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君主制政权相对稳定的原因 II，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沙特论文,君主制论文,政权论文,原因论文,稳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沙漠雄狮”阿卜杜·阿齐兹建立的沙特阿拉伯王国君主制政权已历百年沧桑。特别是二战后，中东不少国家爆发了民族民主革命，在摆脱殖民主义奴役的同时也摆脱了封建君主制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制国家，但沙特阿拉伯王国至今仍保持着君主制。50年代的民族民主力量的冲击、60年代共和制与君主制的较量、70年代原教旨主义的挑战、80年代两伊战争和油价暴跌的影响、90年代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的震撼，均未能动摇沙特王国的君主制政权。自1927年阿卜杜·阿齐兹与英国签订《吉达条约》以来，国家始终保持主权独立，王位一直在老国王的子孙中有序传承，且有一定可预期性；国内不存在与王室抗衡的反对派力量；王权对社会矛盾的变化具有较强的调适功能，能及时化解社会张力，显得比中东一些共和制国家还要稳定。
我们认为，沙特君主制政权之所以能相对稳定，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阿拉伯人注重血统、功名，习惯家族统治，构成了沙特君主制稳定的坚实政治文化基础。
阿拉伯人历来注重血统、门第，崇尚功名、业绩。他们认为，纯阿拉伯人优于混血人种，名门望族的白丁比平民学者更高贵。沙特家族为纯阿拉伯人血统，加之沙特家族史上名人辈出，如1744年，穆罕默德·本·沙特与伊斯兰教的瓦哈比派创始人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教长结盟，创建了前沙特国；前沙特国第二代君主阿卜杜·阿齐兹和第三代君主大沙特连续开疆扩土，几乎征服了整个阿拉伯半岛；前沙特国覆亡后，大沙特的堂兄图尔基东山再起，创建了后沙特国，其子费萨尔两次做了土耳其的俘虏，却勇敢地逃出，两次拯救后沙特国；特别是后沙特国亡国后，费萨尔的孙子阿卜杜·阿齐兹十年卧薪尝胆，总结前辈的经验教训，重新统一了阿拉伯半岛……。沙特家族的高贵血统与门第、显赫的功名与业绩，使沙特一般臣民由衷地认为，国家理所当然应由沙特家族统治。所以，当王国第二任君主沙特因其昏庸无能、挥霍无度而使国家遭殃时，却并未有人、家族或势力乘机推翻沙特家族统治，而是拥戴他的同父异母弟弟费萨尔主政，继立为王。
阿拉伯半岛曾经历过漫长的部落社会阶段。在部落社会里，每个部落都被其中一个势力强大的家族统治。动荡的游牧生活、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连绵不断的血亲复仇和部落战争造成部落民对本部落及其统治家族的依赖，他们甘愿效忠部落的统治家族与部落酋长。现代沙特王国诞生前，这片土地上的100多个5000人以上的大部落和无数小部落已被一些政治强人及其家族分别统一，结成一个个部落联盟，自称酋长或埃米尔，各霸一方。由于他们是联盟内部部落民的保护者，部落民众像效忠他们原先的部落酋长及其家族一样地效忠部落联盟酋长或埃米尔及其家族。沙特王国脱胎于部落联盟，王国的建立是沙特家族统治取代若干家族统治的结果，君主制与酋长制、埃米尔制一脉相承。一般地说，曾接受过部落、部落联盟酋长、埃米尔及其家族统治的部落民易于接受王国君主及其家族的统治。同时，历史上长期培养出的个人对部落、部落联盟及酋长、埃米尔及其家族的认可与忠诚，也易于转化为对王国、国王及其家族的认可与忠诚。阿拉伯部落民的这种传统，无疑构成了沙特君主制及其家族统治的坚实政治、文化基础。
当然，也有些部落民由于与本部落酋长及其家族关系过于亲密，难忘旧主而不承认国家之说，甚至不承认比部落酋长更大的统治者，曾使一些称雄一时的部落联盟统治者昙花一现。沙特家族之所以成功，其原因在于其历任统治者都不懈地抓游牧民定居，竭力令游牧民打破部落界线，向他们施以恩惠，使他们体会到忠于王国、国王和王室比忠于部落、酋长更可靠。所以，至今在沙特王国虽有批评国王、王室的民众，但真正要求推翻君主制，打倒沙特家族的呼声还不多。
