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校科学研究的历史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科学研究论文,透视论文,高校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突出表现在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等方面。长期以来，美国把维护科学技术的领先地位视为实现与保持其经济增长与繁荣的关键因素，一直重视科技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其中，联邦政府又特别重视高校的科学研究，把它视为实现国家科技目标的重要工具，采取了众多有效措施促使高校尤其是研究性大学成为国家研究与发展的重要基地。鉴于美国大学在科学研究职能发挥方面特殊的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对其历史演变及其特点作些分析，或许能找出某些对我们有启示的东西。
一、美国高校科学研究的历史进程
如果以最简要的形式来概括美国高校一百多年来研究与发展工作，可以说，它走过的是与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由“小科学”的研究逐步走向“大科学”研究的历史发展道路。
所谓“小科学”、 “大科学”， 这是由美国科学家普赖斯（ D.price）在1962年发表的《小科学、大科学》一书中提出的两个重要的基本概念，尔后成为科学学及其相关研究领域中一个通用概念。但遗憾的是对于什么是小科学、大科学，至今尚无完整的统一的定义。通常地，相对小科学，大科学是指需要投入巨资与众多科学家参与的科学研究。依其组织形式与投入方式，一般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围绕某个目标，由众多科学家有组织、有分工、有协作、相对分散地进行的科学研究；二是在某一研究机构中建立某项大型科研设施，众多科学家利用这一装置进行相对集中的课题研究。
按上述思想考察美国高校科学研究，可以认为，直到二战之前，美国大学的科研在一定程度上还只能说是一种小科学。二战以后，高校研究开始向大科学转化，到本世纪70年代以后，大科学研究格局得以真正的确立。不过，在这一进程中，小科学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即“当代小科学”融合于科研体系中，继续发挥着辅助作用。
美国高校虽然从19世纪下半叶效仿德国柏林大学开始从事研究与发展工作，但应该说，直到二战之前，科研还只是教师们的业余爱好与个人兴趣，他们一方面从事教学工作，另一方面在自己的办公室或实验室进行某些零散研究，其目的是服务于教学或者是为了职务的晋升。由于经费少，因而研究的规模也不可能大。以哈佛大学前任校长康南特为例，他在战前是化学系的著名教授，但学校一年只给他5000美元的研究经费，并且这笔钱占了化学系科研经费的一半[1]。 可想而知其他教师能有多少经费，哈佛大学都是如此，更不要提其他大学了。
由此可见，美国二战之前，高校虽然从事科学研究，但只是处于一种“恩主制”的小科学阶段。其小，不仅表现于选题来自于个人兴趣与爱好，而非来源于社会需求与国家目的；而且经费渠道单一，大多数是私人支助或学校提供，而非社会资助与国家支持。
美国大学科研的大力发展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战争的需要，罗斯福总统聘请当时卡内斯研究院院长布什就如何最有效地组织科学研究提出战略意见。为此，布什组织了一批科学家进行专门研讨，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名报告，即《科学——无止境的领域》。这份报告重要意义在于，既强调政府应给科学以永恒的足够的关心，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科技职能，指出只有政府才有能力解决科技发展的诸多问题；同时又科学地规划了美国的科研体系，提出大学是进行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的重要基地。从此，美国政府开始重视大学科学研究。除了将联邦政府的一些国家重点实验室建在并交给大学管理以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对大学研究予以重点支持， 有力地促进了大学特别是研究性大学的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
与此相应的是，随着外部资助额的增加，大学教师为校外资助者所承担的各种研究项目越来越多。为适应这一需求，在一些大学设立了一种与系级机构没有多少关系的研究机构， 即“专门研究组织”（Organized Research Units，简称ORU）。在二战之后， 这种组织形式由于政府与企业的大力资助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40年美国大学有组织的研究，其总经费约2700万美元，到了1950年，其总经费增加到22亿美元。在机构上，仅从1980年到1985年，一些著名大学的ORU 数字从1507个增加到2104个。其中，在第一流的25所大学中，则平均每校拥有48个ORU[2]。实践证明，ORU的单独设立， 使美国的大学能够有条件开展适应各种社会需要的研究。
