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与中共六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论文,哈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9)02-0108-08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举行。它是在国民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所举行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是在国外召开的唯一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六大的理论创新和正确决定，既指引中国新民主革命胜利的方向，也为中国革命从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导航。共产国际执委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中共六大召开的全过程中发挥过关键作用，而布哈林则是关键人物之一。中共六大的工作及其重要决议的制定，都是在他的领导和直接参与下进行的。对于布哈林与中共六大的关系，迄今尚缺乏专门研究。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一、布哈林与中共六大的筹备
中共六大召开的时间和地点的确定，有一个酝酿过程。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决定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6个月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1928年3月上中旬召集全国代表大会，并规定了产生代表的办法、党员人数与代表的比例、代表的党龄和青年团中央应出席代表的人数及大会议程。1928年1月18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又研究了召开六大的问题，瞿秋白提出3月至4月召开大会，地址考虑在澳门，会上多数人主张会址选在香港。会议还确定了出席六大的代表人数，调整了大会议程。4月2日，中央常委召开会议，任弼时传达了3月间共产国际关于召开中共六大的决定，会议时间定在4月份，共产国际要求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周恩来、黄平立即去莫斯科，并要求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参加中共六大①。
由于档案史料发布的不充分，中共六大召开的时间和地点的确定过程，也存在与前述情况不太一致的说法。如李维汉回忆：到了1928年初，关于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召开六大的问题，因环境关系，中央还未能作出决定。至3月底，共产国际来电，让六大代表去莫斯科开会，这样，开会地点就最后确定下来了②。黄修荣的叙述参考了李维汉的回忆，他指出：中共中央于1928年2月13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中共六大在苏联举行，并要求布哈林或斯大林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后，决定同意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并于3月底来电，让六大代表去莫斯科开会③。现在还可以补充的是：1928年1月，米特凯维奇经与中共中央商议，向共产国际提议在苏联境内召开中共六大，时间不晚于同年4月底。2月22日，斯大林、布哈林等出席的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接受这项提议，决定“不反对中国共产党于4月底或5月中在西伯利亚境内召开代表大会”④。既然中共六大后来定在莫斯科举行，那么，共产国际对这次大会的领导势必比此前中共历次代表大会来得具体和细密。6月9日，斯大林召见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和周恩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中国部主任米夫一同出席。听取瞿秋白提出的问题后，斯大林讲话。6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举行飞行表决，同意成立由布哈林、安贝尔—德罗、库西宁、艾尔科里和米夫组成委员会，指导中共代表大会。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完成了为中共六大准备的文件草案，先期到达莫斯科的向忠发和苏兆征两人参加几项主要文件的起草。这些文件草案包括：党章、土地纲领、农民运动决议、军事运动决议、军事工作训令、职工运动决议、组织工作决议、苏维埃建设问题决议、宣传鼓动工作决议、妇女运动决议、党纲⑤。6月14日至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召集瞿秋白、周恩来等21人举行谈话会，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革命形势问题，党的工作路线问题，城市、农村工作及工人、农民运动、军事工作等问题，交换意见，并讨论准备提交大会的政治报告等重要文件。这实际上是中共六大的一个小范围预备会⑥。
布哈林此后在出席共产国际六大俄国代表团会议的发言中说：“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能把中国党保留下来，只是因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上坚决扭转了方向。如果我们不在第九次全会上坚决扭转方向，我们就不会有中国党了”⑦。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由布哈林、斯大林、罗米纳兹、米夫、罗易、向忠发等15人参加起草。布哈林为这个决议的形成所做的理论阐述和组织工作，实际上成为筹备中共六大的组成部分。
1928年1月17日、24日、3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起草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罗米纳兹等人的报告。这次会议前后，罗米纳兹提供了《中国问题提纲草案》，完成《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不久公开发表。他对中国革命的结论是：“中国革命，不只是按其政治内容来看，而且也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看，都已越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他进一步指出：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何一项任务都还没有解决。从这一点来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确实“没有完成”。但是，如果革命不采取一些社会主义变革方面的决定性步骤，那么，任何一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是不能解决的。从这一点来看，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已经过去了，它已属于完结了的历史时期。中国革命现阶段的特点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⑧