二、沙特王权高举伊斯兰教旗帜，坚持以教治国，为民众所认同，并得到乌里玛(注：乌里玛，阿拉伯文的意思是学者，有专门知识的人。作为专用词是指精通《古兰经》、注经学、《圣训》学、教义学、教法学与掌握系统宗教知识的宗教学者，泛指有学问、有身份的伊斯兰神职人员。)的支持。
首先，沙特王权将伊斯兰教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迎合了广大穆斯林的心理，得到他们的认同。一千多年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未脱离过伊斯兰教的影响，长期的宗教熏陶使伊斯兰信仰早已内化成社会成员的心理，成为积储很深的心理沉淀。他们坚信“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坚信伊斯兰历史上真主的使者、哈里发并历代伊玛目等宗教领袖的绝对权威。沙特王权坚持以教治国，以《古兰经》为法，实施沙里阿(伊斯兰教法)，称“国王根据伊斯兰法规执行总政策”(注：沙特《治国基本法》第6章第55款。《沙特阿拉伯发展成就一瞥》，沙特地平线出版社研究与发行编辑部编辑，第108页。)，“以伊斯兰精神解决基本问题”(注：《西亚非洲》1982年第1期第16页。)。加之他们签署的内政法令基本都是以伊玛目名义，这在几乎是清一色的穆斯林国度里容易被理解为代表真主的意旨而不予怀疑。进而，穆斯林民众在不知不觉中将对伊斯兰教的忠诚转移到提倡这一意识形态的主体——沙特家族身上，从而使沙特君主制的合法性有了牢固的政治、文化基础。其次，沙特王权坚持政教联盟——沙特家族祖先和瓦哈比派结成的政教联盟，一直倚重当年瓦哈卜教长的后裔谢赫家族子孙，注重发挥以谢赫家族为代表的瓦哈比派乌里玛阶层的作用。因此，得到瓦哈比派乌里玛的支持，并愿意与王权同舟共济，为其效力。他们论证沙特家族与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同宗、沙特王权是建筑在正宗教派基础之上的，以此得出沙特君主制具有宗教合法性的结论；他们以王室专职顾问的身份参与沙特王权运作，引经据典为其大政方略、重大举措的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他们通过宗教机构在社会生活中规范伊斯兰道德、行为标准来敦促穆斯林遵守教义，祛除“异端”，惩治犯禁者，维护社会治安。
当然，在谈及伊斯兰教作为沙特君主制合法性的重要源泉时，不应忽略伊斯兰教对沙特君主制的作用。它主要体现在：一是瓦哈比派乌里玛比沙特王室更趋保守，常看不惯新生事物。二是伊斯兰极端势力根本不承认沙特君主制的合法性，不时借机发难，但沙特王权总能通过与瓦哈比派乌里玛有联合有斗争和垄断政治资源、控制宗教舆论等手段对伊斯兰的消极面加以抑制。
三、政治联姻保证了沙特王权的社会基础宽泛，世袭君主可择优遴选。
从后沙特国的费萨尔国王开始，沙特家族即有政治联姻的传统，现代沙特王国的缔造者阿卜杜·阿齐兹更是政治联姻的积极倡导、实践者。
政治联姻的意义在于沙特家族成员每娶一女子，便与女方家族及其所属部落结为秦晋，化敌为友，沙特家族姻亲渐多，家族统一大业藉此得到多方支持，王权的社会基础越来越宽阔；阿卜杜·阿齐兹的众多妻室为他生下无数子女，据说仅儿子就有300多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沙特王权的中流砥柱。子孙众多又可确保王位后继有人。1992年《治国基本法》规定：王国统治者必须在阿卜杜·阿齐兹的子孙中择优遴选。(注：沙特《治国基本法》第1章第5款。《沙特阿拉伯发展成就一瞥》，沙特地平线出版社研究与发行编辑部编辑，第100页。)惟子孙众多，方可好中选优，以优传优。
四、巨额石油收入加强了防卫力量，缓解了内外矛盾。
