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向菊[1]2000年在《脾胃湿热证与胃肠动力的关系及方药治疗的影响》文中提出祖国医学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是五脏六腑机能的枢纽。脾胃研究一直是五脏研究的热点。在过去的脾胃研究中，脾虚证一直是研究的中心，现在许多学者提出要重视对脾胃实证的研究，因此我们选择了岭南地区常见的实证证型—脾胃湿热证进行研究，以期找到一些有规律的指标，帮助临床上对脾胃湿热证的诊断及治疗，同时为脾胃实证的研究提供可行途径。 本课题研究了脾胃湿热证各症状出现的频率，症状消失所需的时间，及湿热证的胃镜象特点。结果提示：脾胃湿热证各主次证出现的频率依此为：舌苔黄腻100％，胃脘痞满或胸闷或胀痛85.7％，食欲不振76.2％，口苦而粘47.6％，身困乏力71.4％，大便溏或有粘液54.8％，口渴少饮或喜热饮23.8％。症状消失所需时间以恶心最短（3天），胃脘痞满或胸闷或胀痛最长（21天），三个主症消失时间平均为15天。胃镜下充血、糜烂较明显，粘液糊浊，粘液量多。这部分研究从临床角度说明舌苔黄腻是脾胃湿热证诊断的首要依据，治疗后主症消失时间明显比次症长，进一步验证了湿热病邪胶着粘滞、缠绵难去的特点。 本课题在进行临床症状观察的同时，还进行了实验室指标的观察，以探讨慢性浅表性胃炎脾胃湿热证的证候机理。实验中对42例（男31、女11）脾胃湿热证患者进行了胃肠动力学方面的检查，包括胃电图检查、胃排空功能检查及食管压力测定，并在胃镜检查同时以HPUT法行HP检测。结果发现：与脱虚组比较，湿热证组在胃电图、胃排空、食管压力测定三方面都存在异常，HP感染率也明显高于对照组。经清浊安中汤治疗2～4周，有效率达89.5％，部分复查病人胃排空异常也得到明显改善。说明脾胃湿热证患者存在胃肠动力方面障碍，清浊安中汤治疗脾胃湿热证有明显疗效，HP感染对胃肠动力异常是否有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谢建寰[2]2015年在《邱家廷主任中医师脾胃学术思想及临床应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在探析脾胃学说发展源流基础上,通过收集和整理邱家廷主任中医师的临床医案、病例及历代医家阐论脾胃理法方药的论著等相关资料,按一定的逻辑性和规律性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力图能够全方位,多角度的展示导师邱家廷主任中医师的学术思想。本人在跟师邱家廷主任中医师临证的过程中,发现导师不仅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而且对许多内科杂症,处方用药处处都体现重视脾胃的思想。笔者在此基础上,通过采集病例资料、系统整理导师的典型医案、临证经验；并广泛查阅古今文献资料,结合导师的临床经验及用药规律,系统整理导师治疗脾胃病的临床经验、思辨特点及学术思想。第一部分是系统回顾传统医学对脾胃学说的认识及研究。从其渊源、形成与发展等来阐述传统脾胃学说的主要内容、基本观点。第二部分是脾胃学说的现代研究,是阐明脾胃湿热证与脾虚证的本质研究。第三部分是探讨、归纳总结邱家廷主任中医师脾胃学术思想内容。根据三年来跟师体会及老师的传授,从辨证、立法、处方用药及生活调摄等方面对导师的学术思想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1、重视脾胃病的生理病理特点。2、兼顾脾胃与其他脏腑的关系。3、重视脾胃病的辨证。4、确定调理脾胃的四大治则,即温、清、攻、补四大类。5、重视保护胃气。6、重视调节气机升降。7、注重病证结合。8、强调情志,饮食调摄。9、善用对药,提高疗效。第四部分是邱家廷主任中医师脾胃学术思想的临床应用研究。就导师对胃食管反流病、功能性消化不良、溃疡性结肠炎、腹泻型肠易激综合证、急性上消化道出血、慢性萎缩性胃炎及大肠癌的诊治经验及用药特色,分别进行分析与总结。第五部分是导师脾胃学术思想在临床上的具体应用。
李华锋[3]2005年在《清热燥湿合剂治疗脾胃湿热证的实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清热燥湿合剂是导师根据清代医家王孟英所创的传统名方王氏连朴饮的组方原理,并结合现代中草药研究成果而制成的治疗脾胃湿热证的临床有效制剂。本课题在临床研究取得成果的基础上探讨清热燥湿合剂的现代药效学作用,为该合剂的临床运用提供药效学及有效剂量方面的实验依据,并为该合剂治疗脾胃湿热证的机理研究提供药效学基础。本课题以探讨清热燥湿合剂的现代药效学作用为研究重点。 方法:根据脾胃湿热证的典型临床症状及脾胃湿热证的现代研究,结合本合剂的药物组成,本课题以正常大、小鼠为实验动物,从胃肠动力、胃肠激素、止泻、抗炎、镇痛、利尿六方面入手,选定了11项实验项目,以此全面、综合的评价清热燥湿合剂的药效学作用。实验分组及给药情况:将大鼠或小鼠随机分成生理盐水对照组、清热燥湿合剂大、中、小剂量组、西药对照组(胃肠动力和胃肠激素实验以吗叮啉为对照药,止泻实验以阿托品为对照药,抗炎镇痛实验以阿司匹林或地塞米松为对照药,利尿实验以速尿为对照药),给药剂量均按人鼠体表面积换算,灌胃或注射给药。分别进行以下的实验项目:1.胃肠动力实验研究,包括①清热燥湿合剂对小鼠胃、小肠排空运动的影响(葡聚糖蓝做标记物排空法);②清热燥湿合剂对阿托品所致小鼠胃、小肠运动抑制的影响(葡聚糖蓝做标记物排空法);③清热燥湿合剂对新斯的明引起小鼠小肠运动亢进的影响(炭末法)。2.胃肠激素实验研究,清热燥湿合剂对正常大鼠血浆胃动素、血清胃泌素分泌的影响。3.