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中流砥柱——回忆周总理在“文革”中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若干重大问题上的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流砥柱论文,文革论文,重大问题论文,周总理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 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他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于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主席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林彪、江青等人，为了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组成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主席的错误，把它推向极端，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克服重重困难，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国务院秘书厅工作，担任秘书室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潮，迅速冲击到国务院机关。国务院秘书长、副秘书长，有的“靠边站”，有的被“专政”，有的迫害致死，国务院直属机关基本瘫痪。1967年8月， 周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同志决定，组建国务院值班室，我担任值班室主任，为总理、副总理服务。1970年国务院直属口改组为国务院办公室，开始，军代表为主，我为副；以后，我负责全面工作，仍然为总理、副总理服务，协助领导处理国务院日常具体事务。对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活动，有所了解。在周总理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有义务将我接触到的、看到的和听到的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情况，根据历史事实，作一记述，以此来缅怀敬爱的周总理。
一、“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总理就对这场“革命”很不理解
毛主席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当时党和国家的政治形势作出的错误估计，集中反映在1966年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8 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两个文件中。毛主席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历史已经证明，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在这个基础上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错误的。
在“文化大革命”酝酿准备阶段，毛主席找的是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没有找周总理商议。当时，周总理正在集中精力调查研究冀、鲁、豫、晋、陕、辽、京、蒙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防涝，并把它作为农业上的主攻方向，长期抓下去，扭转“南粮北调”问题。同时处理邢台大地震所造成的严重自然灾害问题。因此，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缺乏思想准备，对毛主席发动这场“革命”的深层想法不大清楚。他本着对毛主席的一贯尊重和信任，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赞同了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准备的“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尽管如此，周总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草稿）时，他与陶铸同志商量删去了原稿中“黑帮”、“黑线”的提法，并增加了不少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必须严格区别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对干部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文斗不要武斗；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等等。这些修改得到毛主席同意。然而，由于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与毛主席不一致，所以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必然会出现分歧。例如，1966年5月25日， 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所谓“第一张”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周总理知道后，连夜派中共中央华北局、国务院外办、高教部的负责人到北京大学，批评聂元梓等人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违反了中央“内外有别”的规定。并重申了中央规定，要他们严格遵守。康生得知周总理的批评后，立即要来大字报底稿，背着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同志，报给在外地的毛主席。6月1日，毛主席指示康生、陈伯达：“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
