱的,只有在他的指数产品充分获得市场的认可后,它才可以向指数使用者如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收取一定的版税。因此,只有那些具备独立性与专业化水准且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指数才能最终获得市场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