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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31 （2000）02－0115－05
文化的深层结构，按照庞朴先生的观点，主要是指文化心理状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等。它是文化成为类型的灵魂。（注：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93.）
一、形成俄罗斯文化深层结构的自然前提
在俄罗斯文化形成的条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自然因素。俄罗斯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在其名著《俄国历史教程》中一开始就分析了俄罗斯自然及其对人民历史的影响。克氏认为，正是俄罗斯的自然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俄罗斯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基础。俄罗斯广袤的平原和浩瀚的森林，纵横交错的河流和四通八达的运河网络，决定了它主要经济活动的类型，决定了耕种的特点和国家组织的类型，形成了与相邻民族的关系，形成了民间文学幻想的形象和民间哲学最初的观点。俄罗斯现代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别尔加耶夫也说过，俄罗斯心灵的景观与俄罗斯大地上的景观是一致的，大自然在俄罗斯人那里比在西方人尤其是在拉丁文化圈的人那里更加具备强大的自发力量。
无边无际的平原给了俄罗斯人特别重要的影响。平原有着辽阔的空间，人烟稀少，四周一片沉寂；一切东西都柔弱而渺小，轮廓不可捉摸，变动也感觉不到，甚至连底色都显得胆怯。这一切都给人一种模糊不清的宁静印象，一种让人产生沉迷不醒的梦幻和孤独荒凉的悲哀，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一种无明确对象的思考，让人灰心丧气，又无法得出具体的结论。与俄罗斯自然环境中的大平原紧密相联的是俄罗斯文化深层的表现：心灵的温柔和谦卑，思维的捉摸不定和战战兢兢，心平气和的宁静和沉重的垂头丧气，追求精神的梦幻，趋向禁欲主义和创作的空洞性。它们在俄罗斯民族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值得指出的是，对自然的顶礼膜拜，对俄罗斯文化以及古罗斯的社会制度和国家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来说极其重要，这独特地反映在俄罗斯人的自我称呼上。俄罗斯人对别国人民的称呼用的都是名词，如китаец（中国人）、немец（德国人）、француз（法国人）等，而俄罗斯人称呼自己用的却是形容词русский。这具体地表现了俄罗斯人对自己现有的东西的从属性，与最崇高宝贵的物质的关联性。这种最崇高的物体，这种现有的东西就是罗斯，就是俄罗斯大地。居住在俄罗斯大地上的人，保卫它，耕种它，爱护它，享受它的恩赐，得到它的保护，作它的孩子，就成为русский（俄罗斯人）。也就是说，俄罗斯人是从属于罗斯的，是与罗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俄罗斯的大地是第一位的，而人及其部落、部族、种族的属性都是第二位的，是罗斯衍生出来的。实际上，罗斯的概念让人一下子想到是一个超民族的概念，一个普遍性和多样性的范畴。从总体上从属于俄罗斯大地的观念至今仍保留在俄罗斯文化的深层中，对祖国母亲的眷恋，对大地母亲的崇敬，对最宝贵东西的载体——俄罗斯的热爱，成为俄罗斯人的民族自我意识的稳定主体。
二、形成俄罗斯文化深层结构的社会历史条件
第一，古罗斯人主要从事农耕，但林业和牧业在罗斯人的经济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欧亚说的著名代表维尔纳茨基不仅将俄罗斯人称为种庄稼的人，还称为林业人和牧业人。经济生活的多样性，尤其是农耕生活，对罗斯人的信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第二，在形成俄罗斯文化深层特征的过程中，农村公社起了重要的作用。俄罗斯的农村公社是在东斯拉夫人原始氏族公社逐渐瓦解的基础上形成的地域性社会经济组织。它的组成单位是家庭，若干家庭组成一个农村公社。实际上它是家庭和家族的自然延伸和扩大，它与专制主义的国家政权相结合，成为俄国宗法制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温床。它千百年来将俄罗斯90%的农民束缚在这块封闭狭隘的小天地中，生老病死，繁衍生长，使他们的意识深深地打上村社生活的烙印。可以说，正是村社生活培育了俄罗斯民族虔诚的宗教意识，造就了俄罗斯传统道德的基石。