抗腹泻实验研究,清热燥湿合剂对番泻叶引起小鼠腹泻的影响(湿粪计数法)。4.利尿实验研究,清热燥湿合剂对水负荷小鼠尿量的影响(滤纸法)。5.抗炎实验研究,包括①清热燥湿合剂对蛋清致大鼠足肿胀的影响;②清热燥湿合剂对二甲苯致小鼠耳廓肿胀的影响;③清热燥湿合剂对醋酸致小鼠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的影响。6.镇痛实验研究,包括①清热燥湿合剂对醋酸致痛小鼠的镇痛作用(扭体法);②清热燥湿合剂对热板致痛小鼠的影响(热板法)。 结果:清热燥湿合剂能显著促进正常小鼠胃排空运动和小肠推进运动;能对抗阿托品所致的正常小鼠胃排空抑制和小肠推进的抑制;对抗新斯的明引起的正常小鼠小肠运动亢进;能显著促进正常大鼠血浆胃动素、血清胃泌素的分泌;并抑制番泻叶所致的正常小鼠的腹泻;对水负荷正常小鼠有明显的利尿作用;能抑制蛋清所致大鼠的足肿胀,抑制二甲苯致小鼠耳廓肿胀,抑制醋酸致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仅在一定程度上能延长醋酸所致小鼠的疼痛扭体首次出现的时间及热板致痛小鼠的痛阈值。从清热燥湿合剂的剂量与药效学的关系来看,在促进正常胃肠排空、促进血清胃泌素和血浆胃动素分泌、止泻、利尿、抗炎、镇痛作用时,有明显的量效趋势,以大剂量作用相对最好;但在对抗阿托品引起的胃、小肠运动抑制及对抗新斯的明引起的正常小鼠小肠运动亢进时,量效趋势不明显。 结论:实验结果表明,清热燥湿合剂具有很好的双向调节胃肠功能的作用,能增加胃肠动力,抑制小肠运动亢进,促进血浆胃动素、血清胃泌素的分泌;有明显湖北中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的止泻、抗炎、利尿作用,轻微镇痛作用。从清热燥湿合剂的剂量与药效的关系来看,在胃肠功能实验中,整体上的量效趋势不是很明显,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该合剂有着双向调节胃肠功能的作用,提示在调节胃肠动力的时候,中药剂量运用应该适度,并非剂量越大越好;而在其它实验中清热燥湿合剂的量效趋势明显;这些为该合剂的临床运用提供了剂量上的参考。由于本合剂是清热祛湿法的代表方,故在此基础上可以帮助说明清热祛湿法的作用机理与调节胃肠动力,增加血浆胃动素、血清胃泌素水平,调节水液代谢,清除炎症因子等有关。各项实验数据显示,清热燥湿合剂是治疗脾胃湿热证的理想方药,本实验研究为其临床应用和清热祛湿法的机理研究提供了药效学参考。关键词清热燥湿合剂脾胃湿热证药效学实验研究
陈晓刚[4]2007年在《小儿再发性腹痛的脾胃湿热证与肠道微生态关系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再发性腹痛(recurrent abdominal pain，RAP)是严重影响小儿身心健康的儿科临床最常见的临床疾病之一。现代医学尚未阐明RAP的发病机制，西药对RAP的疗效也不理想。临床实践发现中医药治疗RAP均有一定的特点和优势。RAP在临床上表现出不同的证型特点，在岭南地区脾胃湿热证患儿比较多见。一、文献研究1．小儿再发性腹痛的现代医学认识RAP的定义最早由英国学者Apley和Naish提出，即发作性的腹痛，病程至少3个月以上，病程中至少有3次以上的腹痛发作，发作严重时可影响小儿正常的活动，而在发作间歇期，表现正常。国内外的多项研究都发现，其发病率高，虽器质性因素引起者不多，但由于反复发作，长期持续，严重影响患儿的身心健康及其家庭的正常生活。现代医学对于RAP发病机制的认识尚未明确，胃肠动力功能失调、小肠通透性改变、幽门螺杆菌感染、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失调、心理因素、内脏高敏感性等被认为可能与RAP的发病相关，但目前还没有能得到大多数学者赞同的假说。对于RAP的治疗，国内外学者们先后尝试应用H_2受体阻滞剂、5-HT受体阻滞剂、促动力药、微生态制剂、植物制剂、饮食疗法、行为疗法等，但能证明在RAP治疗中有效的药物或治疗措施并不多。近年来，随着对胃肠功能性疾病研究的深入，多国专家工作组制定了罗马Ⅱ标准，对于RAP这类疾病重新进行了定义，但临床实际也发现其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Von Bayer和Walker对RAP定义进行了修订，Christensen强调“上部”和“下部”症状区分的重要性，并据此为RAP分型。笔者分析了这些观念的变迁，并提出了自己对RAP定义、范围的看法。2．小儿再发性腹痛的中医药研究现存中医古典文献中虽然并无类似“再发性腹痛”的概念，然而，不少文献中对小儿腹痛的病因病机、诊治方法及方药选择的阐述却为后人治疗再发性腹痛建立了理论和实践基础。近二十年来，各地的中医药学者对RAP的病因病机和辨证论治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尝试应用温中行气法、消食导滞法、运脾和胃法、健脾补气法、调和肝脾法、清热祛湿法及外治、针灸推拿疗法等治疗RAP，取得了不错的疗效，笔者分析了这些文献，发现不同地区RAP的证型分布可呈现不同的特点，可能由于气候、饮食及小儿生理等方面的特点，岭南地区很多RAP患儿表现出脾胃湿热的证候特点。3．肠道微生态及其与胃肠道功能性疾病、脾胃湿热证的关系人体的胃肠道栖息着大量微生物，相互间保持共生或拮抗关系，构成了宿主小生境特定的微生态系统，当受宿主及外环境影响，平衡遭到破坏，就出现菌群失调，使宿主致病。研究发现肠道微生态的失调与多种胃肠道疾病的发病相关，近年来其与胃肠道功能性疾病的关系受到重视，但迄今尚少见有小儿胃肠道功能性疾病特别是RAP与肠道微生态关系的研究报道。