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宋馆阁之校勘史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书论文,论两宋馆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7.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1)01-0056-10
近年来研究北宋官府校勘状况的论文已有数篇，研讨南宋馆阁校勘的则很少见，本文专门探究宋代史部书校勘方面的特色和成就。
本文所述之校勘活动，主要是朝廷中以校勘史书为主要目的的文献整理活动。两宋曾多次综校四部之书，其中当然也包括史书，然因其目的不是专门校史书，故本文不计算在内。
一
两宋馆阁校勘史书共计21次，其中北宋12次，南宋9次。
北宋校勘始于“前三史”：“太宗淳化五年七月，诏选官分校《史记》、前、后《汉书》：崇文院检讨兼秘阁校理杜镐、秘阁校理舒雅、吴淑、直秘阁潘慎修校《史记》，朱昂再校；直昭文馆陈充、史馆检讨阮思道、直昭文馆尹少连、直史馆赵况、直集贤院赵安仁、直史馆孙何校前、后《汉书》。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板。”（注：《宋会要辑稿·崇儒》（以下略作《崇儒》，中华书局1957年11月版）四之一。原文“阮思道”之“阮”作“院”，“孙何”之“何”缺，据《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12月版）卷四三改、补。又见《麟台故事》（以下略作《麟台》，上海涵芬楼影印之《四部丛刊续编》本）卷二。）这次校勘参加人数颇多，校后立即“镂板”。
第二次为真宗朝之复校《史记》：“咸平，真宗谓宰臣曰：‘太宗崇尚文史，而三史版本如闻当时校勘未精，当再刊正。’乃命直史馆陈尧佐、周起、直集贤院孙仅、丁逊复校《史记》。寻而尧佐出知寿州，起任三司判官，又以直集贤院任随领之。”（注：《崇儒》四之一。又见《麟台》卷二。）此次校勘，始于“咸平中”（注：《玉海》卷四三“淳化校三史”条下。又见《麟台》卷二。），至“景德元年正月丙午”（注：《玉海》卷四三“淳化校三史”条下。又见《麟台》卷二。）“校毕”，（注：《崇儒》四之一。）“任随等上复校《史记》并刊误文字五卷，赐帛（注：《麟台》卷二。）”。这次校勘是由真宗亲自发起的，其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将“刊误文字”另编为五卷上进。
第三次是校《三国志》等：“咸平三年十月，诏选官校勘《三国志》、《晋书》、《唐书》。以直秘阁黄夷简、钱惟演、直史馆刘蒙叟、崇文院检讨直秘阁杜镐、直集贤院宋皋、秘阁校理戚纶校《三国志》，又命镐、纶与史馆检讨董元亨、直史馆刘锴详校。直昭文馆许衮、陈充校《晋书》，黄夷简续预焉，而镐、纶、锴详校如前。”（注：《崇儒》四之二。又见《玉海》卷四三、《麟台》卷二、《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引自上海古籍出版社精装版《四库全书》，前言为1987年8月）卷五六。）“直昭文馆安德裕、……勾中正、……直集贤院范贻永、……直史馆王希逸洎董元亨、刘锴同校勘《唐书》，宫苑使刘承圭领其事，内侍刘崇超同之。五年，校毕，送国子监镂板。校勘官赐银帛有差，锴特赐绯鱼袋。”（注：《麟台》卷二。）这次校勘，仅上述所记之参加者已有十数人，历时一年有余，且校后立即“镂板”，“惟《唐书》以浅谬疏略，且将命官别修，故不令刊板。”（注：《崇儒》四之二。又见《玉海》卷四三、《麟台》卷二、《长编》卷五六。）此处之《唐书》，显然是指后晋刘昫等所撰之《旧唐书》。
