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宏观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贫困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正悄然从大西洋向太平洋和亚太地区转移，处在亚太地区并具有12亿人口的中国，经过近20年卓有成效的改革，经济取得了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正处在经济体制加速转轨和社会结构迅猛转型时期。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农业社会、乡村社会、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工业社会、城镇社会和开放社会转变，这两个转变是一场极其复杂、丰富深刻、艰苦卓绝的革命，不仅是单一的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过程，而且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自身发展三位一体、和谐进步的可持续发展系统过程，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推进、整体发展过程。可持续发展不平衡性是中国基本国情。从国际比较看，中国是世界上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社会差异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以来， 从绝对意义上来说， 中国任何一个地区都比近20年前进步和富裕得多。但不可否认，在转型期各地区经济增长率呈现显著差异性，绝对差距不断扩大，贫困地区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严峻挑战，引起社会各层忧虑。国外普遍关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特别提醒中国政府小心对待这一敏感而又棘手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伦斯·克莱因教授和赫伯特·西蒙研究员认为，中国应吸取墨西哥忽视分配均等问题导致吉巴斯地区起义的教训。来自汉堡经济研究所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内地不稳定因素说明，中国必须改变对贫困地区的发展政策，以防止突发事件和因社会变革运动高涨造成的危机。日本经济社会学家南亮进认为，分配过分失衡的确是个必须警惕的危险倾向，日本为此付出惨痛代价。《大国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一针见血：中国面临人口爆炸和贫富悬殊两大难题。我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贫富差距过大可能出乱子。江泽民在很多场合都重申邓小平观点：如果搞两极分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区域矛盾都会扩大，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要认真对待，逐步妥善加以解决。李鹏指出：中央时刻关注东西部差距这个大问题。朱镕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宣布，中央将加大对中西部贫困地区投资力度和开发速度。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分析道：贫富和地区差距超过一定限度后，一方面要产生对环境、生态等各方面影响；另一方面更严重的产生不稳定。在各种市场经济成分与日俱增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正视生态文明衰落、贫富悬殊拉大、资源分配失衡、人伦品味下滑等社会负面。不应回避正在滋生、蔓延某些严重贫困问题所造成的惨痛代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重复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畸形社会现象。不管从哪个角度审视贫富不均和贫困加剧现实，有一点应当成为共识，这就是，必须遵循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将其付诸实践，强化贫困乱国亡国意识。〔1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反贫困课题是：如何借鉴西方反贫困经验，根据国情国策，总结中国反贫困教训，准确地分析和判断市场经济对消除贫困的利弊。如何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中有效地反贫困。谁来保护穷人利益？怎样平衡宏观利益结构？当这种平衡越来越不会自发进行，而需采取一系列逆市场规则举措的时候，以损失社会发展效率为条件，还是在保证效率条件下树立同甘共苦意识，促使市场、法制、政府各宏观调控部门的协调配合？
1、随利益结构转变扶贫方式
利益是发展的杠杆，利益结构是社会结构变迁过程的基础。伴随着利益结构方面的变化，农村利益主体分散化，从单一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转变为多元体制并存的复杂关系，逐步形成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利益格局，从而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和新的问题，例如宏观利益主体的转换，收入差距及其心理承受力，既得利益公平性和合法性问题。与此同时，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内部的利益格局也在演绎着宏观格局一致的分化过程。有这样一些特殊的，比如地方政府的双重角色占有双重利益；一方面，可以作为贫困区域利益的代表争取外部扶贫投入，在财政比例分成上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地方贫困总是被扩大为区域整体问题，成为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另一方面在分配所争取到的资金和资源时，贫困又往往被处理为区域内部的局部问题，排在投资序列的后面。地方政府的双重角色和“偷换概念”或“偷换利益主体”的行为，不利于贫困问题的缓解。〔2〕为此， 扶贫工作必须发生深刻的转变，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扶贫转变，由救济性扶贫向开发性扶贫转变，由扶持贫困地区向扶持贫困人口转变。〔3〕
2、在协调发展区域经济中反贫困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既要符合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演进的大趋势，又要适应地区经济的特点，还要反映经济体制转换的要求。〔4 〕其原则是三方面的统一。