众所周知，美国大学在开展科学研究方面，很强调发挥比较优势，即注重两个方面：基础研究以及与工业界的合作。这两方面构成了美国高校科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ORU 的创立是为了加强基础性研究，那么为便于大学参与工业界的技术创新，以便把大学新发现、新发明推广到社会上，加快科技成果商品化进程，从70年代开始，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起并资助，在许多大学建立了若干个大学－工业合作研究中心，简称IUCRC。1982年，IUCRC还只在少数大学中设立，到1987年，美国就在37所大学中建立了38个IUCRC。目前， 这种合作研究中心正在向州一级推广，其数量还将大幅度地增加。与此同时，为了加强跨学科与高技术领域的研究与开发工作，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又提出建立工程研究中心（简称ERC）的建议。在90年代，ERC这种形式得到大力发展。1990年在高校建立了21个跨学科工程研究中心。NSF每年资助170 ～350万美元，已有400多家公司、26所大学参加中心的活动。实践证明， 建立这种机构有利于大学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能够解决工业界急需解决的课题，也有利于培养具有工程化能力的新型人才。
综上所述，自从国家开始大规模资助高校研究与发展以来，使得高校科研的规模越来越大，形式也越来越多。伴随着机构与职能的变化，高校科研的范围与影响也不断扩大，总的特点是日趋走向“大科学”。即，选题上从自由探索、为教学服务转向了为国家多重目标服务；科研过程上从个体性转向群体性与协作性；设备上从小型简单转向超大型与高精尖；时间上从宽松性转向较强的时限性；等等。
二、特点及成因
经过二战后的大力发展，美国的大学，特别是第一流大学已经成为世界学术中心，不仅完全取代了当年德国大学在世界学者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也跨入到国家生活中心。正如著名科学社会学家巴伯所指出，“美国科学的中心现在在大学”。当然，这种状况并非历来如此，只是因为有了科学研究，并且是有了大科学研究，它们在科技发展中才能取得这样的地位。分析其成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外部原因。首先是联邦与地方政府对大学科研的大力资助与扶持。在大科学时代，国家资助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盛衰的根本原因。二战前后，由于军事科技事业发展的重大突破以及战后高技术发展中所体现的基础性研究的重要性，促使美国十分重视基础性研究并且把投资的重点放在研究性大学，使高等学校成为国家基础研究的重要基地，这无疑是美国高校既能出一流成果又能培养第一流科技人才最主要的原因。早在40年代，布什指出：“我们国家在实用科学研究与工艺技术方面的卓越性，不应使我们看不见这一事实，即美国在纯科学的新的基础知识与基本科学原理发现方面，是属二流的。……在将来的一代，技术进步与基础科学发现是不可分割的；而一个借助别国供应基础科学知识的国家，在革新的竞争中将会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布什不仅强调国家资助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而且还主张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由它代表国家大力资助基础科学研究。美国重视基础性研究，实际上也就是重视大学的科学研究，这是因为这类研究主要是由高校承担的。这种体制不仅是由联邦政府通过立法所确立，而且又通过投资不断强化着这种体制。联邦政府除了直接向大学提供巨额研究经费以外，如1990年，美国一些主要研究性大学获得来自国家科学基金的学术研究经费就高达150亿美元，而且还运用法律手段， 鼓励企业向大学提供设备与经费的支持。如在税法中规定，工商企业向大学捐赠的科研仪器设备可作为慈善捐款予以减税。由于有充足的科研经费以及时时更新的先进设备，加上科学管理，使美国高校不断地在科研与人才培养上做出重大贡献。其次，完善的研究资助制与合同制，这又是美国高校研究与开发能获得蓬勃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美国高校的科学研究，虽然以基础性研究为主，但也承担一定比例的应用研究与发展研究。根据它们的特点，美国分别采取了两种不同形式的拨款方式，即资助制与合同制。一般来说，对于基础性研究，大多采取资助制，而对于应用与发展研究，则选择合同制。
对于美国高校科学研究，最有普遍意义的则是适应基础性研究特点的资助制度。大科学时代基础性研究既有与小科学相同的一面，即自主选择、自由探索，又呈现出与小科学不同的一面，即要体现国家的科学目标。两者决定了对基础性研究应该采取自由申报的科学基金方式，择优支持科学家对基础性研究的自主选择与创新探索。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1950年正式建立。它的成立，一方面，表明美国对全国基础性研究给予了极大重视，另一方面对科学研究采取基金资助方式将作为科研的主要拨款形式而载入史册。1968年，NSF 修改章程，把资助范围扩大到对国家所需的应用研究。80年代后NSF 又根据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开展了对ERC的资助，这种新的资助方式， 弥补了过去支持个别研究者研究项目的不足。几十年来，美国NSF 运用科学基金这一形式在发展科学、促进技术进步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是因为，科研人员在基础研究中不是与实实在在的东西打交道，更不能设想基础研究会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既然是创造性研究，就很难完全预料其结果。如果能够完全预料，人们也就没有必要再进行这项研究了。这是基础性研究的本质特点。因此，对于基础研究的资助，其理想的方式是基金制，并按科学政策调控各领域资助比例、自由申请、择优支持，这样，既符合基础研究的特点，又体现国家科学目标。这就是科学基金制有生命力并倍受推崇的原因所在。
内部原因。美国科学研究能从小科学适时走向大科学还来自美国大学的自身优势。这既表现在高校与单一研究机构的比较优势上，又得益于高校适时建立各种形式的教学与研究组织。
