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组织行政权力生成的哲学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政权力论文,哲学论文,组织论文,基础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大学组织存在着强大的行政权力，成为现代大学的垢病，招致越来越多的尖锐批评。然而，批评的声浪在强大的官僚阶层体系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大学组织的权力话语空间仍然被强大的行政权力体系所掌控，对于大学组织权力体系的改革难以起到足够的影响。北京大学那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也在这样强大的行政官僚权力体系面前黯然失色，悄然落幕。（注：韩水法.世上已无蔡元培[J].读书，2005，（4）：3—12.）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僚权力体系呢？按照韩水法先生的观点，“中国所有正规大学都被整合在这样一个官僚层级的体系之中，从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到大学基本教学与学术单位，一元化的行政权力通天贯地，天下英雄，靡不在其毂中”。这个官僚体系的基本原则是，“任何具有学术成就的人如果要在这个体系所负载的地盘上获得承认，就必须谋得一官半职；或者说，任何取得学术成就的最高奖赏，按照这个体系的原则，就是封官。与此同理，一些人虽然没有什么学术地位、学术成就，但是如果能够谋得一官半职，那么就可以换得学术权力，甚至学术荣誉”。“这个体系所代表的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任何一个个人，即便是一位大学校长，想要孤身一人与他对抗，远不止是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个体系决定了“中国大学的基本状态和发展前景，决定了中国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生态环境，从而决定了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学术道德状态”（注：韩水法.世上已无蔡元培[J].读书，2005，（4）：8.）。韩水法认为，中国大学权力结构既具有欧洲大学的特点，又具有美国大学的特点，然而不幸的是，更多地具有了两者的缺点。（注：韩水法.世上已无蔡元培[J].读书，2005，（4）：9.）那么，现代大学组织行政权力体系何以如此强大地存在呢？分析回答这一问题，不仅能够回答“世上为何已无蔡元培”，也许还能够把对大学组织行政权力的批评引入深层次的分析，以期从根本、从源头寻找改革的出路和良策。
一、大学组织中行政权力的性质
在现代社会系统中，大学组织的存在必须有政府的支持。政府兴办大学的目的是要求大学为政府设置的奋斗目标服务，包括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而每一职能的履行都必须有政府监控才不至于偏离社会需求的方向，包括政治方向、学术方向、技术方向等。正因为如此，大学的客观性即中立态度是不可能真正存在的。在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范围内的学生运动中，持存在主义观念的学生和教授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认为，大学不应该完全客观地看待世界，不应该处于中立的立场。大学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其客观性都是不可能的。有时候，真正的客观反而是不客观的具体体现。“由于德国大学严格信守所谓的客观性原则，逃避客观事实，因此对纳粹的夺权没有丝毫的抵制。”（注：约翰·S·布鲁贝克著，王承绪译.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23.）其结果是客观的态度反而被极端政治化所利用。而另外更多的时候，则是大学不可避免地或者有意地介入到社会政治的漩涡中，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是无庸赘述的事实。
正因为此，政府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有力控制，使之不会成为政府利益的反对者，必然加强对大学的行政管理，赋予大学组织机构强有力的行政职能则是具体体现。大学内部强大的行政权力是政府掌控大学的主要手段，是政府权力的延伸。
1.大学组织中行政权力的性质
第一，大学组织行政权力的政治属性。中国当前大学校长的任命都由上级组织部门负责。在大学组织内，除去被赋予一定的行政权力级别之外，管理运行模式存在有党务、行政两套体现权力的管理科层组织体系，《高等教育法》对此关系进行了法律裁定，明确指出，“国家兴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第二，大学组织行政权力运行机理。政府对大学的管理依靠大学严密的行政化（包括党务）权力系统的建立，同时还有大学组织主管部门如教育部、教育厅等内部强大的行政系统对大学的遥控，以及社会上其他权力机构对大学的限制，诸如上级政府的人事、财政部门等对大学组织进行间接管理与监控。大学组织被强大的行政权力所束缚，内部也被强大的行政权力所控制。
第三，大学组织的科层制体系。科层制是韦伯管理理论体系的精髓。大学组织内部通过科层制建立起严格的行政组织系统。在中国大学里可谓拥有非常缜密的行政组织系统。这种系统决定行政权力运行机制，主要通过执行上级批示，由上而下逐级进行（注：课题组.整合学术行政力量，有效发挥合力作用[J].中国高等教育，2003，（11）：14.）。
2.大学组织行政权力的价值取向