8月23日，周总理审定李富春与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 余秋里、姚依林等同志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精神拟定的国务院八个口（外交、文教、科学三个口除外）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十条意见稿。这十条意见的主要精神是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要保护国家机密；对一部分干部“烧”到一定程度后要注意保护；既要放手让群众敢于革命、又要让群众学会善于革命、善于掌握党的政策；等等。周总理在一旁批注：这十条意见同样适用于外事、文教、科学三口。并批告陈伯达：“这件很好，我注了几条意见，如蒙同意，请送主席、林彪同志核阅，并请主席批示，可否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各同志。”毛主席不同意批发这十条意见。在8月29 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有16条嘛！”
8月31日，周总理审阅“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稿”。这是陶铸同志根据周总理的意见组织人起草的，准备下发到县团级。鉴于红卫兵到处冲击，全国出现混乱局面，“通知稿”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部门对党和国家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必须坚决进行保护。“通知稿”列出的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有：军队、军事机关、公安机关、外事部门，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广播电台、电视台、新华社，电讯部门和各级党政机关的电台、机要部门，中央和各地档案部门，航空站，铁路枢纽、站段、港务局、码头，水电站、大电厂、变电站，尖端企业和尖端科研部门，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技术资料部门，中央和各地的银行、仓库，外贸机关，城市重要公用事业机关（自来水公司、公共汽车公司等）。周总理审阅时又增加了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红旗杂志社，批：提议照发，请主席、林彪、康生、富春、江青核阅，退汪东兴办。9月1日，毛主席批：此件不发。
9月2日，周总理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对红卫兵运动提出十条要求。主要内容是：红卫兵要大学解放军，“把红卫兵建设成为一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严格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伍”。要“学习和掌握政策”，“分清敌我，团结大多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现阶段中，仍然是需要的、正确的”，“对于在国家和统一战线中具有合法地位的民主人士和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只要没有发现现行反革命活动，应当加以保护”。“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红卫兵搜捕人，必须与北京市委、卫戍区和公安部商定。红卫兵串连“要保障党和国家的首脑部门、要害部门和宣传工具”，“使这些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安全不遭危害”；“要保障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不受阻扰，要保障党和国家的对外关系和活动不受影响”，“革命串连不在这些机关内部进行”；“要保障厂矿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受影响，科研机关的科学实验和中间性生产不致停顿，尖端技术厂区不被闯入，尖端技术资料不受损失，服务医疗不致中断”等等。3日凌晨，对《意见》进行了最后修改， 嘱秘书通知陶铸、康生、李富春、谢富治、陈毅、杨成武、吴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上午开会讨论。会上，陶铸、陈毅等同志赞成《意见》，康生等人则持否定态度，结果《意见》没有发出。
周总理清楚，康生等人的反对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主席的主张，因此，《意见》未送毛主席。这表明，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上存在根本分歧。许多事实说明，周总理在实际上不认为中央有个“刘、邓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因此，当红卫兵到处冲击，搞乱全国的时候，他心急如焚，主张立即加以制止，维持党政机关的工作秩序，维持经济生活秩序，维持社会主义法律秩序。毛主席的想法与周总理的想法不同，他要在中央摧毁所谓“刘、邓司令部”，在全国夺取所谓“刘、邓代理人”篡夺的权力。他的方针是要用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不顾一切的发动群众，不允许搞规定加以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曾考虑自己是不是“思想落后”“跟不上形势”？并表示要跟上去。但是“左”倾路线的严酷现实，使周总理越来越难以理解。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利用毛主席的错误，把它推向极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很快把全国搞乱。周总理对此是绝不能容忍的，与他们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周总理与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做法上的分歧和矛盾逐渐加深。周总理深知，毛主席的“左”倾错误是难以纠正的。如果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对党、国家和人民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从大量事实可以看出，他权衡利弊，确定采取在总体上支持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实际工作上用毛泽东思想纠正一切过火的极端的做法，努力减少损失，等待时机纠正错误。历史已经证明，这是正确的选择。周总理做出这样的选择，不可避免的要说一些违心的话，办一些违心的事。这是表面现象，而不是本质。