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研究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民主政治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2)05-0184-05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①中国经历过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曲折探索，逐渐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78年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延伸与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在不断完善和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西方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第三代、第四代学者开始较多地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研究者和大量有价值的学术著述。本文试图对当代西方学者②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研究状况进行一番梳理，简要概括出其研究角度、主要观点和基本特征。
一、研究角度
二战结束后，西方的“中国学”开始呈现出“社会科学化”趋势，中国政治随之成为西方学者从事区域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西方学者关注过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问题。那时为了冷战需要，他们多将研究重心放在意识形态、派系斗争、政治运动、官僚体制、政策过程和政治文化方面。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出一派新气象，西方学者开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运用西方主流政治科学理论，结合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特征，形成了五个研究角度。
1.政治民主化。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重大问题。③西方学者认为，政治民主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方向，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以及特权现象都需要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加以解决。在《中国民主的未来：它将如何发生并导向何方》中，吉利从“危机—转型”角度，分析了中国民主化的资源以及未来的前景。围绕当代中国政治民主化问题，西方学者内部形成了较大争论，例如1998年布热津斯基、黎安友等学者在《民主杂志》上发表了一组有关“中国能否民主化”的争论文章。西方学者通过对村委会直选的观察思考，认为这对中国更深层的政治民主化具有深远意义。墨宁认为，中国农村的“选举联结”(electoral connection)也是一种革命，它在实践中改变了领导者与农村普通公民之间的关系，增加了精英与大众对话的机会。④
2.政治体制改革。这是西方学者讨论的焦点之一，他们延续冷战时的研究传统，主要以党组织和人民代表大会为切入点，探讨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如何朝着民主化的方向进行自我调适。欧博文吸收“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在《非自由化改革：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制度变迁的政治》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改革进行了深入研究。沈大伟的《中国共产党：衰退与适应》，从传统共产主义体制研究出发，主张重新认识“一党制”政体的生命力。⑤围绕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西方学者主要形成了三种看法：一是认为中国的权威主义体制具有一定的强势与弹性；二是批评权威主义体制的弱点；三是能够看到政治改革的民主蕴含，如各级人代会的完善、非政府组织的壮大、法治的健全以及新闻监督的扩大。⑥
3.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对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受该理论影响，西方学者普遍关注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深刻影响。古德曼曾在1988年分析认为，“生产驱策”(production imperative)将使亚洲的共产主义国家大幅修正其计划经济，结果是建立利益表达的渠道，进而建立自由民主制度。⑦在《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毛之后的改革》中，何汉理系统分析了市场经济对政治民主化的影响，他认为未来“最大的可能性是中国将朝向更开放、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和更宽松、协商的政治体制慢慢前行”⑧。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市场经济促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部门、区域和官僚机构之间重新调配资源和责任，经济领域变更的平衡为启动政治领域相应的改革施加了压力，因此中国的民主化将随着经济增长而不可避免地发生。英格尔哈特和威尔哲尔预测：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按照当前的水平持续，将会在接下来的20年内转向自由民主。⑨
4.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当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剧变中出现了独立的社会团体时，西方学者发现缺乏能够对之进行理论概括的工具。因此，公民社会作为经典政治理论的中心观念被从事共产主义研究的学者使用，如伊万·泽兰尼和雅克·胡普尼。⑩公民社会理论对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民主问题影响很大，英国学者怀特在《骑虎难下：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中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必然引发政治民主化，主要根据就是利益多元化、公民社会壮大、社会政治态度和信仰变化。(11)在《从同志到公民：中国政治权利的斗争》中，谷梅认为，中国通过数千个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形成了公民社会的开端，公民行动推动中国的政治脱离单一的政党支配，并鼓励知识精英进入公共领域联合其他团体要求政治改革。(12)