罗米纳兹在中国期间竭力向中共兜售的就是这个“不断革命”。相信他在起草会议上的口头报告和提纲草案的主旨，不会超出这些内容。
1928年1月31日，布哈林在决议起草委员会议上做长篇发言，并在罗米纳兹做会议总结发言后，又做了总结讲话。在这天的发言和讲话中，布哈林一再阐述自己的主张，旗帜鲜明地反对罗米纳兹“左”的观点。
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布哈林指出：中国革命，“按其实质而言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阶段”，因为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国家独立、土地革命的任务都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有着明显的区别，资产阶级政权适应于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适应于无产阶级革命，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则适应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本身只体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顶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终必然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但在中国目前并不存在像罗米纳兹所表述的“革命已经转变或正在转变”的过渡阶段。布哈林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和封建主已经联合在一起，不能无视他们之间的统一和联合，更不能否认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革命越发展，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分化则越大、越厉害、越直线式。因此，无论在这一极还是在那一极都出现联合趋势，因此革命和胜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革命的胜利，就“应该争取动摇分子”，“还要争取可能跟我们一起走的中间阶层”。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他认为应该从总的政治方针的角度加以分析，“既然农民不能独立地领导革命，那么它就需要城市的领导”⑨。
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布哈林指出：党在制定具体策略时应加强对阶级力量的分析，不仅分析敌我友的总体状况，还要分析自身力量的状况，分析党与群众的关系，分析工人队伍中哪些是消极的，哪些是中立的，哪些人是工人贵族，“应该考虑到革命发展的速度、广大群众中的变动、从内部争取这些群众及其主要阶层的可能性”。他强调，武装暴动仍然应当是中国革命的策略口号，“要同所有否定暴动口号和哪怕稍微倾向于否定暴动口号的人进行有力的斗争”，但是，“决不能把武装暴动的口号当儿戏”，必须做好各种准备工作⑩。
布哈林的这些观点，在2月25日通过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大都有所体现。譬如，这个决议指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指出资产阶级与封建军阀结盟，与帝国主义妥协，他们协同反对工农、反对革命、反对共产党，其内部也有剧烈的斗争；提出党应组织并实行群众的武装暴动，以实现新的革命高潮；等等(11)。这个决议，成为中共六大全部决议的政治基础。
二、布哈林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论述
布哈林和斯大林同被中共六大代表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布哈林在大会期间3次发表讲话：6月18日，在开幕式上致祝词；6月19日，做“中国革命和中共的任务”的政治报告；6月29日，做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布哈林做政治报告次日，瞿秋白代表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做政治报告；瞿秋白做政治报告讨论总结后，布哈林再做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总结。这个安排，仅从形式上就把布哈林的指导作用体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笔者所见布哈林政治报告和总结，均为节本。布哈林做政治报告，花了一整天时间，眼下看到的只是《(三)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总结讲了9个问题，可以看到的也只是《(二)在现在国际状况之下中国革命有无胜利的可能？》(部分省略)、《(五)对现在革命形势之估计及我们现在的任务》、《(六)党内生活及群众工作》、《(七)对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及土地问题》、《(八)苏维埃区域中之红军问题》、《(九)结论》。本文的归纳，即依据这些资料。
布哈林的论述，以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而展开。
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布哈林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亦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明确这个问题，“是决定正确策略，了解中国事变的基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呈现复杂的图景，单一的思维看不清这幅图景，理不清内部关系。“既然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为什么我们的斗争又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或者说，既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为什么要没收地主的土地？为什么要破坏私有制度，因私有制度是资产阶级的基础”？为什么“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他的领袖又是无产阶级”？布哈林解释说，这都是为了完成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任务。反对帝国主义，开展土地革命，彻底破坏与肃清封建制度，都不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工人、农民，甚至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构成这个革命的动力，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革命建立起来的是工农两个阶级的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有比较地说明问题，布哈林进而说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他指出：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专政，社会主义革命是为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以大工业的发展为条件，应能够实行社会化生产和计划调配。即使工人阶级在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甚至得到政权，“然而没有能力来建设社会主义，那么，革命仍然不是社会主义的”(12)。在这里，布哈林向六大代表指明了区别革命性质的标志，是革命的任务，而不是革命的动力；强调了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