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二、建国后17年起主导作用的是革命路线，还是修正主义路线？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估计，如前所述，是不符合实际的、错误的。但是毛主席并不想否定一切。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抱着篡党夺权的目的，利用毛主席的错误，推波助澜，否定一切，胡说建国后17年我国各方面的工作实行的都是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把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干部，都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他们的煽动下，大批学生冲向社会，冲向党政机关，冲向文化领域，冲向教育科学单位，许多党政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爱国民主人士被扣上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反动资本家等等帽子，受到抄家、揪斗、游街、殴打等人身迫害和侮辱。周总理对于这种践踏法制、违反政策的行为，坚决反对、极力阻止。他在北京多次接见红卫兵代表，批评他们的错误行为，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对他们进行教育。他说：“不是所有的文教机关、党政机关的领导者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放到哪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落空了吗？”“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同志犯了错误，但不是一切党政领导机关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都是黑帮、黑线。黑帮、黑线这些词早就不用了，你们翻开十六条看看”。“说一切都是坏的是不对的，就是说多数是坏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多数还是好的。”针对林彪、江青一伙片面强调“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等谬论，周总理说：“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都要有领导”，“没有领导，谁去依靠，谁去放手，谁去走啊？”周总理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民主需要集中，自由需要纪律。反对极端民主，反对无政府主义。
1966年9月初，鉴于许多爱国人士受到冲击， 统战政策遭到破坏，周总理指示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统战部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不管，统战政策必须坚持下去。
1966年10月15日，周总理和江青等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有关人员，针对有人提出“上海以总理说上海市委是正确的讲话为盾牌，压制革命”，回答说：我给上海市委打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革命反革命是敌我矛盾，正确不正确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个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区分开来，不能混淆不清，我已讲过多次了。
1966年11月间，谷牧同志根据周总理多次讲话精神起草的《工业交通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又称《十五条》）提出：“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周总理阅后同意。
1967年2月1日，周总理接见国务院工交口“造反派”时说：不能认为各部委、各省市的负责人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代理人，各省市统统都是“黑线”。如果那样看，十几年来毛主席的“红线”又体现在那里呢？
1967年7月初，乔冠华同志就康生在6月的一次会议上给外交部扣上“三降一灭”的帽子（即投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扑灭人民革命运动），请示周总理：康生的提法到底指什么？周总理想了一阵后说：“三降一灭”不通。1971年5月底， 周总理在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在谈到建国后外交工作的评价时说：“我不同意那种极左思潮的说法，更不能同意‘5·16’反革命集团的说法， 好像我国外交也是修正主义的路线。因为毛主席一直关心这条战线，亲自抓、亲自领导这条战线。”
1967年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讲话，号召“砸烂公、检、法”。他说：“整个17个年来的公安工作是按照修正主义办的”，“毛主席思想在我们公安、政法系统没有占到统治地位”，“不把原来的政治、思想、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就永远跟不上毛主席思想”，此后，全国各地造反派冲击公、检、法机关，残害公、检、法人员情况日盛。8月24日， 周总理在接见广西两派时指出：对公、检、法要一分为二，不能说没有好的。1971年1月29日深夜， 周总理召集汪东兴等同志开会，谈召开第15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问题。在谈到“文化大革命”前公安工作的评价问题时说：“不能因为有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就说毛主席的路线不占统治地位。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下，不能把毛主席的路线推翻。”1971年2月8日，周总理接见出席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全体代表，就建国以来公安工作的基本估计等发表讲话。他说：对这一时期的工作，要看主流，要看红线。“这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条红线领导全国，不然怎么会有今天？不能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是黑线统治着，这种说法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等于否认毛主席的领导，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尽管各省领导、各部领导大部分改变了，是不是说所有省、部都是资本主义复辟了呢？不能这样讲”。在谈到公安队伍情况时指出：就整个队伍看，还是好的。“不要以为公安干部都不好，那就危险了，那样就要扩大化”。