社会赋予大学组织强有力的行政权力体系和结构，主要目的是维持大学的正常运转，确保大学内部各方利益的平衡，防止这种平衡被打破后出现混乱并进而波及社会。确保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的顺利实现，社会政治集团意志的贯彻与执行。大学组织行政权力的显著特征是以政治标准而不是以学术标准作为评价大学的核心指标，在管理权的运用上以高度集权代替民主决策，在管理的主体方面以官僚治校代替专家、教授治校，在操作的形式上，以自上而下的授权模式，通过完善的行政运行体系完成管理过程。行政权力必然排斥专家、教授管理学校的动机，排斥学术自由的主张，用行政手段对学术进行限制，加速学术力量的边缘化，而这种行政权力的制度化与过度膨胀仍有继续强化的趋势，如果不加限制地发展，将导致大学组织学术性的日益丧失，使大学沦落为政治的奴婢。
二、突出的政治特性是大学组织行政权力存在的政治诉求
1.大学组织作为国家宏观政治的延伸是大学行政权力的政治逻辑支点
任何一个国家或政府创办大学机构，其根本目的是要求大学组织必须服务于国家政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决不是在政府能力掌控之外留存一块可以自由辩论、自由探讨知识的世外桃源。因此，任何背景下的大学组织都必须在国家政治的规范下发展，不能偏离国家政治轨道，尤其在意识形态冲突背景下的国家对于所属各级学校组织的政治要求格外严格。除国家意识形态的区别之外，国家主权、国家利益等也是要求所属组织包括大学组织在内必须有统一价值观念的理论前提。加拿大著名学者约翰·范德格拉夫等人认为，“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头等重要的事业，其活动原则必须符合国家需要和广泛接受的社会标准”，并进而详细阐述说，“政治化不仅指政党、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参与高等教育决策的合法化，而且也是指大学内（学生、初级教学人员、非学术人员）外（工会、雇主协会）以前从未卷入的群体参与决策的合法化。这种参与无论是非正式的还是通过正式民主决策过程制度化的，都可能与高等教育中的尖锐的意识形态冲突和政党冲突相联系。对高等教育结构和使命的任何重大评价，特别是在政治和集团压力条件下的评价，都注定是悬而未决的，至少对大学是如此”（注：约翰·范德格拉夫等编著，王承绪等译.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2.）。外部社会环境中国家强大的政治权力体系是大学行政权力存在的政治诉求，尤其在国际政治冲突与对立之中，在国家政治集团利益严重斗争与冲突之中，国家对大学的行政监控更具有超强影响，并在大学组织内部建立起对大学行政化管理的政治——行政组织体系。这种政治化的标签在国家冲突的全球背景之下，永远是醒目而又不可忽视和极端重要的，这无疑成为国家赋予大学行政权力的政治逻辑支点。
正如布鲁见克这所宣称，“所有伟大的教育哲学家都把教育作为政治的分支来源”。他还举例说，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约翰·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等都是如此（注：约翰·S·布鲁贝克.高校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5.）。而美国现代大学研究则把大学作为一个微观政治系统来研究，而且这种大学微观政治机构的观点在美国很流行：大学不仅是政治集团，而且是一个严格化了的科层体系。美国学者L.亚那科内（L.Iannaccone）在《教育政策系统：教育管理者研究指南》中提出，大学组织应被看成政治实体，在这个组织中人们运用政治策略来争取个人或组织的最大利益（注：高洪源.欧美学校微观政治研究的进展[J].比较教育研究，2003，（6）：1.）。学校微观政治研究的逻辑起点是把学校当作社会——政治系统来看待，学校组织围绕利益关系形成一定的权利和权力结构，不仅是自上而下的等级权力，也包含在自下而上的以及横向权利扩散。（注：高洪源.欧美学校微观政治研究的进展[J].比较教育研究，2003，（6）：2.）
从大学的功能看，其政治性也是极其明显的。“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就越有必要用政治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注：约翰·S·布鲁贝克.高校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32.）。培养人才、社会服务功能的基本要求，首先是政治的观点，在国家安全第一的观念指导之下，政治标准无疑会成为人才的第一标准，成为衡量高校参与社会事务的最具有价值的标准和参照系。
从大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大学组织影响社会形势的力量是巨大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普遍存在于西方国家的大学生政治运动，在整个社会引起巨大反响。美国大学教授与学生对越战的抗议，直接导致美国撤兵，影响美国总统的选举乃至政治集团利益的转换。而聪明的政治家或者一些具有野心的政治集团，往往利用大学组织里学生的激情，学者、教授的偏执，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所以大学组织常成为社会政治力量斗争的武器或者工具，并扮演一种强大政治势力的角色。为防范大学衍变为不可测的政治敌对势力，在大学组织内实施强大的行政权力体系就成为主要措施。
2.大学依附政府而存在是大学行政权力存在的经济基础