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国各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极多，农村人口比重大，资本短缺，仅走工业化与城市化一体化路子不够，至少进程过于漫长，不足以较快促进农村经济振兴和城乡差别缩小。在中国缩小城乡差别的主要出路在于农村工业化的全面扩张即农村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不少发达地区（浙江、广东）正是通过这条路子使农村经济得到振兴。从这个角度看，在加强农业基础的条件下，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提高非农产业比重，就地吸纳尽可能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提高收入水平，是促进区域经济反贫困与可持续协调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则。
讲究实际，发挥优势，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贫困地区虽然在资本供给、生产技术、人才资源、交通运输以及服务设施等方面条件较差，但在自然资源、劳动成本等方面有相对优势，通过利用这些优势有效配置资源，如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可使经济较快发展。就贫困地区乡镇企业来说，由于人才缺乏、技术装备差和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或质量水平与发达地区企业相比普遍处于劣势，但各种产品相对差距不一样，仍可发挥比较成本或比较质量的相对优势，较多地生产成本相对少或质量相对高的产品，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使资源得到更有效配置从而取得较多利益。而发达地区的企业则可以较多地生产成本相对更低或质量相对更高的产品。可在不牺牲城市或发达地区利益的前提下，提高贫困地区的产出率和收益率。因此，通过发达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理分工，实现地区产业结构的协调变动，特别是在发挥贫困地区相对优势条件下更有效地配置地区资源，是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又一原则。〔5〕
扩大开放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市场机制有效作用不仅取决于市场体系完善，而且取决于全国城乡统一市场形成。地区封锁和城乡割据对市场体制有效调节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造成了严重阻碍，使落后状态相对凝固化和长期化。贫困地区落后根本原因在于缺人才、缺技术。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在城乡和区际开放之初，人才会从乡村流向城市，从贫困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但一旦城市或发达地区的人才趋于饱和，竞争趋于激烈。同时乡村或贫困地区生活和工作条件得到改善，就会出现人才倒流。这在我国已有所萌芽，近几年不少乡镇企业以优惠待遇招聘城市科技人才或吸引一些大学生、研究生，就可以证明。相应地，技术也会随之向不发达地区流动。乡镇企业不断购买新技术和专利，雇请“星期天工程师”和兼职技术顾问的行为则加速了上述进程。如果乡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提高，资本也会逐渐向乡村回流（股份制发展为此提供了方便的筹资渠道），为乡村和贫困地区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6〕
3、在加快缩小城乡差距中反贫困
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由多方面因素构成，从内在发展过程看，基本分为两大关系：一是各产业、社会部门之间的发展关系；二是各经济、社会区域之间的发展关系。城乡之间和社会发展关系，属于区域发展关系范畴。但城市和乡村是两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区域，在产业结构、发展水平、发展趋势以及由此形成的关系上，明显不同于一般区域和区域关系。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城乡经济和社会形成了二元结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既摩擦对立，又协调发展。在这种条件下，如何把握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态势和特点，减少它们之间的摩擦和对立，促进其协调发展，值得深入研究。
中国是条龙，头在沿海，尾在内地。沿海与内地主要是城乡关系、贫富关系。龙头抬一抬，龙尾翘上来，龙头龙尾之间是一种生产关系。头抬多高，尾翘多高，都与治贫治本可持续发展有关。有首歌谣流行：“市民笑，农民跳；农民笑，市民跳。”这是城乡矛盾、工农差别的反映，谷贱伤农，谷贵伤工。转型期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协调城乡关系、缩小城乡差距问题交织在一起，正处在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人均GDP绝对差距迅速扩大阶段， 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总体局势不可能出现缩小迹象。造成差距扩大的自然、经济、社会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村贫困问题未彻底解决，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有强相关性。过去经济建设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在低收入水平下维持高积累；人为压低工资和其它工业成本水平；压低作为食品和大部分轻工业原料的农产品价格，国家对农产品低价统购和低价统销，是整个计划经济基石。当农村改革向市场化挺进时，原有体制连同宏观平衡机制就从根基上被动摇。但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城市在改革某些方面落后于非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村。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城市工商业根本不可能消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农产品。因此，应当寻求在城乡改革不同步的现实约束下，把农村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长放在优先地位。农民利益与宏观稳定之间，在长期中的一致性和短期内的矛盾性，是转型期一系列两难决策问题的根源。〔7〕关键是要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村加快富裕。 工业化初期需要农业为工业作贡献，但不能长期置农民和农村利益于不顾。在城市工业发展起来并有能力实行自身积累后，应让农村创造的价值更多地留在农村，给农业造成宽松的发展环境。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是：如何在工业化过程中防止农业萎缩，不断创造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良好环境；正确调整工农业发展关系，做到工农业等价交换，并逐步向工业反哺农业阶段转变。