沙特是世界第一石油大国，2000年初已探明石油储量为2610亿桶(约357.59亿吨)，占全球石油探明总量的25.6%。(注：赵国忠主编：《简明西亚北非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40页。)至80年代初，石油年收入就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巨额石油收入有力地加强了王国防卫力量，缓解了内外矛盾。石油成为沙特王权稳固的一根重要支柱。
1.巨额石油收入使沙特王权有能力建成一支强大的防卫力量。近些年，沙特每年的军事拨款基本在100亿美元以上，政府凭借充足的军费将王国武装部队从40年代的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今天由陆、海、空、防空四个军种计10余万人的现代化正规军及5万多人的国民卫队和3万多人的准军事部队。现在的沙特武装部队已拥有舰艇、扫雷艇、自行火炮、反坦克火炮、旋风战斗机、F—15战斗机、夏安防空导弹、爱国者导弹等各种先进武器及不计其数的常规武器。源于巨额石油收入的上述兵力、武器装备用来防范国内造反或周边国家的进攻已基本不成问题。
2.巨额石油收入使沙特王权有能力实行高福利政策。世界各国的多数政治动荡大都起因于经济，因为，“普遍的贫困会破坏一切形式的政府”(注：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译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7页。)。据美国一项研究报告显示，1958～1965年期间，遍及赤贫国家(人均收入100美元以下)的暴力冲突是富国(人均收入750美元以上)的4倍。(注：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译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7页。)而沙特的高福利政策一是面向全社会，二是面向老弱病残和贫困家庭(沙特政府规定，月收入在1100美元以下的家庭为贫困家庭)等特定居民。前者包括商品价格补贴、公费教育与医疗、住房无息贷款和减免税等；后者包括各种补助、无息贷款、社会监护、社会保险等。以此确保全体国民在物质、文化生活上都有较大改善，从而缓解了国内矛盾。
3.巨额石油收入使沙特王权有能力为中产阶级开启参政之门。沙特中产阶层有经济实力和文化修养，参政欲望十分强烈。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层由于参政欲望得不到满
足，常常高喊变革、反对旧传统、旧势力等口号。但在沙特，有石油美元为中产阶层开启参政之门。据悉，最新一届王国大臣会议的28名成员中，王室成员5名、谢赫家族成员2名，其余21名为非沙特家族统治集团成员，其中大多数属中产阶层。(注：中国驻沙特阿拉伯王国使馆资料。)总体说，沙特的石油经济和现代化的发展使已构成城镇人口主要组成部分的中产阶层得到较为妥善的安置，让他们有了用武之地，且仕途通达，满足了他们的参政要求。因此，他们与沙特家族统治者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他们虽有进一步改革的愿望与要求，但对王权基本持认同态度。
4.巨额石油收入使沙特王权有能力实行沙特里亚尔外交。据统计，1970～1990年，沙特对外援助和优惠贷款总额高达640亿美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接受过沙特的赠、贷款。(注：中国驻沙特阿拉伯王国使馆资料。)有的外援用于救济贫困国家和人民、有的用于扶植伊斯兰势力和亲伊斯兰势力、有的用于铲除亲前苏联势力、有的用于缓解彼此紧张关系……说到底，以石油为后盾的亚里尔外交主旨是花钱免灾。1950～1960年，一些阿拉伯国家曾将沙特王国当作革命对象，欲改变王国的君主制，但这些国家自接受了沙特的石油美元后就一直相安无事；伊拉克曾打出为阿拉伯穷兄弟“均贫富”的旗号，一度将攻击矛头指向沙特。沙特的石油美元外交，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富矛盾，特别是1981年，伊拉克原子能反应堆被以色列摧毁后，沙特立刻向伊提供重建的全部费用，加上两伊战争期间，沙特不断为伊拉克提供援助，使萨达姆感激涕零。可见，石油美元在消除外部对沙特王权威胁方面起到至关重要作用。