5.治理与民主政治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西方学者开始淡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偏见，而更加关心现实的治理问题。(13)他们将民主政治发展纳入治理的视野加以考察。在《重建中国利维坦：市场转型与中国的治理政治》中，杨大力回顾了中国的市场转型对治理政治的促进作用，赞许中国的领导者在相对短的时间内重新塑造许多领域的治理制度。(14)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中，一些西方学者还发现选举民主与治理绩效并不具有线性关系。因为在中国，非正式制度与国家建设对实现善治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不是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例如在《没有民主的问责制：农村中国的连带团体与公共物品供给》中，蔡晓莉分析了分权过程对地方治理与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以及与此相关的“非正式问责制”的效用。
二、主要观点
总体看，西方学者尽管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时比较关注“中国特色”，但基本立场还是“西方中心主义”。他们思考当代中国民主问题的一般预设，即西方自由民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典范，其他类型的政治体制都将朝着以西方自由民主为特征的相似政体变迁。所以“民主化”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是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关键词；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是一种威权政体，最终将通过“民主化”的方式走向西方自由民主。具体来看，西方学者主要形成了如下一些观点：
1.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动力。(1)市场经济。怀特认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引起了基本的社会与制度变迁，并产生新的社会经济动力，依循这个动力方向的权力转移增加了中国政治转型的可能性。(15)斯坦福经济学家罗文预测，如果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继续保持年均5％的增长，那么到2015年中国将会达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000美元～8000美元的关键点，继而实现民主。(16)(2)公民社会。西方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强大的公民社会，就没有解放、没有近代世界的民主。(17)裴宜理与富勒在《中国的民主长征》中试图从历史发展趋势证明，推进中国民主化要依靠公民社会中的阶级联合。根据东亚等国的民主化经历，政治多元主义很可能从经济与文化多元主义中出现，继而调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平衡。(18)所以，西方学者在研究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时比较偏爱“公民社会对抗国家”(civil society versus the state)的经典命题。(3)维护稳定。有学者指出，中国成功的经济改革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如控制经济的解体释放了被压制的能量，阶段性地表现在工人罢工、农民抗议中。尽管中国通过一些改革控制经济、文化与个人行为，但是政党—国家处理社会弊病的能力已经弱化。(19)所以，中国出于稳定的考量，迫切需要进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4)民主意识。根据1988年史天健在北京的调查，黎安友总结中国人的两种政治态度：一是中国人以他们的国家为荣，有强烈的政治兴趣和认同，信仰社会主义与共产党；二是他们强烈地渴望更加自由和民主，尽管他们的民主愿望还不够具体，而且还对地方单位没有保障他们的权益有些愤世嫉俗。两种态度合并了“有抱负的和顺从的”政治文化要素，对中国未来民主政治是个好兆头。(20)
2.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变迁过程。(1)党的适应性调整。受亨廷顿启发，狄忠蒲选择“适应性”概念分析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变迁，认为“适应”是一党权威主义政体转型与巩固后接下来的一个阶段。黎安友认为，中国这个特殊的权威主义体制已经证明是具有弹性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增加了制度的复杂性、自主性和一致性，使这个政权得以成功应对挑战。(21)从列宁主义政党适应性角度考察中国政治民主化过程，体现了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创新能力的关注。(2)国家与社会互动。苏黛瑞否认中国出现了完全的市场与公民社会，她认为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确实产生了新的商业阶层，不过他们还是需要获得官方体制的支持。因此，中国的地方官员与商人正在形成一个多面向的联合体，它不是损毁而是有力地支持并维系着国家权威。中国的国家权力仍然具有影响力，它能够在社会中建立一个垄断性的流通渠道，有时排除有时又选择非官方的、非对立的社会经济力量进行合作。(22)(3)从基层民主开始阶段性地推动自由选举。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变革，让西方学者认识到农民与精英的关系在影响农村改革基本方向以及重塑国家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墨宁认为，中国乡村缓慢增长的民主，可能与经济组织改革产生民主需求一样，具有深刻的意义。(23)欧博文和李连江认为，中国公民与改革精英形成的联盟可能是一种动力，借此会让自上而下的领导者放手通过阶段性的自由选举而产生。(24)(4)增量政治改革。沈大伟认为中共更可能增量地追求政治改革：各处试验新的方法，逐渐将它们在国家内部进行横向或垂直推广。在这个谨慎与增量的过程中，一种新型的政党—国家正在诞生，即“兼收并蓄型国家”。(25)
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形态。(1)政党—国家民主(party-state democracy)。郑永年认为，西方国家的政党多数履行间接统治，即通过组织政府达到统治的功能；而中国共产党则起着直接统治的功能。这种特殊性根源于中国政党政治的历史轨迹。简单说，首先是“以党建国”，然后是“以党治国”，最终形成了“党国合一”的政权体制。(26)沃马克认为：中国“在国家管理的法治框架下，党全面地和有效地推动人民的利益，保证个人和组织的适当自治”。“因此，目标是实现‘政党—国家民主’，即在不可能受到其他政党挑战的一党领导下有效地实现人民的权力。”“政党—国家民主”不同于“立法民主”，即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或“自由民主”。即使立法民主是唯一稳定的民主形式，但政党—国家持续的自由化能把转型的痛苦降低到最小程度。(27)沃马克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政党—国家民主”的概念特征：一是共产党领导，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二是政治领导与国家行政可以被区分开，但不能分离；三是政党—国家体制能沿着民主的方向前进。政党—国家民主化是一种可行的民主的主要路径，具有独立的价值。(2)咨询型法治政体(consultative rule of law regime)。这是1999年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授提出的，后来相关论文被译成英文，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一些共鸣。赵穗生认为，尽管中国历史提醒人们，变革过程从来都是不确定的，但政治自由化与一党执政的变化或许正慢慢地为民主化建立基础，这才是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从这个角度讲，潘维设计的法治政体是中国民主在不远将来的选择。(28)但裴文睿提醒人们：没有民主化不可能有真正的法律改革，若想改革成功，还需要解决超出法律限度的权力问题。(29)