1970年1月27日， 周总理在接见上海市和六机部代表就造船工业等问题讲话时说：“二十年来，在造船工业方面还是毛主席思想在领导；把造船工业说得一团漆黑，我对此有保留，搞一概否定不行”。
1970年8月16日， 周总理在同国家体委军管会负责人和一些乒乓球队员谈话时指出：“建国后十七年的体育路线不都是修正主义的，还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由于坏人钻空子，搞了极‘左’思潮，弄得一个时期思想比较混乱。”1971年7月， 周总理修改国家体委一份工作报告，提出：建国后体育战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广大群众和多数干部中还是占了主导地位的”。
1971年7月6日，约见国务院全国教育会议领导小组成员，针对会议对解放后17年教育工作估计的争论，提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的看问题”。周总理的这个正确的估价，遭到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对，也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支持。
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方针政策，是任何一个严肃的政党必须遵循的原则。毛主席对党和国家政治形势估计错误，是导致十年内敌的一个根本原因。周总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为建国后17年全国各项工作实行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修正主义路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发动“文化大革命”论点的否定。
三、党政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
尽管毛主席在《五·一六通知》中，对于从中央到基层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状况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估计，并导致严重后果，但是，毛主席并没有想打倒一切，对于有错误可以改正的干部，他还是要用的。林彪、江青一伙则不同，他们为了扫清篡党夺权的障碍，丧心病狂地迫害党政军干部，煽动造反派强加给他们“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叛徒”、“特务”等罪名，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各级领导干部被罢官、夺权，大批干部“靠边站”，有的被“专政”，有的被投进监狱，有的被迫害致死，造成乌云遮天的黑暗局面。大批爱国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对于林彪、江青一伙这种倒行逆施，周总理表示坚决反对。他在多次接见北京和各地红卫兵以及各地区、各部门造反派代表时反复讲：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主要的；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犯路线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要按敌我矛盾对待；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能一棍子打死，等等。不仅如此，周总理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保护和解放了大批干部。
1966年8月30日，章士钊先生写信给毛主席，反映8月29日夜被红卫兵抄家的情况。毛主席阅后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总理接到批示后，马上找来肇事的造反派，进行了严肃批评，责令他们立即送回被抄走的全部书籍，并派部队保护章宅。有了毛主席的批示，周总理就有了保护干部的依据。于是他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名单。要求对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迁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知名人士和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常委，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均给予保护。名单开出后，嘱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把这份名单转交给统战部，要统战部照名单划定范围，把爱国人士的名单开列出来。9月1日，又命301医院准备接收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 李宗仁等知名人士入院，告以这些人年老多病，政府应负责保护。
周总理为了保护遭受迫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想了许多办法，作了许多工作。例如，1967年6月中旬至8月5日，江青、 康生等人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策动上千个群众组织，一万余人，在中南海两个西门外安营扎寨，几十个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日夜狂吼，企图冲进中南海揪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同志。周总理为了保护刘、邓、陶和住在中南海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为了防止全国形势进一步恶化，为了维护国家的形象，造反派围困中南海五十多天，他巍然不动。后来，毛主席对此进行批评，造反派才散去。事后，周总理在国务院业务组的一次会议上说：戚本禹曾给我打电话，建议我搬到钓鱼台去住，我拒绝了。如果我离开中南海，造反派就会冲进来抓人，那全国还有什么地方不可以冲击？如果刘、邓、陶被揪走，那全国还有什么人不可以揪？如果国家首脑机关被造反派占领，那我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形象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毛主席不在北京，我如果撒手不管，那就是对党、对国家不负责任，就是犯罪！
