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电视剧研究现状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中论文,国电论文,现状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2年，中国电视剧研究产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其中既有立足宏观层面对中国电视剧进行文化、审美、批评等层面的评价与概括，也有对某部热播电视剧的分析与读解，以及对不同题材、类型电视剧的叙事、主题、人物形象及社会文化语境的深层分析。本文以2012年全国重要的学术期刊、报纸、会议上发表的电视剧研究的相关文章为对象，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梳理、总结和归类，认为2012年中国电视剧的研究主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电视剧文化批评的继续深入
对中国电视剧的文化批评的研究，长期以来始终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2012年以来，《电视研究》《中国电视》《当代电视》《现代传播》《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以及各大专院校学报、相关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关于年内各类电视剧的文化分析、艺术批评等方面的有一定见地的文章。这些研究不仅加深了当下我们对中国电视剧所涉及的文化和社会学方面的问题的了解，而且也更加贴近当下文化建设和艺术批评的现实。其中，许多文章都具有针砭时弊的锐气，对电视剧中所呈现出的各种文化现象及其可以引申的理论话题作出了敏锐的回应和即时的评说。这说明，不仅电视剧创作越来越需要关注现实，而且，学术研究也需要在“接地气”的同时，不断体现学者与当下社会的关注与互动，不断体现学者们自身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就总体而言，发表在2012年第8期《电视研究》上的《电视剧的文化坚守》一文具有理论导向和创作指导意义，在此文中，中央电视台台长胡占凡指出：“电视剧除了向观众讲故事和愉悦身心外，还始终传播着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社会公德等文化信息，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因此，如果我们不去关注电视的健康文化，不追求电视剧的美学向度，不突出电视剧的价值引领功能，就有可能导致人们审美水平和价值观念的滑坡。①在对电视剧创作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时，很多学者都站在艺术作品应贴近现实、贴近时代、贴近观众的立场上，强调了电视剧应当具备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如在《守望电视剧文艺现实主义的精神家园》一文中，曾庆瑞教授也非常尖锐地指出了当下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中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认为：“种种问题的发生和存在，固然缘于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其中的主要因素无疑是现实主义的审美精神和原则与创作方法的坚守与实践都不彻底，甚至于还有动摇，还有背离，乃至于还有背弃。”②因此，他强烈呼吁中国电视剧文艺生产中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另有论者也提出，当前中国的“电视剧创作也需‘走转改’”，“接地气、导正气、顺民气，是‘走转改’活动的精神内涵”③。近几年来，中国电视剧之所以赢得了比电影更好的声誉和更多的观众群，正是因为在荧幕上的确涌现出了一大批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的优秀作品。所谓“接地气”也就是要贴近当下的民生和老百姓最关注的话题，它不存在所谓“文化折扣”，而恰恰是需要打造具有中国文化感召力和能满足广大民众对电视剧作审美观照的精彩的荧屏故事。为此，上述观点严肃地指出了电视剧创作应坚守的原则和方向，不仅符合当下文化建设、文化繁荣的需要，也的确是电视剧研究者理当坚守的最基本的人文情怀。