4、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反贫困
现代市场经济，不是“为买而卖”的一次性交易或“为卖而买”的小商品交换，而是国际化、法制化、信息化的高层次的大市场经济。〔8〕现代市场经济对社会作用力之大前所未有。 市场经济也是一种文化，是人类创造出的优秀文化，从文化角度作用于社会。市场经济的社会功能是多维的。具体有八：加速社会流动；转换社会角色；完善社会关系；强化社会控制；重组社会分层；更新社会规范；净化社会风气；推动社会发展。〔9〕政府职能是建立统一、公平的市场经济环境体系， 政府正当干预是缩小城乡地区差距的重要条件，但并不排除市场经济作用，恰恰要重视并充分利用市场经济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增强发达地区对贫困地区的“扩散效应”，利用缩小城乡地区差距的有利方面。其一，应促进资本向贫困农村流动。一个突出的矛盾是，资金稀缺与劳动力剩余。缺乏资金，剩余劳动力成为巨大浪费、社会包袱。如果能够流入资金，与剩余劳动力相结合就能创造出更多的经济财富。为了提高贫困地区对资本的吸引力，政府一方面要改善投资的硬环境，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改善投资的软环境，包括扫除市场进入障碍和降低交易成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其二，应促进信息向农村贫困地区传播。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各类信息，特别是经济信息的需求与日俱增。信息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它可以跨越区域与地理的障碍促进交流，降低贫困地区的交易费用，提高资源利用能力。政府通过建立通讯设施、广播电视、情报机构、信息咨询业，促进发达与贫困地区的信息交流及国际间的信息交流。其三，应促进技术向农村贫困地区转移、扩散。政府有责任帮助农村贫困地区从国外或发达地区获得实用性技术，通过推广大大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其四，应促进生产资料城乡地区间流动。中央政府应严禁各地方设立贸易壁垒，建立一流的国内市场，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促进区域间合理分工，改变发达与贫困地区的不等价交换关系，促进各类生产资料在地区间流动。其五，应促进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有序流动、转移。发达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不仅为本地劳动力创造了条件，而且也为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条件。关键是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建立协作关系，有步骤、有组织地培训劳动力，建立劳动力市场，开展就业竞争，取消对外地居民任用的歧视性土政策。〔10〕
5、在合理调节社会分配中反贫困
改革前，中国处在贫困和均等化的分配格局下，分配矛盾并不突出。在转型期，人们对公平的关注和评价的普遍性相当突出。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是通过分配来刺激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以达到生产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和调节。转型期利益分化比较快，社会分配不公现象相当严重。如何在合理调节社会分配中减少贫困和防止新贫困出现，成为转型期实施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11〕
调整宏观控制的体制目标。平衡利益结构需以不损失社会发展效率为条件，解决公平分配问题，建立利益共同、风险共担意识，研究和制定市场、法制、政府各宏观调控部分的协调配合和配套政策。政府及时转换角色，调整功能，使社会发展进程保持在可控范围内，将是一个关键。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国家应当转换宏观调控方式。逐步退出收入的初次分配领域，重点转向宏观经济政策和国民收入二次分配领域，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在国民收入分配领域，政府和市场职能分开，市场按照价值规律和效率原则调节初次分配，保证效率导向的利益格局。政府按照公平原则调节再分配，缓解和解决地区、产业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不公，保证公平导向的利益格局。
不同利益主体应有区别地承担改革成本。利益主体多元化使改革和扶贫具有内在动力，由于社会控制、市场规范、政府能力严重滞后，社会整合速度跟不上利益分化速度，存在少数人独占改革收益，而把改革成本通过通货膨胀转嫁给贫困农民的可能。防止恶性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则，是向富裕阶层征税，以保持改革收益和成本一致。
开发经济资源，为贫困人口提供经济机会。贫困地区都是农业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土地生产力极低。人口不断增加使人均资源占有量越来越小，劳动力过剩问题极为严重。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严重限制了加工业发展，地区经济仍然是典型的农业经济，工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低于10%，贫困人口的人均收入中90%以上来自农业生产活动。这种人口资源、经济结构格局，一方面使贫困人口处于饥寒交迫的困苦境地；另一方面又使贫困人口的劳动力资源大量浪费。与此同时，由于缺少适用技术和启动资金，具有巨大经济价值的丰富自然资源得不到有效开发利用，形成令人吃惊的“富饶的贫困”。因此，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土地生产力，开发自然资源，发展加工业和服务业，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就成了反贫困的主要任务之一。