五、政治改革不断缓解各种矛盾
沙特君主制长期相对稳定，还有赖于不断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缓解了各种矛盾，减轻了对王权合法性的质疑。
自20世纪初沙特家族重建政权始，为实现王权巩固、民族振兴之夙愿，阿卜杜·阿齐兹非常重视改革，其主要措施有：
1.用瓦哈比派教义度化游牧民。建立政权之初，阿卜杜·阿齐兹遇到被征服部落反叛无常的难题，他敏锐地意识到，如不及时解决此问题，新生政权难免遭受不少酋长国昙花一现的命运。他通过认真考察，找出游牧民反叛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家无寸土，居无恒处”。只有给他们土地，帮助他们建立家园，让他们依附于土地，才能使他们为国效忠；(注：阿明·赖哈尼：《近代内志及其归属地区史》，贝鲁特1928年版，第137页。)只有通过信奉真主和伊斯兰教的途径才能达到民族融合的目的。(注：萨拉赫丁·穆赫塔尔：《沙特阿拉伯王国史》，贝鲁特1960年版，第2卷第146页。)于是，阿卜杜·阿齐兹积极倡导瓦哈比主义，请出瓦哈比派的著名宗教权威拉迪夫，授命他参照罕百里派学说编纂出一部通俗易懂的宗教读物，在游牧民中散发、宣讲。在游牧民宗教感情复苏的基础上，1912年，阿卜杜·阿齐兹把瓦哈比主义导入新的渠道，创立“伊赫万·陶希德”(奉主独一兄弟会)。随后，他又于同年建立了“希吉拉”(移民区)，要求兄弟会成员放弃游牧，定居“希吉拉”，并以家庭为单位，分给他们土地、耕牛、农具，请老农向他们传授耕作技术，使他们都能获取较稳定的收益，提高生活质量，改变生活方式。转入定居的游牧民逐渐从为部落效力转而愿意为沙特家族效力。阿卜杜·阿齐兹还请来外国军事技术专家指导“希吉拉”的青壮年兄弟会成员进行军事训练。
伊赫万运动不但造就了一支身强体壮、视死如归的军中劲旅，更重要的是，它引导部分游牧民从游牧转为定居，割断了与部落的联系，使其依附于土地与阿卜杜·阿齐兹，部落观念日渐淡漠，国家观念开始萌生。新生沙特家族政权得到越来越多的臣民认同，且有伊赫万军队为其冲锋陷阵，从而得以巩固、发展。
2.以新瓦哈比理论创建现代民族国家。征服汉志后，沙特家族政权的疆土基本定型，为使官方意识形态适应新形势下的社会经济发展，阿卜杜·阿齐兹及时提出开明的瓦哈比理论——提倡创制，对任何新事物，只要与伊斯兰精神不抵触，即可接受。进而，他以新的瓦哈比理论为指导，进行了一系列革故鼎新，着手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工作，主要包括在国家机器建制方面效仿西方内阁，建立汉志副大臣会议；打破部落界线，废除奥斯曼帝国时形成的行政区，将汉志划分为14个埃米尔区；解散观念保守的伊赫万军队，建立以伊斯兰信仰和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正规军，并将汉志新建制的职能逐步向内志及其他地区扩展。在法制与税制方面，以瓦哈比派崇奉的罕百里派所解释的宗教法取代部落习惯法；以伊斯兰法官取代负责审判的部落酋长；规定判案主要依据罕百里学派的六部律书，在伊斯兰法规不适用的新领域另立新法；废除原汉志统治者侯赛因时代的苛捐杂税，由国家统一征收天课。在科技、教育方面，大力引进汽车、无线电广播、通讯器材；设立国家教育总署，兴办新式学校，聘请外籍教师，开设现代教育课程，外派留学生去接受世俗的西方教育。阿卜杜·阿齐兹提出的开明瓦哈比理论及其所采取的诸方面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多数穆斯林的因循守旧观念，使他们逐渐认可了先进科学技术，适应了演进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使王国得以平稳地向现代化过渡。
王国后续君主费萨尔、法赫德子承父志，坚持改革路线。费萨尔国王的改革主要政绩有：