在公社这个宗法共同体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只有集体才有意义，个人必须绝对服从村社，重集体轻个人是维系公社起码的行为规范。村社生活的封闭性养成了农民因循守旧，不思变革的保守心理。对不符合传统的新生事物他们总是持怀疑和否定态度，而对自己贫困毫无权利的生活却安之若素，习以为常。村社生活也培养了集体主义和平等的精神。既然个人微不足道，只有村社集体才有意义，那么，集体主义的互助观念和习惯的形成也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互相救济、无偿帮助陷入困境的人是起码的行为准则，行善作为道德义务在村社农民中沿袭成风（注：姚海.俄罗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188 －191.）。
村社还是宗教活动和宗教节日庆典的组织者，潜移默化地培养着人们虔诚的宗教意识。在沉重的农奴制压迫和封闭的村社环境中，个人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又使得农民在心理上永远感到自己是可怜卑微的被压迫者，而农民基本上是文盲，对上帝和其它神明的顶礼膜拜是他们自我精神解脱的必然选择。
第三，俄罗斯领土辽阔，其广大的地域空间将东方和西方连接起来，这使俄罗斯文化在东方和西方文明的结合部态势的制约下产生和发展，既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又受东方文化的制约，深深地打上了文明结合部的烙印。
俄罗斯文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受西方影响最大的应推基辅罗斯接受基督教为国教。经历几百年的基督教化的过程，以东正教为标志的西方文化沉淀下来，与俄罗斯的民族道德传统相融合，构成俄罗斯厚重的文化底蕴，对俄罗斯人的内心生活和行为规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基督教为俄罗斯的西方化提供了精神要素，那么13世纪蒙古征服者则为俄罗斯的东方化奠定了政治基础。蒙古征服者不仅以东方习俗影响罗斯的表层生活，更以自己的政治军事制度改变了罗斯的内部秩序。莫斯科的大公们从金帐汗的绝对权威中获得专制权力的概念，并按蒙古的方式发展军事、土地、政治制度，形成了农奴制和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教会依附于王权，绝对服从沙皇、服务于国家和忠实于东正教的信仰成为一种社会意识，日益深入人心。
三、俄罗斯文化深层结构的特征
（一）既非东方又非西方的矛盾性
由于俄罗斯文化处于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部，既受东方文化影响也向西方文化开放，它的深层呈现出既非东方的又非西方的矛盾性特征。别尔加耶夫指出，俄罗斯人民就其精神结构来说是东方的，俄罗斯是基督教的东方，在莫斯科公国曾有一个东方文化，被基督教化了的鞑靼国文化，但近200多年来，它也受到了西方极大的影响。 它的文化上层吸收了西方所有的思想。
普列汉诺夫在谈到彼得大帝改革时指出，在彼得大帝改革时期经历了两个平行的但方向相反的过程，一方面是上层社会的欧洲化，另一方面是国家的东方独裁的加强和亚细亚方式的深入。贵族阶层的社会地位朝着西方方向变化，而同时下层人民的社会地位却朝着东方方向变化。正是西方消灭农奴的时候，俄国的农奴制达到鼎盛时期。普列汉诺夫认为这是文化上层与下层脱节的深层次社会原因。
俄罗斯文化的既非东方又非西方的特征，是世界历史两种不同方向的潮流在俄罗斯地缘政治和精神空间中碰撞的结果，人类在俄罗斯的肌体和灵魂中一分为二，从传统文明向自由主义的文明过渡往往表现出大起大落的悲剧性的命运。处于东西交汇处这种地理状况构成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潜层，而不是牢牢地固定在东方或西方的轴上。往往在转折或危急时刻，它或顺轴左移或顺轴右移，在两个吸力中心摇摆，始终不能固定自己的轨道，反而潜藏着产生割断和分裂其地理政治空间的强大潜能。这种状况往往使俄罗斯文化追求一种超验的目标，追索它感到先进的精神理念（注：马瑞映.俄罗斯发展道路选择的文化特征.今日东欧中亚，1997，（6）.）。