开发人力资源，提高贫困人口的竞争能力。贫困人口由于低下的收入水平使他们处于营养不良、身体素质不佳状态，加之缺医少药，往往疾病缠身。低收入也使他们无钱上学、受教育年限短、文化程度低，接受和掌握新观念和新技能能力差。劳动生产率低，缺乏竞争非农产业就业机会的能力。要使贫困人口能够有效地利用经济机会，就必须改善他们的健康状态，提高生产技能。因此，普及初等教育、进行职业培训、提供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就成为反贫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贫困的根源正是贫困的条件。通过打破低素质、低竞争能力和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将提高贫困人口的生产技能和人力资本存量，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因此反贫困行动是对人的一种投资，像所有的投资一样，人力投资也要求牺牲眼前的资源以增强未来的生产能力。认为为贫困人口提供社会服务是对社会生产资源单纯消费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进行反贫困制度创新。一是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制度改革；二是反贫困行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改革。贫困地区往往在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远远落后于发达地区，而这种差距并不比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来得小。加大改革力度也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主要战略之一。改革内容包括：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大力发展非国有加工业企业，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活动程序，裁减冗员、减少“吃皇粮”人数和财政“吃饭”压力，改变政府部门为“就业机器”的状态。扶贫工作的最大问题是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低，扶贫效益小，需要扩大和改革现有的扶贫组织机构，对现有的扶贫管理制度改进和提高各级扶贫机构工作人员的素质。使有限的扶贫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缓解贫困的作用，使真正贫困人口受益。此外，还要把解决城市绝对贫困问题列入本世纪末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之中。
建立社会安全保障网络。面向贫困人口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开发，虽然能使拥有正常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和有劳动力的贫困农户的贫困缓解，但却不能使老弱病残失去劳动力的农户摆脱贫困状态。而且还会有人由于收入的季节性变化、自然灾害或不利的宏观经济冲击等原因，暂时地或永久地陷于贫困之中。因此，补贴计划和社会安全保障网络就成为反贫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内容是针对这类贫困人口的食品价格补贴、配给食品补给、食品券补贴和补充性的赈济计划。提供老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保证残疾人和失去劳动力的贫困农户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工代赈是缓解周期性宏观经济和短期自然灾害冲击的有效手段。它一方面为贫困人口提供短期就业和经济收入；另一方面形成基础设施为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创造物质基础。
6、从“全国一盘棋”到“东西互惠， 共同繁荣”中反贫困
在计划经济时期处理发达与贫困地区的关系有一个重要原则是“全国一盘棋”。在调动和集中全国各地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重点及国防建设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资源指令性调拨，以低价输出方式将其收益转移，实行地区经济的专业分工和生产布局按国家计划而不是市场。各地区以服从全国大局为重，听命于中央计划调遣。形成如下局面：根据国家计划的垂直性分工，沿海地区主要以轻工业和加工业为主，而中西部地区则以原材料、能源工业为主。形成内地上游产品与沿海下游产业连带关系，形成内地低附加值与沿海高附加值价格差的不平等关系。当时发达和贫困地区存在的利益矛盾，中央政府对贫困地区通过财政援助或补助给予补偿这一矛盾并不突出。〔12〕
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和贫困地区关系出现了新变化。这主要表现为：其一，沿海发达地区凭借区域优势，率先开放，与国际市场相连通，无论是进口额还是出口额占GNP的比重迅速上升， 导致产业结构高度化和非重工业化，即附加值较高的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上升，轻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上升，从而带动了整个工业保持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内地贫困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缓慢，原材料和能源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和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居高不下。内陆贫困地区的经济效益势必大大低于沿海发达地区。其二，在价格改革过程中，实行了“双轨制”，加工产品价格放开，重要原材料和能源价格计划控制。是不得已而为之。内地贫困地区向沿海发达地区转移产业收益，形成原料输出地与产品加工地之间的类似于内部“殖民地”关系。其三，中央政府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加快沿海发展，对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实行优惠政策。不仅大量吸引外商投资，而且使内地资金转移。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应当肯定改革初期对特区及沿海开放城市实行优惠政策是正确的。但从正义和公平竞争原则看，这种关系既表现了政治上，又表现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关系，对少数地区的“优惠”就等于对其他地区实行歧视，甚或剥夺。其四，中央财力下降不利于调整地区矛盾。随着分权化过程，中央财力不断下降，对贫困地区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在下降，加上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补贴方式，以无条件形式支出，对于调整地区差距的作用极其有限，导致内地贫困地区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越来越下降，不仅市场资金来源占全国总数比重越来越下降，而且来源于中央的投资比重越来越下降。在全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分配方面，贫困地区始终处于不利的地位，是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性的重要因素。
正确处理发达和贫困地区关系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尤为重要。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不平衡性越是突出，越是要妥善处理好各地区关系，协调好各地区经济利益，以往的“全国一盘棋”原则已不适用了，必须提出新的原则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需要。〔13〕