第四次在景德元年：“（正月）丁未，命刁衍、晁迥、丁逊复校前、后《汉书》。”（注：《玉海》卷四三。）至二年七月，“衍等上言：‘《汉书》历代名贤竞为注释，其得失相参，至有章句不同、名氏交错。除无可考据外，博访群书，遍观诸本校定。”（注：《崇儒》四之一。又见《麟台》卷二。）刁衍所言之“博访群书”“校定”，当是陈垣先生四校法中的“他核”，而“遍观诸本核定”显然是“对校”了。此次校勘历时一年半。其结果为：“（校正文字）凡三百四十九签，正三千余字，录为六卷以进，即赐器币有差。”（注：《崇儒》四之一。又见《麟台》卷二。）仅在两部史书中便校正了三千余字，可谓效果明显。更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校勘亦将校勘结果集结成册“以进”。
第五次为校《后汉书》中的志书：“乾兴元年十一月，判国子监孙奭言：‘刘昭《补注后汉志》三十卷……乞令校勘，雕印颁行。’从之。命本监直讲马龟符、王式、贾昌朝、黄鉴、张维翰、公孙觉、崇文院检讨王宗道为校勘，奭洎龙图阁直学士冯元详校。天圣二年，送本监镂版。”（注：《崇儒》四之五，四之六。其中刘昭《补注后汉志》原作《注补……》，据《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下同）卷二○三《艺文志》改。）
《后汉志》仅三十卷，校勘时参加者至少九人，且分校勘、详校两个步骤，又费时一年有余，可见亦是一次相当认真的校勘。
第六次为校《天和殿御览》：“仁宗尝谓辅臣曰：‘《天和殿御览》可命校定模本刊行之。’”（注：《玉海》卷五四。）《天和殿御览》是《册府元龟》之精华：“乾兴初……于《册府元龟》中掇其善美事，得其要者四十卷……名曰《天和殿御览》。”（注：《玉海》卷五四。）至“天圣二年五月甲寅，内出《天和殿御览》四十卷……下秘阁镂板。”（注：《玉海》卷五四。）
《册府元龟》本为类书，但“惟取六经、子、史，不录小说”（注：《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65年6月版，下同）卷一三五。），其原名为《历代君臣事迹》，显然偏重于史；此次摘录为《天和殿御览》，仁宗也将它视为史书（注：《玉海》卷五四。），因此本文将它归入史书类。且《册府元龟》“引书近二千多种”（注：见刘乃和：《〈册府元龟〉新探·序》，中州书画社1983年4月版。），因而此次“校定”当以他校为主，而非止简单的校对。本次校勘值得注意之处为：发起者是仁宗；所校为当代之书。
第七次是校《南、北史》、《隋书》：“仁宗天圣二年六月，诏直史馆张观、集贤校理王质、晁宗悫、李淑、秘阁校理陈诂、馆阁校勘彭乘、国子监直讲公孙觉校勘《南、北史》、《隋书》，及令知制诰宋绶、龙图阁待制刘烨提举之……又奏国子监直讲黄鉴预其事。”（注：《崇儒》四之六。又见《麟台》卷二、《玉海》卷四三。）仅此处所载，参与者就已达十人之多。至“（天圣）三年十月，（《隋书》）版成。四年十二月，《南、北史》校毕以献。各赐器币有差。”（注：《崇儒》四之六。又见《麟台》卷二、《玉海》卷四三。）
仁宗以前，已校勘了正史中的前四史、《晋书》、《唐书》等，本次校勘，显然是校勘正史的继续。其中《南、北史》后又复校之：“景祐元年四月丙辰，命宋祁等复校《南、北史》。”（注：《玉海》卷四三。）
第八次为复校：“（景祐元年）九月癸卯，诏选官校正《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注：《玉海》卷四三。）。其中较为突出者是校《汉书》：“会秘书丞余靖进言：‘《前汉书》官本谬误，请行刊正。’诏靖及国子监王洙尽取秘阁古本对校，逾年乃上《汉书刊误》三十卷。”（注：《长编》卷一一七景祐二年九月壬辰条。又见《麟台》卷二、《玉海》卷四三。）《宋史·艺文志》中亦明载：“余靖《汉书刊误》三十卷。”参加者还有：“详定官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郊。”（注：《麟台》卷二。又见《玉海》卷四三、《崇儒》四之一。）
这次校勘，对《汉书》已至少是第三次复校了，结果又校出三十卷刊误文字。对一部史书，在约四十年内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雠校，且校正文字达三十余卷，这在我国两千余年校勘史上亦不多见。而至“神宗熙宁二年八月六日，参知政事赵抃进新校《汉书》印本五十册，及陈绎所著《是正文字》七卷。”（注：《崇儒》四之十。）即又校出不少错谬，由此亦可见校勘工作是何等艰辛。