关于中国革命的任务和革命的对象，布哈林指出：
在国内之主要任务，一面要赶走帝国主义，另一面要肃清农村中的封建势力，进行土地革命，又要推倒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权力，因为他客观上是拥护封建制度的。现在在中国，若不动员广大群众来反对资产阶级，则决不能赶走帝国主义。除了反对封建势力以外，并且要反对资产阶级，非此不足以完成土地革命。
在布哈林的论述中，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反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包括帝国主义者、地主豪绅、资产阶级。他认为只有实行平民式的、沿着反对资产阶级方向而进行的民主革命，才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但他又提出，革命虽要反对资产阶级，但“并不是要直接使一个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是要崩溃资本主义而组织社会公共的经济”(13)。
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布哈林坚持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的论断，强调“中国革命发展必然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他认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国革命内在地具备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因素。一方面，随着革命的胜利，将引起巨大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在其中发挥很大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在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发生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萌芽”。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没收大资本家的企业，无产阶级自己组织生产，“就在这个中间使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的”。与“不断革命”、“无间断革命”和“一次革命”不同的是，布哈林在这里明确提出了“革命之转变”的观点。他说：转变到社会主义是必然趋势，但无论如何也不是目前的任务，即使在打倒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以后，“在相当的时间以内，我们打倒了他的政权之后是不动摇他的经济基础的”(14)。
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估量，布哈林指出：“我们现在是站在两个革命浪潮之中”。这个分析与斯大林一致。布哈林反对中国共产党人陷入所谓浪潮、波浪、高潮、浪花、高涨等辞藻的无谓争执，认为从这些词语中并不能执到正确的政治内容，关键还是要依据中国的实际来做判断。然而，在同一事实前面，为什么结论不一，为什么有高潮、低落之别？布哈林提出这要破除“一个很大的成见”，即“就是以为好革命家一定要说他那个国家的革命再过五秒钟就可以成功”。“这是绝对的妄谈”(15)。革命形势的高涨，源于强大的直接的群众运动。群众不愿意而被迫参加，是革命失败后处于低潮的常态。这个时候，需要积蓄力量，争取群众，反对盲动主义。
关于党在目前的任务，布哈林阐述了苏区红军建设和党的建设问题。布哈林重申并解释了共产国际的训令，再次表示“中国的红军不应该集聚在一个地方，而应该在几个区域中”(16)。因为红军集聚在一个区域中，会增加该区域内农民的负担。若分成几个部分，在不同的地方辗转，住下来实行保护农民，走出去打地主、土豪和劣绅，这样可以长久，并减轻农民的负担。
关于中共党的建设，布哈林提出：党应该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必需要取得群众的信仰，共产党人之一切的行动应当是群众的模范”；要扩大党内民主，反对命令主义倾向，反对实行惩罚制度；要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和普及，提高广大党员的政治水平。他特别批评了党内上层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干部，说向忠发“不是个智识分子，是个工人；不是机会主义者，是个革命者”，拿他同知识分子干部比较，又说将来知识分子干部发生无原则的斗争，“我们定要号召，动员，帮助工人去反对他们！”(17)
如何评价布哈林的这些论述？笔者认为，第一，布哈林强调中国革命当时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判断，是中共确定革命任务、组织革命队伍、开展革命斗争的前提。布哈林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别于资产阶级革命，颇为煞费苦心。其实，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革命，就是民主革命。之所以要制造出这个分别，是因为在中国出现新情况，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取得完全胜利，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领导者。这样，阶级阵线发生变化，革命的前途也不一样。从理论上说，布哈林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后来，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才解除这个困惑。
第二，布哈林提出区别革命不同性质的标志是革命任务而非革命动力，是完全正确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产阶级一经独立走上政治舞台，就积极参加革命斗争，既争取自身的利益，也为民族独立、民主自由而奋战。过去，在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参加国民革命、是否应该在国民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的问题上，中共党内争论不休，就是没有把革命性质与革命动力之间的关系搞清楚。开展土地革命以来，尽管领导者是无产阶级，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变，革命性质自然就不能人为地加以改变。