平等竞争原则。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使发达与贫困地区在建立统一市场进程中处于公平竞争的地位。只要国内市场是统一的，市场竞争是公平的，每个地区都会从这一巨大的市场体系受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除自由贸易区之外，一律实行统一税制，中央税、中央与地方分享税为统一税种与统一税率。任何地区不得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经济特权。1995年9 月李鹏总理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的说明》中指出，要实行国民待遇。对特区的提法有三条，对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对有些具体办法要有所调整和完善；所有地区都要按照税制改革有关规定和实施步骤执行。根据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要求，规范税制，公平负税，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按照国际惯例，为中外企业创造平等竞争条件。大体思路可这样考虑：超公平的待遇要收回，没有实行的要逐步纳入。不要指望减这个税，负那个税，按一个标准收上来，再取富济贫。西部条件差，中央来支持，不厚此薄彼。实行国民待遇，保证公平竞争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也是处理好发达（包括特区）和贫困地区关系的重要原则之一。
平等互利原则。包括商品贸易公平交换，改变价格体系扭曲，取消对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控制，改变不平等交换关系，互惠互利。发达地区应取消对外来劳动力参与就业竞争的不合理限制。利用比较优势，沿海应将耗能、耗材工业转向中西部。同时随着沿海发达地区土地和劳动力价格迅速上升，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共同发展原则。发达和贫困地区的正常关系不是先后富的关系，而应当共同发展、相互支持、相互带动。发达地区不能以牺牲贫困地区发展为代价，而应当促进和带动其发展。由于各地区条件差别较大，发达地区由于良好地理和经济条件总会先富起来，但不能人为地制造特殊条件，加剧发达与贫困地区的矛盾与对立。
共同富裕原则。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应当坚持有助于增强全国人民的凝聚力，抵消各地区分离力，放弃这一原则无疑会加大各地区分离力，就等于丧失中央政府在全国人民中的合法性基础，无助于现实稳定和长治久安。
总之，在转型期，发达与贫困地区应实行“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的原则。〔14〕
7、在充分扩大劳动就业中，重新布局城乡人口， 彻底解决贫困
失业与贫困是世界普遍面临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15〕中国转型期，如何减少失业，扩大就业，已成为反贫困的一项新任务。但中国人口基数大，经济增长尚不能满足大量增长的劳动力充分就业的需要，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将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存在。
首先，经济发展速度与扩大就业的矛盾。面对巨大的社会劳动力资源供给，为了缓和就业压力，减少因失业而导致的贫困，不得不保持着快速的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速度太快，又会由此带来某些经济与社会问题。社会就业压力实际上已经对经济增长速度和基建投资规模形成了倒逼机制。
其次，市场化与就业的矛盾。传统计划体制使国有企业存在大量隐性剩余劳动力，严重阻碍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大难题。市场化取向改革必然要释放出大量的隐性过剩劳动力。而在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这部分失业人口必然面临贫困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是研究国有企业如何培植新的生长点或通过多种途径增强消化富余劳动力的能力，同时，把发展第三产业和多种经济成分作为消化富余劳动力的重要措施。
再次，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有限就业岗位的矛盾。近年来，各地流动人口尤其是“民工潮”影响着社会生活各方面。在城市失业率呈上升趋势情况下，1 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当部分以无序形态流入城市，并与城镇居民在就业岗位上展开竞争，失败者则形成新的城市贫困人口。中国贫困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转移和有效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区域经济的发展，首先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劳动收入的提高。当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开始出现之后，贫困地区的居民就业机会偏少、收入偏低的问题渐渐显现，随之而来的向外移民就成为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然反应。改革开放后不久，出现了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由边疆和内地向沿海的大规模迁移。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城市对外来劳动力的容纳能力日渐增强，农村劳动力开始大量流入城市。虽然各地政府对人口的迁移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措施，但数以千万计的自我雇佣的劳动者，已经在城市中定居下来。〔16〕目前的人口流动对于流出和流入地都极为有利，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完全是管理不够的问题。〔17〕在2010年以前，如果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继续保持90年代初以来的快速增长趋势，将会有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迁移。
由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许多残余内容仍然在起作用，在一些大城市里，地方政府为了保证当地居民的就业机会，对外来劳动力实行行业工种限制。对于贫困地区未来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是真正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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