第九次校《国语》则是与校子书同时进行的：“景祐四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李淑言：‘……《国语》、《荀子》、《文中子》……欲望取上件三书差官校勘、刻板，撰定《音义》，付国子监施行。’诏可。”（注：《崇儒》四之七。）本次校勘是为考试出题之需。
第十次为“嘉祐校七史”：“六年八月庚申，诏三馆、秘阁校理《宋》、《齐》、《梁》、《陈》、《后魏》、《周》、《北齐》七史，书有不全者访求之。”（注：《玉海》卷四三。）至“嘉祐七年十二月，诏以七史板本四百六十四卷送国子监镂板颁行。”（注：《玉海》卷四三。又见《崇儒》四之十九。）其中《陈书》稍迟：“至八年七月，《陈书》三十六篇者始校定。”（注：《元丰类稿》（引自《四部备要》，《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卷十一《陈书目录序》。《郡斋读书志》卷二上载：嘉祐所校七史，“政和中始皆毕。”此说与《元丰类稿》卷十一、《玉海》卷四三、卷五二所载皆异，恐误，本文不取。）
本次校勘最值得注意之处是为校勘而搜求书籍，从《郡斋读书志》卷二上、《元丰类稿》卷十一等书中可看出：当时为校勘而求书，时间上长达一年多，范围远及州县。
第十一次为校《后汉书》：“仁宗读《后汉书》，见‘垦田’字皆作‘恳’字，使侍中传诏中书，使刊正之。（刘）攽为学官，遂刊其误为一书云。”（注：《郡斋读书志》卷五上。）《郡斋读书志》卷五上著录有：“《西汉刊误》一卷，《东汉刊误》一卷。右……刘攽所撰也。”《宋史》中亦载：“（刘）攽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注：《宋史》卷三一九《刘攽传》。）此《刊误》进呈时间为：“治平三年四月……刘攽上。”（注：宋版《东汉刊误》卷一，转引自曾贻芬：《宋代对历史文献的校勘》，《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三期。）这次校勘的发起者又是仁宗。
第十二次为校《资治通鉴》：“元丰八年九月十七日，准尚书省札子，奉圣旨，重行校定。”（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6月版）书后之《奖谕诏书》。）《资治通鉴进书表》标明进呈时间为“元丰七年十一月”，即成书后不到一年就进行“校定”。后至“哲宗元祐元年三月十九日，宰臣司马光言：‘秘书省校书郎黄庭坚好学有文，欲令与范祖禹及男康同校定《资治通鉴》。’并从之。”（注：《崇儒》四之十。）《通鉴》引书数百种，此处之“校定”，当是以他校为主。而《通鉴》付梓的时间为：“元祐元年十月十四日，奉圣旨，下杭州镂板。”（注：《资治通鉴》书后之《奖谕诏书》。）由此可见，本次校勘的目的就是为刻印之需。
由编纂者亲自上书、要求校定刚刚编纂之书，这在我国校勘史上颇为罕见。
对史书的校勘在南宋仍占有重要地位，达9次之多。
第一次始于绍兴元年：“七月七日，监行在都进奏院章效上欧阳修纂《太常因革礼》一百……仍令秘书省逐旋借本校勘、抄录，藏于本省。”（注：《崇儒》五之三○。这段史料中，“令秘书省”前之“仍”字颇耐人寻味：似表示在这次校勘之前已有先例。然笔者迄今尚未发现此前有南宋馆阁校勘的记载，尚待来日。）此书书名为英宗所赐。（注：《四库全书总目》书后之附录。）本次校勘后仅为“抄录”，而未镂板。
第二次始于绍兴三年：“七月六日，秘书少监曾统等言：‘伏闻前任本省官洪楫有《神宗皇帝朱墨本实录》、神宗、哲宗《两朝国史》、《哲宗实录》、国朝典章故事文字，望取索名件，官给纸札，借本缮写各一部，仍选差官校对，赴本省收藏。’从之。”（注：《崇儒》四之二三。）至“七月十三日，诏：‘昨曾统所进《神宗皇帝实录》……仍专令胡珵、李弥正等校勘。’”（注：《崇儒》四之十三。这段史料在“七月”前尚有“七月”二字，然未载是何年。但诏中有“昨曾统所进《神宗皇帝实录》……”，可见此诏距曾统进《神宗实录》之日甚近，因此本文将其附于曾统上言之后。）