导师劳绍贤教授等在对既往研究分析总结的基础上，提出胃肠微生态平衡是脾主运化的基础，微生态失衡可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失调，水湿内停，湿聚生热，使胃肠道内环境变化，表现出脾胃湿热证的临床证候。通过对以慢性胃炎、腹泻型IBS等为代表的胃肠道疾病的胃肠道微生态的相关指标及证候指征变化的研究，发现在上述胃肠道疾病的脾胃湿热证中，患者的肠道不仅存在菌群失调，而且与脾虚证之间存在差异。这些开创性的研究为从微生态角度研究脾胃湿热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研究也发现了传统的通过菌培养、显微镜下菌细胞记数的方法所存在的缺陷，对实验技术的改进提出了新的要求。4．荧光定量PCR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使肠道微生态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本论文实验所采用的实时荧光定量PCR(FQ-PCR)技术具有定量范围宽，特异性强，操作快速，技术简单、安全等诸多优点，是对肠道特定菌群定量的理想方法。5、研究背景及研究思路RAP的临床表现除了腹痛外，也常伴随大便次数及性状改变、腹胀、食量减少等，这些症状在其他已被证实与肠道菌群失调相关的胃肠道疾病中同样存在，而微生态制剂治疗RAP的临床疗效也提示肠道微生态可能与RAP的发病相关。粪便标本中双歧杆菌、肠杆菌含量及其比值(B／E值)对于反映肠道微生态平衡有重要价值，故本项研究选择其作为检测指标。既往研究所发现的脾胃湿热证中肠道菌群变化的特点是否在小儿RAP的研究中得到验证，也是本项研究的重要目的。二、实验研究1、研究目的：研究小儿再发性腹痛的脾胃湿热证与肠道微生态的关系2、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为24例6～12岁再发性腹痛(RAP)患儿，其中脾胃湿热证组12例，脾虚证组12例，另选12例同年龄段的正常健康儿童为对照组，应用基于Taqman技术的实时荧光定量PCR法，对研究对象粪便标本中的肠道厌氧菌代表——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a)和需氧菌代表——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DNA进行荧光定量，比较各组间粪便标本中相应微生态检测指标的变化及其与RAP主要临床症状和脾胃湿热证主要临床证候的关系。3、研究结果：RAP患儿病例组粪便标本中的双歧杆菌含量显著低于正常儿童组(P＜0.01)，而肠杆菌含量则显著高于正常儿童组(P＜0.01)，B／E值也显著低于正常儿童组(P＜0.01)。腹痛程度与B／E值之间有比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0.838，P=0)，大便次数增加、大便稀烂程度与双歧杆菌的含量都有比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0.752，P=0及相关系数=-0.725，P=0)，腹胀频率与双歧杆菌的含量呈强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0.931，P=0)。另一方面，脾胃湿热证组的双歧杆菌和肠杆菌含量均显著高于脾虚组(P＜0.01及P＜0.05)，B／E值也较脾虚证组高(P＜0.01)；脾胃湿热证组双歧杆菌与肠杆菌含量之间有强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0.916，P=0)，而脾虚证组两者间则无显著相关关系(相关系数=0.416，P=0.179)；脾胃湿热证组腹痛程度与B／E值之间有比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0.772，P=0.003)，而脾虚证组两者间则无显著相关关系(相关系数=-0.462，P=0.131)；脾胃湿热证组大便次数增加与双歧杆菌含量之间有比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0.753，P=0.005)，与脾虚证组中两者间的关系近似(相关系数=-0.825，P=0.001)；脾胃湿热证组大便稀烂程度与双歧杆菌含量之间有比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0.768，P=0)，与脾虚证组中两者间的关系也近似(相关系数=-0.892，P=0.001)；脾胃湿热证组腹胀频率与双歧杆菌含量之间有强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0.928，P=0)，与脾虚证组中两者间的关系近似(相关系数=-0.933，P=0)，但脾胃湿热证组腹胀频率与肠杆菌含量之间也有比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0.876，P=0)，而脾虚证组两者之间则无显著相关关系(相关系数=-0.476，P=0.118)；脾胃湿热证组食量减少与双歧杆菌含量之间仅有弱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0.611，P=0.035)，而脾虚证组两者间则有比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0.883，P=0)；脾胃湿热证组舌苔黄腻程度与B／E值之间也有比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0.749，P=0.005)。