第三，布哈林提出只有反对资产阶级，才能完成民主革命，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在革命中不应受到破坏。这个论断的后一部分正确，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是不可逾越的。前一部分则十分不当，由于主张以反对资产阶级作为完成民主革命的条件，就不仅在理论上有重大缺陷，而且在实践上无法实现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保护。资产阶级之成为革命对象，是他未能突破斯大林等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领导人把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分裂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叛变的局限。把反对资产阶级作为革命任务之一，就不可避免地又犯“左”的错误。
第四，布哈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进入社会主义的论述，强调向社会主义过渡应有相应的物质条件，应以社会化的大生产为基础，不是仅以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为条件的。他的论述只是基于对马列经典和苏联实践，这时候还是有利于中共即时消减“一次革命”、“急转直下”、“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冲动。但是，他的论述是不彻底的，关于革命转变的生产力标准不够突出，任何提前进入社会主义的想法，仍然可以在他这里得到奥援。
第五，布哈林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判断，符合实际，指导性极强，有利于中共转变策略，在城市积蓄力量，在农村发展根据地。但是，无论布哈林还是斯大林，都没有看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虽然在短期内能够避免把“趋势与前途”混同于现实，但是，一旦环境变化，“左”的毛病就会重犯。
第六，布哈林关于苏区红军建设的论述，从减轻农民负担来看，似有道理，但他把红军局限为战斗队。其实，红军还是生产队、宣传队。苏区如果没有红军的保卫，也不能坚守。布哈林对红军的估计悲观，关键还是局限于城市中心模式，似乎只有在中心城市一举暴动时，正规红军才能派上用场，对农民斗争和武装割据重要性的认识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
第七，布哈林分析中共党内机会主义错误的原因，他对知识分子在党内作用的评价，产生了消极影响，一定程度上助长本已存在的“工学界限”。把机会主义错误与知识分子作必然联系，本身就是公式化的不当判断。
三、中共六大对布哈林论述的反应
布哈林的讲话，在中共六大代表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共鸣。这里，仅就代表们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目前革命形势的讨论，观察他们的反应。
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讨论。6月20日，瞿秋白在政治报告中引述布哈林的观点，然后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社会内容主要的，在现阶段，是土地革命，有确定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18)。
6月22日，邓中夏发言说：“革命性质的解释，完全同意布哈林同志的讲演，从前可以说闹得一塌糊涂，我也是其中之一。现在才知道资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同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是解(决)民主的任务，这些革命的阶段是不能超越的，现在也不致怀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19)。
6月25日，江西代表张世熙发言，同意布哈林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阶段的报告，福建代表罗明也同意布哈林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阶段的结论。
6月27日，周恩来发言说：“过去我们对于革命性质，大概是没有那个弄得清楚”。“现在我们是很明显的知道，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可是与从前所谓工农革命有不有冲突的呢？这是没有的，不但没有冲突，而且是一个东西”。他指出马克思提出的“不断革命论”，列宁应用到具体的方法上，把工农专政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托洛茨基运用这个理论犯了超过历史阶段和忽视农民作用的错误。罗米纳兹将其运用到中国，也没有具体说明目前革命阶段的特质，与托洛茨基的错误相混。不过，“不断革命”的名词虽然取消了，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可以生长到社会革命的意义是完全承认的”(20)。
由上可知，布哈林的论述得到中共六大代表的认同，起到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作用。
瞿秋白在中共六大政治报告中说：目前，“革命的客观形势仍是向前去，是向上涨，走向高潮。简单说高涨，这两个字或许引起误会，但真正的意思是不错的，现在的革命是上升的，而不是低落。如果不上升，怎么我们可以说有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呢”(21)。他的认识与布哈林不完全一致。这个问题的讨论，代表中出现不同意见。
6月22日，蔡和森发言，列举革命高潮到来应具备的条件：有全国普遍性；有相当持久性；运动发动于大的城市，且由城市工人领导；革命力量在阶级关系上对敌保持相当优势。依据这几个条件，他说：“我以为应如国际代表同志所说现在革命形势既非高潮亦非低潮，而是两高潮之间的中间形势。这种分析，是非常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非常辩证法的”(22)。邓中夏做一点辩护，说：“过去中央对时局的估量是对，大体说来是对的，当时中间有些名词上的差别，什么高涨啊，低落啊，一致高涨……中央觉得高涨就是上升并非高潮的意思”(23)。广东代表甘卓棠说：“革命潮(流)虽然没有一九二五(年)那样高，然而你若说革命潮流低落，那就非常错误了”(24)。6月23日，李立三说：现在革命形势，在两高潮的中间时期是对的，但是他超过他的下落的弧线而走向上升的弧线。6月24日，湖南代表何资深说，分析革命形势，要把革命潮流与革命情绪分开，决不要把工农革命情绪看作是革命潮流。6月25日，王若飞说：“在此次大会中听见布哈林同志的分析‘革命潮流低落与高涨问题’，是比我更科学更恰当”。现在可称中间时期，“国际代表同志不简单的说现在革命是自然的向上涨，而指出‘争取’的作用非常重要的”(25)。福建代表罗明说，应该把已经高涨与可以高涨分开，依福建的情形，革命形势“大概就是布哈林同志所说的‘中间时期’罢”(26)。