此处所言之“朱墨本实录”，《玉海》中载之颇详：“（范）冲言《神宗实录》自绍圣中已命官重修，既经删改，虑他日无所质证，今为考异，追记绍圣重修本末——朱字系新修，黄字系删去，墨字系旧文……（世号‘朱墨史’。）”（注：《玉海》卷四八。括号中原文为小字。）
这次校勘值得注意之处为：神、哲实录后又重修，其中《神录》成于绍兴“六年正月癸未”，“凡二百卷”；《哲录》成于绍兴“八年……九月甲午”，共“一百五十卷，先后进呈。”（注：《玉海》卷四八。）
第三次在绍兴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起居舍人王鉌言：‘窃见《国朝会要》……比经兵火之余，公私所藏类皆散逸，深虑岁月既久，渐成湮坠。望诏秘书省，令访求善本，精加雠校。’从之。”（注：《崇儒》四之二五。）下诏则在九月：“四日，诏秘书省官雠校《国朝会要》，逐官每月添给茶汤钱二十贯文。”（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十八之二七。）
此处之《国朝会要》，显为北宋所修者。北宋年间曾三次纂会要，即仁宗朝所修之《庆历国朝会要》150卷、神宗朝“元丰增修”之会要300卷（注：《玉海》卷五一。）和“政和末，有司独上帝系、后妃、吉礼三类，总一百一十卷”。（注：《通考》卷二○一。）其中后两种会要于绍兴元年、三年分别有人上进（注：《崇儒》四之二一、二三。），可能即为本次所校者。
以上三次，所校皆为北宋官修史书，且皆在绍兴年间。
第四次为校《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略作《长编》），李焘之《进书表》中明确记载：“臣先于去年（指乾道三年）八月……奉圣旨依敷文阁直学士汪应辰奏，取臣所著《续资治通鉴》，自建隆迄元符，令有司缮写校勘，藏之秘阁……”（注：《四库》本《长编》前之李焘《进书表》，又见《崇儒》四之十四、五之三七。）《长编》最终成书在淳熙十年三月六日（注：《玉海》卷四七。），即在上述校勘之十五年后。
本次校勘与撰写穿插进行，这显然与《长编》本身卷帙浩繁有关，故不待完书便进行校勘。焘之《长编》引书甚众，因而此次校勘当以他校为主。
乾道五年，又对《徽宗实录》进行整理：“（李）焘又言：‘……近所修《徽宗实录》……疏舛特甚……乞……将《徽宗实录》重加（刑）[删]修，……仔细看详，是则存之，非则去之，阙则补之，误则改之……”。（注：《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十五，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室藏本。）
此处李焘所言之《徽宗实录》，为“绍兴七年诏修，八年秋即史馆开实录院”，后“（逾二十年乃成）。”而此书虽“（再加增润）”，但仍“（犹多疏略）”（注：《玉海》卷四八。括号中原文为小字。），此次“重加删修”中之“阙则补之，误则改之”，显然属于校勘范畴。更为重要的是：乾道七年校勘北宋实录时，不再校勘《徽宗实录》，故而本文将其计为一次校勘。
第六次为校六朝实录：“（乾道）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诏秘书省修写太祖、太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皇帝实录，精加雠校，逐旋进呈。”（注：《崇儒》四之十四。）
本次校勘值得注意之处在于：雠校前搜求到不少相关资料，如绍兴元年“九月十三日，将仕郎黄濛上《太祖皇帝（五）[实]录》五十卷，《太宗皇帝实录》八十卷，《真宗皇帝实录》一百五十卷，《仁宗皇帝实录》二百卷，《英宗皇帝实录》三十卷，《天圣南郊卤簿册记》一十册”（注：《崇儒》四之二一。）；绍兴三年“五月一日，承奉郎林俨上家藏……祖宗实录、国朝会要、国史等，及古文文籍二千一百二十二卷”（注：《崇儒》四之二三。），等等。在上述这些官方、私家所藏丰富文献基础之上所进行的校勘，称之为“精加雠校”，自非虚言了。