4、研究结论：(1)小儿RAP患儿存在肠道微生态失调；在主要临床症状中，腹痛程度与B／E值下降相关，大便次数增加、大便稀烂程度及腹胀频率与双歧杆菌含量减少相关。(2)脾胃湿热证与脾虚证组的肠道菌群失调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与主要证候的相关性也不一致：较诸脾虚证，脾胃湿热证表现出双歧杆菌与肠杆菌含量的相关性高，B／E值与腹痛程度、肠杆菌含量与腹胀频率的相关性高也是脾胃湿热证较诸脾虚证不同的肠道菌群变化特点；而双歧杆菌含量与食量减少的相关性高则是脾虚证与脾胃湿热证不同的特点；此外，脾胃湿热证也表现出舌苔黄腻程度与肠道茵群失调的相关性。论文最后分析了研究的不足之处，并展望了今后的研究方向，主要有：(1)从临床研究的角度，可以考虑将整个小儿胃肠功能性疾病视为一“疾病簇”，研究其各种临床表现与可能相关的客观指标的关系。(2)除粪便标本外，利用肠镜技术同时检测肠道粘膜不同部位的菌群，可能更有助于深入了解研究对象的肠道微生态改变。(3)利用变性梯度凝胶电泳、分子克隆、测序等新的分子生物学技术，结合实时荧光定量PCR法，可以比较准确地按需要分析肠道菌群的总体和个体特征，有利于肠道微生态的深入研究。
安祯祥[5]2007年在《刘沈林教授脾胃学术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论文由四个部分组成，在探析脾胃学说发展源流基础上，初步总结了导师刘沈林教授的脾胃学术思想。第一部分回顾了脾胃理论的发展源流。《内经》对脾胃的解剖、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原则等方面，都做了较全面的论述，为脾胃学说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伤寒杂病论》中，张仲景将《内经》确立的脾胃理论创造性地应用于临床实践，制定了一系列辨证纲要和治法方药，为脾胃学说在临床诊治运用树立了规范。李东垣创立了“脾胃论”，并撰有《脾胃论》一书，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点，阐述了脾胃病的病因病机，确立了脾胃病的治疗大法及创制了一系列脾胃病的有效方剂，使脾胃学说较前有了长足发展。叶天士在脾胃论方面主张脾胃分治，临证特别重视胃阴，创立了胃阴学说，倡导甘凉濡润养胃法，补充和完善了中医脾胃学说。第二部分根据三年来跟师体会及导师的口传心授，从脾胃病的辨证、立法、处方用药对导师的脾胃学术思想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治疾病的灵魂，辨证为本，有机结合辨病，辨证注重舌诊，从阴阳、虚实、寒热、气血、湿证、脏腑兼证等多方面诊查脾胃疾病。治疗中注意兼顾脾胃，调整脾升胃降的功能，相关脏腑同调，治脾注重温补升燥，治胃注重清润通降。并对导师习用的治疗大法如健脾法、扶阳法、养阴法、辛开苦降法，进一步展开了的论述。补虚时需先健脾胃，攻伐时勿伤脾胃，久病长期服药须培补脾胃。扶阳法则从理论源革到临床用药都进行了探讨，其温扶脾阳，可起到日照当空，阴霾自散之效。养阴法注重甘凉濡润以养阴，酸甘合用以化阴。辛开苦降法则从寒热并用切病机，攻补兼施，分清主次，辨证组方方面进行了探讨。第三部分就导师对脾胃病中常见的慢性胃病、慢性泄泻、消化道肿瘤、脾胃湿热证的诊治，分别进行总结。慢性胃病以健脾为先，不可攻伐过度；对阴伤液亏者，治则酸甘凉润合用以养阴；迁延不愈见寒热错杂者，治则苦降辛开，寒热并用；久病入络成瘀者，活血化瘀是其治疗要法；结合辨病，注重综合治疗。慢性泄泻以久泄脾虚湿滞为病机关键，温扶脾阳为治疗要点，肝脾同病，则肝脾同调，扶正不忘祛湿。消化道肿瘤治疗注重病证合参，中西医结合；益气健脾不偏颇；甘凉濡润切病机；抗癌祛邪善伍用。脾胃湿热证治疗清利湿热，重在祛湿；理气化湿，气化湿亦化。第四部分介绍了侍诊记录的部分医案，结合医案对健脾、扶阳、养阴、寒热并用等治疗大法的具体应用进行了探析。
张静毅[6]2013年在《中医辨证治疗糖尿病胃肠病变的临床研究》文中提出糖尿病胃肠病变是糖尿病常见的慢性消化系统并发症,常见临床表现有厌食、餐后饱胀感、嗳气、恶心、呕吐和反复发作性、间歇性水样腹泻,或腹泻与便秘交替出现。依据上述临床表现,糖尿病胃肠病归属于“消渴并痞满、呕吐、泄泻、便秘”的范畴,其病因多与饮食失节、情志刺激、脾胃虚弱有关,病位在胃与肠,与肝脾肾密切相关,病性多虚实夹杂,本虚而标实,脾虚为本,标实为气郁、痰阻、湿热、食滞。糖尿病胃肠病变的治疗以补虚泻实为总原则,以恢复中焦气机正常升降为关键。近年来随着中医药治疗糖尿病胃肠病变的临床与实验研究的不断深入,运用中医药辨证论治糖尿病胃肠病已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医药在治疗糖尿病胃肠病方面的优势日渐显现。在此基础上,对糖尿病胃肠病变进行分型辨证论治,观察治疗前后中医症状积分及血糖水平的变化,探讨中医药治疗糖尿病胃肠病变的作用机理将有重要的意义。研究目的观察对糖尿病胃肠病变进行中医分型辨证论治前后患者中医症状积分的变化及空腹、餐后血糖水平的改变,并进行客观评价,为中医药防治糖尿病胃肠病变提供思路与参考,为中医药辨证治疗糖尿病胃肠病变提供临床依据。