在贺龙同志受迫害时，周总理将贺龙同志和夫人接到自己的住地——西花厅暂住，以后又送到西山保护起来。后来，林彪派人将贺龙同志抓走，总理未能继续保护下去。
1966年底，周总理获悉彭德怀同志被北京的红卫兵从成都市抓走，即将押送北京。他立即要秘书给成都军区司令员、政委打电话：（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车站等候，指定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亲自去接，由卫戍区安排食宿，不许任何一派红卫兵插手。在火车抵达北京，傅崇碧同志去接时，北京各路造反派已云集车站，准备抢人。周总理亲自到车站做造反派的工作，最后同意他们派人与卫戍区共同管理，并约法三章：对彭德怀不许游斗，不准武斗，不准搞逼供信。这样，彭总暂时被“监护”起来，从1966年底到1967年7月由专案组管理之前， 他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的折磨与摧残。1972年1月，有关部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 将彭德怀同志及其他被监护者，都转移到北京木樨地附近的一个单位，彭总等人的居住、饮食等都有所改善，并配备了医护人员。
彭真同志被撤职后，周总理通知卫戍区照样派警卫部队在他的住地保护。当江青指使红卫兵将彭真同志抓走，不知去向。周总理立即下令寻找，查到下落后，派部队把彭真同志要回，保护起来。同日，被绑架的还有刘仁、万里、林默涵、夏衍、田汉、许力群等同志。周总理指示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立即把他们找回来，指出：“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抓人。”
对于安全受到威胁的宋庆龄、郭沫若等著名人士，在他们的住地，派卫戍区部队加以保护。有的送解放军总医院加以保护。对不愿离家的，派解放战士或公安人员身着便装，臂戴红袖章，到被保护人家中，劝阻前来抄家的红卫兵。对傅作义、邵力子、蔡廷锴、蒋光鼐、沙千里等同志都采取了这种保护措施。使他们较为安全地度过红卫兵运动的高潮。
在西藏的阿沛·阿旺晋美同志和新疆的赛福鼎同志的安全受到威胁时，周总理决定派专机把他们接来北京，加以保护。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制造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诬陷薄一波等同志，周总理得知红卫兵因这件事揪斗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时，于1966年11月24日，就刘澜涛等同志出狱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北局的电报指出：“刘澜涛同志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在将电报稿送毛主席审批时，又附信说明：此事“七大”、“八大”均已以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主席当天批示：“照办”。11月30日，中共中央分别给西北局和吉林省委发去电报。
薄一波同志在这个重大冤案中横遭迫害，周总理积极设法保护。先是借薄一波同志身体不好，要他去广州休养六个月，实际上是让他避开红卫兵的揪斗。康生知道薄一波同志去广州后，策动国家经委造反派到广州去抓。周总理立即指示：“应由广州军区派部队按接送彭德怀的三条，送薄回北京”。薄一波同志被投入北京的一个监狱，倍受折磨。在周总理多次关照下，薄一波同志被安排住进医院治疗。
1967年上半年，在国务院一些部长遭到轮番揪斗，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周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同志先后把他们接到中南海休息，少则几天，一般两三个星期，个别的住一两年。据不完全统计，到中南海“避难”的有：王震、陈正人、廖承志、方毅、姚依林、康世恩、刘宁一、周荣鑫、段君毅、吕东、王诤、刘澜涛、钱之光、邱创成、江一真、王磊、孙正、钱信忠、钱正英、周子健、肖望东、林呼加、肖鹏、刘建章、王子纲、徐今强、李人俊、江学斌、饶兴、刘秉彦。余秋里、谷牧协助周总理抓经济工作，常住中南海，不能回家，有时白天挨批斗，晚上回中南海工作。
原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1967年1 月被非法关押在北京矿业学院死亡，周总理多次指示有关部门查明死因，迟迟没有结果。1970年责成煤炭部军代表继续追查。7月31日，周总理召集国务院业务组会议， 审查煤炭部军代表给国务院的两次报告，以及住矿业学院工、军宣队的报告。会议结论主要内容是：张霖之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1967年1 月，张被非法关押在北京矿业学院时，由于戚本禹的威胁和煽动，在武斗和逼供的混乱中死去。兹决定张霖之同志的死亡，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张霖之同志的家属和他的子女不受任何牵连，应按革命干部家属看待。
在一些大区、省市自治区领导人被夺权，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处境十分困难时，周总理在报请毛主席同意后，分别把他们接到北京，有的安置在京西宾馆，有的安置在中直招待所等地方，保护起来，并派专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据不完全统计，受到这种保护的有：李井泉、宋任穷、张体学、张平化、叶飞、江华、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欧阳钦、黄火青、黄欧东、曾希圣、廖志高、霍士廉、王鹤寿、杨超、高克林等同志。江青、康生曾数次追问这些人的下落。
后来，周总理将其中的部分同志分散安排到毛主席亲自抓的“点”，也就是北京的“六厂二校”中的六厂去“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实际上是保护起来。这六个厂是毛主席抓的点，造反派不敢到那里去闹事、抓人，实际上是“安全岛”。
1967年1月，周总理与叶剑英同志商定，以治病为名， 将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接来北京保护。
1967年武汉“7·20”事件后， 周总理把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等接来北京，安置在京西宾馆，加以保护。