美国高校类型多样，层次有别，但任何一所大学，都是一个或大或小、范围不一的学科综合体，尤其是那些著名的研究性大学，学科门类齐全，专家学者集中，国际交流广泛，这显然是一般单一型科研机构所难以相比的，正是这一点更有利于大科学时代的科学研究。当代科学在学科继续分化与深入的同时，加快了向学科交叉与综合发展。对此，中科院院长路甬祥教授有过精辟论断：“如果说近200年来， 近现代以数理科学为核心的发展主流是不断发展的学科分化与深入的话，那么，近半个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的走向日益呈现学科间交叉与综合的趋势。这种趋势不仅反映在数学科学与物质科学之间，也反映在数学科学、生命科学与信息科学之间。在环境科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统科学等方面更呈现出数学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之间的交叉与综合。”[3]显然， 现代科技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往往不是个别教授或单一研究机构所能解决的。在这方面，高校开展适合自身特点的基础性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美国高校科研的发展经验已经并将不断证实这一点。
美国大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又一个原因可以说是学习与改造德国大学研究制度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效仿德国建立讲座制度，而是在大学中建立了与其不同的教学与研究组织，即系与学院。美国大学的院与系，代表了一个大学科，其容量显然要比讲座制大得多。在一个院、系中可以容纳许多水平相当的教学与科研人员，他们都可以在学科的不同领域具有权威地位。当有新的学科生长与发育，新的人才涌现的时候，院系建制更能显示出其优越性。它体现了更多的平等与合作精神，并不象德国大学中讲座制度等级森严，束缚人的发展，正是这一传统形成了美国独特的“学术自由”氛围，这种环境是研究所不可或缺的。随着科技的发展对大学科研提出的新要求，美国又创立了ORU、IUCRC 、ERC等其他新的科研组织形式， 这些独特的做法以及上述完善的资助体系，推动了美国大学的科学研究，并走向了科技进步与高等教育现代化互相促进的发展道路。因此，美国公众“习惯于依赖研究型大学解决其问题——国防、空间探索、疾病、保健以及当前工业生产率与革新的问题。”反过来，联邦各部门的基础性科研经费及重要设施也主要投向于研究性大学并交给大学管理。
三、几个问题的讨论
1.关于高校科研走向。大科学体制下的高校科研活动正越来越强烈地呈现一种走向：日益明显地游离于教学活动之外，向纯粹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方向转换。无论是科学项目的申报，还是研究机构的建立，都日趋呈现这一特点。如美国ORU、IUCRC、ERC的建立。 正如美国科学家温伯格指出，大科学体制下的科学研究已变成了一种维持生计的方式，教师们为向政府或企业申请课题并获得经费，不得不受控于国家或企业科技发展的功利性目的或眼前利益，这使科研人员往往较多地考虑研究的本身意义，而相对少的考虑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目的。
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走向？我们认为要注意两点。
一方面，高校科学研究走向大科学，这既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这表明，现代大学科研活动在国家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职能将随着科技发展日益拓展与完善。从这一点上讲，高校科学研究在性质上局部变化是积极的、进步的。我们决不能沿用老眼光来看待这一现象，否则，就会象科研职能、社会服务职能相继出现在大学里，令人不可思议。
另一方面，科学研究对培养人才的影响有直接与间接，或者说有显见的与潜在的两种方式。明确从教育、教学目的出发，在科研过程中密切注意与教学活动结合，将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与方法，这当然是教科结合的有效方式，也是我们应该大力倡导的结合方式。但应该指出的是，大科学时代，由于高校科研内容与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对人才培养的作用更多地以潜在或间接的方式呈现，教师在科研活动中的能力、精神、态度、观点与方法，对大学生尤其是研究生成才的影响也不能低估，这也许是大科学体制下教科结合的最普遍的形式。
2.关于大科学与小科学的关系。高校科研从“小科学”向“大科学”的发展，反映了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对大学科研的新的需求。但如果大科学程度太高，发展到不能容纳足够数量的小科学（即自由选题的独立性研究），不仅大科学不能发展，而且将扼杀有创造力的小科学。这是因为“越是大科学，能够容纳科学工作者内心自由的天地反而越小，倒是那种基本上由科研人员自主的小科学里，有着这种内心自由活动的更大空间。”[4]也就是说，大小科学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不能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在我们强调大学的“大科学”基础时，同样应当强调保护大学的“小科学”传统，以保持两者之间必要的平衡。为此，必须适当调整科技体制，完善资助方法，以便促进它们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