（二）二律背反的双重性
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自己原始基因的产物，而我们呢，不是国家，而是国中之国，我们是两种原始基因的继承人。我们生来就是半人半马的人马座。因此我们对人类的命运有着特别的依赖——历史学家、哲学家格夫格尔在《欧亚大陆大厦》一书中这样写道。
人马座，从外貌上就可看出其好走极端的双重性，既野蛮又文明，既恶又善，既盲目自发又和谐协调。人马座形象就是俄罗斯、俄罗斯文化、俄罗斯民族性的真实写照。侨居国外的俄罗斯著名思想家费多托夫在1927年首次用人马座的形象来说明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他认为，人马座是俄罗斯双重面孔的象征。一面是罗斯纯洁的形象，被捧到圣母化身的地步，另一面是未来革命流血的形象，是崇高和暴动日子的开端；一面是召集大家参加充满兄弟般情谊的盛大宴会的“和平的诗篇”，另一面就是毁灭的激情，混乱和分裂的开端，是宣告万恶的资产阶级世界的土崩瓦解和虚伪的人道主义彻底破产的地下轰鸣。别尔加耶夫在十月革命前写的《俄罗斯的命运》一书中，也揭示了俄罗斯的二律背反性。他认为，俄罗斯文化的创造物就像俄罗斯历史一样成为双影。俄罗斯文化的双重外貌引起相反感情，无限的深度和无限的高度与某种卑鄙粗俗，缺乏尊严和奴性十足结合在一起，对人无限的爱，真正基督似的爱与仇视人类和残酷性结合在一起，基督般对自由的渴望与奴性十足的驯服相和谐。
别尔加耶夫指出，俄罗斯是没有国家性，最无政府主义同时它又是世界上最有国家性，最官僚主义的国家。俄罗斯的一切都变成政治的工具。它是世界上最没有沙文主义的国家，同时又是世界上最民族至上的国家，是民族主义空前过分的国家，是一个强制用俄罗斯文化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是一个民族自吹自擂的国家。俄罗斯是一个自由无限和精神辽阔的国家，是徒步旅行者、探索者的国家，是一个好造反的自发性严重的国家，是一个不愿受形式束缚的民间酒神主义的国家，同时它又是一个失去个人权利意识和不保护个人尊严的国家，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保守主义的国家，是受着国家宗教生活控制的国家，是一个有着固定不变的生活方式和深重肉欲的国家。
值得指出的是，俄罗斯文化这种二律背反的双重性的根本特点在于：俄罗斯文化存在着极端性，在国家和无政府主义之间，在造反性和驯服性之间，在心灵自由和社会奴役之间，在虔诚的宗教意识和彻底的无神论之间，缺乏一个过渡的中间带。或者是这个极端，或者是那个极端。在其它民族文化中也可能找到相对立的两个极端，但只有俄罗斯，总是没有任何中间环节，中间阶段，没有任何间接的表示，没有任何的过渡。官僚主义的国家产生于无政府主义，奴隶主义产生于自由，极端的民族主义产生于超民族主义。
俄罗斯文化的人马座的双重性，它内在的矛盾性和断裂性，使得俄罗斯文化总是来来去去寻找它应有的原则和界限而形成期很长。
（三）二元结构的统一性
与俄罗斯文化的二律背反的双重性和非东方非西方的矛盾性相联系的是俄罗斯文化深层的二元结构的统一性。
费多托夫认为，要解开俄罗斯文化之秘这道难题，唯一的出路就是放弃一元论，把集体主义灵魂作为对立面的统一来描写。把对立面的统一归纳成相反的两种类型。那时文化示意图将不再是一个圆，而是一个椭圆。它的双焦点形成一种应力，这种应力使不断变化的共同体的生存和运动成为可能。
也有人把俄罗斯文化的深层结构看成是一个双黄蛋。不论是双黄蛋还是费氏所说的具有两个焦点的椭圆，俄罗斯文化具有的两个中心总是不断地进行斗争和合作，将两个对立面（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爱与恨）的吸引和排斥综合在一起。这两个文化内核的价值观，内部发展和外部运动的目的是互相对立的。俄罗斯文化内部的两极分化，统一和分裂的力量不断较量，互相交错，充满戏剧性，冲突剧烈，斗争后果无法预料。这一切在社会民族文化统一的形成和发展的不同时期表现各不相同。一会儿是深居简出和游牧生活，一会儿是西方化和斯拉夫主义，一会儿是联邦和帝国，一会儿是革命和反动派。在两个文化内核之间发展的思想冲突是“文化骚乱”的强大源泉，同时又是文化多样性和文化自我发展的强大动因。正是俄罗斯文化深层的二元结构又生长出竭力冲破二元结构奴役的因素，它们用“跳跃”，“冲破”，“爆炸”的方式，进行新的出乎意料的急剧质变，以便克服内部充满冲突的二元结构。由此产生了俄罗斯社会和文化史上经常发生的民族发展速度和节奏的灾变说，历史发展过程的中断性伴随着社会文化的巨变和文明种类频繁交替。