1968年3月，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遭到造反派的围攻， 安全受到威胁时，毛主席、周总理决定把许世友同志接来北京，安置在中南海休息了一两个月。
1970年，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在驻石家庄地区某部“软禁”时将腿摔断，周总理得知后，立即派飞机接回北京，送301医院治疗。
1970年4月初， 周总理在《张学思病情恶化的报告》上批示：“要告诉医院，设法进行抢救。如果他们力量不够，可以请三○一或其它医院一块儿进行抢救”。据此，张所在医院提出救治方案，但遭到林彪一伙阻挠。5月下旬，张学思同志病危， 临终前表示：“非常感谢毛主席和周总理”，同时对林彪等人强加于他的罪名一一批驳，说：“问题迟早总会弄清楚”。5月29日，张学思同志在医院病逝。
周总理不仅保护了大批党政领导干部和党外民主人士，还保护劳动模范，如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同志，北京市的掏粪工人时传祥同志等。
1968年12月26日，毛主席指示：“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是坏人”。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成为周总理在干部问题上同林彪、江青一伙斗争的有力武器，成为解放干部的重要依据。
1970年2月， 周总理对进驻各民主党派机关军代表指示：对民主人士不能那样随便揪斗。如果民主人士有政治历史问题，可以背靠背地进行审查。历史问题，既往不咎。如有现行反革命，另当别论。之后，又几次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把下放劳动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以上人员，从五七干校抽调回来。
1972年4月， 原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和原内务部部长曾山相继因心脏病去世。周总理在不到十天的时间，连续参加两位老部长的追悼会，既悲痛又震惊！周总理与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商定，通知在“五七”干校和疏散在各地的国务院各部委副部级以上干部回京，普遍检查一次身体，并改善他们的保健和医疗条件。同时，周总理还指示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对上层爱国人士的医疗、生活状况进行调查，对存在的困难及时加以解决。国务院办公室和政工小组向国务院各部门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请卫生部安排医院承担这一任务。卫生部安排十个医院检查身体。1973年3月，原教育部部长何伟又因心脏病突然病逝， 周总理严肃批评了未落实好医疗保健工作，提出卫生部对党内老干部以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常委中的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一次全面身体检查，具体工作由北京医院负责。“文革”中一度废止的高级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医疗制度得以恢复。
1972年3月，周总理看了原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逝世的报告， 提出：全面检查一下被拘留、关押、监护、隔离人员的身体情况，有病的治病，病重的住院，身体不好的加点营养，不要等病危再去医院治疗。周总理关心这些人的健康和治疗问题，不仅是出于人道主义，更主要的是他对强加于这些人的罪名是有怀疑的，或者是不相信的。可是，周总理没有掌握有力材料，又没有经过中央会议讨论，他个人是无权否定的。在江青一伙还在台上的时候，立即释放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只能设法减少他们的痛苦，减少疾病和死亡。历史已经证明，“文革”期间失去自由的老干部，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死党外，都是好同志，是冤假错案。
1972年12月18日，毛主席将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妻子刘淑清反映监狱虐待在押人员的来信送给周总理，毛主席批示：“应一律废除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当日，周总理在批交有关同志办理时提出：“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对在押人员的待遇问题，在年内再作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在押人员都要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如有违犯者，当依法惩治，并容许犯人控诉。”
1973年1月8日，周总理审阅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对监管工作重要指示的报告》时批示：同意将秦城监狱收归公安部直辖，要求在一个月内整顿好，并定出新的规章，严格遵守。允许各省来开监管工作会议的人参观、批评和学习。同时建议卫生部再拨出两个医院的部分病床，接收在押人员住院治疗。秦城监狱经过整顿，在押人员的居住、饮食、医疗卫生条件均有所改善。
1973年年初，周总理约负责组织工作的纪登奎同志谈话提出：现在还有很多省部级干部没有解放，而各方面的工作又很需要这些有经验的老同志出来工作，要抓紧时间解放一批老干部，并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到1973年7月，中组部、国务院业务组、总政治部分别提出各省、 市、自治区党政正副职、中直各部门正副职、国务院各部委正副职和军队正军职以上待解放的名单，共约300多人。在周总理的主持下， 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这个名单。在讨论中，江青、张春桥等人屡屡作梗，百般阻挠。参加会议的叶剑英同志作《过桥》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表示愤慨。由于周总理、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据理力争，最终还是解放了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当时国务院业务组提到会议上151人，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可以解放97人。 所谓解放，即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阅读党内文件，按原级别发工资，分配适当工作或安置休养。