关于电视剧的人物形象塑造问题，王军强、彭文祥的《论现实题材电视剧人物形象塑造中的审美意识》中结合艺术创作实际，认为现实题材电视剧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应该在审美开掘方面体现出“从局部刻画走向整体表现”，在审美观念上体现出“群体性与个体性的疏离与融通”，而在审美理想层面，应当是“时代召唤与‘新人形象’的艺术呈现”④。杜伟、李文宁的《电视剧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性》则提出，真正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应当做到：“历史真实和艺术创作的结合”“要凸显独特的人生经历”等⑤。这些文章都从人物塑造的视角出发，指出了电视剧艺术应当凸显的时代意识和现实精神，对于具体创作实践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另外，关于如何处理电视剧的艺术性与商业性之间的矛盾也始终是电视文化批评的一个关注点，2012年翻拍剧、“宫斗剧”的大量涌现使得这一关注点又一次上升为如何续写历史和如何对历史现象、历史人物作出当下想象的艺术性思考。针对翻拍剧的“文化啃老”和粗制滥造，有学者指出，当前多数翻拍剧投资额度、拍摄成本与产量骤增，市场的有限需求与翻拍剧生产过剩之间形成鲜明反差，艺术水准也难以满足观众的期待，可谓一语中的。同样，“宫斗剧”为了提高收视率而在后宫嫔妃之间的“斗狠斗恶”上大做文章，以批判封建制度为名而过分展恶的现象也受到了学者们的犀利批评，在《“宫斗剧”的文化视点反思》一文中，作者呼吁：“电视剧作为大众传媒作品应该具备最起码的文化属性，要让观众在观剧的同时获得精神上的收获和提升，在民族历史文化中发现人性的光辉，传达正确的历史观，而不应该为了收视率而失去人文关怀的立场和态度。”⑥以上批评可以说都非常及时也非常尖锐地指出了当下电视剧创作的问题所在，表现了学者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自觉意识，但同时也对诸如《甄嬛传》一类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再评说，留下了更多歧义纷争的话题。也许，历史消费和对历史影像作合理想象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今后的创作和研究中还将进一步凸显出其种种悖论。
作为电视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视剧的批评和接受也是本年度学者们探讨的主要内容。熊国荣的《电视剧批评话语中主旋律内涵的流变》以电视剧批评话语中主旋律的内涵的演变为主线，勾勒了新时期以来至今我国电视剧批评的主导话语，即“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到‘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再到‘时代精神’最后到‘所有积极、健康的内容’的变化”⑦。这一论断可以说准确地概括了不同阶段电视剧批评的主要特点，从而有助于我们对电视剧批评的宏观把握。冯巍的《中国电视剧批评维度的建构》则从微观着手，重点探讨了1990年的《渴望》与《围城》两部电视剧引发的批评，认为这些批评已经较为全面地折射出我们今天所思考的中国电视剧的社会角色、文化身份、意识形态立场和艺术审美使命，以及批评家的价值标准、理论素养和学术姿态等等⑧。作者在全面占有相关批评资料的基础上，论证严谨，细致入微，通过重新梳理史料从而提炼出自己的观点，为电视剧批评研究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维度。2012年度关于电视剧接受方面的研究，学者们主要运用接受美学、视知觉心理学等方面的理论，分析了电视剧受众接受的独特规律和特点。如潘可武从“看”这一视觉行为出发，分析在“看电视”的过程中，视觉与思维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指出“视觉作为与人类的眼睛密切相关的一种心理活动，其主动性、视觉经验、直觉等心理活动不仅影响着创作者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同时还制约着观众对于电视剧的认知与接受”⑨，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王黑特、吕梦艺的《电视剧受众批评模式嬗变初探》一文则通过对不同时期中国电视剧研究中的受众批评模式进行梳理分析，进而探寻其嬗变的规律，即“经历了无理论支撑的泛谈式批评的萌芽期，引进接受美学等理论后初步对电视剧文本进行批评解读的探索期，运用多种理论(包括中国传统理论)研究、批评的理论自觉期”⑩。以上关于中国电视剧批评和接受方面的研究，一方面凸显了学者们扎实的学术素养和理论功底，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电视剧研究的理论建设，然而遗憾的是，整体而言，2012年度关于电视剧批评和受众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尤其是和下文我们即将谈到的关于类型电视剧的研究相比更显得薄弱，这一领域尚待学者们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关注。
二、对类型电视剧叙事与审美的新探索