研究方法收集2012年7月至2013年3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门诊或病房收治的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糖尿病胃肠病变患者90例,其中脾胃湿热证、肝胃不和证、脾肾阳虚证各30例,进行辨证论治,予基础治疗及中药汤剂口服,疗程为4周,制定糖尿病胃肠病变病例观察表,观察治疗前、治疗2周后、治疗4周后中医症状积分及血糖的变化,通过前后积分的自身对照观察,评价疗效。研究结果纳入观察的90例患者中,年龄最小者28岁,年龄最大者86岁,平均年龄60.82±13.16岁,男性36例,女性54例,男女发病比为1：1.5。脾胃湿热证、脾肾阳虚证、肝胃不和证组证候积分在治疗2周后、治疗4周后较治疗前有所下降(p<0.05),治疗4周后较治疗2周后也有所下降(p<0.05),其中肝胃不和证组、脾胃湿热证组证候积分在治疗4周后较治疗2周后有显著下降(p<0.01)。治疗2周后脾胃湿热证有效22例,无效8例,总有效率7333%,脾肾阳虚证组患者治疗2周后有效2例,无效7例,有效率为76.67%,肝胃不和证组患者治疗2周后有效19例,无效11例,有效率为63.33%；治疗4周后脾胃湿热证显效10例,有效17例,无效3例,总有效率90%,脾肾阳虚证显效4例,有效12例,无效4例,总有效率为86.67%。肝胃不和证显效11例,有效13例,无效6例,总有效率为80%。三种证型间治疗2周后、治疗4周后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从有效率统计结果分析,脾胃湿热证有效率较脾肾阳虚证、肝胃不和证高；三种证型治疗后血糖水平呈下降趋势,但与治疗前相比,脾胃湿热证、脾肾阳虚证治疗2周后、治疗4周后血糖水平有所下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肝胃不和证治疗4周后血糖水平较治疗2周后下降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糖尿病胃肠病变以脾虚为发病之本,久可及肾,肝疏泄失职是发病的重要因素。以脾胃湿热证、脾肾阳虚证、肝胃不和证辨证论治糖尿病胃肠病变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不仅能改善临床症状,还可降低血糖水平。
万莹[7]2013年在《慢性胃炎脾胃湿热证流行病学、证候学及诊断标准相关因素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1.在病证结合的模式下研究慢性胃炎脾胃湿热证中医临床量化诊断标准的相关因素；2.调查性别、年龄、体重、居住地区、职业、受教育程度以及饮食饮酒偏嗜等临床流行病学因素对慢性胃炎脾胃湿热证形成的影响；3.研究慢性胃炎脾胃湿热证证候学特征，筛选出脾胃湿热证的特异性症状；4.探讨慢性胃炎脾胃湿热证与电子胃镜像、幽门螺杆菌、胃动素等微观实验室指标与建立中医临床量化诊断标准的相关性。方法：理论回顾，对古代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探讨，归纳中医脾胃湿热证的理论源流及辨证规律；对现代文献中慢性胃炎脾胃湿热证的临床及实验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慢性胃炎脾胃湿热证流行病学、证候学及诊断标准的相关因素，为本研究项目的开展提供文献依据。临床研究，采集2012年5月至2012年11月在湖北省中医院消化内科门诊的慢性胃炎患者105例，年龄在20—70岁之间。按照有关纳入标准，选择适合条件的病例纳入脾胃湿热证组。其余病例均归入非脾胃湿热病组，并按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对肝胃不和证及脾胃虚弱证的诊断标准将非脾胃湿热证组中符合条件的分别纳入肝胃不和证组、脾胃虚弱证组、其他组，与脾胃湿热证组做对照。向纳入研究对象的慢性胃炎病人分别发放流行病学及临床证候调查表、行电子胃镜检查、14C呼气试验、抽肘静脉血3-5ml测胃动素。将所有数据结果汇总，分析统计性别、年龄、体重、居住地区、职业、受教育程度、饮食偏嗜、胃镜像、幽门螺杆菌、胃动素这些因素与慢性胃炎脾胃湿热证的相关性，运用多种统计方法对结果进行检验，判断各项因素的实际意义以及在四组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结果：1.流行病学调查分析：经过流行病学调查和统计分析，脾胃湿热证组的平均年龄大于肝胃不和证组，同时又明显小于脾胃虚弱证组；脾胃湿热证组的平均体重明显高于另外三组；脾胃湿热证组患者中嗜甜的人数比例高于肝胃不和证组，嗜辣的人数比例高于脾胃虚弱证组，喜荤腥的人数比例高于其他组;脾胃湿热证组有饮酒偏好的人数比例明显高于非脾胃湿热证组。2.临床证候学分析：通过对慢性胃炎患者临床证候的调查统计，发现胃脘痞满、舌红、苔黄腻、脉滑、脉数这五项证候与脾胃湿热证关系密切，口渴少饮、身困乏力、脉濡这三项证候也与脾胃湿热证有一定的相关性。从而筛选出脾胃湿热证组与其他三组所不同的特异性证候有：胃脘痞满、口渴少饮、身困乏力、舌红、苔黄腻、脉滑、脉濡、脉数这八项。3.微观实验室指标分析：慢性胃炎脾胃湿热证组胃镜像中局部粘膜糜烂出现的频率高于脾胃虚弱证组和其他组，但尚不能认为高于肝胃不和证组；脾胃湿热证Hp感染率与非脾胃湿热证的三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明显高于这三组；慢性胃炎脾胃湿热证组的胃动素均值明显低于肝胃不和证组、其他组，但与脾胃虚弱证组相比无显著差异。结论：慢性胃炎脾胃湿热证的形成，从流行病学上角度分析：与年龄、体重、饮食偏嗜和喜爱饮酒有关。在证候学方面与胃脘痞满、舌红、苔黄腻、脉滑、脉数这五项证候关系密切，与口渴少饮、身困乏力、脉濡这三项证候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在胃镜像方面与胃粘膜糜烂有关联；在微观指标方面，脾胃湿热证组Hp感染率明显高于另外三组，胃动素均值低于肝胃不和证组及其他组，说明慢性胃炎脾胃湿热证与Hp感染和胃动素有相关性。