1973年5月20—23日，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周总理宣布， 经毛主席批准、谭震林、乌兰夫等13人予以解放，分配工作。
1972年10月，周总理约公安部负责人谈使用老公安干部问题。当了解到西北某地对原来的老公安干部基本不用时批评说：为什么不用？原来的老公安干部至少要恢复一半以上。
周总理为了加快解放干部的进度，指示党政军、统战、文教、科学等系统，利用国庆节、五一节等重大节日，让应当解放而尚未解放的高级干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文化、教育、科学各条战线的知名人士参加招待会等活动，会后将名单登报。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党、政、军有关部门每年国庆、五一都提出一个大名单，送周总理审阅。他不仅同意，常常还增加一些人。这样就起到了解放干部、恢复名誉的作用。
不仅如此，周总理还利用其他机会解放干部。例如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地震后，立即组成以副总理华国锋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前赴灾区慰问。那时周总理正在住医院。慰问团出发后，将名单报送周总理。他阅后指示：吕正操同志是海城人，中央慰问团应增加吕正操同志，并任副团长，让他与灾区群众见见面，并发表讲话，然后作新闻报导，以恢复名誉。之后，立即派专机送吕正操同志去辽宁灾区，参加中央慰问团的活动。
由于周总理的努力，保护和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为后来粉碎“四人帮”，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保存了骨干力量。但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仍然有大量冤假错案没有平反，还有大量老干部没有解放。
周总理在保护老干部中，最大的贡献是用各种办法保护邓小平同志，在时机到来时，及时向毛主席提出建议，促成了邓小平同志的复出，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第二代领导核心，为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创造了先决条件。
1969年初，因“战备疏散”，邓小平同志一家被安排去江西省，周总理接连给江西省负责人打电话，对邓小平同志一家的安排做出具体指示。他否定了在赣州安置的方案，提出在南昌市郊选一个地方。最后将邓小平同志一家安置在驻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某步兵学校校长的一套住宅，其条件基本符合周总理的要求。邓小平同志的“劳动”点拖拉机修配厂，离其住处不远。
1972年1月，在陈毅同志追悼会上，毛主席说， 邓小平同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总理即示意陈毅同志的子女，把毛主席的看法传出去。
1972年春，王震同志给毛主席写信建议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王震同志要我找一位字写得工整的人抄清，并说：“此事请示过周总理，总理说可以给毛主席写信”。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同志写信给毛主席，在批判林彪的同时，希望做点工作。8月14日，毛主席阅后批给周总理， 列举了邓小平同志历史上的四条功绩（即：在中央苏区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建国后没有屈服于苏联的压力）。周总理立即把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信印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15日，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同时以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立即解除对邓小平同志的监督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当年12月，周总理与纪登奎、汪东兴同志共同研究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问题。之后，纪登奎、汪东兴同志写了一封建议信，提出邓小平同志仍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总理看了以后，又取得毛主席的同意，终于在1973年3月10 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以后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更加信任，让他担任党政军更加重要的职务，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重新委以重任，与周总理不失时机地向毛主席进言有着密切关系。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二十余年，现在谈论它的是非功过，不仅是为了让人们知道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为党、国家和人民作出的历史贡献，更重要的是为了继承周总理和已故的其他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吸取“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防止再发生类似严重错误。
当前，我国各族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我国的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在稳步前进，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各族人民同心同德，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所有这一切，可以告慰敬爱的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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