2012年中国类型电视剧市场如火如荼，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家庭伦理剧、青春偶像剧、谍战剧、穿越剧、医疗剧等新老类型电视剧你方唱罢我登场，在满足观众的不同审美趣味的同时，也为学者们带来了丰富的评说和立论的话题。围绕当下类型电视剧呈现出的叙事、审美特征及创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学者们又一次次地作出了密集的审议和热烈的讨论，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看，关于类型电视剧的研究都可以说占据了2012年度中国电视剧研究的半壁江山。
在所有类型剧中，家庭剧因其贴近生活，如实地再现了普通人的情感需求、琐碎人生和命运、情感经历的起起伏伏，而受到观众的普遍青睐。2012年《夫妻那些事》《浪漫向左，婚姻往右》《当婆婆遇上妈》等电视剧的持续热播也引发了学者们的关注和热议。李胜利、付会敏的《新家庭伦理的诗意栖居——评电视剧〈家有公婆〉》从审美和叙事的角度对《家有公婆》进行了分析，认为该剧通过“多元语境中家庭伦理的现代建构”和“人伦情感的美好演绎”，实现了新时代家庭伦理在电视剧中的诗意栖居，从而引领中国的家庭伦理剧进入美好时代。(11)卢衍鹏的《家庭伦理剧的类型融合与文化诉求》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叙事学理论，从“喜剧化、戏剧化、多元化”三个角度对电视剧《咱家那些事》的叙事策略进行了分析，进而探究家庭伦理剧如何实现叙事创新与类型突破，文章观点独特，分析全面，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在《“话题时代”的家庭、婚恋题材电视剧》一文中，作者邹韶军、王进指出：“话题时代的电视剧，应紧贴现实，感受时代脉搏，并善于提出开放性的热点话题，使观众在与剧情的互动中有所思考，受到触动。”(12)周思明的《家庭剧的创作维度与审美追求》则肯定了当下热播家庭伦理剧如实呈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大众进行情感安慰和情感补偿的重要作用。同时，针对当下一些家庭剧在热播之后很快便被人忘却等现象，有学者指出：“思想艺术性和现实深刻性的缺席”是其主要原因，“当前家庭剧的‘反常道德’‘反常伦理’意识甚嚣尘上，破坏了家庭剧应有的人文气息和传统韵味。”(13)这些观点强调了“反常”意识应引起警觉，而那些为了应景的，欠深刻的电视剧往往只是过眼烟云的“神马”，昙花一现似地在荧屏上闪过，凡此种种中肯的批评无疑都值得创作者们在强化文化自信的过程中认真反省。
在关于革命战争题材电视剧的研究成果中，翟臣的《析革命战争题材电视剧创作的突破——以〈雪豹〉和〈永不磨灭的番号〉为例》、罗弦的《论我国抗战题材电视剧的英雄化叙事变奏》等文章，以《雪豹》《永不磨灭的番号》《长征》《八路军》《我的兄弟叫顺溜》等为例，指出了近年来该类型电视剧的重大突破之处，即英雄化叙事的新变，崇高的英雄们陆续开始走下神坛，走向百姓，由过去单纯的英雄神话叙事逐渐出现了人性化叙事变奏(14)。这些分析基本上准确地概括了当下革命战争题材电视剧所呈现出的新的特质，但如此评论，还有些浅尝辄止，在今天还原英雄的背后，在对时代特征的表述上还缺少新的开拓。张翼的《乡土中国抗战洗礼的圣歌——电视剧〈中国地〉的文化自觉》和衣凤翱的《当代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中的复调叙事——以电视剧〈中国地〉为例》以热播抗战剧《中国地》为例，分别指出了《中国地》的成功之处在于实现了对乡土中国的文化特性的再现和传达，在再现抗日战争的同时，也书写出了乡土中国的文化更替过程。以及运用叙事学理论对《中国地》中呈现出的历史与传奇的复调叙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解读，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密度。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与以上学者对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认可和正面评价不同，黄金华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未有突破》一文则以鲜有的批判眼光，指出了此类题材电视剧创作中出现的简单化和随意化处理的现象，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此类题材恰恰因其重大而带来了一些非艺术层面的外部因素的考虑，从而使创作者自觉不自觉地背上了‘重大’的压力，导致心态失衡，放弃了个人的思考和创作的主动”(15)。该文切中肯綮地指出了当前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中所存在的缺陷，尤其是在大多数学者对此类电视剧一边倒地赞扬和肯定之时，作者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更显得难能可贵。此外，王世权的《浅析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杨伟光的《电视剧百花园中鲜艳夺目的奇葩——在十八大召开之际回顾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王军强的《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对史传叙事传统的继承》等文章则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对近十年来的革命历史题材进行了整体把握和描述。