孙文正[8]2008年在《清热化湿方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伴糜烂脾胃湿热证的疗效观察与机理探讨》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探讨清热化湿方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伴糜烂脾胃湿热证的临床疗效、安全性及机理。方法:按照随机、对照的原则将符合本研究标准的60例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30例。治疗组口服清热化湿方煎剂,对照组服用清胃止痛微丸,两组均连续治疗8周(1疗程),观察两组病例治疗前后的临床症状、体征、胃镜、组织病理学疗效及幽门螺杆菌(Hp)感染情况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治愈率分别为93.33%、43.33%,对照组总有效率、治愈率分别为76.67%、23.32%,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组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结论:清热化湿方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伴糜烂脾胃湿热证疗效确切,无不良反应,其机理可能与抗炎、抗氧化、抑杀Hp、促进胃肠运动及增强胃黏膜屏障功能有关。
张金丽[9]2012年在《慢性萎缩性胃炎中医辨为浊毒内蕴证的探讨及临床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第一部分慢性萎缩性胃炎中医辨为浊毒内蕴证的探讨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的流行病学调查，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临床症状进行证候学分类，以此归纳慢性萎缩性胃炎在中医证型上的分布，进一步探索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证候规律，以及浊毒内蕴证在慢性萎缩性胃炎中所占的比重，并为临床诊断及立法处方提供临床依据。方法：1.在大量文献研究和请教本专业专家的基础上，编制成统一的临床调查问卷。2.收集2009年12月-2011年12月在河北省中医院消化门诊就诊的符合慢性萎缩性胃炎诊断标准的病例247例，进行证候分析。3.遵循流行病的调查原则，收集患者的姓名、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中医望、闻、问、切四诊资料以及胃镜下的各种表现及病理诊断结果。4.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找出慢性萎缩性胃炎与年龄、性别、病程、诱发因素、不良嗜好以及Hp感染的关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所收集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从而探索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中医证候规律。结果：1.运用因子分析法得出6个慢性萎缩性胃炎中医证候分类：浊毒内蕴证、脾胃湿热证、脾胃虚弱证、胃络瘀血证、肝胃不和证、胃阴不足证，其中以肝胃不和证与浊毒内蕴证所占比例最多。2.观察病例中男性121例，女性126例；年龄最小29岁，最大81岁，平均年龄为55.86±10.15岁；年龄分布主要以51～60岁年龄组所占比例最大，占总例数的45.34%，其次为61～70岁的患者，占总例数的22.67%和41～50岁的占总例数的17.81%；在各年龄段男女性别构成无显著性差异（P>0.05）。病程分布主要以5～10年最为多见，占46.56%，其次为1～5年的占27.53%，10年以上的病程占17.0%，病程在1年以下者最少，仅占9.0%。3.观察病例中CAG诱因主要是饮食因素和情志因素，分别占38.46%、25.10%；4.CAG的主要症状出现频率依次为：胃胀满60.32%，胃隐痛54.65%，纳差40.49%，烧心39.68%，嗳气37.65%。5.CAG患者舌脉征象：舌质以暗红有瘀斑（42.51%）为主，苔质以黄、腻苔（46.96%、27.53%）为主，脉象以弦（40.08%）、细（51.01%）、滑（25.51%）为主。6.CAG的中医证候分布规律：CAG的中医证候分布中肝胃不和证最多占27.12%，其次为浊毒内蕴证占22.67%，脾胃湿热证占21.86%，脾胃虚弱证占10.93%，胃络瘀血证占比例9.72%，胃阴不足占7.69%。7.CAG6种中医证候在Hp感染率上有显著性差异（P<0.01），浊毒内蕴证HP感染率最高为87.5%，其次为脾胃湿热为64.81%，而胃阴不足的感染率最低为31.58%。结论：1.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主要中医证候分类为浊毒内蕴证、脾胃湿热证、脾胃虚弱证、肝胃不和证、胃络瘀血证、胃阴不足证。