1.完成了向现代政治体制的过渡。费萨尔国王在1962年的施政纲领中提出“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必须如实地反映该国社会所要达到的发展现实”(注：莫尼尔·阿吉列尼：《费萨尔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64、364、369、368、370页。)的理论，将由名不符实的汉志副大臣会议发展而来的一度形同虚设的王国大臣会议改造为国王直接领导的“拥有立法权、执行权、行政权”的现代中央政府，建立并逐步健全了一套各部、各省行政机制。费萨尔国王还根据其首倡的“司法独立”理论设立了司法部，部有高级乌里玛会议、高级古塔(教法执行官)会议。大臣会议有职有权，运转正常，发挥了重要作用，标志着沙特的传统家长式统治已成历史，现代政治体制已经确立。
2.发展社会，造福人民。费萨尔提出“科学地、文明地发展沙特社会”(注：莫尼尔·阿吉列尼：《费萨尔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64、364、369、368、370页。)，制订了将王国建成一个“农业自给的工业国家，国家收入日益多样化”(注：莫尼尔·阿吉列尼：《费萨尔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64、364、369、368、370页。)，“使王国的每一个人都有很高的生活水平”(注：莫尼尔·阿吉列尼：《费萨尔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64、364、369、368、370页。)的战略目标。为了实现此目标，他不懈地与外国石油公司斗争，争取提高石油产地使用费、利润分成和逐步实现石油国有化；利用日益增多的石油收入，大建城市和村镇，继续完成父辈开始的游牧民定居事业；大办民族工商业，鼓励、扶植私营企业，同时吸引外资与本国公私企业合营；大筑公路，把王国各地区、城市联系起来；大造医院，聘请外籍医师，引进先进医疗设备，保障国民在国内外公费医疗；大办现代学校，实施各阶段公费教育；保障劳动者权益，妥善安排带薪休假；国家负担每个老弱孤寡、病残与失业者的基本生活……此外，他宣布：“从根本上取消奴隶制”(注：莫尼尔·阿吉列尼：《费萨尔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64、364、369、368、370页。)，不惜以巨额代价为所有奴隶赎身。
费萨尔的这些利国益民改革政策得到绝大多数臣民的好评，从而为王权的合法性增添了法码。费萨尔将传统的政治因素与现代政治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维护了君主制的权威，也使上层建筑更适应新的经济基础，从而稳固了王权。
在现代化高潮中登台主政的法赫德国王的改革主要有：
1.实行专家治国路线。1975年，法赫德国王首次主持建立的内阁13名成员中有11位专家，4位博士。1999年改组后的新一届内阁成员计28位，有19位博士。大臣会议下属各机构均由各行专家、学者主持。而国王本人除任大臣会议主席外，还兼任一些下属机构首脑，经常深入下层，直接听取专家、学者对处理国家大事的见解与谋略。
2.重建协商会议，扩大政治参与。先王阿卜杜·阿齐兹曾于1920年创建过协商会议，但早期的协商会议人少，最多时仅25人，缺乏代表性，成员仅限部落上层人士和宗教届人士，未真正起到协商作用，实际只起到咨询作用。1960年前，协商会议已名存实亡。 法赫德国王于1990年重建协商会议，成员扩展到91人，包括各行业、各派别、各部落的代表，以真正起到协商、参政、议政作用，参与讨论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研究法规、条例、国际条约、协定……，其意见和建议受到国王及内阁的重视，大多被采纳。