4.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未来前景。(1)演变为一党支配的稳定体制。魏昂德认为，中国将在产生政治危机的不确定阶段，在党的完全控制下逐渐扩展政治参与。从党内选举开始，或者从选区选民开始，最可能的是演变为一党支配的稳定体制(像日本与新加坡)。(30)(2)维持与经济自由化相结合的权威主义政治结构。狄忠蒲认为，中共虽然面临大量的严重问题，但它不断证明自身有足够的适应性和弹性以生存下去。中国共产党尚未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但已经能够应对这些问题。重新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表明，中国共产党第四代领导集体打算实施这种不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的生存策略。(31)(3)转向宪政民主。李成认为，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特征是由两个主要派别(精英和民众)组成的“两派联盟”，这个体制将会使政治游说更透明、派系政治更合法、选举更规范和真实。他设想，中共将在10年或15年后形成精英主义联盟与民粹主义联盟。到了2020年，党内民主将转向宪政民主。(32)(4)突变式民主转型。裴敏欣认为，尽管中国经济增长举世瞩目，但一系列自我毁坏的机制正在弱化中国最必不可少的制度——国家与执政党。吉利提出要在中国民主政治研究中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转型作比较，由此预言：中国短期经济与政治危机将生成转型背景，中国将出现精英主导(而非大众领导)的转型，中国将出现西方长期等待的民主，而且这会在未来十几年内发生。(33)
三、基本特征
从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成的研究角度和主要观点看，他们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1.受西方自由民主价值的支配。基于不同的研究角度，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行描述分析，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态度或观点。在这些变化的观点背后，始终不变的价值关切即“西方自由民主”。西方学者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建立在全人类“自由、民主、人权”普适原则的基础上，因其“是最先进的”理应成为世界各国政治民主化的终极理想与价值。基于这一认识前提，当西方学者注意到中国公民社会迅速成长以及基层选举等创新实践时，往往认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蕴含着巨大的自由化潜力；但是，当他们专注于中国的一党制国家以及社会不公时，往往认为中共政权一直在压制自由民主的发展。事实上，中国没有照搬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却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治理绩效增长，这是西方自由民主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所以一些学者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治具有一定的弹性。
2.受西方政治科学理论的导引。西方从事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学者，深受美国政治科学传统影响。我们可以经常见到诸如现代化、公民社会、法团主义、制度主义和政治文化等理论被广泛运用；还包括一些术语，诸如合法性、一党制、混合型政党、官僚体制、强国家与弱国家、委托—代理关系、政治庇护、精英保护等。西方政治科学极力强调“超政治”，并号称分析的价值中立。但由于西方文化与学科的双重限制，西方学者在研究当代中国民主问题时往往陷入“非科学性”研究中：(1)最典型的就是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归于“权威主义”的政权类型，由此还延伸出新权威主义、软权威主义、后极权主义政权、单位社会主义、儒家列宁主义等不同的描述方式。(2)另一个典型，试图在中国发现“公民社会对抗国家”，并认为这是自由民主化的主要标志。实际上，公民社会更多是一种知识建构，而不是制度事实。社会力量也不能被视为政治变革的唯一原动力，甚至将其作为原动力之一都过于简单。例如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这些地区或国家，公民组织非常发达，但实行的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体制。(34)
3.受西方国家利益与国际形势变化的双重影响。西方学者在从事中国政治研究的过程中，任何希求本国在国际政治斗争中获胜的初衷都可能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例如，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1958年版)中就曾直言不讳地声称其研究是为了服务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国家利益不仅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也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成为谋取政治、经济利益和维护国家安全、发动对外战争的“软实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领导其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将推进西方自由民主与国家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并成为其实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中国崛起”及其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凸显的影响力，极大遏制了美国从事全球民主输出的势头。所以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带给世界的最大挑战，很可能是在经济和理念领域，而非军事领域”(35)。2008年，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共同编著了《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他们在序言中说：“对于美国人以及国际社会的其他人而言，应对中国崛起已经成为21世纪的重大挑战。然而，若想制定出一套应对中国崛起的有效战略，需要对中国基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情况予以不仅更加细致且远为丰富的了解，而不是在美国以及其他地区引发流俗性的公开辩论。”(36)
注释：
①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第322页。
②主要是指在西欧、北美和大洋洲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些学者，包括华裔。
④Melanie Manion,"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0,No.4,1996,p.745.