在发展的各个时期俄罗斯文化都力图走向统一，在某一领域走向综合。但是，这种统一和综合最终还是未能实现，而且逐渐被促使走向统一和综合的同一种力量所破坏，又不得不换一方向从头来寻找统一，寻求综合，这也促进了俄罗斯文化的特殊韧性的形成，使得它能适应各种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堪忍受的社会历史条件，在民族灾难时期，在社会历史的地震时期具备惊人的生存能力。
（四）时空超越性
文化学中的时空概念是由前苏联时期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提出来的。人们借用文学艺术的时空关系和艺术控制的相互关系来表现俄罗斯文化及其发展的时空概念。在文学艺术中，时间和空间的标志进行融合。时间被缩短，被充分利用，在艺术上变成了看得见的东西。空间被压缩了，被拖进了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中。时间的标志在空间中得到了揭示，空间可以用时间来思维和衡量。这种时空的交叉融合在文化发展中也同样出现。
现代研究世界各民族形象的权威人士加切夫认为，俄罗斯生活的特点表现在巨大的时空距离中。俄罗斯农村和俄罗斯首都彼此在空间上相距只有几俄里，而在时间上却相距几百年。这种各时代时空的融合不能不让互相排斥互相矛盾的东西混合交叉。最现代最先进的东西却是用最古老的东方专制的野蛮方法建立起来的。最崇高的精神，最雅致的作派（例如俄罗斯上流社会的贵族派头）就是用对本性和感知能力的高压方法来获取的。一个极端是专制的政治制度，落后的风俗习惯，对个人价值的轻视，目无法纪；一个极端是高雅的精神生活，如文学、音乐、绘画。这两极将俄罗斯人的生活方式隔断。俄罗斯文化不断穿行在生活的两极，用最抽象的精神道德和宗教哲学的探索来补偿俄罗斯人一成不变的平庸生活。
俄罗斯文化思维方式的时空差距性不仅表现在空间和时间的关系上，而且还表现在价值观和思想的表达形式方面。由于存在俄罗斯文化核心的二元化，俄罗斯生活现象五花八门，难以捉摸。俄罗斯精神常常不是处在理性逻辑范围中进行抽象的理论思索，而是要求直接表达激情的艺术形式，以消除时空上的无限性和矛盾性。俄罗斯的实质用造型艺术和视觉艺术难以表达，因为这些艺术手段要求稳定严密的空间。能表达俄罗斯历史非理性发展的，主要就是宗教思想，尤其是非正统的多神教思想和其它异教思想，还有就是音乐和文学。
（五）基督宗教性
从基辅罗斯受洗，基督教成为俄罗斯的国教，基督教精神逐渐与俄罗斯民族的天性相融合，沉淀在俄罗斯文化的深层中，可以说，俄罗斯文化的基本命题是宗教，俄罗斯文化的首要特质是基督宗教性。当欧洲的文艺复兴把古希腊文化融合进基督教文化而孕育出欧洲现代文明时，俄罗斯人却真正把基督精神继承下来了。世界上任何受基督教浸润的民族都会把追寻上帝、寻求上帝的拯救作为永恒的意向和问题。俄罗斯文化的基督宗教性也不例外。然而，俄罗斯文化的基督宗教性更有它的独特之处。
首先，俄罗斯文化的神性意向是以受难意识为基础的。在俄罗斯人的眼中，基督是受难的象征。通向上帝的道路，是受苦受难的道路。这是唯一的道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通过自觉地忍受苦难而接近上帝，以获得痛苦的满足与自我肯定，这种深切的受难意识，使得宗教虔敬感有了独特的含义。
其次，俄罗斯文化的基督宗教性坚持宗教感的绝对至上性。不能用道德来取代宗教，更不能把道德置于宗教之上。俄罗斯民族有着深厚的道德传统，厚重的道德感也是俄罗斯文化的重要特征。这种厚重的道德感与基督精神中的道德追求是一致的。但是决不能把道德视为普遍的、至高无上的法则，以至于取而代之宗教，甚至凌驾于宗教之上。那样就会出现价值的颠倒。十月革命后流亡巴黎的俄国著名宗教哲学家舍斯托夫在评论托尔斯泰迫于内心矛盾而宣扬“至善即上帝”时指出，这与尼采宣告“上帝死了”是同一个意思（注：刘小枫.从绝望哲学到圣经哲学——舍斯托夫与俄国形而上学批评.宗教，1988，（2）.）。
再次，俄罗斯文化的基督宗教性是基于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别尔加耶夫曾说过，人性论是俄罗斯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它是俄罗斯思想的最高显现。俄罗斯优秀知识分子从宗教的高度进行探索时，往往关注的是人类的命运，希图借助宗教的力量来开辟人的精神出路，把人对基督的皈依看作是人的自我价值的追求，人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
收稿日期：1999—09—01