第七次为刊正《宁宗玉牒》：“嘉泰四年八月九日进，五十卷。嘉定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刊正辩诬之书上之。”（注：《玉海》卷五一。）而《宁宗玉牒》的最终完成则在淳祐二年（注：《玉海》卷五一。又见《宋史》卷四二《宋理宗本纪》。），即约29年之后。可见本次校勘亦穿插于纂修过程之中，并产生“刊正辩诬”的专书。
最后两次均在理宗朝：“（孝宗）淳熙三年，秘书监李焘编次成（《太上日历》）一千卷”，“淳祐八年，秘书省校雠缮写上之。”（注：《玉海》卷四七。又见《宋史》卷四三《宋理宗本纪》。）另一次为《孝宗日历》：“（光宗）绍熙元年八月戊戌进《日历》二千卷，……淳祐十一年，秘省校雠补写上之。”（注：《玉海》卷四七。）这两次所校皆为前朝之日历，均亡佚已久。史书中虽未载参加校勘的人员，然从数量上看，两次校勘达三千卷之多，亦可见其规模。
二
对两宋馆阁校勘史书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便可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
首先，从校勘的次数上看，北宋九朝校书之总次数近60次，而史部为12次，约占五分之一；南宋共校书18次，却有9次为史书，占二分之一，故其比重大为增加。
然若将两朝校史书的次数与年数相比照，则北宋167年中，平均约14年校史书一次；而南宋的152年中，约17年才校一次。因此从校勘的密度上看，北宋仍略胜南宋一筹。而南宋校史书比重的增大，不是因校史书的绝对数值增加，而只是因对其它部类书籍校勘次数的减少而显得突出了。
再观察一下各朝的状况。为观察之便，特列表如下：
北宋各朝：
太祖
0次
仁宗
7次
哲宗
1次
太宗
1次
英宗
0次
徽宗
0次
真宗
3次
神宗
0次
钦宗
0次
南宋各朝：
高宗
3次
光宗
0次
理宗
2次
孝宗
3次
宁宗
1次
度宗
0次
从上表中可明显看出：北宋之校史书，高度集中于真、仁两朝，特别是仁宗一朝的次数，超过了其余八朝的总和（其原因见下文）。南宋则相对集中于高、孝、理宗三朝。除这三朝本身的跨度较大以外，高孝两朝恰是封建史家誉为“中兴”的时期；理宗朝也是南宋政局相对稳定的阶段。
其次，从所校史书的体裁看，北宋的12次中，9次为正史，即纪传体；其余三次，分属编年体和杂史，合计仅三种史体。而当时史部书的门类已颇多，如《新唐书·艺文志》的史部中，就有故事、职官、地理等十三大类。
北宋校史书范围的狭窄，鲜明体现出“资治”的色彩：正史本身就是“以帝王本纪为纲”的史书（注：《辞源》（商务印书馆，1988年7月版）“正史”条下。），记录着每个王朝的盛衰荣辱，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而其它三次中，校《国语》是为考试出题之需，可不论；其余两部则都有明确的资治目的：《资治通鉴》自不必赘言，《天和殿御览》亦如是——仁宗摘编此书的目的，就是为“思考历代治乱事迹，以为监[鉴]戒。”（注：《玉海》卷五四。）
南宋所校史书中，国史为纪传体，《长编》、日历、实录皆属编年体，玉牒为官修的“帝王族谱”，“以编年体叙帝系而记其历数。”（注：《辞源》“玉牒”条下。）会要和《太常因革礼》则为典志体，合计亦为三种史体。因此从校勘史书的范围上讲，南宋与北宋难分伯仲。而南宋所校之官修史书，皆为后世纂修正史的取材之所，因此他们的校勘，恰是为后世正史之修奠定基础，可见其校史书的目的同样是为了“资治”。
第三，从校勘对象的重要性观察，北宋的12次中，有9次是校正史。正史是封建社会史籍中最重要的一种体裁，今天一提到中国史书，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二十四史。所校其它书中的《资治通鉴》，又是编年体史书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自《春秋》、三传之后，我国的编年体史书一直处于低潮；而《通鉴》问世后，编年体大兴，继踵者不绝如缕，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元资治通鉴》、《明通鉴》、《续资治通鉴》等等；我国的三大史体之一——纪事本末体，也由此而诞生；注释、研究《通鉴》之书亦层出不穷，乃至后世形成了专门之学——通鉴学。因此可以说，北宋所校史书，大多为当时最重要的史籍。