客观地说，法赫德重建协商会议，扩大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众日益增强的参政愿望，有助于他们对政权的认同；强化了政治的传导和反馈，有助于正确决策和及时解决问题。此外，扩大政治参与还起到政治安全阀的作用，如果政治参与渠道不畅 ，民众情绪无处宣泄，愿望无法表达，利益无从保障，到一定时候，矛盾就会激化，难免有人铤而走险，与王权对抗，这在王国现代史上不乏先例。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扩大政治参与是沙特朝政治民主化发展的重要一步。
法赫德国王的改革，使真才实学者有了用武之地，持各种政见者可各抒己见，从而化解了许多不稳定因素，有益于沙特君主制平稳地向前发展。
沙特王室自上而下的改革坚持了以下两点，是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
1.坚持政策的连续性和渐进性。沙特王室的改革家们十分注重后人完成前人的未竟事业，且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不像有些阿拉伯国家当权者一上台就奉行一套新政，造成人心浮动，社会动乱；也不像伊朗巴列维国王突然实行自由化，导致政治参与急剧膨胀，致使局势失控。
2.坚持让人民看到改革成果。沙特王室十分重视让臣民看到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尽可能使他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有所提高；重视调控国内贫富差距，据世界银行《1990年发展报告》所列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比较显示，1980～1981年度，沙特家庭收入百分比份额为：占人口20%的最低收入家庭分得国家总收入的6.9%，占人口60%的中等收入家庭分得国家总收入的53.1%，占人口20%的最高收入家庭分得国家总收入的40%，其中最富的和最穷家庭收入比率为5.8∶1。同期，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富的和最穷家庭收入比率：新加坡9.6∶1、委内瑞拉10.8∶1、马来西亚11∶1、哥伦比亚13.3∶1、巴西26∶1。(注：李踪：《第三世界论》，世界知识出版社，第332页。)相比之下，沙特国民贫富差距最小，诚如沙特旅游者所说，旅游期间，富人去看巴黎铁塔，穷人去看开罗金字塔，如此而已。
此外，超级大国——美国的保护也是维持沙特君主制稳定的一个因素。不过，沙特王权并不过分寄希望于美国的保护。从1979年美国抛弃伊朗巴列维王朝的一幕世人皆已看出，美国在中东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
上述诸因素的相辅相成，综合作用，维护了沙特君主制的相对稳定。特别是沙特王权控制着得天独厚的石油资源和利用全民认同的宗教信仰，强大的物质与精神力量，加上坚持不断改革，与时俱进，构成了支撑王权大厦的三大支柱。
当然，沙特王权仍存在不少不稳定的隐患，如海湾战争损耗巨大，造成国民经济数年负增长；保全会、真主党、本·拉丹等伊斯兰反对派对王权合法性的挑战；穆斯林对王室腐败和亲美政策的不满情绪；法赫法国王年逾八旬，1995年又患中风，面临王位继承问题等。但老谋深算的沙特王室皆已心知肚明，采取了深思熟虑的措施，如对战后的经济萎缩，在采取提高石油及其加工品的产量，开拓市场，确保长期、稳定出口的同时，又推出收入多元化政策，发展非石油经济；对反对派施展软硬兼施、打拉相结合的政策；对民众不满情绪设法抚慰，如限制王室成员特权，惩治其犯罪行为，在与美国保持战略盟友关系前提下适当拉开距离，该说“不”时就说“不”；由阿卜杜拉王储(1923年生)提前主持朝政，活跃在国内外政治舞台，以解决王位继承问题。不管以后王室高层的变数如何，王位还将由开国君主阿卜杜·阿齐兹的子孙承袭。从制度变革与观念现代化滞后于经济现代化的规律看，沙特君主制很可能逐渐向君主立宪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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