证候分布中以肝胃不和证和浊毒内蕴证最多见。2．慢性萎缩性胃炎主要证候特点为本虚标实，虚实夹杂，脾胃虚弱为发病之根本，且病多参瘀，浊毒与其互为因果，相关为害，浊毒内蕴为本病的基本病机。3.慢性萎缩性胃炎在性别的发病上无明显差异；中老年人为该病的高危人群，对此人群早期的诊断和治疗对预防胃癌有重大的意义。4.不良的饮食嗜好和情志失调易导致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发生，癌症家族史以及被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成为本病的危险因素。5. Hp感染和湿热浊毒关系密切，中医证候在HP感染率上有显著性差异。第二部分慢性萎缩性胃炎6种证型胃镜表现的研究目的：通过对慢性萎缩性胃炎(CAG)6种证型胃镜下表现的观察，发现其中特异性的变化，并初步探讨慢性萎缩性胃炎浊毒内蕴证的胃镜像变化规律，为CAG的中医辨证提供较为客观的胃镜及病理学指标，也为浊毒理论临床应用提供根据。方法：将入选的311例CAG患者先由两名主任中医师进行中医辨证分型，分成六个证型：浊毒内蕴证、脾胃湿热证、脾胃虚弱证、肝胃不和证、胃络瘀血证、胃阴不足证，并制定完善的病例报告（CRF）表对患者的一般情况、症状、舌象、脉象等中医四诊资料进行记录。由本院一专职医师进行胃镜检查，并详细记录其内镜下的表现，活检组织由同一病理医师进行诊断，对不同证型胃镜表现与病理诊断进行观察。结果：CAG6种中医证型胃镜下表现：浊毒内蕴证以隆起结节、糜烂、黏膜粗糙多见，共计占此证的74.19%；肝胃不和证以红斑渗出、出血点、胆汁反流多见，共计占此证的77.39%；脾胃虚弱证以红斑渗出、黏膜粗糙多见，共计占此证的59.46%；脾胃湿热证以红斑渗出、黏膜粗糙、糜烂多见，共计占此证的69.33%；胃络瘀血证以出血点多见，共计占此证的52.17%；胃阴不足证以红斑渗出多见，占此证的60%。统计结果显示，CAG浊毒内蕴证型在内镜下的表现与其他5种证型相比具有显著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浊毒内蕴证胃镜病理结果肠上皮化生所占比例较高达到61.29%，异型增生达到27.42%。浊毒内蕴证与肝胃不和、脾胃虚弱、胃络瘀血证的病理结果比较均有明显差异(P<0·05)，而浊毒内蕴证与脾胃湿热、胃阴不足证的病理结果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1.CAG各临床证型与其在胃镜象形态学、病理组织学的变化存在着相关性。CAG浊毒内蕴证在内镜下主要表现为隆起结节、糜烂、粘膜粗糙，病理多伴有肠上皮化生和（或）不典型增生。2.浊毒内蕴证及其在胃镜和病理的特异表现在临床诊治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过程中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第三部分化浊解毒和胃方对慢性萎缩性胃炎浊毒内蕴证的疗效观察目的：观察化浊解毒和胃方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浊毒内蕴证患者的总疗效，及对血红蛋白、血流变、幽门螺旋杆菌的临床疗效。方法：将230例CAG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120例，对照组110例。①治疗组：口服化浊解毒和胃方。②对照组：口服胃复春片。两组病人治疗期间停用其他中西医药物治疗。3个月为一疗程。观察两组患者临床症状（包括胃脘胀满、堵闷、疼痛、嗳气、烧心等）、胃镜、病理检查结果及抗Hp感染情况。结果：临床疗效方面：治疗组在临床疗效总有效率和胃镜改善、血红蛋白变化方面均优于对照组，治疗组临床疗效总有效率为90.84%，对照组总有效率为66.36%，两组统计学处理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0.05)。治疗组和对照组均能改善血流变指标，两组治疗前后统计学处理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0.05)。两组间血流变指标改善的多少应用two-samplest-test，(P﹥0.05)，还不能认为两药在改善血流变上效果的不同。化浊解毒和胃方还有一定的抗Hp感染的作用，总有效率为69.79%，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1.化浊解毒和胃方能够改善CAG患者的临床症状。2.化浊解毒和胃方能够较好地改善CAG患者充血水肿、糜烂、黏膜白象、黏膜粗糙、血管透见等胃黏膜象。3.化浊解毒和胃方能够显著改善患者血流变指标中的全血黏度、血浆粘度，提高患者血红蛋白含量，改善贫血，提高患者的抗病自愈能力4.化浊解毒和胃方有一定的抗Hp感染作用。第四部分化浊解毒和胃方对慢性萎缩性胃炎浊毒内蕴证情志的影响目的：观察化浊解毒和胃方加减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浊毒内蕴证患者的总疗效，以及对临床患者情志的临床疗效。方法：将230例CAG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120例，对照组110例。①治疗组：化浊解毒和胃方；②对照组：口服胃复春片。两组病人治疗期间停用其他中西医药物治疗。3个月为一疗程。情志检查：应用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90SCL-90）。安全性指标：治疗前后作尿、便常规与心、肝、肾功能检查。