6月27日，周恩来说：“从敌人一致进攻我们得到胜利，和我们发展的不平衡——以地方言，南部与中部北部不同，以阶级言，农民发展与城市沉闷不相配合——来看，当然我们不能说是革命的高潮。同志们常有把高涨与高潮的分别说了又说，我以为是用不着的”。他分析敌方营垒的矛盾，革命力量的重新结合，认为革命形势“的确不是甚低落，停顿，消沉，或消息，我们虽然不能说是高潮，的确也说不到高涨，但我们相信革命是前进，是向高涨或高潮方面的前进，我们对于这一点是深信无疑的”(27)。
6月28日，瞿秋白在会议总结中说，现在的形势，客观上革命“走向高潮”，虽然新的革命高潮尚未来到，但它快要来到。
布哈林判断中国革命目前形势是处于两个高潮中间，这实际上就是说处于低潮。中共六大代表中直面低潮的较少，更多的人宁愿判断目前形势的走向，因此就有“走向上升”、“上升的弧线”等说法，完全否认革命处于低潮的也不乏人。这时，毛泽东辗转于乡村，所感受到的就是革命潮流的低落。各地发往中共中央的报告，说明革命处于低潮的事例亦比比皆是。在中共六大上，代表们乐于谈“走向高潮”，恐怕不只是坚定信心，也难免避丧失革命信心之嫌。
四、余论
1928年7月9日，中共六大通过瞿秋白起草的政治决议案，这个文件经过布哈林的修改(28)。布哈林在六大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述，文件给予充分反映。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六大正确地确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确地指出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大会制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对六大政治决议的这些肯定，自然也是相应的对布哈林论述的肯定。当然，中共六大所存在的种种不足，也与布哈林的指导有内在关系。布哈林论述中的局限，对六大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过消极作用，也是不容讳言的事实。
中共六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革命，制定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和中国共产党人光辉实践的结晶。但是，并不能排除、否定在中共的成长时期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所发挥的作用。布哈林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革命问题，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完成土地革命，建立的是工农民主专政，社会主义革命是这个革命的必然前途，这些正确的结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阐述。布哈林阐述中国革命问题时，常常引证俄国革命经验，但也强调不照搬照抄的思想方法。他说：“若是机械的将西欧及苏维埃联邦的经验，很呆板的搬到中国去，则完全是不正确的非马克思非列宁主义的”。“我们绝不能机械的死板的将这一国的经验搬到另一国去。将这一国经验应用到那一国的时候，应当研究分析所在国的特殊的一切发展条件”(29)。他对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阐述，很有远见。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即使夺取政权，如果没有大工业的发展作为物质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是非常困难或者简直不可能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乃是一种特别的方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将是中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担保”(30)。
布哈林还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寄予希望，他说：“应该使党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的政党，要能够引导广大的数万万的农民。只有这样，你们的党总能完成了你们的历史的任务，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在中国的事实上(不少纸上，不少新闻上，不少演词上)，继真正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31)。
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也正是这样的光辉历程。
中共六大胜利闭幕80周年了，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而且独创性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于此之际，通过分析布哈林在六大的正误得失，评价他的历史贡献，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这段历史的认识。
注释：
①⑥朱世荣：《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事日志》，《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88～89、90页。
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241页。
③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6页。
④⑤⑦⑨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34、494～497、515、220～229、229～241页。
⑧(11)(12)(13)(14)(15)(16)(17)(29)(30)(3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82～84、106～108、133～139、141、144～145、149～150、180、162～166、136、135～136、183页。
(18)(21)《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3～534、577页。
(19)(23)《关于中共六大的一组文献资料》，北京：《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4期，第13页。
(20)(22)(25)(27)《党的六大文献档案选载》，北京：《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第13～14、26、11、16页。
(24)(26)《党的六大文献档案选载》，北京：《党的文献》，1988年第4期，第28、37页。
(28)《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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