南宋校史虽亦有9次，然多为实录、会要、日历等，对成于北宋的三部正史——旧、新《五代史》、《新唐书》却未予刊正，所以其重要性自与北宋所校不可同日而语。
第四是校当代之书。北宋仁宗乾兴年间所摘编之《天和殿御览》，至天圣二年就已校毕镂板；对《资治通鉴》的校勘距进呈时间还不到一年。南宋对《太上日历》、《孝宗日历》的校勘亦与成书上进的时间相去不远，与北宋情况相仿；而南宋在这方面又有发展——修书未毕便进行校勘，如李焘的《长编》和其后的《宁宗玉牒》皆属此种情况。这也是宋代校勘高度发展的标志之一。
第五是校勘的计划性。北宋校正史表现出很强的计划性：第一次即校前三史，第三次为《三国志》、《晋书》、《唐书》，第七次校《南、北史》、《隋书》，第十次为南北朝之“七史”，其余几次复校穿插其中。从而在数十年内，系统校勘了成于北宋之前的全部十六史。
而南宋的情况却显得颇为凌乱：从实录方面看，第二次所校为神宗、哲宗实录，第五次为徽宗实录，第六次才校太祖、太宗等六朝的，而真宗朝的却始终未校；以国史论，仅校神、哲两朝，而未及其它；就日历而言，北宋已有日历，却从南宋高宗校起；从玉牒看，更是仅校宁宗一朝。因此，南宋之校史书可谓是毫无计划性。
特别要指出的是《神宗实录》等不断重修，已经不是“校勘”所能概括的，它是围绕王安石变法展开的政治斗争的反映。
第六，在将校勘成果汇编成书方面，两宋亦相差甚远。从上文不难看出，北宋校史书12次，汇编校记的就有4次，即：第二次复校《史记》时，产生“刊误文字五卷”；第四次复校前、后《汉书》时，将校正的三千余字“录为六卷以进”；第八次复校前四史之后，余靖“上《汉书刊误》三十卷”；第十一次复校《后汉书》时，又产生《东汉刊误》一卷。
而南宋的9次中，仅在校《宁宗玉牒》时，产生“刊正辩诬之书”（其中之“辩诬”还可能不是校勘，而是对历史事实的纠谬）。
北宋的4次校记汇编，皆产生于复校之时，其原因何在？
《宋会要辑稿》中，在上文第四次刊正前、后《汉书》之后，有一句很容易被忽略的记述，为我们提供了答疑的线索：“今之行者，止是淳化中定本。后虽再校，既已刻板，刊改殊少。”（注：《崇儒》四之一。）就是说：因前、后《汉书》已刻板，所以这次复校的结果，只有“殊少”的一小部分能反映在书板上。在这种情况下，若不将校勘结果集结为专书，则绝大部分成果都很难保存下来，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就无法向皇帝汇报校勘的全部成果，因此很有必要将所校正的文字汇编成册。其余三次亦如是。可见，校勘记专书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而南宋馆阁鲜有复校，故而没有必要将校勘成果编为专书。
而如果刊正的字数非常之多时，即便是集结成册之后，仍要在书板上改正，这就是第八次的情况：“……（余靖）乃上《汉书刊误》三十卷。至是改旧摹版，以从新校。”（注：《麟台》卷二。）
第七，在史书的复校方面，南宋远不及北宋。北宋馆阁除上述的四次复校外，在第七次校《南、北史》之后，于景祐年间又复校之。即在全部12次校勘中，有5次复校。而南宋的9次校史书，仅第二次所校众多史籍中的《神宗实录》，于乾道七年又随其它5种实录复校之。这种状况充分反映出南宋的校勘远不及北宋那样从容不迫，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复校。
第八为刻印情况，在这方面两宋相差亦很悬殊。北宋的12次中，校后立即“镂板”、“刊行”的有第一、三、五、六、七、九、十、十二共8次，而未刻板的4次均为复校，即校勘已刻印之书。实际上，北宋的多次校勘，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刻印。