继《宫锁心玉》之后，2012年穿越剧依旧大行其道。关于这一时下流行的类型剧，学者们从其兴起的社会文化语境，叙事结构及其所蕴含的意识形态等作出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如胡雪博士结合当下社会的后现代语境，指出穿越剧兴起的原因是由于人们渴望改变环境、“重来一次”以及“自我放大的深层集体心理”，其精神内核是以“颠覆”“解构”“平面化”和“复制”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具有显著的青年文化性。(16)作者的这一论断基本上概括了穿越剧的文化特征，也代表了多数学者对当下穿越剧兴盛原因的带有普遍性的认同的看法。另外，运用叙事学理论来对穿越剧进行深层的解读也是关于穿越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蔡骐、徐小玲的《叙事学视域中的电视穿越剧》，田园的《关于穿越剧的文化分析》，杜莹杰、李薛的《穿越电视剧的叙事特点》等文章借助结构主义神话学的神话式叙事来探究穿越剧深层的二元对立结构，并剖析了其内藏的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诉求。《关于穿越剧的文化分析》一文同时也指出了穿越剧中的女性主义意识的悖论性表达，该文指出：“在表层叙事上，穿越剧的叙事空间、人物、情节均在貌似反抗现实的镜像中呈现出唯美的韵律，这也是它获得女性观众喜爱的原因。而在深层叙事上，作为女性神话的穿越剧实为一种被消费主义规训的叙事，是一种典型的消费性文本。”(17)可见，对荧屏消费的话题将会在今后几年中不断展开，这可能与跨文化的时代特征有着更紧密的联系。
自2009年《潜伏》制造的高峰以后，谍战剧的创作品质曾一度陷入低迷，2012年《誓言今生》和《悬崖》的热播及所取得的良好反响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谍战剧创作的“峰回路转”。因此，本年度关于谍战剧的研究主要围绕这两部剧作展开讨论。总体来看，学者们的态度以肯定和褒扬为主，并各自指出了其主要创新之处。学者丁亚平和张育华通过对《悬崖》的类型、视听语言、叙事、细节等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进而总结了该片对谍战剧创作的突破之处。丁亚平认为“谍战”“是生活剧、是间谍剧、也是情感戏，它杂糅了多种类型元素，叙事密度比较均匀。……包含着一种复合型叙事的取向，这种叙事技巧意味着一种崭新的创造”(18)。张育华则从细节的超能叙事担当、电视剧的文本天性在视听修辞中绽放、结局与文本内外的意义对抗等方面对《悬崖》作出了充分的肯定，基本上也是对丁亚平观点的一种呼应。关于《誓言今生》，2012年2月11日，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组织专家对该剧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在这次研讨会上，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李准，《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彭程、《当代电视》主编张德祥等专家对《誓言今生》从题材、内涵到表现手法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剧既具有历史的真实感和美学品格，又融合了谍战、揭秘等一系列热门话题，叙事沉稳舒展，表现手法新颖，是一部革新之作。(19)此外，卢衍鹏博士的《谍战叙事的伦理建构与伦理正义的多元表达》一文则从叙事学、伦理学的角度对两位学者的观点进行了补充，认为该剧“以宏、微互补的叙事结构，建构谍战叙事的伦理维度；以伦理正义的信仰价值凸显谍战叙事的情感元素；以谍战叙事的日常伦理展开多元的人文反思”。(20)文章逻辑严密，层次分明，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弥补和平衡了很多关于谍战剧评论文章的直观与感性。
