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期居民消费储蓄结构变化的实证考察——兼论当前居民消费率是否偏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居民消费论文,转型期论文,实证论文,中国经济论文,偏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01)08-0016-06
居民消费率是否偏低是当前理论界颇有争论的问题，由于消费率高低是关系到最终消费和经济增长状况的大问题，因此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笔者拟通过对居民消费储蓄结构的宏观方面——居民消费率（或储蓄率）和微观方面——居民平均（或边际）消费倾向的实证考察，对这一问题进行相关分析与研究。
一、居民消费率变化的实证考察
表1和图1显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基本走势。
表1 改革开放以来GDP、最终消费、居民消费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由表1和图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率基本上呈现出一种先升后降的趋势。但从总体上看，居民消费率的波动性较小：居民消费率的峰值与谷值之差为0.096，标准差为0.027，描述居民消费率相对变动程度的标准差系数仅为0.05%。
在我国居民消费率倒"U"型运动的过程中，有四次明显的上升阶段。第一次是1978～1982年，居民消费率从48.6%上升到54.1%，上升了5.5个百分点；第二次是1988年，居民消费率从1987年的49.8%上升到51.1%，上升了1.3个百分点；第三次是1995～1996年，居民消费率从1994年的44.5%的谷底上升到1996年的47.4%，上升了2.9个百分点；第四次是1999年，居民消费率在经历了1997、1998年的连续下滑之后，开始出现回升，一跃恢复到1991年的水平（尚略超过1991年的0.1个百分点）。
简单回顾一下我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不难得知，居民消费率的第一次上升时段，恰是我国经济转型的启动阶段；1988年的居民消费率上升，则导因于价格改革所引发的全国范围的抢购风潮，而抢购风潮的形成则是由居民强烈的通货膨胀预期所导致；1995～1996年的居民消费率上升，则是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使投资受到抑制，从而消费支出在GDP中的比例相对上升的缘故，在经历了连续两年的通货膨胀之后，居民消费率在1999年有所回升，显然是得益于国家刺激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从发展趋势看，如果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得以持续，则1999年的居民消费率上升将标志着一个新的上升周期的开始。因此，这次的居民消费率上升与1988年受价格冲击，1995～1996年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所发生的短暂上升有不同的性质，可以认为是居民消费储蓄结构演进内在规律的反应。
为了正确地评价我国居民消费率的状况，我们不妨对其进行一下国际比较。表2提供了1965～1994年世界上不同收入类型的国家和部分可比性较强的东亚、南亚国家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的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国外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有关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中国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
从表2可知，各类国家的居民消费率都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呈下降趋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消费率的逐步下降完全符合这一国际一般规律。
从政府消费率的中外比较来看，中国政府消费率无论与低收入国家相比还是同东亚、南亚国家相比都是不低的，基本与国际平均水平接近。但在表2中有三个比较数据的年份，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则大约比低收入国家低11～16个百分点，比居民消费率最低的东亚国家大约低5～9个百分点。
应当指出，上述居民消费率的国际比较采用的是年度不同国家之间的横向比较。这种比较方法由于忽视了相同年度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居民人均收入不同对居民消费储蓄结构的决定性影响，因而得出的结论是比较粗略的。为了比较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中国居民消费率与钱纳里的多国模型中所建立的“标准结构”的差异，我们将中国1978年以来的国民生产总值换算成“标准结构”所采取的1964年美元，得到表3。
将表1和表3结合，我们就可与钱纳里的“标准结构”（见表4）进行比较。
经比较可知，我国居民消费储蓄结构与“标准结构”所显示的一般趋势，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的规律是一致的。但与“标准结构”相比，我国居民的消费率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这显然只能用制度变迁因素来解释。即制度变迁初期，由于人均收入的较快增长，使原来计划体制下被抑制的消费需求得以释放，从而必然使居民消费率上升。以后随着收入的增长和基本生活消费的满足，居民消费率则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
另外，在相同的收入水平下，我国居民的消费率明显偏低。如1978年，我国居民人均GNP为70美元，但居民消费率却仅有48.6%，比“标准结构”的77.9%低29.3个百分点：1983年我国居民人均GNP接近100美元，居民消费率为53.6%。比“标准结构”的72%，低18.4个百分点；1992年，我国居民人均GNP为200美元左右，居民消费率为46.8%，比“标准结构”的68.6%低21.8个百分点；当“标准结构”中人均GNP达1000美元以上时，居民消费率仍然高达62.4%，而我国在人均GNP还只有250美元左右时（1994年），居民消费率竟降到了44.5%！
由上述比较可知，中国经济转型阶段居民消费储蓄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居民消费率低于“标准结构”，而储蓄率高于“标准结构”，并且居民消费储蓄结构的演进具有一定程度的波动性，而远非象“标准结构”所展示的那样：随着人均收入水平上升，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在人均GNP达1000美元时趋于稳定。由于目前我国人均GNP还大大低于1000美元（以1964年美元不变价计算），因此，可以预料，我国居民消费储蓄结构的演进仍将在波动中进行。
二、居民消费倾向变化的实证考察
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是居民消费倾向变化的总体反应。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反映的是居民消费支出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亦即一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后者则表达的是居民单位可支配收入增量中由于增加消费的百分比（边际消费倾向）或者是居民平均消费支出占平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平均消费倾向），显然，后者是对居民消费行为更准确的描述。表5和图2、3显示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