同时记录各种不良反应。结果：胃癌前病变(PLGC)患者情志的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因子得分与全国常模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于全国常模。治疗组在临床疗效总有效率和情志的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改善方面均优于对照组，两组统计学处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1. PLGC的发生、发展与情志因素有着密切关系。2.化浊解毒和胃方能显著改善患者情志指标中的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等这些不良情志。3.化浊解毒和胃方能化浊解毒，解郁醒脾，消除不良情志对胃黏膜的损伤，可以有效地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或（和）异型增生。
王颖芳[10]2006年在《慢性胃炎脾虚证患者基因差异表达图谱研究》文中提出研究背景和目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批名老中医分别撰文,全面阐述和介绍了辨证论治体系,确立了辨证论治在整个中医诊疗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证在中医理论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随之,对证候的研究、证本质的研究开始进行。到70年代中期,证本质研究进入了全面铺开的时期。进入80年代后,研究逐步深入,如血瘀证、脾虚证、肾虚证等研究都进行得比较广泛。 脾虚证作为中医证侯研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领域,一直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被列入国家“七五”重点攻关项目和军队“七五”攻关课题。已进行的研究以消化系统为主,涉及免疫、能量代谢、肌肉运动、神经系统、内分泌、甚至基因水平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 中医理论认为脾主运化,运化水谷精微和水湿,脾主统血,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脾为后夭之本,四季脾旺不受邪,脾主思,脾主四肢肌肉,开窍于口,其华在唇等。脾的生理功能所涉及的广泛性,就表明了脾的病理也不会局限于一病一症一脏器。同时,脾与五脏六腑的关系,“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等,说明脾胃损伤会引起很多疾病的发生,脾病会引起很多脏器系统的病变,而很多疾病、脏器病变也会引起脾病的发生。因此,脾虚证涉及的面也相当广泛。它可以出现在内、外、妇、儿、肿瘤、皮肤、耳鼻喉、老年病等各科疾病中;它本身可以涉及到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免疫系统、肌肉运动系统、内分泌系统、能量代谢系统等各个系统的方面的变化。对于这样一个庞杂的体系,无序的研究只会造成混乱。任何单一方面的检测指标也都只能反映宏观概念中的一部分或某一点,而不可能是证的全部。 为了使对脾虚证的研究进行的有序而深入,并最终形成一个综合的轮廓,有必要采用病与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理论认识和已有的研究中,脾虚证可以出现在多个系统多种疾病的病变中,但一般以消化系统功能紊乱为主要表现的观点得到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而慢性胃炎是消化系统最常见的疾病,慢性胃炎患者有相当大的比例(有报道为1/3左右)可表现为脾虚。因此,我们的研究把范围限定在慢性胃炎脾虚证,从而使研究的切入点更加明确,在临床病例的入选上也更加容易确定和甄别。 在已有的众多参考指标中,从分子层面进行揭示的不多,深入到基因水平的更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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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慢性胃炎脾胃湿热证流行病学、证候学及诊断标准相关因素的研究[D]. 万莹. 湖北中医药大学. 2013
[8]. 清热化湿方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伴糜烂脾胃湿热证的疗效观察与机理探讨[D]. 孙文正.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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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慢性胃炎脾虚证患者基因差异表达图谱研究[D]. 王颖芳.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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