长期以来，儿童剧一直是中国电视剧中重要但却相对薄弱的一种类型。2012年度关于儿童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划分中国儿童剧发展的几个不同阶段及各个阶段所呈现出的不同文化表征，如朱群的《中国儿童电视剧发展的文化表征》立足宏观，总结了不同阶段中国儿童剧中儿童形象所折射出的意识形态，即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电视剧中的儿童形象主要被政治意识主导，被呈现为“红孩子和好孩子”，新时期电视剧中的儿童形象主要体现出一种“生活意识”，主要表现的是“‘小朋友’与他的日常生活”，而新世纪以来的儿童剧则主要体现出一种“童性意识”的回归，表现出一种“儿童心灵本位观及童真、童心与童趣”。(21)这一总结应该说是比较到位和具有一定针对性的。另外，当下中国儿童剧创作中所出现的各类问题及其发展前景，也是学者们探讨的主要内容。李文宁的《让快乐不再缺失——浅析国产少儿电视剧的困境及发展前景》、赵乾海的《儿童剧：看上去很美》和魏南江的《对新时期儿童电视剧发展走向的梳理与反思》等文章，指出了当下中国儿童剧创作所面临的困境，如受众目标单一；制作观念偏执，情节设置倾向两极化；教育性和娱乐性的融合不够；市场小，投资回报周期长等，同时学者们也结合中国当下社会现状和政府政策，为儿童剧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如把儿童剧的公益性与市场营销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强创作、营销人才队伍建设；创作要有创新思维；争取相关政策优惠。(22)这些观点一方面体现了学者们对当下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同时对于促进儿童剧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为中国类型电视剧的一种新兴题材，《医者仁心》《心术》等医疗剧的热播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关于医疗剧，学者们大多指出了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如“表现当下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揭示了从业人员在市场经济下追求商业利益和恪守医德精神之间的平衡及矛盾”等，同时，针对目前医疗剧创作在艺术上的不成熟，学者们也指出了其存在的具体问题，如“人物塑造有待完善”“叙事节奏过于拖沓”等(23)。在《一把柳叶刀，百般医疗剧——观医疗剧〈心术〉及其他》一文中，作者朱群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专业性、故事性和现实性三个方面对国产医疗剧与国外一些成功的医疗剧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指出我国医疗剧在专业新方面存在的欠缺。舒平的《从电视剧〈心术〉谈起》则高度评价了电视剧《心术》在缓解医患关系，真实呈现医护人员情感、生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总体而言，由于目前我国医疗剧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关于该种类型剧的研究文章并不多，但是就目前的这些研究而言，应该说还是较贴切地触摸到了当下医疗剧中所反映的客观现实与中国医疗体制间所呈现出的矛盾的脉搏。当然，研究中也指出了此类电视剧自身的不足和一些不合理的人物关系处理，体现了学者们敏锐的学术嗅觉和一定的文化担当。
三、对地域题材电视剧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研究
关于中国电视剧的地域发展问题，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郦国义的《上海电视剧创作复苏之思》以及赵君秋的《东北历史题材电视剧中地域文化论析》等文章从地域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出发，指出其兴盛的主要原因在于能够坚持正确的创作导向，紧扣时代社会热点，但更重要的是体现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历史质感与穿透力。另外，关于热播剧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达问题，很多学者都指出当下电视剧创作应当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立场，并坚持弘扬主流的核心价值观念。《一部弘扬主旋律的成功之作——评电视连续剧〈国门英雄〉》一文指出，《国门英雄》“堪称一部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为一体的成功之作。尤其是它在当前市场经济日益深化，人们思想渐趋多元的情况下，自觉担当起文艺作品‘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的神圣职责，敏锐地抓住海关缉私这一新颖题材，生动地弘扬了那种不惜一切维护国家利益的时代精神，在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进行了有益的艺术实践”(24)。《电视剧〈木府风云〉主流价值观的美学表达》一文则指出，《木府风云》的创作者把“主流价值观形象地植入目不暇接的剧情里，最终和剧情中表现的所有美好愿景一起灌输给观众”。