⑤(25)David Shambaugh,China's Communist Party:Atrophy and Adaptation,Washington,D.C.: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2008,pp.2-3,p.181.
⑥Michel Oksenberg,"Confronting a Classic Dilemma",in Journal of Democracy,Vol.9,1998,p.62.
⑦徐斯俭《中国大陆九○年代之政治改革与制度变迁》，载于台湾《中国大陆研究》第44卷第7页。
⑧Harry Harding,China's Second Revolution:Reform after Mao,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57,p.300.
⑨Bruce Gilley,"Comparing and Rethinking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and Taiwan",in Bruce Gilley and Larry Diamond,(eds.),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Comparisons with Taiwan,Boulder 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8,p.7.
⑩X.L.Ding,The Decline of Communism in China:Legitimacy Crisis,1977-1989,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22.
(11)Gordon White,Riding the Tiger: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London:Macmillan Press,1993,p.247.
(12)Merle Goldman,From Comrade to Citizen: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Rights in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1-6.
(13)See Jude Howell,(ed.),Governance in China(Preface),Oxford:Rowman & Littlefield,2004.
(14)Dali L.Yang,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ance i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295-296.
(15)Gordon White,Jude Howell and Shang Xiaoyuan,(eds.),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Market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p.2.
(16)Henry Rowen,"The Short March:China's Road to Democracy",in National Interest,Vol.45,1996,p.61,pp.68-69.
(17)Alvin W.Gouldner,The Two Marxism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371; John Keane,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London:Verso,1988,pp.31-62.一些学者认为，暴力的和过度政治化的公民社会存在一定的危险，对民主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例如施密特(Philippe C.Schmitter)便怀疑公民社会能否促进亚洲国家的民主化和民主的巩固。
(18)(19)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Dynamic Economy,Declining Party-State",in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ed.),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8,p.25.
(20)Andrew J.Nathan,China's Crisis:Dilemmas of Reform an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p.199.
(21)Andrew J.Nathan,"Authoritarian Resilience",in Journal of Democracy,Vol.14,No.1,2003,p.13.
(22)Dorothy J.Solinger,"Urban Entrepreneurs and the State:The Merger of State and Society",in Dorothy J.Solinger,(ed.),China's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Statist Legacies and Market Reforms,1980-1990,New York:M.E.Sharpe,1993,p.256.
(23)Melanie Manion,"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0,No.4,1996,p.745.
(24)Kevin O'Brien and Lianjiang Li,"Accommodating 'Democracy' in a One-Party State:Introducing Village in China",in China Quarterly,No.162,2000,p.489.
(26)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页。
(27)［美］布兰特利·沃马克《政党—国家民主与“三个代表”：一种理论透视》，载于吕增奎主编《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96—97页。
(28)Suisheng Zhao,"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without Democratization:Pan Wei's Proposal for Political Reform",in Suisheng Zhao,(ed.),Debating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Rule of Law vs.Decentralization,Armonk New York:M.E.Sharpe,2006,p.54.
(29)Randall Peerenboom,"A Government of Laws:Democracy,Rule of Law,and Administrative Law Reform in China",in Suisheng Zhao,(ed.),Debating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Rule of Law vs.Decentralization,Armonk New York:M.E.Sharpe,2006,p.72.
(30)Andrew Walder,"The Party Elite and China's Trajectory of Change",in 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No.2,2004,pp.189-209.
(31)Bruce Dickson,"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trategies for Survival and Prospects for Change",in Jae Ho Chung(ed.),Charting China's Future:Political,Social,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Lanham,Md.:Roman & Littlefield,2006.
(32)Cheng Li,"China in the Year 2020:Three Political Scenarios",in Asia Policy,No.4,2007,p.20.
(33)See Bruce Gilley,China's Democratic Future:How It Will Happen and Where It Will Lead(Introduc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
(34)王绍光《祛魅与超越：反思民主·自由·平等·公民社会》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
(35)［美］戴维·兰普顿《中国力量的三面：军力、财力和智力》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36)［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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