南宋的9次校勘之后，却无一次提及“镂板”，仅为“缮写”、“抄录”而已。这主要是因为：日历、实录、会要等官修史书，大多具有官方档案的性质，日历甚至为机密档案，“在一定时期内，除编修官以外，其他人不能阅看。”（注：《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出版社1983年1月版）第六章。）而且这些官修史书的卷帙多颇浩繁，如北宋所修三次会要，就有五百余卷；而高、孝两朝日历，更多达三千卷，因此这类官修史书在北宋时就未付梓，南宋则沿袭其例。
上述八个方面之中，所校史书的重要性、校勘的计划性、将校勘成果汇编成书、复校的次数及刻印情况等五个方面充分说明：北宋的史书校勘远胜于南宋。究其原因，主要是北宋政局较为稳定，经济高度发展，在“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情况下，政府才有可能在校勘史书方面投入大量精力、物力。特别是真宗、仁宗两朝，国泰民安，君臣于治理国家之余，尚可追思历史，取鉴前朝，正如仁宗所言：“朕听政之暇，于旧史无所不观，思考历代治乱事迹，以为鉴戒。”（注：《玉海》卷五四。）宋代21次校史书中，仅有3次是由皇帝亲自发动的，而3次均在真、仁二朝，这充分表明当时帝王对校勘事业直接关注的程度。在这些条件下，北宋之校史书才会高度集中于真、仁二朝。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南宋仅残存半壁河山，金朝、蒙古大军时时压境，又怎么可能花费很多精力去校勘史书呢？绍兴十四年的一段君臣对话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上曰：‘崇儒尚文，治世急务。’李文会曰：‘若非干戈偃息，此事亦未是举也。’”（注：《崇儒》四之二七。）故而南宋君臣也只有在“干戈偃息”的间隙中才能去“崇儒尚文”。
三
纵观宋以前千余年官府校勘的历史，自刘向、歆父子雠校群书后，历代多为对四部书的综合校理，如东汉安帝时“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5月版）卷八○《刘珍传》。）；西晋武帝时校理著名的汲冢竹书（注：《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卷五一《束皙传》，卷三九《荀勖传》。）；刘宋年间谢灵运“整理秘阁书”（注：《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版）卷六七《谢灵运传》。）；北齐宣武帝命樊逊等校定群书（注：《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11月版）卷四五《樊逊传》。）。至唐代，仅《玉海》（卷四三）所载，综校四部之书就已达5次。历代亦曾多次校定经书，如镌刻熹平石经、正始石经、晋石经、开成石经、后蜀石经之前，即多有刊正。然而在校史书方面，前代却甚少建树。
我国在汉代已出现了专门整理史书的活动，如“永平十五年……（马严）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杂定《建武注记》。”（注：《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但史书在汉代尚未成为独立部类（详见下文），因此雠校史书的次数自不会多。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统治者亦无暇经常校正史书。至唐代，史学高度发展，“唐修八史”等成就为宋代校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然在史书校勘方面，唐代也仅是偶尔为之，如“太和五年，中书侍郎、监修国史路随奏曰：‘臣昨面奉圣旨，以《顺宗实录》颇非详实，委臣等重加刊正。”（注：《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6月版）卷六四。）这次校勘的起因是：韩愈所作的《顺宗实录》直书禁中之事，结果“内官恶之，于上前屡言不实，故令刊正也。”（注：《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6月版）卷六四。）