由上表可求出描述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波动性的统计特征（见表6）。
由表6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农民还是城镇居民，其平均消费倾向的波动性都小于各自边际消费倾向的波动性；而农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波动性比城镇居民的还要大一些，前者比后者的波动幅度平均高出2个百分点。从变动幅度来看，应当认为，我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是相对稳定的，而边际消费倾向则有着较大的波动性，但总体上看，随着收入的增长，无论是农民还是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都呈下降趋势。就城乡居民消费倾向对比来看，呈现出如下特征：在大部分年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高于农民，而边际消费倾向则低于农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和不同的消费行为特征。
从我国居民消费倾向的阶段性变化来看（见表5和图2,3），我国居民在转型期不同阶段消费倾向的变化情况是：(1)在转型启动阶段（1978～1983年），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呈下降趋势，比较来看，农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的下降速率比城镇居民快一倍，这正体现了这一时期以农村改革为中心、农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转型特征。(2)在转型展开阶段（1984～1988年），农民的消费倾向呈稳定上升之势，而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则处于水平波动之中，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在1988年都达到了改革以来的历史最高点。农民消费倾向的上升，体现了农民收入增长趋缓，改革向城市为中心转移，城镇居民的收入快速增长的转型特征。但之所以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趋势不明显，是因为受国际消费示范效应的影响，城镇居民过早地追逐耐用消费品消费的结果。1988年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都达到改革以来的历史最高位，是居民受价格“闯关”影响形成了较强的通货膨胀预期，从而大规模抢购的缘故。(3)在转型僵持阶段（1989～1991年），由于改革暂时停滞，城乡居民收入趋缓，但受消费惯性影响，平均消费倾向基本上仍处于高位徘徊，但边际消费倾向均呈下降之势，体现出居民消费趋于理性、谨慎的特征。(4)转型深化阶段（1992至今），由于改革进一步深化，居民所受到的消费集约束、预算约束、流动性约束缓解，居民跨时均衡机制开始形成；社会福利制度的解体和居民制度变迁预期的形成，使居民储蓄倾向上升，而消费倾向必然趋于下降。从城乡居民对比看，其边际消费倾向下降速度基本持平，但农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下降速度大大高于城镇居民。如果考虑到城乡居民之间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就不难理解这一点。试想，为了实现跨时消费最大化和子女教育等的需要，农民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上，就必须拿出更大的比例用于储蓄才能满足未来的需要（工业消费品和教育的价格在城乡居民之间基本上是相同的），这就必然使农民平均消费倾向有更快的下降，也就使农民消费水平提高缓慢。
综上所述，可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特征归纳如下：(1)从整体趋势看，无论城镇居民还是农民的消费倾向都呈下降之势；(2)居民消费倾向在我国经济转型不同阶段的不同的变化特征是与制度变迁的阶段性紧密相连的；(3)改革以来，城镇居民和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呈相同的速度下降，但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下降速度比农民快。
三、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的研究表明，从相同时段和相同发展水平两个方面的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居民现期的消费率的确偏低，然而，如果从纵向比较来看，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需要，居民的消费率水平也是一直较低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做出我国现阶段消费率偏低的判断是不准确的。但是，应当指出的是，现期的低消费率水平与传统计划体制下的低消费率水平具有不同的经济原因和经济效果。传统计划体制下的低消费率是计划者人为控制的结果，其目的在于提高积累率，从而服务于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而现阶段的低消费率则是居民低的消费倾向的总量反应，是居民为了防范制度变迁风险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在计划体制下，由于经济增长模式主要是资源约束型的，因而，消费率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十分突出；而在现阶段，由于买方市场的形成，经济增长模式已逐步转换为需求约束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和制约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当前的低消费率势必影响投资的增长，从而影响内需的扩大，由此可见，由于市场状况的变化，做出当前的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判断是合适的。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扩大内需，必须从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入手，进而提高居民消费率，从而实现经济增长。而制约居民消费倾向提高的主要因素是：制度变迁风险预期、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市场化程度，为此，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调整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以及推进经济市场化、缓解居民流动性约束，从而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和消费率，拉动经济增长。
收稿日期：2001-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