任何一个政府办大学都具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以国家投入为主，在今天我国公办大学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政府。香港科技大学吴家玮教授就明确结合国外的办学经验告诫我国高等教育工作者，大学办学经费依靠社会可以提供一部分，其他方面的收入虽然是很重要的补充，但只能作为补充。“经费的主要来源必定是政府。美国私立大学，比如哈佛，有370多年的历史，是累积下来才得以维系和发展的。除美国外，全世界私立大学能够维持的，办的好的，几乎数不出来。现在只能靠政府。”“来自社会方面的资金能够当作补助，增加经费使用的灵活性，但是不能视为支柱。”“在我国的现行体制下，大学可以从政府获得政策和土地，来补助经费的不足。这是好的经验，不容放弃。”（注：吴家玮.大学发展战略：资源的获取与管理[A].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412，417.）大学完全是政府投资，作为政府的附庸，依附社会政府而存在，国家给多少钱办多少事情，大学发展的规模、获得的支持强度完全依据政府行为决定，离开政府的经济支持将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展。而政府往往在大学发展中自觉地充当管家婆的角色，有时会脱离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自以为是地决定大学的发展命运，典型的案例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院校调整，以及国家教育主管部门长期以来对高校的有力控制。国家通过经费投入控制大学，要求大学给予回报，不仅是人才、知识、科学以及其他诸方面，更重要的是大学不能成为国家、政府的反叛者和破坏者，行政权力的设置无疑是最好的防范办法。所以大学里除教授、学者、讲师等教学人员之外，还有大量行政人员组成的严密庞大的行政管理系统，以确保政府的意志贯彻下去。
即便是民办、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依靠社会资金而非国家财政投入来创办的大学，其行政化虽然会大大弱于国家公办大学，但国家政府对其行政的掌控也是非常有效的。
三、现代大学组织规模不断扩大是大学行政权力存在的组织保证
基于如下几个前提，大学组织规模不断扩大与发展。首先是社会总人口高速增长。二战后的60多年间，全球人口的高速增长，必然有更多的社会人口要求接受高等教育。其次，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经济实力与高等教育总体规模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经济越发达，接受高等教育的总人口越多，毛入学率越高，由此出现了著名的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理论，即精英化阶段、大众化阶段、普及化阶段理论。当整个社会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高等教育将由精英化教育阶段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也就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15％，随着社会经济实力的再度发展，高等教育将进入普及化阶段。第三，后现代社会的建立。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社会分工的更加精细，现代社会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信息社会、高科技时代要求更多的人掌握更高水平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一个人的知识含量越高，对社会的贡献越大，必然从社会获得的福利待遇及其他资源越多，社会生活水平、社会地位也就相应提高，从而吸引更多的人积极要求接受更好的高等教育，大学规模必然扩张，数量必然增加。第四，我国高等教育的现有规模，尽管在连续5年扩招之后得到了惊人发展，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与我国高速发展的经济需求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有很大发展空间。
高等教育高速发展具有如下特点。首先是大学生总体数量高速增长；其次是大学总体数量急剧增加；第三是大学组织规模扩大，出现了超过数万人规模的综合性巨型大学。
中国大学规模在上个世纪末期开始的扩招之后获得了惊人发展。在校生人数由1998年的650万人增长到2005年的20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7％增长为2004年的17％。（注：胡瑞文.高等教育应坚持适度超前和可持续发展[J].中国高等教育，2004，（13—14）：6.）有专家预测，未来10年左右，我国的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还将增加1000万人左右，按每所高校平均学生规模1万人计算，今后每年全国增加100万在校生，这就需要在当年新建100所左右的高校。（注：胡瑞文.高等教育应坚持适度超前和可持续发展[J].中国高等教育，2004，（13—14）：7.）与此同时，我国高校经过大幅度的合并调整，大学规模迅速扩大，一般综合性大学在校生规模达到3万以上。
不断扩大的高等教育总量，要求社会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必须有强有力的行政监控系统，进而加强国家的行政管理力度，国家有关部门将通过制定法律，设立专门机构等积极措施和手段加强对高等教育的宏观指导，进行有效管理。从大学内部的微观角度讲，超过万人规模的大学组织不断增加，必然要求在内部继续通过各种有效措施增强统管力度，以提高教学质量，确保教学正常持续，促使大学健康有序发展。行政权力也将会因此继续得到加强，而不可能削弱。
四、现代组织管理理论体系成为大学行政权力存在的理论基础