综合前文所述，宋代馆阁之校勘史书，至少在如下五方面超越前代：
一为校史书的频率。两宋合计319年，共校史书21次，平均约15年一次。这种频率实为前代所无。
二为北宋校理史书的高度计划性，也是前所未见的。北宋校正史始于太宗淳化五年，终于仁宗嘉祐八年，仅历时69年、主要经四次校勘即毕其功。隋以前尚少有专门校史书的活动，所以根本谈不到计划性。唐以前已修成7种正史，然唐代并未有计划地刊正之。
三是将校勘成果汇编成专书的作法，两宋共有5次，而宋以前却从未出现过。对此已有论述，本文不赘。（注：见拙作《北宋中后期官府校勘述论》，刊于《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
四是对史书的复校。两宋复校共达6次，而宋以前对经书有过复校，却罕见复校史书者。
五为刻印情况。北宋校史书后立即镂板刊行者达8次之多，亦远胜前代。
宋代校史书盛况空前，其原因除上述之“国泰民安”外，尚有如下三点：
其一，史部书自身的发展是宋代史书校勘成就辉煌之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我国自先秦至西汉前期，史书的门类、数量皆远不及经、子之书，因此至东汉班固修《汉书·艺文志》时，仍沿《七略》之例，不立史部。自司马迁《史记》问世后，史书大兴，故而至西晋荀勖的《中经新簿》，首将史书独辟一部，然尚在经部、子部之后。至东晋李充之《晋元帝四部书目》，史部才位列第二。隋唐时期，史部书继续发展，成为拥有十三部类的泱泱大国；宋以前的十六部正史中，有八部纂修于唐代——这一切都为宋代的史书校勘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二，推动宋代校勘事业空前发展的最直接原因是印刷术的广泛使用。唐以前印刷术尚未问世，因而宋以前之多次校雠皆无条件付梓，至多不过是将经书镌于石上，供人传抄而已。至唐代，印刷术虽已发明，然尚未普遍运用。五代时期印刷术的发展为宋代的刻书业奠定了良好基础。宋代已具备了大量刊印书籍的各种条件，而镂板之前自然希望尽量减少书籍中的错讹之处，由是校勘事业大为兴盛。
其三是“会通”思潮的影响。我国史学至唐宋年间空前发展，史家已不满足于断代为史，而是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纵观上下几千年的变化——唐中叶《通典》问世，北宋年间《资治通鉴》付梓，南宋期间《通志》诞生，宋末元初《通考》修纂——这四部巨著皆“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能同天下之文”，“能极古今之变”（注：《通志·总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11月版）。），它们生动反映出唐宋时期“大矣哉”的“会通”思潮。
更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初年编纂的“四大部书”，即《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与《册府元龟》（总计达三千五百卷），同样是“包括群书，指掌千古”（注：宋太宗为《太平御览》所下之诏，见《玉海》卷五四。）的会通之作。四部书中前三部均修于太宗朝，《册府元龟》纂于真宗朝；而宋代之校正史，恰始于太宗朝，而终于仁宗朝。由此可见，正是在当时编纂会通巨帙蔚然成风的氛围之中，北宋馆阁校勘了全部正史，从而在校勘史书的领域里，成就了空前的会通之作。
[收稿日期]200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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