并且特别强调了在电视剧创作中，编导者的思想境界决定了作品的精神品质，从而也以一种委婉的方式提出了对中国电视剧创作者们的期望和要求。(25)仲呈祥、张金尧的《风云散去，干戈已成玉帛》一文在评论《木府风云》时，特别强调了历史真实，指出有地域特征的历史剧应“做足历史功课，尊重历史事实，积淀历史智慧”(26)，由此将此类电视剧与主流意识的缝合提升到了艺术哲学的高度。又如《主流价值观在电视剧中的守望——从近期热播剧谈起》一文，以《潜伏》《悬崖》《夫妻那些事》等电视剧为例，指出相对于娱乐化泛滥的综艺节目而言，近年来绝大部分的热播剧通过对“理想人格的诗意化塑造”和“去符号化的生活叙事”，“在创作中坚守着艺术真、善、美的追求，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表现出高度默契的认同”(27)。这些分析在显现学者们的文化立场的同时，对于当下电视剧的创作具有意识形态的导向意义。
诚然，上述例举之种种观点和论述，不可能穷尽2012年度关于中国电视剧研究的所有成果，且囿于篇幅所限，有些文章未能展开更详尽的点评。整体而言，本年度关于中国电视剧的研究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从选题上看，一些研究大多以关于某部热播剧的评论为主，视野相对狭隘，研究方法也相对单一，有迎合时尚之嫌。有些文章的深度和力度还不够令人满意，也有些文章还只是点到为止，或旧话重提，缺乏创新性。特别是关于中国电视剧研究的系统性与理论建设的思考仍显薄弱，尚待继续深入。当然，就目前中国电视剧市场来看，主旋律、家庭伦理剧、穿越剧、谍战剧、医疗剧是近年来出现的主打类型剧，许多作品都已经向港澳台，乃至于新马泰输出，得到了较好的经济回报。可以预计，在今后数年内，它们仍会引领风骚，不断被消费者所关注。因此，我们能否进一步从中梳理出中国电视剧发展的新特点和带有总体性的审美倾向，应是未来几年中电视剧研究加以重点关注的话题。
注释：
①胡占凡：《电视剧的文化坚守》，《电视研究》，2012年第8期。
②曾庆瑞：《守望电视剧文艺现实主义的精神家园》，《文艺报》，2012年5月9日。
③张显：《电视剧创作也需“走转改”》，《人民日报》，2012年6月1日。
④王军强、彭文祥：《论现实题材电视剧人物形象塑造中的审美意识》，《当代电视》，2012年第8期。
⑤杜伟、李文宁：《电视剧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性——以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作品为例》，《当代电视》，2012年第6期。
⑥刘晔原、郑璇玉：《“宫斗剧”的文化视点反思》，《当代电视》，2012年第7期。
⑦熊国荣：《电视剧批评话语中主旋律内涵的流变》，《现代传播》，2012年第1期。
⑧冯巍，《中国电视剧批评维度的建构》，《艺术百家》，2012年第4期。
⑨潘可武：《从视觉角度看电视剧的接受》，《现代传播》，2012年第3期。
⑩王黑特、吕梦艺：《电视剧受众批评模式嬗变初探》，《现代传播》，2012年第6期。
(11)李胜利、付会敏：《新家庭伦理的诗意栖居——评电视剧〈家有公婆〉》，《当代电视》，2012年第3期。
(12)邹韶军、王进：《“话题时代”的家庭、婚恋题材电视剧》，《当代电影》，2012年第3期。
(13)王晓娟：《家庭剧热播后何以很快被观众忘却》，《文艺报》，2012年6月20日。
(14)罗弦：《论我国抗战题材电视剧的英雄化叙事变奏》，《当代电视》，2012年第2期。
(15)黄金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未有突破》，《当代电影》，2012年第3期。
(16)胡雪：《“穿越时空”的心理动因和文化特征》，《中国电视》，2012年第3期。
(17)田园：《关于穿越剧的文化分析》，《中国电视》，2012年第2期。
(18)丁亚平：《由电视剧〈悬崖〉看红色题材剧的新选择》，《光明日报》，2012年3月19日。
(19)胡斌毅：《一部有别于传统谍战剧的革新之作——电视剧〈誓言今生〉研讨会综述》，《当代电视》，2012年第3期。
(20)卢衍鹏：《谍战叙事的伦理建构与伦理正义的多元表达》，《中国电视》，2012年第5期。
(21)朱群：《中国儿童电视剧发展的文化表征》，《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2年第6期。
(22)赵乾海：《儿童剧：看上去很美》，《文艺报》，2012年6月4日。
(23)胡娜：《中国医疗剧的“准成功”补白——评电视剧〈医者仁心〉》，《电视研究》，2012年第1期。
(24)李红兵：《一部弘扬主旋律的成功之作——评电视连续剧〈国门英雄〉》，《当代电视》，2012年第4期。
(25)李语然、郭婷：《电视剧〈木府风云〉主流价值观的美学表达》，《当代电视》，2012年第8期。
(26)仲呈祥、张金尧《风云散去，干戈已成玉帛——评电视连续剧〈木府风云〉的艺术真实和历史哲学》，《人民日报》，2012年6月26日。
(27)赵晖：《主流价值观在电视剧中的守望——从近期热播剧谈起》，《光明日报》，2012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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