任何实践都需要理论指导。管理行为同样需要有与其相对应的管理理论为支撑。大学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成为组织理论的研究对象，而诞生于上个世纪之初的现代管理理论不断发展完善，成为包括大学组织在内的各种组织进行组织设计、组织管理的坚实理论基础。古典组织理论、人际关系方法、行为科学方法、系统理论等各色理论体系先后构建起来并对现代组织进行有效管理，为现代大学组织的管理运行提供了理论保证（注：Fred C Lunenburg.教育管理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首创“行政组织体系”概念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通过其理想的科层制理论建构了理想的组织效能结构，仍然是今天大学组织行政管理的理论基础。马克斯·韦伯对此有过阐述，“我们说的科层制乃是一种分级、分部门、分职责的组织管理制度，它理应具有这样的几个结构原则：第一，细致的分工。人事与工作量分科分室，职责分明。第二，层序原则，工作人员按等级划分，规定权责，层层节制，协调活动。第三，非人格化，处理问题按照统一标准，不得掺入个人因素。第四，量才用人。用人根据专门知识和熟练技能，不得随意解雇。个人晋升有一定的标准和途径，报酬应与工作能力相适应。”（注：王威海.韦伯：摆脱现代社会两难困境[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240.）
在韦伯的理论体系中，科层制是三种有效管理形式（或组织）中的“法理型统治形式”，另外两种统治形式则为“传统型的统治形式（或曰组织）”又叫做“世袭制”或“封建制”，神秘主义组织形式与克里斯玛型统治相对应。韦伯理论体系中法律——理性型权威，在三种形式的权威中效率最高，并且成为韦伯官僚制理论的基础。韦伯宣称，权威来自于法律和根据法律制定的规定，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形式的权威应被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意味着，理性——法律型的权威和权力是由组织中的个人在等级制中占据的地位而不是由任何个人维持的。（注：王威海.韦伯：摆脱现代社会两难困境[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240.）大学组织作为科层制制度组织，其管理形式是建立在人与法律的关系之上的法治管理。然而这种“法”的形式不仅是广泛的国家及其政府主管部门各种各样的管理条例，而且也包括大学组织内部各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条例。因为，各部门管理条例的制定由部门自己确立，这样其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力必然是绝对的。在高校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力来源于各个行政部门所拥有依靠所谓的“法”的制度赋予他们掌控资源的绝对权力。对资源的分配完全由这个部门行政人员说了算。于是行政权就立即生成而且具有超强功能。事实上，绝对的权威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注：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领袖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3.）。科层制下的大学组织的行政权力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原因，是其制度的不合理。“尽管官僚制组织在与控制外部效应、管理共同财产或者提供公益物品有关的任何企业或者机构组织里起着重要的制度作用”，但是，“这种组织形式依然有严重的制度缺陷和失败的条件”（注：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著，毛寿龙译.多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71.）。
五、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大学组织存在着强大的行政权力体系，其合理存在具有坚实哲学基础，这就需要我们在批评大学行政权力、呼吁改革的同时须保持理性思考，既要认识到大学组织性权利过度存在是大学诸多弊端的源头，又要客观评价这种权力体系。过分强调大学组织作为行政组织的特性，强调大学组织权力结构体系中行政权力的功能，忽视大学组织权力结构体系中的学术权力的存在，忽略大学组织不仅仅是行政组织而且是学术组织，这些做法最终导致大学组织行政权力过分强大，形成了高校官僚权力阶层体系，反过来促进大学组织进一步过度政治化，因此使大学失去了作为教育与学术自治团体的特征，“中国的高等学校一方面成为一个庞大的教育行政系统之下的分支部门，在其最极端的情况下，从课程变动到教员之位变动都要有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来决定；另一方面他们变为职业训练场所，政治教育和政治活动的中心”（注：韩水法.世上已无蔡元培[J].读书，2005，（4）：5.）。有批评者说，现代大学好像都是在办“党校”。这就是为什么大学组织缺少活力和创造力，无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原因。分析大学组织行政权力存在的哲学基础，并不是为行政权力过度扩张提供理论辩护，恰恰相反，正是便于我们在试图削弱行政权力进行的变革中，能够抓住主要矛盾，从根本上求解，使改革做到有的放矢而获得成功。比如，在当前高校普遍扩张大建新校区，拼命贷款又无力还款的情况下，尝试大学转制的改革，由公立高等学校转为非公立的、股份制的或者民办的大学，摆脱依附国家财政支持的格局，势必带来大学组织权力结构的重大变革。（注：朱永新.大学能否转制[J].中国远程教育，2005，（1）.）在当前大学组织扩张、数万人规模的巨型大学迅速增加的背景下，限制大学个体规模发展，在大学内部借鉴企业化管理模式，尊重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内在规律，为学术生长创造科学合理的学术生态环境。这只是大学组织行政权力生成的哲学基础中的两个方面，如果从大学行政权力哲学基础的各个方面寻求变革的突破口，那么就可以彻底改革大学组织行政权力过分膨胀、学术权力边缘化的现状，为大学学术独立和自治谋取新的理论基础和逻辑支点，进而使中国大学获取“欧洲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的完全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